对那位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充满了景仰之情，佩

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当我读到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并且向钱先

生有了较多的请益之后，便总是把他伟大的人格和特立的风格

奉作自己的人生楷模。我常常想，尽管我们不可能学到钱先生

那与生俱来的天分和才情，也不可能企及他那异乎寻常的睿智

和学养，但是，倘能不时徜徉于其戛戛独造的学术境界，我们

的识见必能得到充盈和提高；倘能坚持踵武其冲和澹泊的人生

态度，我们的心灵必能得到净化和升华。因此，我不顾自己资

质之鲁钝而刻意效法钱先生的容止风范，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

机会向朋友们推介他的风骨人品。有朋友乃戏称我为“业余作

家、专业钱迷”，我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说法，因为这太抬举我

了。在本文中，我想向读者介绍的，仍然是钱钟书先生的人格

与风格。

温厚人之尖刻文

钱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

同”，“所谓‘作者修辞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

人’，未宜混为一谈。”我们读钱先生的书，亦应本着这样的

态度。多年以前，我读钱先生的小说、散文，从中发现，天地

间的众生相，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也无论是伟大人物抑或是

芸芸小民，从言谈到举止，从外表到内心，几乎都无可规避地

被他用极为辛辣的文字，进行了一番着实的讽刺。例如，《围

城》中描写高松年老于世故、骗人有术，有这样的句子：“高

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维妙维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

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

又如，《写在人生边上》中描写某些文人之弄文学，“仿佛旧

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

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

行从良。”诸如此类，语极犀利，能够入木三分，绝无曲学阿

世之情。于是，想象中便以为他是一个很尖刻的人。后来，我

又读钱先生的学术著作，知其于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化典籍无所

不窥，对文史哲经诸学科颇有非同凡响之心得，特别是读到他

痛斥黑格尔之鄙薄汉字为臆见矜高和指出王国维引叔本华以

解释《红楼梦》实出误会等等，更为其学识的丰赡广博和见解

的高妙独辟而震慑惊倒。当我请业师郑朝宗先生作绍介，拟前

往北京当面讨教而被他拒于千里之外时，感到钱先生为人太过

决绝，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于是，想象中又以为他是一

个声色俱厉的人。直到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当我终于进入座落

在北京南沙沟的钱先生寓所，握过他那双绵软的手，坐在他巨

大书桌对面的沙发上，面对他那睿智而慈祥的面容，听他侃侃

纵论天下大势、文坛旧事和为文之道时，我才亲身体会到，钱

先生乃是一个极温厚的人，以前的印象实在是大谬不然。从那

以后，我得以经常在钱先生面前亲聆教诲，受益无穷。

高位官之文人气

钱先生自称“是一个比较retired person (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

力图站在“人生边上”，对声名利禄都取超然物外、避之唯恐

不及的态度。1982年，钱先生推辞不掉，担任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后来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两个职务，

应当说是不小的官了。但是，钱先生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

“官”，还是一如既往地坐拥书城，专心著作，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还是那个散淡的人，没有一点架子。

某国有个名声很不好的传记中心，只要给钱，无论何人都可被

捧为名人。最近一个时期，某些中国人趋之若鹜，争相出资，

以入该剑桥人名词典为荣。与此作为对照，钱先生在唾手可得

的声名面前，却丝毫不为所动。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欲授以荣

誉博士学位，乃坚辞不受；该校以为钱先生是因年高行动不便

而推托，便称可以委托他人代领证书云云。其实，钱先生之女

钱瑗教授当时就在香港，钱先生却秘而不宣，坚持婉言谢绝了

该校的美意。

钱先生博识多闻，学贯东西，有多家学会、刊物欲请其任顾问。

钱先生皆大泼冷水。他多次说过，所谓“顾问”，常常是只顾

虚名而不问实务；顾此而失彼，问东而答西；一顾倾人城，一

问三不知；因此，大可不必设“顾问”之类的职务。近年来，

纪念会之风大起，钱先生亦深不以为然，认为大凡此类会议，

无非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

明不白之冤钱也。”虽是解颐妙语，却也能鞭辟入里，足以警

世。

饱学士之谦逊词

钱先生认为：“学问文章之起家树誉，每缘巧取强致，行事与

《阴符经》、《鬼谷子》、《计然策》冥契焉。”在给我的信

中说过：“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搀和

成的东西。”又曾在《围城》中对伪学人假文士之欺世饰伪、

沽名养望、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予以彻底揭发。与此成为对照

的，是钱先生本人。他几十年钟情于书，默然而存，不求闻达。

有论者著文研究钱先生之创作与学术成就，他往往极力劝止，

并称此举为：“刻画无盐，疏凿混沌”。钱先生律己甚严，对

所著诸书皆不十分满意。他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

很满意。”他把《谈艺录》说成是“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

批评”，把《管锥编》比作“木屑竹头”，把《宋诗选注》视

为“模糊的铜镜”，把《旧文四篇》称作“贫薄的小书”。这

已成为常经惯例。

我所亲历的一件事情令我感触良多。在某机关的档案里，我曾

见到钱先生填写的一份表格，在“懂何种外语”一栏中，赫然

写着的是：“粗通英、法、德、意语。”相形之下，我们素常

所见的某些自称“精通几国外语”的伪学者们的嘴脸，就显得

丑不堪言了。

钱先生的谦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很能使人的心胸宽广起来。

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有一次，我发现有位青年写了一篇文章讽

刺我，语极刻薄，我想到学术界目前少有批评与争鸣的空气，

就将其收入我当时正在编的一本书中。钱先生知道后很高兴，

鼓励我说，欢迎批评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是有实力，批不倒；

二是有胸怀，经得起。后来，我同这位青年成为朋友。

狷介者之沉痛语

钱先生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

之事”，因此自谓：“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

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老来岁月，更 无闲气力作人情。”

以钱先生之阅历和识见，当然洞明世态，了然人情，他之厌恶

应酬、谢绝记者、自甘淡泊、不喜张扬，乃是为了专心致志做

学问，为中华文化做建设性贡献。但是，他的这种境界为许多

人所不理解，有人硬是要把他拖到是非圈中来。当年《围城》

初版时，他就曾被批判。后来，他又因《宋诗选注》而被指为

“资产阶级白旗”，颇有人欲拔之而后快。“文革”开始，他

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送进“五七干校”劳动，强迫进行

世界观改造。这些苦难，他都默默无言地忍受下来了。但是，

近年来，商业气息上扬，人文精神下坠，社会上“一切向‘钱’

看”的影响及于各行各业，甚至学术界也充斥着“市侩化”倾

向。钱先生本来无意于过问此类事，后来实因被侵害过甚，不

容他再保持缄默，才迫不得已站出来，沉痛乎言之。

《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有十多种盗版书招摇过市。

或说钱先生诉诸公堂，乃一笑置之，不闻亦不问。断无某报所

谓“食不宁”之事。后有关机构查办版权问题，坐事者惶惶然，

有二、三人携银求谒，阴图“私了”。钱先生一概拒见，并告

友人曰：天下本无事，贪夫自扰而复扰人，可叹可恨！某出版

社未经钱先生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并予以出版，牟取暴

利，一面自吹其“学术价值”，一面自辩其赚钱有理。某出版

社出版《围城之后·围城续集》，本是侵权行为，某报却称事

先曾征得钱先生本人认可。诸如此类侵权并伤害作者之事一而

再、再而三地出现，钱先生被逼无奈，只好站出来。在诉诸法

律的同时，他说，对于一个出版社也好，一个新闻记者也好，

一个责任编辑也好，不能只顾眼前，也应该讲一点职业道德。

法律应该是公正而周到的，但不应忘记高于法律的还有道德准

则，它的价值，它的力量，会更高更大，它需要通过作品来体

现，更要以文化人的自我铸造来换取。以为崇高的理想，凝重

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化的

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

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去真正进步的可能和

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

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大家都要做有高尚品格的人，

做有文化的人，做实在而聪敏的君子。这段话在学术界引起极

大震动。

对某些学人不潜心学问文章，而一味热衷于在名利场上驰逐，

钱先生也很不以为然。钱先生常常给人以热情鼓励，意在奖勖

后辈学者。他没有想到有人却借此进行自我标榜。有的人为了

证明自己同钱先生关系密切，逢人便出示钱先生的来信，却没

有看懂信中对收信人的批评，难免贻笑大方。更有甚者，竟自

诩云：“本人学问高超，连钱先生都说他不如我。”后有好事

者以此语质之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如他，是事实；我没

说过这话，也是事实。”此等语又岂是那些大言不惭之辈所能

道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