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敬爱的朱德熙先生
我是在1960年底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的。在此之前，我读过朱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
》和北大中文系《语言学论丛》上两篇研究战国文字的论文。作者分析问题的深入细密、论
证的有力和文章的简洁流畅使我深为折服。这两篇论文激起了我对战国文字的浓厚兴趣，并
使我对作者产生了景仰之情。在50年代，吕叔湘先生和朱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风行
全国，影响很大。我当然是通过《讲话》知道朱先生的。不过由于我的兴趣在古文字方面，
那两篇论文对我的影响要比《讲话》大得多。
先生为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却没有为先生做过什么像样的事，甚至连先生要我做的事也没有
认真去做。先生曾屡次跟我和李家浩说，应该把我们三个人考释战国文字的成果编成一本书
。他的设想是这样的：打散已发表的有关论文的内容，按资料门类（如简、帛、金文、玺文
、陶文、货币等）来编；书末加索引，逐字注明哪个字的考释主要是我们之中哪个人的意见
；卷首加两篇文章，分别讨论战国时代各国文字的特点和考释战国文字的方法。由于我没有
按照先生的意思积极去做，直到先生去世，书还没有编出来。这是我最内疚的一件事。先生
逝世以后，再按照原来的设想来编这本书显然是不合适了。我和家浩准备把先生关于古文字
的论文（包括跟我或家浩合写的）编一个集子，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印出来。但是即使编
印出来，先生也看不到了。我对不起先生。
1993年2月5日夜写毕
《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编后记
在出版事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华书局愿意出版这本读者面很窄的文集，值得我们钦佩。总
编辑傅璇琮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李解民先生给予的帮助尤多，谨致衷心的谢意。
裘锡圭、李家浩谨识，1993年8月30日，时距先生辞世已逾一年。
《裘锡圭自选集》跋
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的书的出版，除《文字学概要》外，先生都未及见，思之不禁泫
然。
裘锡圭
1994年1月30日
1999 郭店〈老子〉简初探
把《老子》形成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老子》确为老聃的弟子或
再传弟子所编成，其成书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或稍晚一些的时候，下距郭店《
老子》简的时代一百几十年。
2000 帛书〈要〉篇释文札记
《丁》的第一行释文……有不见于《乙》的“肴有”二字。后者也应是残帛片上的字，其原
来应有的位置恐怕很难确定。（校按：在这次借来的照片上没有这些字。）《丁》的作者在
《帛书释〈要〉》中，根据“肴（爻）有”二字，断定“帛书《要》篇的第一、二两行的内
容，就是今本《系辞传下》的第十章”。此说似难视为定论。
2001 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20年代到30年代，疑古逐渐成为古典学界的主流思潮，传统的古典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清
算。经书的神圣外衣完全被剥除，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有不少书被看作汉以后的
伪作（这里所说的书包括书中的单篇）。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这一
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古典学的面
貌。
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
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
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
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
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要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
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
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
quote:
能不能据简帛中所引古文经及佚《书》而为《古文尚书》翻案呢？恐怕不行。裘锡圭先生
对于近年来把《伪古文尚书》当作真《尚书》来引用和据郭店简为《古文尚书》翻案的学
者，作了中肯的批评，证据充分。
重申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提醒大家注意防止不恰当的“趋同”和
“立异”。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郭店简的考释和研究，也适用于其它古文字的考释和研
究。
在这个意义是，我赞成裘锡圭先生提出的“古典学”来代替“古史学”这个概念[1]，以与
狭义历史学意义下的古史学相区别。
2002 关于〈孔子诗论〉
怀疑被释为孔子的那个合文，也许应该释为‘卜子’，指卜子夏
究竟是孔子还是卜子，要等上博简全都发表了才能论定
读了马先生的考释，我已经完全被说服，那个合文确实应该释为‘孔子’，说诗者确是孔
子。我的怀疑是错误的。”
quote:
裘锡圭先生《关于〈孔子诗论〉一文》认为，此处的“”字应为“隐”。
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在其《关于〈孔子诗论〉》的文章中说：前年开新出简帛研讨会，他在
会上有个即兴发言，怀疑被释为“孔子”的那个合文，也许应该释为“卜子”，指卜子夏。
现在在关于《孔子诗论》的考释中，已经把有关的资料都介绍了，那个合文确实应该释为
“孔子”，原来他的怀疑是错误的。裘先生这样释读《孔子诗论》中的一段话：“孔子曰：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他解释说：诗言志，乐表情，文达意。但诗文之志不见
得一目了然，乐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听出来的。孔子之意当谓，如能细心体察，诗之志、乐
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隐”有不可知之意。孔子说诗，也就是要明诗之志。
陳劍先生：「仔細體會，《木瓜》原文說『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對方投我以薄，我
報之以厚，孔子從中看出的是『我』希望對方待己以厚，是為『未得達』之『藏願』﹔己待
對方厚而對方待己薄，因而心中有怨﹔藉著回報對方的機會，用以厚報薄的方式將『怨』表
達給對方知道，是為『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見裘錫圭先生，〈關於《孔子詩
論》〉中轉引，《國際簡帛研究通訊》，2002.1第2卷第3期﹚
2002 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
上博缁衣07
裘锡圭以左旁为“误摹之形”，谓“或许就是‘道’字所从的‘辵’旁的误摹。”
裘錫圭先生以為此字是「道」字錯寫
上博缁衣17
裘锡圭先生以为“义”为“敬”字误摹，且“‘义’上一字，《上博》释‘幾’，但其下部
与‘幾’字写法不合，疑亦误摹之字，或许竟是误摹与‘缉熙’相当之两字为一字，待
考。”
上博缁衣21
陈伟先生以为郭店字形系“坏”之讹体，读为“怀”。裘锡圭先生分析上博简字形而从陈
说。
上博缁衣24
簡文用為「龜」，但龜、黽形近易混。而《上博‧缁衣》簡24相應字作「昆」，裘錫
圭先生指出二者皆應視為「龜」的形近誤字
上博性情论
但裘锡圭先生在会上提出，上博简《性情论》中与“交”相应的字，实作“室”下加“心”
之形，可知“交性”应改释为“室性”。因“交”、“室”形近，被郭店简抄书者写走了
样，致使误释。这个可加“心”旁的“室”字，裘先生认为应读为与“室”音近的“实”。
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
有的学者从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重
申“交性者故也”，当为“室性者故也”，读为“节性者故也”，“用来节性的‘故’，也
应该包括儒家经典所反应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
后又在《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
（下简称《“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提出，“‘室’是书母质部字，‘节’是精母质部
字，上古音的确相当接近。……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词，有可能是音、义都跟节制的‘节’非
常相近的一个词，也有可能就是节制的‘节’。”
裘锡圭先生在《“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中曾引《荀子·性恶》中的“圣人积思虑，习伪
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一语，指出“‘习伪故’与‘积思虑’为对文。‘思’、‘虑’义
近，‘伪’、‘故’之义亦应相近。……‘故’字在古书中的用法，跟‘伪’颇有相似之
处。”
“故者，以利为本”一句，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理解为孟子的正面言论，释
“利”为有利，赵岐、朱熹、焦循等持这种看法；一种与此相反，是理解为孟子反对的言
论，释“利”为自利、利害，陆九渊、黄彰健等持这种看法。裘先生同意后一说，并批评笔
者释“利”为“顺”，是有问题的。
2004 谈谈上博简〈子羔〉篇的简序
十三号简之后，应该接讲尧舜之事部分的第一简，即原来的一号简（此二简之间有无缺简已
不可知）。
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悦（博？）……□而和。
八号简下端完整，上部残去一段，可容十一或十二个字。五号简上下皆残，其在整简中所处
的位置不易确定，但下部无疑也残去了一些字。看来，《子羔》篇原来的简文除言礼之语
外，一定兼有言乐及言政之语。从《容成氏》‘与之言乐，和以长’之文来看，八号简的
‘□而和’很可能是言乐之语的残文。那么，《子羔》所记当是先言礼，继言政，最后言乐
的。不过政也以和为贵，也有可能‘□而和’是言政之语的残文，其前已经完全残去的一句
是言乐的。
此简‘睮’字疑亦应读为‘由’。‘道’在此用为动词，古书中有‘由’、‘从’、‘行’
等训。
quote:
裘先生将简七与简十四缀合，并释出简十四开头的“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