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和 (布萊梅Bremen大學法律系)
…在環境污染的因果追索中，究竟經濟與社會的部門如何勾結，始終看不到比較好的討論；比方說台灣吧！從來都沒有人能夠解釋，究竟經濟、政府與社會系統如何的聯手，一起讓台灣的資本主義走到必須放棄自己國家的地步！土地、水、空氣的條件是那麼樣的惡劣，勞動者是那麼樣的充滿敵意…
—James O’Connor，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
所謂環境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chhaltige Entwicklung），在今天的產官學語言文化中，已經變成一包裝過的、近似道德層次的普遍共識，假如我們先忘記台灣一些不識相的資本家赤裸而低級的語言暴力的話。也就是說，在一普遍的意識塑造的面向上，今天再去討論環境保護如何的重要，恐怕是一不太合時宜的事情，因為它早已變為一近似圖騰的符號象徵！比較有意義的，可能是直接去理解分析社會的具體關係及力的結構，試著釐清一明確軌跡，看看環境議題究竟在其內的語言使用及利益折衝上扮演如何的比重，才能真正瞧瞧，所謂的環境永續發展是怎麼樣的發展法。就一非常粗略的層次來說，環保與工人運動大致上都是以資本的利用為對抗對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感到興趣的是，在工人運動的意識工作中，「環境議題」的定位及內涵層次究竟為何﹖是如大字一二般的當然承接無誤，還是有意義的確實納入自己的利益及行動結構中﹖這不只在所謂新舊社會運動的學院討論中有其價值，重要的是，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之力的結構衝突中，我們更能從中理解，以「資本」為主軸的利益體如何自我演變﹖以及對它而言，在意識及非意識的面向上，環境與工人運動勾聯著什麼樣的關係﹖發生出什麼樣的效果﹖假如說，一個社會解放的運動還具有價值的話，這樣的理解工作就不至於突兀而無意義了。
— 台灣 —
就目前而言，台灣的工人運動可以約略粗分出三個系統(註一)：第一個是由過去的勞工法律／運動支援會衍生至今日的勞工陣線，第二支是過去在勞工陣線、自主工聯的動員系統中被吸納進來，而今天獨立（至少在形式組織上）、自行串聯的大型工會聯合，第三類則是由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為主軸的一個工運行動路線，基本上雖以議題的隨機串聯作為它的動員依據，但組織上亦已形成一定的封閉性結構，包括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婦女團結生產線及希望職工中心等。原則上，第三支的工運系統自始標榜一個純階級性的、以勞動者之經濟鬥爭為核心的路線，即便觸角邊緣地伸入其他領域及系統（如政治），在理解上也絕對不會脫離它的主軸，這可以從它的運動／議題形式選擇（反勞基法、反健保、秋鬥、工殤、勞工鬥陣相挺大遊行等），以及代表性的刊物「台灣工運」中的言論及意識宣傳中看出，這支路線刻意與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甚至批判其他工運系統曖昧不明的軌跡非常明顯。因此在這一條工運路線上，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與環境運動有關的處理，或是與其他環保團體有議題或行動上的合作串聯，即便有，也無有意義的、以其工運脈絡為主軸的思考出現。
至於勞工陣線系統，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不論如何的稀釋，這支系統與民進黨的新潮流派系維持緊密的人／事關聯，其實是不爭的事實，即便在過去那個台灣大型工會之動員掌握在其手的時代中，這樣的思考與利益的結合與衝突亦從未消失過。在勞陣的領導階層雖有工會的人士參與，但原則上整個意識、策略及行動的經營及掌握均在具新潮流流員身份之政治運動者手中，也因此，在一些勞動階級經濟利益外的政治議題中，不論是否為民進黨所操作主控，勞陣系統總是以一比較開放的態度去面對，因此加盟、合作、支援，不論什麼樣的運動形式（遊行、聲明、聯盟式的結合等），勞陣總是不曾缺席。在環境保護的運動上，這樣的觀察亦得到充分的印證。嚴格說來，這個由專業的工運者組成，與基層工會，或說工人為主體的思考相對有一定脫節（特別是相較於工委會系統）的工運組織，在現實層次的運動議題經營上，原則而言具有比較明顯而清楚的政治敏感度，也就是說，不會或不止會侷限於勞動者的經濟性議題，其背後的政治性目標常十分清晰，比方歷年來的勞動憲法、反金權、公營事業民營化中勞工參與制度等，都可清楚看出。大致上我們可以說，雖然在環保運動上並不少見勞工陣線的足跡，但基本上勞陣內部並沒有作任何議題化層次的處理，在整個以工人運動為主軸的思考中，「環境」並不具任何份量，因此在他們眼中自然不會觀照到有關的利益衝突或互動的問題，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可能性！這種因政治運動而政治運動的事實，當然不能直接斷言勞陣領導者未曾思索或虛假的支持環保運動，但兩者間的思考未曾勾聯，必須加以釐清。
比較有趣的，可能就是第二支工運系統，也就是完全以工人為主體的大型工會。這支工運（較好：工會）路線的特色是，它完全專注於自己切身的利益（比方公營事業工會之於民營化的問題，郵政電信工會之於郵電開放，台塑工會之於石化政策，桃勤工會之於長榮經營第二地勤），對於其他議題抱持比較謹慎保留的態度，特別是形式上與工人利益無關的事項，因為在一公司廠場中並無任何有意義的政治目標認同或整合可言。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這支工會運動路線便顯現出一些與前兩者截然不同的形貌；讓我們來看看下面兩個例子：
(2)、1997年：南韓綠色聯合人士在台電進行落髮絕食抗議，反對台電將低放射性廢料輸往北韓；台電工會理事長表示，這是南韓意圖移轉金泳三鎮壓勞工事件的陰謀，台電工會不惜採取激烈的反制措施。
— 德國 —
首先我們必須認知到，由於歷史發展條件的不同，德國在單一工會（Einheitsgewerkschaft）的主軸上發展出今天工會力量不論質量均十分可觀的面貌，因此德國的工會有足夠的力量建制一結構極其完整的官僚系統，雖然它與基層工人保持十分緊密的層級橫縱關聯，但非常清楚的，在工會政策，或說：工會意識的塑造經營上，這樣的官僚系統擁有它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再配合知識界的形式與實質上的合作關係（註三），這樣的現象便十分常見，也因此在各個不同的領域及議題，其實應說在全部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上，德國的工會運動均有一套相應此客觀條件的意識觀出現；不例外的，對於環境議題而言，德國的工會系統亦有一相當的處理。拋開一些討論及爭執不談，我們先看一形式層次比較高的文字：德國總工會1996年11月通過的新綱領中，第二部份處理經濟的形成，其下第二項標題為「生態性的成長與改造」（Oekologisch wachsen und umsteuern），當中有一些有關環境／經濟議題的綱領提出：
〝…經濟本身並非目的；經濟必須滿足人類的需求及社會的目標，對於工會而言，充分就業、分配正義及生活品質的提昇便是經濟行為的首要目標。這些目標彼此緊密不可分，以共同追求一世界的永續發展、質的成長及符合社會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
〝…我們的目標是追求一預先維護、而不是事後補救的環境保護；因此對於空氣、水及土地資源的負擔必須控制，務必使能夠避免的危害絕不發生。農業及工業生產必須符合生態的必要性，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植基於排除物質、永續、再生及節省資源之生產方式的循環經濟及工藝生產。我們反對將危害環境的產業移往外國了事，我們主張符合生態觀點的改造現有的產業，當然，這必須滿足一前提要件，就是如此的生態性改造必須兼顧它的社會影響，也就是說，社會影響必須與生態的必要性一併權衡…〞
〝…一經濟上具有競爭力的、安全的、符合生態要求的能源政策，屬於社會生態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從經濟、社會及生態各個角度，工會主張一儘可能儘快放棄核能的能源政策…；（一個新的能源政策）必須觀照到它所可能涉及的經濟、社會、生態、科技及社會政策上的影響。〞
顯然，在經濟的生態形成上，工會雖不斷強調生態及環境對人類生活之關鍵性地位（當然，這裡省略），但它留下了不少伏筆；進一步言，在經濟發展的主軸上，在具備一定前提的狀況下（亦即勞動者的利益，如勞動環境的人性化Humanisierung der Arbeitswelt，以及成為顯學的：企業內的環境保護），不言可喻的，工會必須主張及捍衛一健全發展的，換句話說就是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再赤裸一點的說，經濟與環境必須相容，經濟不是主宰，但是在不能或無法相容時，工會雖未明說，但文字上隱喻顯然，一個以競爭力為取向的經濟運作可能才是最後的指標，這其實無異於：經濟反過頭來還是主宰！從工會方面最重要的論壇「工會月刊」（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數年來有關環境議題的一些討論中，我們亦可得到相同的線索，如1994年4月的「生態改造創造更多價值﹖」（Mehr Wert durch oekologisches Umsteuern?）以及1996年3月的「環境據點：德國」（Umweltstandort Deutschland）的專號中，一些討論者雖認識到了這樣的弔詭（也就是說，其他一些人沒有！），但刻意模糊的結果，卻反而突顯出前述的相同結論（註四）！再看看一些工會官僚系統中的領導者所作的一些政策性的宣示文字（註五），更可以發現，工會對於環境議題的思考，完全是站在一「環境保護可以為環境保護產業帶來春天→帶來就業→符合工會及工人之利益」的角度出發，其關懷及意識行動的面向指涉非常清晰。總而言之，在工會的制式思考中，「環境」其實只是生產條件的一部份，是一項相當影響生產力的變因，是一支配資本的重要背景條件；但基本上，工會並未將「環境」一併納入生產關係的範疇中來處理，在它的眼中，環境雖是一必須認真加以看待（所謂工會的社會及自然政策），同時在它的主觀判斷中也會對勞動者帶來經濟利益的客體，但這樣的授益關係不是來自於「環境」對生產關係（資本與勞動之間）中任何的支配功能，而是來自於一透過資本所生的間接效果！換句話說，「環境」是生產條件，無涉生產關係，其結果，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生產條件（Produktionsbedingungen）與生產關係中對勞動者的剝削形成了另一種矛盾（註六），工會在這樣的脈絡中反而成為這個矛盾的最佳見證者！
在德國的工會運動中，這種在環境議題上，工會的思考與新自由主義愈形愈近的現象，其實早有許多學院的觀察出現（註七）；以下我們再從另一角度觀察，以對照出工會意識上對於環境議題的特殊處理：在綠黨中有一支被稱為「生態自由主義者」（Oekolibertare）的派系，他們主張一勞動世界的徹底改造，也就是一以個人、而不是群體（當然，指工會）為主體的工業關係的形成，最明顯的即是個人工時的彈性化；此外他們亦主張環保工業的自由化，也就是透過自由的市場競爭以同時刺激環境保護及就業，一舉雙得。在如此的政策基點上，顯然工會必須極力反對所謂工業關係的個人化主張，因為那無異挑戰自己存在的價值；但在環境的議題上，工會同樣主張環境工業的自由競爭，卻令人懷疑工會對於環境／勞動對立互動關係的思考在那裡，因為一昧的一廂情願（〝兩者互利〞）也罷，在真正的衝突對立場合，工會不會有像綠黨一般比較完整的「環境」立場及思考，反而只能在所謂「考慮其社會影響」的煙霧中徒然抹去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已。
— 結論 —
一、雖然在德國的工會陣營中不乏有人提出警告（註八），但基本上，德國的工會並沒有認知到、或甚至否認它接受了一霸權意識型態「經濟／生態、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對立」主宰的不幸事實，反而在不斷突顯其環境關懷（總體、個體，巨視、微觀）的同時，暗自以其「勞動利益」為主軸的提出捍衛資本的意識主張。德國工會在環保領域上，符合新自由主義以及許多後現代／後工業論者所謂資本、勞動不再對立的論証。台灣的工會運動在「專職工運」層次上，並未觀照到勞動／環境議題，不論對立面或一普遍的層次；在以大型工會為主體的所謂純粹「工人」運動上，環境保護利益被視為直接對勞動利益的挑戰及威脅，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中，資本的間接仲介性質反而被忽視跳過，這與台灣此階層之工會運動缺乏自己獨立之官僚及知識建構系統有關，不同產業類別的聯合又因法令的被惡意曲解而遭禁止，使「環境」普遍層次的議題化條件更形惡劣。
二、許多新舊社會運動的觀察者均以為，屬於舊社會運動的工人運動，因資本關係的全球化（Globalisierung）、國際分工體系及利益移轉（即與資本利益一致，對抗境外競爭者），原則上已式微；而理想性及政治性均較高的新社會運動，亦因社會日益多元及分裂、區隔的發展，逐漸錯失脫離原先廣泛的政經社解放目標，變得只能在當前的社會關係中，繼續維護運動本身各別的集體利益（如婦女、環保）；而即便有將工人運動納入新社會運動之討論脈絡中的說法（註九），原則上對此也無不同之觀察出現。簡單的說，左派識者均以為，工人運動的危機在於，它的意識及視野已變：由階級鬥爭轉變為國家鬥爭，由罷工行動轉變為消費者杯葛思考，由與資本的對峙轉變為與國家官僚的對抗。工人運動是否在今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變質而居下風﹖至少在環境議題上，我們看到了不幸的支持論據。
三、工人與環境保護運動，在一社會解放的共同目標下，能夠作什麼樣的結構性串聯﹖在今天不利的政經社條件下，這樣的期待並不樂觀；以台灣及德國為例，以工人為主體的思考無法擺脫與資本在某些條件下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傾向，非工人身份的工運或知識人士雖能觀照至此，但運動策略選擇的侷限，使其能做突破制式思考的可能性大為減低，這在工會擁有獨立及強大之官僚、意識經營系統的德國此然，在某個程度上政治性特高的台灣工運界（如勞工陣線）中亦難例外。
註一：這裡必須省略帶有半官方色彩的各地總工會系統，基本上在一定義中的工會運動語彙中，它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
註二：在德國的學院討論中，稱之為典型的Arbeitsplatzargument，是各工業國家中屢見不鮮的主流意識，特別在有關工會系統中的環境議題上，這樣的思考更是具有絕對性的份量。
註三：最明顯的，工會有自己編制內的法律、經濟、社會學者，自己經營為數眾多的基金會、學術及宣傳性刊物；這裡只舉出與本題比較有關的「經濟與社會學研究所」（Das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WSI）為例，它的學術貢獻，無論在質與量上均甚可觀。
註四：最明顯的是94年那期的一篇Sprenger, Umweltschutz und Wirtschaftswachstum，作者認為所謂兩者無窮盡的對立，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透過環保的阻撓，所引起的某些地域產業的損失，事實上可由因之所引致的其他地域產業的利益而彌補」，所以「就經濟發展而言，環境保護不見得是危害」！
註五：僅參考一下比較新的幾本冊子便知，如同樣是由德國總工會主席Dieter Schulte所編的Global denken-sozial handeln, Hamburg, 1997; Industriepolitik im Spagat, Koeln, 1995以及Arbeit der Zukunft, Koeln, 1996中關於解決失業的工業政策及建議的討論，無不把環保工業視為愛寵新貴。
註六：James O’Connor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28, 1996, S. 27ff.
註七：如Bieber, Liberalismus und Gewerkschaften in Deutschland; Teichert, OEkologie und Freiheit; in: Nutzinger(Hg.), Liberalismus im Kreuzfeuer, Ffm., 1986
註八：如Heins/Zimpelmann, Umweltpolitik und Gewerkschaften, in: Jahrbuch fUer Arbeitnehmerfragen, 1995
註九：如J. Hirsch,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Berlin, 1996, S. 185;其他有關新社會運動的類似觀察，亦可見O’Connor, a.a.O.; Roehl/Magen, ZRSoz 1996, S. 1ff.(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