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期　　　　　　　　　【】 　【】　　　　　　　　　　　　　　　　　　　　　　　　　　　　　　【】 　【】　　　　　　　　　　　　　　　　　　　　　　　　　　　　　　【】 　【】【】【】【】【】【】【】【】【】【】【】【】【】【】【】【】【】 　　　　　　2000.1.4　　　　　　　　　　　　　　　　　　（sd0001a） 　÷÷÷÷÷÷÷÷÷÷÷÷　本　期　目　录　÷÷÷÷÷÷÷÷÷÷÷÷ １、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　晖· ２、　中国民主之路如何起步　　　　　　　　　　　　　　　　　·刘军宁· ３、　纪登斯：第三条路全球和平繁荣曙光　　　　　　　　　　　·江静玲·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 　　　　　　　　　　　　　　　　　　　　　　　　　　　　　·秦　晖·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 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 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 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 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 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 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 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 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 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东剧变起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 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 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 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 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 就摔惨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 “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 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 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 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 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 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 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 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 “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 原因。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 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 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 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 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 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 ８０％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国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 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 ‘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 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 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 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 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 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 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 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 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 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 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 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 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 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 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 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 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 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 想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 本”也就无法比较。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 “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 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 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 交易”呢？ 　　因此，如果说２０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 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 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 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 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 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 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 中国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经验的。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 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 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 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 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 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 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 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 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 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 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 “抽取”，从１９６６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 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 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 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１９６６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 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 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 农场农业，但国家从６０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 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 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 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 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 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 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 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 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 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 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 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 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 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 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 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 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 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 闭塞的农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 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我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 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 态障碍，我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 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 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 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 已使私房率达到５５％～５６％，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 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的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到年限 后低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而我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 念”问题，而就是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 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 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一部分人 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被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 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 “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 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 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 或者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 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 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 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 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 那末无论是“分”是“买”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 “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 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 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等）得以落实。如果不 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我国 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 则是我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 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 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 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东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Ｊ·Ｒ·希克斯 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 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 宁欣赏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 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 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 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 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 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 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 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勿宁说是农业时代 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之“马钢宪法”、中国的党 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 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 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 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 “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 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 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没 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 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 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 勿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 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 们也就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 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 的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 再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 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 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都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 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 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 们此时的选择了。 【】　　　　　　　　　　　　　　【】　　　　　　　　　　　　　　【】 　　　　　　　　　　◆　中国民主之路如何起步　◆ 　　　　　　　　　　　　　　　　　　　　　　　　　　　　·刘军宁·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五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前三十年从未被正式提上议事 日程，後二十年虽提出来了，却越来越变成待决的最大议题。而整个政治体制改 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对於这一点，朝野争议不太多。 　　政治体制改革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 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 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 　　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 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 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 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还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在 这里，我试图从民主化路径的角度，结合前两个问题，理一理中国民主化路径问 题的头绪。 　　有人认为，在中国全面推行民主难度太大，或可在党内先实行，让少数人 （执政党员）先民主起来。其主张是在党内允许成立不同派别，在没有可能实行 两（多）党制的情况下，先实现两（多）派制，同时党内的各级领导由名副其实 的选举方式产生。类似的思路还有，让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先富起来的省份先民主 起来等等。如果执政党内部民主了，全社会的民主当然有希望。这一思路的灵感， 来自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主张。 　　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实现执政党的民主 化，因为这种思路颠倒了因果关系。台湾的经验则表明，即使社会民主了，执政 党的民主化仍十分困难，更不用指望它在实现民主上「身先士卒」了。这种思路 固然愿望良好，但难度可能比让整个社会都民主起来更大。就算行得通，民主却 又成了只有执政党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这合乎民主的本意吗？在中国，毕竟 绝大多数人在执政党之外。 　　还有人提出，在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 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 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 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种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迄今仍未有比戊戌 变法更好的命运。它要麽由於忽视民众而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要麽被斥为 没有代表性的「书生之见」而遭到拒绝。 　　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就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 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 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 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 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 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 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 　　不过，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 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 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 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得承 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 　　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刚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 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 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它怎 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是指定或世袭的，副总统是选举的，这国家能算是民主 国家吗？去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 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 上行的民主化道路如尚未被进一步堵死的话，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关於中国民主如何起步的思路远不止以上所述；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仍在未 定之天。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 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替代其他所有思路的、排他性的单一思路，而是把所有思路， 包括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都整合起来，实现各种民主化思路和民主力量的相互包 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由少数文人策士的良好愿望，变成全体中国人的强 大共识。由此产生的巨大合力才可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突破。 【】　　　　　　　　　　　　　　【】　　　　　　　　　　　　　　【】 　　　　　　　◆　纪登斯：第三条路全球和平繁荣曙光　◆ 　　　　　　　　　　　　　　　　　　　　　　　　　　　　·江静玲· 　　二十世纪即将落幕之际，随着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的政权 更替，全球兴起一股「第三条路」（The 3rd Way）政治思潮。基本上，这是一 个强调超越老左派和新右派意识形态，配合全球化变迁的一种政策思维。 　　现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院长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被视为是这一波政治思潮的理论导师。早在一九九四年时，纪登斯即 出版了「左右之外」（Beyond Left and Right）探讨相关的思考，但直到一九 九八年十月继布莱尔鼓吹，纪登斯出版「第三条路：社会民主更新」一书後，在 左右路线外的「第三条路」才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该书也洛阳纸贵，一时间， 一书难求。 　　本报特别专访了这位引领二十世纪末新兴政治思潮的理论导师，由纪登斯自 己来谈他的「第三条路」思维。 　　对於社会民主党和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变迁，全球化的趋势和民族主义的 兴起，政府的新角色，以及传统和现代化间的创新和取舍，纪登斯在访谈中均有 所阐述。此外，这位社会学家还提到了「亚洲价值观」修正之必要，并认为，台 海是全球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并列，少数有可能爆发传统战争危机的地区之一。 　　以下为访谈纪要。 　　问：您曾经说过，九○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不仅带西欧掌权，同时也逐渐 崛起於东欧国家并成为主流。事实上，东欧过去十年的改革转型，历经了一段十 分不同的过程，「社会民主」与东欧到底有什麽确切的关系呢？ 　　答：东欧存在着一种混合的现象。不但有新的社会民主党成为主要政党或主 政，同时也有老共产党的存在，而且这些老共产党还都享有广大民意支持。以统 一後的德国为例，直到今天，东德地区前共产党仍然获得比新社会民主党更多的 选票支持。但我认为，无论在东德、东欧或其他地区国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 即人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全力为民服务，保护人民，以民为中心的政府。我们必 须留意，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以欧洲为例，东欧企图避开一个由政府主 导的社会；西欧则试着躲避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所以无论东欧或西欧彼此都 在寻求一个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个最可以平衡两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 祉的政府。 　　过去十年的经验里，东欧各国发现虽然拥有了自由思想与舆论，却仍无法压 抑或摒弃官僚积习。这正是「第三条路」主要的讨论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在 东、西欧而已，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我完成「第三条路」这本书时，回 响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世界上许多政治领袖也开始运用「第三条路」的相关语 言。我想主要原因在於大家都在寻求一个从前存在於东欧和西欧间不同的政治哲 理。在亚洲，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是深信以市场为主的基本教义派，但我想，经过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後，已经不再有人对此深信不疑了，这是为什麽「第三 条路」会如此急速的跨越全球，风行一时。 　　问：许多亚洲新兴民主国家，例如台湾，发现您的「第三条路」十分具有启 发性。依您的看法「第三条路」可以如何与台湾社会结合呢？「第三条路」对於 亚太地区内那些传统由强人执政、一党专政的政府又有什麽启示作用呢？ 　　答：我相信，这个新的思考模式一定、也必须在亚洲地区提出讨论。我撰写 「第三条路」之初曾经去了一趟韩国，与韩国政府和学界讨论，结果获得出乎意 外的回应。事实上，我也去了北京，并将有关「第三条路」的想法和北京方面人 士交换意见，并自许多知识团体中得到很正面的回应。我想，其中的理由仍在於 我先前提到的，大家都在寻求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模式。如果，我们考量东亚的 情形，这个区域中有许多改革必须进行、完成，以期整个东亚可以更有效的和国 际社会联系结合，让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可以运作得更好。这包括了进一步改革 政府、改革银行体系，创造一个更公平有效的民主社会，以及改革经济以期与全 球的资讯化社会配合，这也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需具有的能力。 　　以中国为例，我想没有一个生活逐渐富裕的中国大陆人民如今会表示，愿意 回归到过去的共产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些中国大陆人民对经济 改革抱持，既然改革在先，就要一味接受其他发生在社会上一切不愉快过程和结 果的态度。人民因此开始监视政府，使改革不致流於传统的官僚作业中。一个政 府可以进行改革，但也要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不过，在西欧，我们却又发现福利制度有时反而阻碍了目标的达成，例如失 业津贴过於宽松，人们不愿重返劳力市场。这对欲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台湾而言， 是个警讯，台湾的福利制度不应对西方的制度照单收，台湾要的是一种「第三条 路」式的福利模式，其效能必须比西方目前的福利制度更好。最终，我们其实会 发现这是一项全球化的讨论，全球化不仅重新调节市场机制而已，基本上，全球 化还改变了一九八九年後的全球社会。如此，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层面来考量事 务，而非仅以国家或区域来衡量情势，这攸关每个人的利益，近来大家都关切全 球金融安定问题，台湾避开亚太金融危机便是一个范例，而其他缺乏这种控制体 制的国家，也因此更了解其重要性。如今，无论在那个区域中，大家都在同一个 游戏轨道中行走，政治讨论也逐渐全球化，相较於过去，「国」与「国」间的政 策制定差距也逐渐更接近了。 　　问：您曾在不同的场合指出，「全球化」是直接引起地方或民族主义兴起的 原因。然而，由最近许多地方民族主义兴起的形式观之，我们会发现一个强大主 导体系解体反而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主因，和「全球化」并没有直接太大的关联。 民族主义是否有其共通处呢？抑或，基本上，因时、因地，截然有别？ 　　答：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所谓的「全球化」到底是什麽？ 「全球化」结合了不同的因素，是发展更为全球市场的经济，是新资讯和电讯化 进一步的结合，是前苏联的消逝，是主要政治主权体的重新整合与改变，同时， 也是将原有的军备和武力重建瞄准方向。所以，「全球化」其实是自传统国家中 抽取出一部分的权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向下挤压出了地方认同的问 题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不过，「全球化」同时也创造了某种新「区域」。例如香港正式归还中国後， 立刻使得中国的经济区由香港扩充到东南亚地区。在欧洲，巴塞隆纳则解除了法 国和西班牙间的经济分隔和栅栏。这些，都可视为是某种民族主义兴起的模式， 但我不认为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通常，民族主义是一个小的「国家」（state） 企图逃避或改变现存的国家（nation）形式而发生。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苏格 兰民族主义、威尔斯民族主义；在爱尔兰则有北爱问题，在西班牙有巴斯克民族 主义，在印度有克什米尔。但这些民族主义和过去也有所不同，从前，多主张建 国，现在则倾向留在一个国家内但享有高度自治权。至於土耳其边境的库德民族 主义一度曾十分激烈，现在则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 　　对於「全球化」拥有这麽多基本要素通彻了解後，我个人对於南斯拉夫的纷 争与一般以为起因於巴尔干半岛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历史纷争所引起，也有不同 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逐渐演变的迹象，即「大部分的战争都环绕在 国家边缘内发生，而非如传统战争般，发生在『国』与『国』的冲突上」。 　　在我看来，台海两岸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相同，可能是少数仅存还会发生传统 战争的地方。我们自然不希望这种担心成为事实，但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的确是目 前世界上关切的重大议题之一。 　　无论如何，现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类似台海和印巴的对峙已经逐渐消逝。 以南美地区为例，阿根廷和巴西在逻辑上不会对彼此发动战争，反之，这两国还 尽全力解决处於彼此国家边缘的纷争，包括许多少数民族希望更为认同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同时也改变了 传统的战争型态。伦敦政经学院的玛丽柯道尔在她的着作「新战争与旧战争」就 对新型态战争有所界定，科索沃纷争便是典型的例子。 　　对我，亚洲是尚未解决传统民族主义和纷争的地区之一，这是为什麽我极力 主张应在亚洲注入类似欧洲联盟的架构概念，以便亚洲的国家与国家间可以透过 正式的联盟关系取得有效的整合，让亚洲的经济、民主可以加速完成改革和建制。 我认为，这将是一项有助於亚洲发展的文明作为。 　　问：那麽，在「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下，民族主义在现在和未来能扮演什 麽样的角色呢？而「政府」在此一趋势下又如何调整其角色呢？ 　　答：在「全球化」持续推展中，民族主义仍占有一席之地，只是所扮演的角 色必须更新重建。一九八九年後，许多国家和民族开始寻求定位与认同，因为冷 战结束，同时也改变了许多民族情况，大部分的国家也开始寻求他们在後冷战国 际新秩序中的新定位。英国的作法是给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我所走访的许多国 家也都在这方面下功夫，希望可以寻求新的途径。综言之，大家都不希望因为民 族主义或其他族群纷争引发战争或流血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发现一个可以解决 民族国家认同和定位问题，又不发生冲突的方法，这也是我再三强调欧盟为何如 此重要的原因。我以为，欧盟不但不是反对国家认同的组织，反而是一个保护各 个国家定位的团体。许多人反对欧盟，其实是因为对这层道理不了解的原故。 　　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共通组织，在这个架构下，大家可以交流，却仍保有自 己的国家民族认同和定位，不致因种族问题发生冲突。至於政府，当然也有许多 角色要扮演。无论「全球化」再如何推展，「国家」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元素和 仲介，各国的政府也仍拥有军事和外交权。我们如果回溯二十年前，当市场经济 强大到主导国家政策时，有人曾主张不需要政府的存在，但如今，这个说法已经 消失了。许多人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的确需要政府的存在，但关键在於，我们不 需要老式的政府，我们要的是一个更透明、更能有效回应人民需求、更民主的政 府。即使在西方国家，人民仍不断要求政府对这些需求进行改善。 　　我认为，现在人民对政府的需要比从前更迫切。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更具效 力，更能和全球化脚步配合的政府。同样地，过去建立的许多有关政府间的国际 组织，例如联合国，如今已经显得过於官僚了。我们必须要合力改革、建立新体 制，这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要努力的目标。 　　第一次「全球化」发生在十九世纪。当时，大家谈到要建立更有效的政府以 配合「全球化」发展。结果，却产生了一个最恐怖、最暴力的世纪，在那个世纪 里发生二次世界大战。我想，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这次的「全球化」要比第一 次进步很多，我们必须再试一次。试着在我们所拥有的共同世界里，建立一个更 有效率的国际社会。 　　问：将於「第三条路」思维，我们也听到许多抨击声音，其中最显着的当属 也曾担任过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的罗夫．达伦道夫（Ralf Darenhdorf）。他指出， 「第三条路」的本质依然十分精英化，不但未能对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过程中产生 的新权力结构造成威胁，同时也不像是会成为全民运动的一种理论，此一理论所 仰赖的是如同福音书般的宗教传道法推广普及，只有在大选中取胜特别有效；此 外，「第三条路」理论还有潜在的独裁危险，可能否定由传统方式（一国或一地 区内）所达成的民主决定。您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答：首先，我一定要说的是，类似这样的论辩完全错误。基本上，「第三条 路」最重要的基础是，即使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中，依然要追寻更多的民主机 会，而非减少民主；是寻找更大的自由，而非降低自由。即使是西欧最先进的民 主国家，也非如应有的民主般民主化，例如，这些国家政府多由男性掌权，应给 女性更多的参与机会才对。这些国家也未必如其所说的透明化那般透明，依然有 许多後台交易，以及传统的法律制度，像是英国上议院代议士制度。所有的这些， 都需要再次民主化，对我而言，这是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必须改善的一部份。 　　过去那种大国家的视野已经不复存在。新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必须学会对个人 行为负责，国家无法像过去般在一些旧的领域内照顾人民，因为那可能反而威胁 到其他选择和成长的机会。让政府在事情遇到麻烦时，助你一臂之力，而非告诉 你该如何做，告诉你该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给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这些和达伦道夫的批评其实刚好相反。「第三条路」是让人民和 新社会有更多的自由民主，让民主和自由更普及化。我以为，这在亚洲特别重要， 因为长久以来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说法一直很着名，但现在大家已不再高唱 「亚洲价值观」了。 　　问：为什麽有关「亚洲价值观」的声音降低了呢？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 该更形重要？ 　　答：因为亚洲如果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就必须是全然民主化的社会。 这种民主化社会的形成只能与部份亚洲价值配合运作，无法对所有的亚洲价值悉 数全收。关於传统，为旧传统在新社会创造新定位和新内容是绝对必要的。以家 庭为例，我不以为要求男女平等的情况下，还能保有传统家庭制度，因为这两者 间，基本上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必需重建家庭制度。有些固有传统是好的，但， 我们无法只活在传统中。从某些角度观之，传统甚至是无法与一个好的现代社会 并存的。 　　问：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您能对本世纪的重要趋势、发展做一摘要吗？而其 中又有那些会对二十一世纪造成影响呢？ 　　答：二十世纪基本上是一个对原有期望失落的世纪。人们在同时拥有技术发 展、经济计画和科技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建立一个良好且没有太多暴力的社会， 但二十世纪一路下来，却反其道而行。因此，下世纪，我们要重新开始，人类一 定要比过去更谦卑，别以为人类可以掌控一切，事实证明，人类无法做到这个程 度，也不能违反自然行事，否则，自然会以更巨大的力量回击。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确有机会建立一个更好的二十一世纪，而政府在这项 大工程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必须持续对全球的公平和贫穷挑战。我认 为，只要政府政策正确，降低全球贫穷率是可以预见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 赶快对这些事下定决心和承诺。 　　问：「第三条路」会持续在二十一世纪发生影响力吗？ 　　答：我希望会。因为二十世纪有许多理想主义和实验精神，由法西斯到共产 主义，而这些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显示，基本上已经失效了。因此，大家现在是在 同一条船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同时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以期与这个 发展配合。这是一个比二十世纪有更多分享的互动关系，因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 已经遭到淘汰。不过，另一方面，没有人知道这些理想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但 人们现在至少可对未来有比较合理的憧憬。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