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及政治學著名的德裔美籍學者Hannah Arendt（14.10.1906 Hannover- 4.12.1975 New York），在1951年出版的第一本聞名全球的著作「極權統治的要素與來源」，其知名度雖然不及1963年所寫的，對以色列審判屠殺猶太人的〝專業〞納粹戰犯之訴訟的評論「在耶路撒冷的Eichmann」（Eichmann in Jerusalem）來得令人觸目驚心，但是Arendt藉著主要對19世紀中葉以來的歐洲政治史的研究，首先以過去學院中所未看到的特殊詮釋結構及角度，試圖解開歐洲兩個極權統治的政治體系—納粹德國及共產蘇聯—其形成的政治及社會意識背景的源由之謎，提供世人理解一個比獨裁／恐怖統治體系更駭人的「極權統治」的基本視野及方向，其實在政治史學上的貢獻絕不下於1963年之作，甚至常被稱為所謂「極權主義理論」的開山鼻祖之作（例如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1996年第28期第239頁以下的討論，或Goldhagen的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1996,導言中對Arendt理論的討論，或更清楚一點，第561頁的註釋43）。
就如同這本書的副標題所示，Arendt主要把解釋極權主義的形成，以歷史縱／橫的過程為主軸，分為反閃族主義、帝國主義及極權統治三個階段來闡述；簡單的說，Arendt以為，極權主義之所以產生，其源由在於歐洲民族國家（Nationalstaat）的衰亡上，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發達至一定階段時，為其社會結構特徵的階級社會轉變為群眾社會的過程中，民族國家將面臨解體與衰敗；她認為兩個最明顯而重要的依據就是：改造為政治整合操作之意識型態的反閃族主義，以及向外作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進而，在一定條件的配合下（特別是所謂歐陸帝國主義，即大日耳曼及泛斯拉夫主義的發展），蘊育了兩個以群眾運動及意識型態為形成及整合基礎的極權統治體系。Arendt特別強調，現代群眾社會最大的特徵在於：看似只汲汲於自己利益、漠視公共政治事務的多數群眾，其實對於特定意識型態最無招架之力，也就是群眾容易在意識型態的催化操縱下，搖身一變為特定符號或象徵（如民族）的狂熱支持者，形成極權運動及極權統治的絕佳且惟一的基礎（658，663及668頁以下）；極權統治與其他非民主的統治體系（如軍事或君主獨裁）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而且必須是一群眾運動（這也是眾所周知的法西斯運動的特徵）；它雖然跟一定的歷史條件有關，但本身並無一定的時空或歷史進程的限制，也就是說，在其基礎條件及環境具體時，極權主義的運動形式隨時可能再重生、再復辟，既使是在今天的後極權主義時代。就這一點來說，Arendt的極權主義理論倒與左派的說法近似（如R. Kuehnl剛出版的Deutschland seit der Franzoesischen Revolution），雖然兩者對於「資本」所扮演之角色評價不一，不過仍與德國刻意忽視群眾運動本質的主流的極權主義理論大相逕庭。
Arendt在第八章「大陸的帝國主義與泛運動」（472頁以下）中，對於歐陸的兩個擴張主義—大日耳曼及泛斯拉夫運動的討論，是我認為全書最精彩，也是最值得台灣為殷鑑之處。她認為兩個〝東方〞（相對於西歐的海外擴張主義）帝國主義運動的最大特徵，在於他們對民族／國家關係的恣意操弄：他們敵視國家，認為民族超過一切，只有民族才是不斷存續的永恆；他們認為一切的政治形式及活動（如政黨、官僚），都必須為民族所服務，也只有在民族的旗幟下，才能整合國家中紛擾的各種利益分裂及鬥爭（如階級衝突），因此只有建立一個民族文明及精神，形成一共同的民族意志，才是惟一的政治運動目標（489，505，575頁以下）。這種掩飾為人民惟一利益所在的虛假的神秘主義，神聖化了的、發揮凝聚群眾功能的意識型態，Arendt指出，知識份子的以虛偽學術外衣的形塑，恐怕扮演了最關鍵性的角色（353頁及479頁以下）；她在第479頁有一很好的評論：「…極權主義必須釋放知識份子一連串的迷信，利用其虛假的無知與荒誕，使其伴隨無數恣意與歷史斷裂的記憶，進而創造一種狂熱，一深度及內涵都遠勝過單純的民族主義本身所能顯現出的狂熱…」。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旗幟下，台灣內部並非偶然的相應出現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形式，如新黨在選舉期間同時操作國家與民族兩個符號的現象（顯然的，「中華民國」只是其另一種形式的泛民族運動），我們也開始從許多學院語言中，聽到各種不同外貌（最常見的如經濟或文化的宣傳：中國人的世紀）的相符論理或說詞。Arendt的這本著作，也許正悄悄的警告著我們，或許極權主義或統治體制不致重生，但群眾若不能正確理解及識破其本質，那麼台灣住民可能至少必須付出一定的慘痛代價，答案正在歷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