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key's Homepage - 臥虎藏龍兩岸爭鋒

文 / 藍麗娟

　早上，7點鐘。

　「人民廣場」站，上海市3條地鐵線匯集的樞紐。

　單單一個上海市，長住人口超過1,310萬，流動人口就超過600萬，逼近全台灣總人口。每天，超大量的工作人，搭乘這3條地鐵，把優質的個人競爭力，貢獻給匯集了全球500大企業中國分公司的上海市。

　往「陸家嘴」站－－全中國地價最高昂的地段，中國政府在上海建設的新興金融貿易示範區－－的列車，即將進站。

　昂揚的臉掛著傲氣，身穿名牌西裝、黑色大衣、腋下夾著公事包與報紙，行頭與品味，令你恍若置身紐約華爾街地鐵站。

　列車進站的前一刻，他們衝進月台。刷一聲，車門一開，他們弓起肩肘，用炒作上海B股的力氣，奮力擠掉身邊的人，再用勝利的眼眉，隨列車揚長而去。

　被擠下車的人，弓起身，面露兇光，用戰鬥姿勢迎接下一班列車，深怕搆不上成功之路。

慾望與恐懼

　在上海，即使是清晨上班的場景，你也能目睹中國工作人「爭著出頭天的慾望」。

　除了慾望，也有恐懼。他們深怕自己落後在經濟改革浪潮後面，墜入貧困深淵。

　「他們以前太苦了，現在說什麼都要擠進大城市，出人頭地，再也不要過那種全家穿同一條褲子的日子，」一位在中國負責招募人才的台籍幹部分析。

　慾望與恐懼，鞭策他們不斷向前進，成為全球500大企業、日、韓、台商爭相聘用的「優質人力」，也把他們鍛鍊成台灣工作人最需要畏懼的競爭對手。

　台灣與中國大陸人才競爭的對決，即將展開。

　首當其衝的，是20歲到30歲，兩岸的年輕工作人。

　「非常明顯，這邊的人，是台灣人潛在的第一競爭者，」蘇州明基電通中國營銷總部副總經理張安佐說。

　肯上進、很有企圖心、踏實肯幹，是台資企業對中國年輕工作人普遍的評價。這樣的特質，來自於艱苦的生存環境。

　李平，今年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1963年，他的父親大學畢業，就被政府「下放」到新疆。

　新疆艱困的生活，外界難以想像。李平出生以來，小學、中學都考第一名，盼的就是有朝一日考上北京大學，取得「翻身的機會」，到北京、上海工作，「再也不要回烏魯木齊，」李平幽幽的說。

　不論是西安、陝西、甘肅、遼寧，在中國，像李平這種出身的學生，比比皆是。從小養豬、養羊、掃地、收小麥，什麼苦日子都熬過來，生存壓力中，自然孕育出上進心、企圖心與肯幹實幹的精神。

　這樣的特質，最為外籍企業所喜愛。

　「我們做代工業，就需要這種吃苦耐勞的人，把每一個製程看得很緊，良率就會出來，」中國第一家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集成電路晶圓廠廠長鄧覺為欣慰的說。

　1950-1970年代，上進、企圖心、踏實肯幹的精神，曾經是台灣年輕工作人的寫照，也奠定日後台灣經濟奇蹟的基礎。現在，這樣的精神反而是台灣年輕工作人最缺乏的。台灣年輕人太安逸了，」明基副總經理張安佐說。

汰弱擇強

　為了出頭天，求生存，從小就習於競爭的他們，特別好強、好勝。

　中國的教育制度採取物競天擇，汰弱擇強的資本主義邏輯，是「競爭意識」的溫床。不競爭、不踩著別人往上爬，就沒辦法出頭。

　光是升學，中國學生的競爭就比台灣激烈。

　每年，中國有超過400萬名高中畢業生，搶著擠進全國重點大學，能考上211重點高校（21世紀排名前100大大學）的學生，資質都是一等一。

　現在跟台灣30歲年輕人競爭的這一代，當初考大學的競爭更激烈，平均錄取率不到四分之一。

　1990年時，全中國只招收60萬名大學生，「考的上，就有好的出路，考不上，就是nothing，」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化學系碩士，現任納爾科化學公司業務代表潘軒宇說。

　而且，當時只能填一個志願，考不上第一志願，就只能接受國家分配。

爭勝好強

　考上第一志願，進入一流名校的的菁英匯聚在一起，互相比較、砥礪，每一個都具有超強的好勝心。

　去年剛從南京大學畢業，家住昆明的賴文睿，去年到蘇州明基電通，負責整個華東地區的行銷宣傳。華東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一市三省，總面積是台灣的10倍，上海、南京、杭州是其中著名的大城市，將近2億的人口，是台灣的9倍強。

　沒有經驗，年紀又輕，扛下龐大的任務，壓力超乎想像。

　上司的期待，是壓力之一。「贏家與輸家的差別，就是事情做不好，贏家會檢討自己，輸家卻會怪環境。」台籍主管曾文祺的耳提面命，是賴文睿的座右銘。

　因此，即使外在環境條件不足：人手不夠，工作負擔過重，這種「不服輸」的心情，早已經內化成賴文睿工作的內在壓力。她不容許自己叫苦、喊累，也不容許自己請同事幫忙，因為同事的工作更重。

　但是，繃緊的情緒總有潰堤的一天。有一晚，賴文睿從蘇州坐車到上海分公司，情緒到達低潮，無法負擔，一見到處境相似的同事，兩人說著說著，就委屈地哭了起來。

　「我覺得不能忍受的是，我從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怎麼可能會做不好？做不來？」夜深人靜時，她自我分析。

　她從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昆明沒有什麼好大學，要出頭，就要到沿海的大都市去，」白淨、細緻，眼神閃爍著光輝的賴文睿說。當時，考上全國排名前10大的南京大學時，家鄉的人都為她高興。

　但是，讀書是一回事，工作卻又是一回事。拼命工作的她，偶爾聽到有人批評，「明基的行銷做的不太好」時，對她來說，幾乎就是否定她的能力。

　好強與好勝，讓成千上萬個像賴文睿一樣的中國年輕人，一次次克服挑戰，唯有如此，才能證明：我依然是第一名。

跳躍式成長

　不斷突破能力極限，中國年輕人持續締造的是「跳躍式的成長」。

　1999年4月時，蘇州明基行銷部的產品經理只有4個人；去年4月，產品經理已經獨立成為部門；去年11月，全國各地的明基分公司已經陸續成立，由中國籍工作人經營、管理。

　「他們成長很快，你當人家的主管，真的會緊張耶，」目睹這種跳躍式成長，去年11月才從台灣派到蘇州明基工作的林建男，有感而發。

　當全球企業都搶著聘用最優秀的人才時，台灣每年8萬名大學畢業生，面臨的是200萬名中國大學畢業生的競爭。在台灣的年輕工作人必須捫心自問，你憑什麼進到一流企業，要求比中國年輕人更高的薪水？

　在中國，企業用人經過精挑細選。

　以蘇州明基電通中國營銷總部為例，每招收100位新人，就會收到6千份的求職信，明基從中挑選前50大名校的高材生。其中，4千人進入初試，1千人第二次面試，最後挑出200人，真正報到的，大約只有100人。「這種篩選流程，在台灣根本做不到，」張安佐說。

　因此，在中國，能進到一流企業的，絕對是菁英中的菁英。

五湖四海的適應力

　中國年輕工作人超強的適應力，培養了大格局視野。

　中國有一個說法：「人如果沒有看過五湖四海，心胸不會開闊。」許多中國年輕人，隨著父母下放大西部、西南，每個人都有三、四個不同的籍貫。

　1973年出生的潘軒宇，就是如此。

　從一出生，他的母親就被下放到山東南邊的連雲港，他的父親在沿海的大城市擔任工程師，祖父母則是在蘇州。因為全家族的人都被下放到不同省分，所以，哪一個親戚能帶他，他就被送到哪裡。

　這樣的漂泊與遷徙，一直到母親從連雲港退休回蘇州，才算終止。掐指一算，潘軒宇回蘇州讀高中之前，十幾年之間住過五、六個省分。「你可能覺得苦，但是小時候，我一點也不覺得苦，」解釋繁複的遷徙歷程，潘軒宇笑著說。

　像潘軒宇一樣，適應過相差千萬里的地理與人文環境，中國年輕人的心胸與格局比台灣年輕人大，也更樂於接受改變。

　這種特質，讓中國年輕人願意接受外派。蘇州明基營銷總部就常常用外派的方式磨他們。副總經理張安佐舉例，一位江蘇人，先被派到廣州工作，3、4個月之後，又被調到東北的瀋陽，期間不斷回到蘇州總部受訓，彈性很大。

　中國年輕人習於適應環境，如果被跨國企業派到全球各地工作，自然也能勝任。

　反觀台灣，「你要派一個人到中東，可能要談半年，他才能下決心，」在宏碁工作10多年，曾經被派到中東、紐西蘭工作的張安佐觀察。「這是有問題的，台灣人的韌性差，接受改變的能力不夠，」張安佐為台灣工作人的競爭力擔憂。

學習動機旺盛

　跟台灣年輕人相較，中國年輕工作人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能力，更是強勁。

　如果把一個中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跟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同時「丟」到相同的環境，「我跟你保證，中國的畢業生的表現跟發展，絕對比台灣的快，」上海東海神達電腦總經理李敬平比較。「他們願意吸收的能力很強；我覺得最可怕的，就在這裡，」李敬平很擔心。

　質量均佳的中國年輕工作人，普遍有著沖天的自信與傲氣，企圖心旺盛。

　「你不覺得我們北大的人很優秀嗎？」去年從北大畢業的康勁，傲氣的臉上，反問訪客。

　在北大就讀微電子系的康勁，在校時，就已經被外國IC設計公司「訂下來」。他原本的生涯規劃是，一畢業就到IC設計公司工作。結果，畢業前夕，前世大總經理，現任中芯總經理張汝京到北大演講。

　康勁聽了演講之後，憑著對「中國第一家晶圓製造廠」的憧憬，他踩下生涯煞車，在中國半導體產業重露曙光的剎那間，他縱身一躍，希望比全中國的其他年輕人，更早卡進最有利的發展位置。

薪資水準低

　論資質、比能力，中國年輕人都優於台灣，只有一項是台灣優於中國的，那就是薪資與福利。

　令人不得不苦笑的是，這項差距，隨著高科技台商前進大陸，將很快縮小。

　中國的薪資水準，大約是台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大學剛畢業，沒有工作經驗的中國軟體工程師，平均的月薪是2200-2500人民幣（合新台幣8800-10000元），碩士則是4000-5000元人民幣，博士約為7000-8000元。如果有工作經驗，那麼薪水大約是同學歷，沒有經驗者的1.7-1.8倍。

　薪水只要三分之一，中國年輕工作人的表現比台灣更好。

　在上海嘉定區，距離上海市中心一小時車程，東海神達電腦全球維修服務廠，近百位大學學歷的維修工程師，安靜地檢修著來自全球各地的電腦。

　這群工程師，經過不到3個月的訓練，維修品質和效率可以比擬台灣工程師，住在工廠宿舍，配合工廠一個星期7天，24小時的運作，「他們隨時願意加班，在台灣，根本不可能，」東海神達總經理李敬平比較。

　為了降低成本，許多台籍企業紛紛大量培育中國幹部。

　台灣的工作人不知道，他的工作機會，已經悄悄地被中國工作人偷走。一直到去年底，資訊電子業吹起裁員風，台灣才開始覺悟。「我親眼看見我們辦公室同事的工作被大陸人搶走，」一位宏碁電腦的員工忿忿不平地說。

　然而，台灣的工作人卻必須認清現實，未來，人才的競爭是全球性的，關鍵在於附加價值。「你想拿比大陸人高三、四倍的薪水，你的效益、壓力就要是他們的三、四倍，」明基電通副總經理張安佐指出殘酷的現實面。

發揮空間大

　中國工作人擁有一個絕對的先天優勢，是台灣人望塵莫及的，那就是：龐大的市場（home market）。

　這個市場規模，提供中國年輕工作人全新的學習機會與發揮舞台。「機會很多，大學畢業兩、三年的中國年輕人，很容易就冒出頭，獨當一面，」1998年從台灣來到蘇州，明基電通產品經理翁先弘說。

　干仁，蘇州明基電通的區域經理，就是典型的例子。

　1970生，華東理工大學畢業的干仁，1995就在明基擔任工程師，目前擔任分公司主管的他，至今已經歷練5個職務。

　1998年的一件事，讓他深刻體會到自己的歷練機會有多珍貴。當時，台籍主管曾文祺把他們幾位中國籍的行銷人員拉進辦公室，站在偌大的中國地圖前，曾文祺一邊劃分中國的版圖，一邊講述公司的規劃：「干仁，你去負責整個華東地區（江蘇、浙江、安徽）」。

　初聞此語，當時不到28歲的干仁，只覺得不敢相信，「好像把我丟到野外，不管我生死，」干仁坦承當時心中的害怕。

　放手去做之後，干仁不但把華東地區經營的有聲有色，去年12月，干仁再度接受調派，經營、管理西南分公司（市場涵蓋雲南、貴州、四川與重慶、西藏）。

　進明基之前，在國營機械廠工作的干仁，從無法想像自己年紀輕輕，可以「run一個公司，接觸市場、財務與管理，」才30歲的干仁說。

　這樣的機會，換做在台灣已經工作5到10年的工作人，也難以想像。「沒辦法，台灣的市場太小了，」翁先弘說。

　在台灣，「你想要管一個20個人的團隊，競爭很激烈，但是在中國，機會很多，」友立資訊董事長陳偉仁說。

培養易，管理難

　中國年輕工作人資質優秀，發揮空間大，學習動機強，很容易就成長到外籍企業難以駕馭的地步。

　跳槽，是外籍企業最詬病的現象。

　當中國市場不斷擴大，許多稍晚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商，為了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往往以高於台灣企業兩、三倍的薪水挖角，取得現成的人才。

　因此，許多中國工作人在台資企業學到技術與經驗之後，很快就跳槽，台資企業早已司空見慣。

　一位對跳槽風知之甚篤的台籍企業主管，總是不諱言地對新人說：「我知道你們有一天一定會跳槽，但是，無論如何，你在這裡一定要學到東西。」

　即使跳槽進入外商，急於賺錢的中國工作人，也仍然會待價而沽，不斷跳槽。

　安捷倫科技半導體顧客業務及服務事業群副總裁黃竣樑感嘆，相較於台灣，中國工作人的企業忠誠度很低。

　對於跳槽，蘇州明基行銷總經理曾文祺，是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將這批有潛力的中國年輕人的價值觀加以扭轉。

　在工作上，他提供中國年輕人歷練不同職務的機會，此外，他還強調學習。曾文祺不斷逼他們讀國際的管理趨勢與新知，白天上班，晚上還要參加讀書會。「你現在跳出去可以賺到3倍薪水，但是你留下來10年後可以當到總經理，」曾文祺對他們說。

　結果，1997年以來，曾文祺帶領的一批優秀中國幹部，一個都沒走，現在一一被調派到北京、上海、瀋陽、廣州、昆明等地，經營中國各地的分公司。

　這些中國部屬即使當到分公司最高主管，拼命工作的精神，仍令曾文祺驚訝。「我到瀋陽分公司去看，我的媽啊，半夜一、兩點都還在工作，」曾文祺說。

慾望與恐懼

　慾望與恐懼，支撐著中國年輕人向上攀爬。

　慾望，生自中國年輕人的內在。他們拼命往上爬，想要成就自己，揚眉故里、出人頭地。

　恐懼，也來自於中國年輕人內心深處。既恐懼自己在這一波經濟改革中，沒有搶到好的舞台，又得隨時不斷提防被後浪推倒。

　當全球500大企業把眼光集中在中國大陸。如果明天，兩岸的年輕工作人，就要正式對決，那麼，台灣工作人，問問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嗎？

[4, 2001 CHEERS月刊7號]

有感而發
比較一下大陸年輕人的衝勁和臺灣古惑仔的幹勁，我才發現臺灣的競爭力都到那裡去了。
再比較大陸年輕人的衝勁和臺灣政治人物的蠻勁，我才發現臺灣的競爭力都到那裡去了。
臺灣，臺灣，我為妳的不幸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