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期　　　　　　　　【】 　【】　　　　　　　　　　　　　　　　　　　　　　　　　　　　　　【】 　【】　　　　　　　　　　　　　　　　　　　　　　　　　　　　　　【】 　【】【】【】【】【】【】【】【】【】【】【】【】【】【】【】【】【】 　　　　2000.2.16　　　　　　　　　　　　　　　　　　（sd0002c） 　÷÷÷÷÷÷÷÷÷÷÷÷　本　期　目　录　÷÷÷÷÷÷÷÷÷÷÷÷ １、　谎言之邦　　　　　　　　　　　　　　　　　　　　　　　·芦　笛· ２、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　　　　　　　　　　　　　·余英时· ３、　知识份子的丝绒牢笼　　　　　　　　　　　　　　　　　　·徐　贲·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谎言之邦　◆ 　　　　　　　　　　　　　　　　　　　　　　　　　　　　·芦　笛· 　　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到山海关一游。站在城楼上看那长城自莽莽群山间奔腾 而来，不禁心怀大畅。这时身旁一对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男孩约八九 岁模样，自上得城楼来一直在大呼小叫，没片刻宁静。他在试图攀爬城牒时被母 亲制止了。 　　“你看看那长城”，那中年妇人说，“看啊！好看吗？” 　　“好看。”孩子敷衍地说，一面琢磨著如何突出母亲手臂的包围。 　　“别动！好好看著！想想你该怎么描写眼前的风景。想一想长城象什么？好 好想想！你说，象什么？” 　　　孩子停止了躁动，呆呆地望著前方说不出话来。 　　“好好想想，象什么？”母亲循循善诱，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柔情与期待。 然而过了好久，孩子仍然只能嗫嚅著说：“象…象…” 　　“你看，”母亲无奈只得给出标准答案了，“象不象一条蜿蜒的巨龙？多雄 伟！多有气势！” 　　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想起了幼年鲁迅进城游玩前被父亲勒令背书的事。八九 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蜿蜒”、“气势”？真要说得好听，为什么不教“夭矫” 这个谁也弄不明白的词呢？就是那母亲自己，又何曾见过什么“巨龙”？ 　　然而我知道，那孩子过后不写游记则已，要写必然有这么一个“点睛之笔”。 而且就是这句话，外加若干“祖国大好河山”、“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屁话， 注定了他的文章要在学校里夺个头筹，弄好了说不定还能选到《中国少年报》上 去。我自己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当年路过麦田，一定充满“丰收的喜悦”；到 古寺随喜，必然震骇于塑像的“栩栩如生”、感佩于“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 聪明才智”；见到三春景色，马上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与“劳动人民的幸福 生活”。如此干了几十年，等到后来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只能哑然，因为自己那 无所不包的假话库中竟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要写游记，看来还得等到咱们解放 了北美那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它就象马戏团训练小狗做算术那样，为我们建立了一种 牢不可破的条件反射。什么场合该叫几声，丝毫也错不得。错了挨鞭子，对了有 糖果。当年在作文中谈志向，我老老实实地自报长大了要当工程师，结果得了个 不及格不说，老师还在全班批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下来后请教老师自己 将来究竟应该当什么，老师白了我一眼： 　　“那还用问？当工人农民！” 　　从那一天起，这就成了我的“官方志向”。虽然后来被迫如愿以偿，先后当 了农民工人，多年内却一直在暗中苦苦追逐“私人志向”，颇有些至死方休的模 样。 　　也是在小学时，有一次布置的家庭作业，大部份人都没做。老师叫起一个做 完了的好学生，让他给大家讲讲他是怎么想的。他说： 　　“我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是为自己好。要是不努力，吃亏的是自己……” 　　“错了！”老师勃然，“学习怎么是为自己呢？那是为革命！” 　　我怎么也想不通：学习怎么会是别人的事呢？自己不学习，又如何害得革命 吃亏？尽管这么想，正确的条件反射还是牢固地建立了。从那天起，我便立下了 刻苦学习、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 　　等到六十年代学雷锋、学毛著，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已经成熟到天天写 雷锋式的日记，专门放在课桌上等人翻阅的程度。到得后来全民山呼万万岁，当 然也就不会去深究人类能否存在一亿年、要是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撇下他老人家 岂不寂寞得紧的问题。只是后来见到英文将“万寿无疆”译为“ａ　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ｌｉｆｅ”时一度慨叹过鬼子语言的贫乏。所谓“无疆”著，无边无 涯也。译作“ａｎ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ｆｅ”或许更贴切。只不过据“耶和 华见证人”说，此待遇凡归依我主者均能享受，用于伟大舵把未免失敬。 　　假作真时假即真。几十年蒙党的辛勤培育，春风化雨，醍醐灌顶，甘露酩心， 谎言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骨髓中。撒谎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 方式，行为准则，生存条件。我们以谎言立国，以谎言兴邦，在鬼话中欣欣向荣， 在欺骗中茁壮成长。特大饥荒即特大丰收，全国大乱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打倒 刘邓陶，我们万众一心；批林批孔，我们众志成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 同仇敌忾；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打倒邓纳吉，我们敲锣打鼓；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载歌载舞；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人格分裂、言不由衷 的伪君子。每个人都知道话分“官腔”与“私房话”两种，各有各的用途。所以 哪怕是对于象毛主席生前殷殷托付华主席干掉他老婆那样的神话，或是毛主席对 刘主席百般关怀、无微不至的奇谈，我们都决不会扬起惊奇的眉毛。谁都知道那 是不可不说，但绝对当不得真的伟大的假话。而且，既然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可以 证明亩产万斤粮的可行性，或是宣称克隆了恐龙蛋的基因，我们在谋职时对简历 稍加创作又何足为怪？作为顺利通过以全社会的规模长期进行的“奖伪罚诚”的 负筛选的佼佼者，我们深知诚实等于愚蠢，欺骗通向成功的真理。 　　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不但丧失了讲真话的能力，而且还容不得别人讲大实 话。李登辉的“两国论”，本来不过是把象房事一样“做得说不得”的那层窗户 纸点破了。其实即使从马列主义上讲，此论也无懈可击（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 一个阶级的工具，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一个主权国家该有的，什 么东西台湾没有？）可就是这么一句实话，竟然让大陆人民的血压普遍升高几个 月。林思云先生比较了一下中日两民族的民族性，爱国志士们就长篇大论地证明 他其实是个日本杂种，扬言要去测他的ＤＮＡ。当今之世，谁胆敢通知大众穿著 新衣的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谁就掘了民族的祖坟。说来可悲，一些历史学术作 品之所以有震撼力，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洞幽发微，而是因为作者有足够的道德勇 气讲了真话。例如赵无眠先生证明“元朝非中国”；“女真原是外国人”；王力 雄先生证明“西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等等。在西方，他们大概会被当 成是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马吃燕麦”一类永恒真理的契诃夫笔下的人物。 的确，哪怕是希特勒，也不曾因为英国王室来自于德国就宣称大不列颠自古就是 德国领土。靠文成公主的下嫁来宣称唐朝对吐蕃的领有，这种事只有咱们做得出 来。 　　上次回国，亲友聚会时有人谈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我忍不住说了句：“岂止 如此？人家的社会制度先进！”顿时全场愕然。冷场半天后，一位至亲率先讨伐， 说他最见不得有些人出国几天回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指责，活脱一副西崽相。 我回敬曰：“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是事实。中国充其量只能算个刚刚脱出中 世纪的半开化国家。想想文革吧！还有比那血腥野蛮的时代吗？”这一下捅了马 蜂窝，全部人冲著我横眉立眼地恶骂。一气之下，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台湾 和中国的关系，和澳大利亚与英国有什么差别？”“西藏属于中国，和印度属于 大英帝国有什么两样？”直到那位至亲指著我的鼻子暴雷也似地断喝一声：“汉 奸！滚回你的美国去！” 　　自此学了乖，发誓不谈国事。本来，不说假话，也不一定非得讲真话不可。 可没几天又毒害了青少年。一位亲戚让我辅导她的孩子的英语，孩子的一篇作文 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文章中歌颂了家乡的美丽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 　　“写得不错。”我说，“可看起来怎么这么面熟呢？是不是《中国日报》上 抄来的？” 　　“不是！全是我自己写的！”他委屈地嚷。 　　“对不起。不过这真是你的感想吗？” 　　“你想听真话？”他看看母亲，欲言又止。 　　“没关系，”我说，“咱们随便聊聊，看你能不能用英语讲一下。” 　　在母亲鼓励的目光下，他开始讲了。他不喜欢自己的家乡，这儿污染严重， 文化经济落后，人们的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他盼望著早日离开家门，到北京上 海那些先进的大城市去见世面。 　　“讲得真不错。”我由衷地夸奖，一面把他的话翻给他母亲听。“可是你为 什么不在作文里这么写呢？” 　　“可这只是我自己这么想的，不是作文啊！” 　　“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这才是真的作文！” 　　“是吗？”他满脸困惑，再次强调：“可这是作文啊！能想什么就写什么吗？ 这么做我不会及格的！” 　　“没错，外国孩子就是这么写的。” 　　孩子不言语了，惶惑地看著母亲。后者一言不发，原来满是笑容的脸拉了下 来。我的辅导只得草草收场。后来我离开客厅上卫生间时，听到了他母亲小声而 焦灼的叮嘱： 　　“别听你大伯的！他出国时间太长，忘了中国的国情了！” 【】　　　　　　　　　　　　　　【】　　　　　　　　　　　　　　【】 　　　　　　　　　　◆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　◆ 　　　　　　　　　　　　　　　　　　　　　　　　　　　　　　·余英时· 　　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足迹，我们的视线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一地。这里 我要略提一提一本书 — Our Times。这是由美国一家大出版公司，集合了历史 界的名家为指导顾问，再加上由作家、编辑、研究人员、美术家等组成的一支庞 大队伍，精心撰写而成的。英文原版刊於1995年，其目的便是要以图文并茂的方 式，呈现出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全貌。这部书以十年为一单元，另请最有权威的 专家撰写一篇精简的论文，把每一个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趋向及其意义概括 出来。例如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之谜"、30年代 的“极权主义”、70年代的“环保”、80年代的“电子革命”等。全书不但记述 了文明的正面成就，也暴露了人类的愚昧和偏狭及随之而来的无数灾难，如两次 世界大战和革命暴力便是显例。 　　我不是说，这本书已成学术性的经典，字字都是珠玑。恰恰相反，这不过是 一部资料性质的参考书，再过两三年，也许便无人问津了。但此时却恰好为我们 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我读了这部资料书，不能不发生一个很深的感慨。在这本书中，二十世纪中 国只有在战祸、混乱、破坏的记述中占著很可观的世界地位，也在极权主义的兴 起和衰落过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文明发展的部分，无论是科学、文学、 艺术、宗教、思想、音乐、舞蹈等等，中国竟完全交了白卷。但中国千真万确是 一个古老而又悠久的文明，拥有过商、周铜器艺术、魏晋以下的绘画、《诗经》、 《楚辞》、唐宋诗词、先秦诸子、禅宗、宋明理学……。为甚么进入二十世纪以 后，在整整百年之中，中国的人文精神竟如此一蹶不振呢？我曾听到不少人说， 二十一世纪中国即将成为科技大国，因为中国人既聪明，又灵巧，特别在技术方 面确实具有无穷的潜力。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实在支持著 这个推断。但是我总想问一个问题：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中国人便真的感到完全 满足了吗？科技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且毫无可疑是从一种更高的精神 境界中转出来的。难道中国人百年以来追求的仅仅是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这一件事吗？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精神贫困更远在物质贫困之上，这已是无可争辩的 事实。眼前正轰动著中国大陆和整个世界的所谓“法轮功”事件便是活生生的例 证。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件事，但如果说这个现象足以证明中国人有一 股要求填补精神空虚的强烈欲望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此事由来已久，80年代 初的“特异功能”和“气功”的大行其道早已为今天的局面奠定了基础。真要理 解像法轮功及其同类新民间信仰的泛滥，还有以《易经》为中心的种种“医、卜、 星、相”的再生，我们恐怕还得参考苏联解体前后俄国的一般思想状态。1994年 以研究欧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古烈维奇（Aaron I. Gurevich）指出： 　　　　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压抑下俄国民间文化的多层积淀，在极权体制崩溃 　　之后，突然爆发了出来。无论是政客、史学家、学人对此都毫无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宰制了史学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失去了信用， 　　留下来的则是一片“哲学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补这一大 　　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义、“怪力乱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 　　主义等等现成的东西。 　　几年前我初读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国精神的贫困还远在俄国之 上，因为俄国在极权时代仍存在著东正教的根觰，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反抗传统始 终不绝如缕，有一些作家和诗人即使在斯大林恐怖统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丝 一毫的妥协。我们只要一读柏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访谈录便可见其大概。 这和中国大陆从1949年起知识人全部“闭口休谈作哑羊”或“文章唯是颂陶唐” （陈寅恪1953年诗句）相去何止万里，80年代虽有一段短暂的“春天”，但不久 又进入严冬。90年代以来“作哑羊”、“颂陶唐”的流风余韵基本上又复活了。 不过时移世易之后，颂声已加上层层古今包装，从“三后”到“三代”无不尽有， 如此而已。即使眼前没有人能看得穿或愿意戳破，但将来陵谷变迁（这是必然的）， 后世必有能辨之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精神贫困岂能不日益加深？ 　　参加“法轮功”一类活动的人自党干部、知识份子，至下岗人员、普通老百 姓，几乎应有尽有，人数之众多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加上地下的基督教信徒 之类，则今天中国一般人民的精神饥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真可谓史无前例了。 精神饥渴只有精神食粮才能解救。在过去，这是儒、释、道三教所负担的任务。 今天姑不论支离破碎的三教已自顾不暇，即使完整，恐怕也不足以应付这全新的 精神危机。知识份子虽然“洋话语”五色斑烂，但这种局势却不是花言巧语所能 化解得了的。那么，严刑峻法可以奏功吗？我们不妨略略翻阅一下《宋刑统》和 《宋会要辑稿》〈刑法〉诸卷中关於禁止“吃菜事魔”的“妖教”的立法。但南 宋初已有人指出： 　　　　伏见两浙州县，有仇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菜魔之俗 　　犹未至於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州县之吏， 　　平居坐视，一切不问则已，间有贪功或畏事者，稍踪迹之，则一方之地， 　　流血积尸，至於庐舍积聚，山林鸡犬之属，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自方腊 　　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方腊曾经是大陆史学界的“起义英雄”，大家对这一段史事应该耳熟能详。 值得指出的是在方腊之乱（1120）之前的十几年间正是“党禁”严厉风行的时期， “诸邪说禛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史学之书和三苏、 秦观、黄庭坚的文集都毁板不许刊行，甚至“以元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 司察举，必罚无赦”。所以那也恰好是一个精神最贫困的时代。 　　我已说，对於“法轮功”事件本身，我不想置评。以上所说都只是环绕著 “精神贫困”的主题。今天（1999年11月6日）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报导， 标题赫然是：〈现在中国说：国家命运全靠击溃法轮功〉，其来源是《人民日报》 11月5日的头版评论。这便更证实了我的论点。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老百姓都在追 求这样或那样的超世间的“天国”，这只能说明他们受“精神贫困”的困扰至少 不在“经济贫困”之下，甚且过之。近年来，一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新儒宗” 提倡“亚洲价值论”，其要义包括：“穿衣吃饭”是第一“天理”（或“人权”）； 亚洲人民要权威不要自由等等。其说创辟，石破天惊，不但震动世界，而且风行 中国大陆，进入官方“人权”文献。孰料如此伟论今竟无意中为“法轮功”所破， 不免扫兴。 　　但是我却由此而得到了一个灵感：物质贫困既然可以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获得解决，那么精神贫困是不是也应该如法炮制，即“让一部分人在精神 上先富起来”？也许有人会驳斥我：“这岂不是在提倡精神贵族么？”我说不然。 在经济上“先富起来”的已不在少数，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有谁指责他们 是复了辟的“资本家”，为甚么“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便一定会变成“精神 贵族”呢？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大体说来， 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类。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条件是市场机制， 无论是姓“社”姓“资”都不相干，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自由竞争， 否则它便死了。精神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离不开一个“思想的市场”（西方现 称之为“market of ideas"），这个市场也同样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放”与 “自由竞争”的保证。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主观条件 则更为困难，其关键端在有没有一部分人能建立起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以来 所大力提倡的“个人自主”。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说的最清楚，这是“尊重个 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把“个人自主”应用到学术和思想的领域内，在西方大致 可以韦伯（Max Weber）〈科学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表达的态度为代表，其核心 只是“知识的真诚”（intellectual integrity）。但其中有一段话值得介绍。 他说： 　　　　一个有用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他的学生认识那些“不方便”的事实 　　——也就是对他们的党派意见不方便的事实。相对於每一个党派的意见都 　　有许多极不方便的事实，对於我自己的意见或别人的意见，都是如此。我 　　相信，如果教师能迫使他的听众习惯於这一类事实的存在，他所完成的已 　　不止是一种知识上的任务。我甚至可以毫不谦逊地说：这是一种“道德的 　　成就”。 　　敢於为求真实、说真话而不计一切后果，这是“在精神上先富起来”所不可 或缺的主观条件。其实这种精神并不用向西方搬取。孟子称之为“大丈夫”的三 个条件——“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用於开拓精神资源上 便和韦伯所谓“道德的成就”基本一致。《中庸》记孔子论“强”有“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诸语又何尝不 是“个人自主”的最有力的诠释？现代中国知识份子人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只不 过“知及之仁不足以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罢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一部分 人”，是“创造少数”。而且近年来经过发掘，使我们确知，即使在现代最“无 道”的时期，知识份子中也仍然存在著这样的典型。这就够使我们有信心了。 　　严复诗中“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便是当时“在精神上先富 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惜整个二十世纪的暴虐和无道耗尽了中国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想在二十一世纪重建新的精神财富，几乎一无凭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这确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进程。然而除此已别无他途。所以我只能用“让一部分 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这句话，作为我对於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献词！ 【】　　　　　　　　　　　　　　【】　　　　　　　　　　　　　　【】 　　　　　　　　　　　　◆　知识份子的丝绒牢笼　◆ 　　　　　　　　　　　　　　　　　　　　　　　　　　　　　　·徐　贲· 　　　　　　　　　　　　　◆　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 的《赤字：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下称《当代中国文化》）一书，把对90年代中 国文化的观察纳入了一个他称之为“比较社会主义”的视界。在这一视界内，他 凭藉后斯大林时代东欧知识份子，尤其是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 对软性极权统治及其与知识份子关系的分析，对中国当今众多的文化和知识活动 作了描述。白杰明尤其重视这些文化知识活动的大环境，将此称呼为“晚近社会 主义”和“丝绒牢笼”。 　　如何描述和称呼90年代中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状态和文化环境，这本是90年代 中国知识份子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他们在许多具体文化问题上（如民族主义、 大众文化、全球化、商业化、知识份子作用等等）分歧的关键原因之一。对90年 代基本状态和环境的乐观描述和称呼，以“后新时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后新 时期被描绘为中国民族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多元文化“众声喧哗”、大众文化化 解官方和精英文化的自由宽松时期。对90年代大环境的看法越乐观，对80年代后 文革文化反思的批判对象（如专制和不民主）和目标（如现代化、人道理想和启 蒙）在90年代的持续意义就越怀疑、越否定。相反，越看到90年代大环境与前几 十年的延续性，对此时期就越难持有乐观的看法。强调中国政治环境近几十年来 的有机联系，拒绝在经验层次上把新现象等同为新时代，这就要求对大环境的称 呼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命名在批判性上和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的“晚近资本主义”有相通之处。和杰姆逊不同的是，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 不是后现代理论系统的一部分。他提出“晚近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於指出中国知 识份子在文化思考中的两个特定倾向：一是在热衷“中西”、“中美”等跨文化 比较的同时，却偏偏忽略对东欧这一中国的“灵魂夥伴”的研究；二是在文化研 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问题。白杰明对这两种倾向提 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特别指出，现今的中国和1989年以前的东欧具有相似的生存 环境，但中国知识份子在思考自己的文化处境时却一直以批判文化传统来代替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 　　白杰明对中国知识现象的观察虽然中肯，但他对这些现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 却未必能为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所接受。在对中国知识现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中， 白杰明往往过份强调中国知识份子自觉接受官方话语的束缚或充当官方谋士的意 向，而忽略了他们更深一层的“弱者反抗策略”。白杰明把中国知识份子批判活 动中的文化主义倾向归结为毛话语根深柢固的影响。他批评道： 在讨论当代思想和政治问题时，文化派的托辞有其策略价值。这些从毛泽东思想 大学校毕业的知识份子对古为今用或借古讽今的招数简直太熟悉了。……这种做 法的总体效果是混淆了中国文化情况分析的基本问题，而且事实上，它将知识份 子的注意力从这一分析转向较为讨巧而且低风险的文化问题。 　　对中国知识份子处於政治压力下所采取的声东击西做法，白杰明并不予以同 情。他引用哈拉兹梯的话指出，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言论必须以言外之意来进行时， 这个社会的公众生活实际上已经处於隐蔽的状态。言外之意是一种人们力求自保、 在言论中不断实行自我审查的结果。诉求言外之意以求生存的言论不仅无法久存， 而且还可能是官方新话语的先声：“以言外之意进行的辩论可以是探测气球的发 送地，共识的实验室，可控新利益的表达处，气象资料的收集站，在那里表述的 意见并不违背国家意志，只是时机过早罢了。”白杰明因此对中国知识份子充满 了失望：“众所周知，比起东欧知识份子来，中国知识份子对极权／权威的日常 统治更顺从。”然而，白杰明对中国知识份子的总体评价大有以偏概全之嫌。90 年代的中国确实有一些小心翼翼揣测政治风向、乘官方话语顺风船的知识话语 （如某些“后学”、第三世界理论、亚洲价值、民族特殊性理论等等），但是， 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意向的知识活动并没有停止或消失。即使以白杰明理想化的 独立思想和批判意向标准来看，他也不能不承认还有像《公共论丛》派自由知识 份子那样的例外。 　　白杰明对当今中国知识份子批判作用的基本估计是相当悲观的。除了他所说 的中国知识份子的顺从传统，他也把“晚近社会主义”状态中形成的“丝绒牢笼” 式统治看成是造成中国知识份子丧失批判力的根本客观原因。然而，观察中国90 年代知识政治的分野，其困难并不在於指出与官方话语合谋或对抗这两个极端的 差别，而在於恰当评估处於中间灰色地带的种种话语（如人文精神讨论、新国学、 大众文化理论、现代／后现代理论等等）的批判价值。白杰明对这些知识活动有 兴趣，但并没有信心。他用《当代中国文化》的书题“赤字”所批评的，即是他 所谓的90年代中国知识话语过剩、字词超产，却鲜有社会公众效应的情况。 　　白杰明对“晚近社会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它的特殊统治形式，即一党专 制由斯大林式的强制统治转化为后斯大林式的软性审查监控，从铁牢转化为“丝 绒牢笼”，“由粗野的、军事化的斯大林式（也可视为毛式）统治转化为一种软 性的平民政府”。白杰明指出，“技术官僚重新规划社会契约，在新的社会契约 中，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瓦解了批判。（思想）审查不再是由笨拙的政治机构 来进行，而是成为艺术家、读者观众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 ‘进步了的审查’”。白杰明提醒我们，对这种新体制，东欧作家有不同的称呼。 哈维尔（Vaclav Havel）称其为“隐蔽暴力”，哈拉兹梯称其为“丝绒牢笼”， 在这个牢笼中，连压迫和自我压迫也会变成一种高级艺术。 　　在白杰明那里，“晚近社会主义”是和“丝绒牢笼”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个概念在极权统治问题上的纽合点，使得白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别於其他 类似的称呼。鲍姆（Richard Baum）和谢夫琴科（Alexei Shevchenko）曾指出， 海外中国研究因中国改革后的形势变化而面临“范型沟裂”问题。因此，中国问 题研究者们迫切需要有对中国大环境的新称呼。其中不少新称呼仍以“社会主义” 或其反面“资本主义”为名称主词。以“社会主义”为主词的称呼有“资本社会 主义”、“不完全国家社会主义”、“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单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团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团主义”等等。以“资本主义”为主 词的称呼则有“名称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等等。这些称呼大多著重於经济状态。虽然白杰明对当今中国的大环境也以“社 会主义”为主词称呼，但他却侧重在其“丝绒牢笼”的极权统治形态。以“丝绒 牢笼”来阐发“晚近社会主义”，这样得出的中国总体景观自然就比著重经济的 观察来得远不乐观。 　　白杰明对“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这两个概念的阐述主要依赖中国 与1989年前东欧经验的类比关系。这种类比论述最好与其他关於中国社会主义的 直接论述相参照，以帮助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结合的具体情况。 皮克维兹（Paul G. Pickowicz）曾用“后社会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名存实亡和在后极权统治中所起的招牌作用。在皮克维兹之前，德利克（Arif Dirlik）就使用过“后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并以此来赞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德利克认为，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共产党就在实行非正统的社会主 义，一种可称为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中全会后，更是确立了 邓小平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统地位，使中国正式进入后社会主义时 期。德利克说，他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故意保持模糊，以便“把握历史情况的高度 暧昧性”。德利克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是为了在政治元理论层次上打破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这样的概念恰好可以用来描述中国既不像社会主义又 不像资本主义的特殊状况。 　　和德利克不同，皮克维兹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不是为了强调党内高层如何 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强调普通老百姓对社会主义的感受。正如贝利 （Chris Berry）和法格哈（Mary A. Farquhar）所说的，在皮克维兹那里， “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别的情况正在发生”。皮克维兹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概括了 普通中国人经历的失望和幻灭，概括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体制的崩溃，也 概括了社会主义道德感召的破灭和社会主义代言政党合法性的危机。皮克维兹强 调，后社会主义并非指老百姓思考并抛弃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指普通公民在政治 事务中缺乏参与，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失去信心，对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政治、 经济、文化体制失去信任，但却又对中国现状提不出有效替代理想。后社会主义 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丧失后继续由旧体制维持专制统治的状态：“在后社会主义中， 尽管人们普遍疏离社会主义，尽管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失去作用的 体制仍然根深柢固，仍然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造成伤害。” 　　皮克维兹所说的“后社会主义”和白杰明所推崇的东欧知识份子对后斯大林 政治文化状态的观察分析相当吻合。这一状态的特殊之处在於，人们虽然已不再 相信官方意识形态，但却并不公开表露。哈维尔称此为后极权统治效果。哈维尔 把后极权统治界定为这么一种统治：它的权力声音已不再能令人心服口服，但却 仍具有威慑力，仍能强迫人不得不作出相信的样子。阿纳诺斯特（Ann Anagnost） 把哈维尔的这一定义用到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中去，并且指出，1989年以后的中国 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之所以能起到使人公开表示信服的作用，是因为“政治恐怖有 了更巧妙的形式。而且，国家的再分配权力使得社会意志被商品拜物所折服，在 某些方面，商品拜物的控制力比资本主义更彻底”。 　　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可以说是对“后社会主义”和 “后极权”在中国结合的另一种表述。“后社会主义”和“后极权”是一对互补 概念。后极权指的是社会主义理想死亡后，仍继续以它的名义来运作的威权统治。 而后社会主义则是指，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已经名存实亡， 但它作为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价值依然存在。白杰明对中国90年代社会主义和极 权制度结合的分析著重涉及了市场经济及社会商品化的作用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因 素。这二者都与白杰明关心的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有密切关系。白杰明对中国知 识份子及其精英文化的批评也是在市场经济、民族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多元关系中 阐述的。 　　　　　　　　　　　◆　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 　　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改变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结构，在消除了其道义价值的同 时却保存了其威权政治形态。在毛泽东时代，正统的社会主义包含三个主要因素： 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三种因素在中国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变化 过程中得以保存的唯有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需要社会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可以合理合法 地要求国民牺牲个人权利和局部利益。国家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需要社会主 义，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可以合理 合法地要求国民牺牲个人权利和局部利益。国家的意志并不体现为社会成员日常 的集体愿望，而体现为由先进政党洞察的历史发展方向。只有党才能将国家意志 贯彻於社会，党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不 是公众社会，而是由单一政党掌管的社会。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一党专制在中 国必然结合的枢纽。 　　市场和商品经济瓦解了毛式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对它 的国家主义造成实质的伤害。许多人期待经济的自由化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自由化， 白杰明在《当代中国文化》一书中所持的立场恰恰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市场和 商品经济对“丝绒牢笼”的维持、更新和运行是利大於害，而对於对抗性的异见 文化则是化解作用大於庇护作用。90年代的大众文化因新的市场和商品经济环境 而得到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专制和资本的合力控制下，大众文化远未能代替精英 文化成为相对於官方文化的异见文化的生成场所。白杰明把中国今后批判性异见 文化的希望仍寄癠於知识份子文化而非大众文化。 　　现有的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存在著这样一种倾向：把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区分 为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两种，并将精英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这种区分有 意无意地掩饰了主流官方文化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主控作用。而 白杰明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所凸现的，正是大众文化、精英异见文化以及 官方主流文化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多边关系。 　　白杰明指出，市场对出版和信息流通的作用，的确削弱了官方权力对言论的 直接压制。但这并不等於给异见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或机遇。异见文化的活力 其实来自它所反抗的直接压制。正是由於80年代官方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才 使得当时的知识份子形成了某种程度上颇为一致的异类文化。随著政治运动的消 失，90年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反倒因失去共同对立面而陷入日益加剧的互相指责。 　　虽然直接压制和异见文化之间有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白杰明并不认为中 国极权压制下曾形成过真正的异见文化。他认为，在直接压制下的中国异见文化 一直具有随机性和妥协性，实际上是一种“无害的另类文化”（异类文化）。白 杰明对80年代文化批评无害性的评价可以视为他对中国知识份子不如东欧知识份 子这一基本评价的注脚。他认为，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异类文化因素其实是 80年代无害异见文化的延伸。 　　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无害性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个方面是大众 文化中的异类成分，主要表现为玩世主义。玩世主义的作用与其说是反抗，还不 如说是妥协和逃避。第二个方面是大众文化以符号的多元造成政治社会民主的假 象。官方话语对於非政治性大众文化的容忍，造成了一种宽松多元的文化景象， 从而增强了它压制异见文化的合法性。第三个方面是大众文化凭藉中国的市场经 济而兴起，但市场不仅能化解精英文化中的前卫和异见因素，而且也能化解大众 文化本身所包含的异类成分。第四个方面是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很容易被官方话语 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所同化。 　　白杰明对中国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关系的分析亦成为他对90年代中国民族主 义评价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成为中国90年代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结合的另一个支 点。白杰明指出：“在处理棘手的国际问题时，一种新的民族悲情对提供政治整 合和营造共识框架起了关键的作用。”白杰明把“说不”类书的一时大行其道解 释为普通人接受这种悲情民族主义的指标。但他同时指出，在如何解读这一指标 时，不能不考虑到反面意见在当今中国所受到的限制，因此不宜过份夸大民族主 义的全民性。白杰明指出：“没有公共知识份子，没有自由的新闻出版，那些传 达给大众读者的、比较极端的、被党认可的思想，其实并没有真正受到质疑。” 白杰明对民意的谨慎评估与那些把“说不”类书的销量直认为民意、并把90年代 民族主义认作“原型公民社会”和“原型个人主义”的解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白杰明并不认为90年代的民族主义完全由官方所操控。他指出，民族主义超 出了官方意识形态，与之并不完全吻合，但民族主义却有利於官方意识形态。由 於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衰落，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需要依赖民族主义。不过，民 族主义之所以有机地溶入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在90年代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在中 国，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民族感情、现代性话语和秩序意识形态。这三个方 面在90年代都有新的发展，90年代的民族主义因此而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华大共同体的情感依恋和文化归属感，并 在此大共同体受到外来威胁时表现出强烈爱国心。激发90年代中国民族情感的并 不是外来威胁的沉重危机感，而是由国家经济力量快速发展引起的自豪和具有相 当安全感的国耻心回忆。这种民族感情成为娱乐性大众文化的绝佳材料。新兴的 大众文化形式，如体育活动、主题公园、民俗庆典等，使得这一方面的民族主义 前所未有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去。民族情感越使得民众关心与中国 有关的国际问题（如最惠国待遇、世界贸易组织、台湾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 的排外主义操作（如“说不"类书籍）就越成为大众文化的新宠和新的商业热卖 点。白杰明指出，这类出版物的反西方和排外色彩“对形成（中国）都市中心舆 论有著不可限量的作用”。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现代性趋势的取向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 十八、十九世纪产生於西方，逐渐扩展到世界范围，成为与现代化共生的趋势。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 代化变革都有联系。90年代知识份子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的特点在於把现代 性确定为一种西方霸权话语，并以中国特殊论为基点，强调中国自己的发展话语。 白杰明特别提到两种有关的新理论趋势：一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二是关於中 国特殊性的理论。第一种趋势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来为在国家问题上的 政治逃避、沉默和道德中立作藉口”。第二种趋势则更复杂一些。它既包括某些 全球化理论对中国在国家社会主义放松控制后，又转受国际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 控制的忧虑，也包括一些为毛时代政策辩解张目的“新左派”理论。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三个方面是它营造社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在此 基础上要求人们对现有的民族国家制度以及统治政党奉献绝对的忠诚。民族主义 使得中国官方宣传能够以中西、中美价值冲突代替阶级斗争，形成新的敌我意识 形态。新旧敌我意识形态都是用来凝聚内部团结和忠诚的。作为秩序意识形态的 民族主义，其要义不仅在於归属，而更在於服从，尤其是对秩序执行权威的服从。 正如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从根本上说，服从秩序执行权威，就是 认可其独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白杰明在《当代中国文化》一书中关注的， 正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 　　威权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唯一可能形式，更不是它的唯一合理形式。 正因如此，民族主义与威权政治在中国的结合，才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就使用暴力的意向和能力而言，90年代中国威权民族主义是毛式社会主义国家主 义在此时期的延续和变化形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要争回公众 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那就是由舆论自由评说甚么国家暴力是道德的，甚么国家 暴力是不道德的。如果公众社会不能自由行使这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的其他权 利也就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家管制表现得如何宽松，它都是一座实 行极权统治的“丝绒牢笼”。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