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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隧道》第一百卅一期)登出后,即有朋友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更有大 陆的朋友疑惑何以那么长的一篇文章,并没有和北京的白皮书在法理基础问题方 面对上话。加之不到二十四小时,台湾选举结果揭晓,陈水扁险胜宋楚瑜,与我 在该文起首处所说的陈连之战截然不同,这就有必要再做一些补充。             ◆ 宋楚瑜的得分   宋楚瑜在选战开始时主要是靠人格分,后来的失分也与国民党对其人格的攻 击有关,但在选战将近结束时,他则获得了两种新的选票来源,一个是在北京特 别是朱熔基的强横嘴脸面前,他的态度比陈水扁更为明确坚定:民主制度下的选 民在做出投票选择时不应受任何威胁。而陈水扁由于自己长期的政策立场,表现 得较为谨慎,把面对北京威胁时的原则问题,只作为两岸前途的政策问题回答。 这样,宋楚瑜的强调原则使自己在两岸关系前途上的暧昧立场退到了次要地位。   另一个则是那些对北京仍一厢情愿的原国民党支持者,由于北京最后的威胁, 也由于李登辉等人的消极态度,转向了宋楚瑜。北京今年的威胁方式,和199 6年基本类似,即绝口不提“民进党”的名字,更没有任何对“陈水扁”的人身 攻击,以避免造成反弹。1996年时,北京拼命骂“李登辉”,惹得民进党的 支持者都转而去投李登辉的票,就是这类策略奏效的证据。遗憾的是,这次李登 辉并不竞选连任,而连战也不如宋楚瑜看好,从北京的利益出发,帮助宋楚瑜获 胜当然是最佳选择。于是,和1996年不同,这次北京几乎不再点名,唯有的 几次,也还是盯在“李登辉”上,同时在“台独分子”将给台湾带来“战争”上 不断加码,这是将举棋不定的选民推向宋楚瑜的重要因素。选举结果,连战得票 与选前民测结果相差无几。可以说,宋楚瑜的个人表现和北京的策略在他得票上 同时有所奏效。   必须记住的是,宋楚瑜名望的突然上升,和台湾在撤销“中华民国”下“台 湾省”建制时资源重新分配中的腐败与抵制腐败密切相关,这是他在两岸关系上 暧昧立场的重要根源,也是北京策略可能为他赢得选票的原因。归根结底,台湾 的别一种前途,要由台湾的选民们决定,而且要由选民们对追求一个更为公正清 廉社会的信心来决定。这正是民主改革的力量和前途所在。另一方面,就北京的 期望而言,即使宋楚瑜胜选,他恐怕也会如李登辉在任时一样,永远处于他自己 “为民说话”的形象压力下,也就是选民要求着眼“台湾”而不是“两岸统一” 的持续压力下。这同样是北京的战争威胁无法阻挡台湾民主改革前进步伐的主要 原因。过去二十年是如此,将来恐怕也很难改变这种大趋势。重要的倒是中国大 陆面对改革和进步的新一代,将如何回答民主方向这个大课题。             ◆ 反驳“白皮书”   北京的白皮书,主要建立于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阐述,而这个阐述中的 最根本的策略,是反复多次地偷换概念。为了和大陆的青年朋友有所交流,下面, 就几个主要问题做些简要讨论。 一、“名”“实”之副   首先,是关于一个政府“代表其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白皮书 第一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返回联合国之前,论述重点在国内的“法律 的与事实的根据”,尤其重在事实的根据上。也就是说,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当 时的中华民国对全中国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并非事实上的。而当论述转到目前 台湾的现状时,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代表, 只限于其名义上的,拒绝任何对事实上的指认,并强迫国际社会接受这种只认名 义、拒绝正视事实的做法。北京政府在将近三十年间的这种行为变化,和“国际 大气候”以及“国内小气候”的变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得世界潮流 风气,在倍受孤立时仍然坚持认定“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国家要革命”, 霸权主义国家决定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其追求“名实相副”地加入国 际社会的努力赢得大多数新独立小国的支持。   如果这确实是北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的实质与北京目前对台 湾的作为恰成对比。今天的北京是在坚持以“名”压“实”,以“本政府”取消 台海两岸存在两个政府的现实状况。而前述背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效果,已经从今天的国际政治生活中消失,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包 括联合国官员,都在摸索在国际上以“和平”、“民主”、“人权”、“共同发 展”、“反对霸权”等新话语导向的国际交往新策略。现在的北京政府除了重新 定义这些话语外,还在努力学习实践如何在国际上运用霸权政治,用自己正在增 长的实力,压迫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接受自己的“名”释“实”。能否长期奏效, 不仅有待外界对台湾民主发展的反应,而且会依赖于大陆内部政治环境的继续腐 化。就是说,依赖于“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这种共产党执政以来,对内 对外一贯的政治实践。因此,希望大陆能够有真正社会变革的人们,不能不关心 北京对台湾言行中的强权、腐化本质。 二、“一个中国”与“一个中国政府”,“代表性”与外交现状   北京混淆“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国政府”不是自今日始。耐人寻味的是, 在所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十年代以前文件的引述中,白皮书都仔细地删除了 “台湾政府”或“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或“蒋介石”、“蒋经国政府”等一系 列给台湾带上“政府”字样的语句,造成一个北京从来没书面认可过台湾有另一 个政府的假象。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海外留学生,不难找到住处附近的中文图书 馆,不妨在闲暇时查查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之类。   在这样的写作逻辑支配下,白皮书第四部分第一段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已经享有和行使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等于直接与 自己在第一部分论述“一个中国原则的产生和基本涵义”一节中的历史简述相冲 突。“享有和行使”主权的说法直接否认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否 认了当时在仍然十分紧缺的经济条件下扔到金门马祖方向海域里数不清的炮弹。 何况,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迄今,两岸敌对状态并未正 式结束”(白皮书第二部分),就不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台 湾享有和行使过主权,白皮书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概念和陈述上双重的自相矛 盾。可以说,承认北京政府从来没有在台湾范围享有和行使过主权,是所有尚能 保持一点“非痞子”精神并希望尊重事实的人们都不可回避的历史现状。   白皮书第四部分说法所作的另一个概念转换,是把一个政府对自己权能范围 内的行政外交能力等同于当前该政府在国际上的外交现状。台湾政府目前的外交 困境,不能作为该政府是否“代表其人民的法律的及事实的根据”(白皮书第一 部分),这和五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困境不能作为衡量北京政府 对中国大陆代表性的根据是同一个道理。很明显,白皮书在这一点上,再次陷入 自相矛盾。 三、两个政府和两个宪法   首先,应当指出,白皮书以“台湾当局”所指称的政治实体,在中文词汇中, 等同于粱漱溟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以“当局”指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用法。因此,即使是拒绝使用“台湾政府”这个字眼,白皮书一 旦开始讨论台海两岸的政治现状,就无法回避两个政治实体同时存在的事实。   其次,承认台海两岸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存在两个互不相容(“迄今,两岸敌 对状态并未正式结束”)的政治实体,承认它们分别依据各自的宪法来组织各自 实施行政职能的政府,而这两个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交叉程序(香港 基本法的制定则存在这种法律程序上的交叉),则北京在法理基础上没有权利阻 止台湾“制宪”、“修宪”、“解释宪法”或“立法”,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强 行要求台湾人民接受一部仍然把“中国共产党”定义为国家领导核心、把“四项 基本原则”放在首位的外来宪法。白皮书所能提出的“台湾当局被迫表示不会依 照‘两国论’修改所谓‘宪法’、‘法律’”(第三部分)的证据,没有一个字 是引证法律法理基础,所有的只是外交压力,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北京 是在依赖国际强权政治破坏宪政在台湾的实施。因此,如果台湾人民不愿接受北 京目前的宪法,不接受假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根本大法”的 最终解释权,则所有白皮书在第二部分里建议的“什么都可以谈”,都成了“无 本之木”,“一国两制”也失去任何可能性基础。 四、“公民投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法理基础可以放弃“主权在民”的原则,所以,白 皮书对台湾进行“公民投票”的反驳,不在否认“主权在民”,而是主要立足于 这个原则的应用范畴,并将之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这里有两个概念 错误。第一,“主权在民”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时,不仅要通过严格 保障民权的具体政治程序实现,而且,代表这个“全体人民”的中央政府要经由 地方政治实体的认可和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辖治的中国大陆,虽然民权还得不 到严格保障,具体政治程序还漏洞百出,但一到“重大决策”,也还是要在人民 日报上登出一个省一个省的分别表态,借以证明这个“决策”是在“各省市自治 区”人民的支持下做出的,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八九年宣布戒严令时,一直到 今年人大期间对这个白皮书表态,都有这么一个象演戏一样的过程,实在也是北 京还没有能力完全抛弃即使是这么虚假的一个程序。否则,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当 初不会那么煞费苦心地设计各个省区的厅,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架构也 不必始终保持以各省代表团为单位。这是历史留给北京政府的遗产,也是北京政 府要对内玩弄强权政治时仍不能不面对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由这个“经地方授权中央”的政治程序所假定,则有关某一地 方政体特殊前景做决定时,这一地方的公民投票针对其他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决定 来说,就具有优先权。所以,魁北克“公投”时,加拿大的其他省区并无权以自 己的人口票数加入反对行列。同理,虽然东帝汶的“公投”需要经印度尼西亚国 会的最后认定,但“公投”进行时却并不需要考虑其他省区人口票数的压力。这 一点,相信正在观察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政治发展的旅欧中国人都不 会感到陌生。因此,“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之所以会获取该国家范围内各个地 区的主权总和,首先是因为各个地区的人民同意授权于这个“国家”及其“政府” ,而绝不是相反。从法理上说,现代宪政国家不能以集合后的“国家”和“政府” 否认地方人民的自主权。   白皮书定义的第二个概念错误,在于台海两岸的政治程序并不同一。脱离了 在严格保障选民权利基础上的具体政治授权程序,“主权在民”根本无从谈起。 而当两岸程序并不相容时,彼此对对方因“在民”而产生的主权诉求,本质上是 “敌对状态”下,以“武力”为后盾和主要手段的强制性要求,根本谈不上“主 权在民”的法理讨论。因此,在目前仍存在两个互不相容的政治实体的情况下, 北京主持的任何中小学生签名(并非不受权力干涉的公民自由投票)之类的活动, 都不足以在法律意义上否决目前台湾“主权在民”的民主改革和实践。              ◆ 宪政民主的常识   如果说白皮书主要是北京政府的“言”,那么朱熔基在全国人大结束后记者 招待会上的表演,可以说已经有了“行”的意义。朱熔基不仅在表达时声色俱厉, 而且还非常不耐烦,似乎觉得自己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北京早已公之于众的“老生 常谈”而已。很明显,他对自己表演里承担的重大责任缺乏起码的历史自觉。这 里最重大的问题,是在一次投票选举程序举行之前,以一个政权所拥有的权力对 选民进行暴力威胁。   朱熔基本人和大批支持他的干部群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为政清廉的 个人形象,而常常忽略他言行中实际上为制度性腐化开闸放水的一面。他有意回 避政治改革问题,以为集中精力实现经济起飞,就可以问心有愧,而实践中却不 得不面对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腐败活动,开始还似乎是不得不违心地使用专断蛮横 的处理方法,到现在,专横式处理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办事程序,对中国大陆面临 的行政经济上立法执法的前途都已构成制度性的侵蚀和威胁。可以说,不回到七 十年代末对文化革命的反思,不回到对“权与法”的讨论,不回到政治改革的基 础课,大陆的腐败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不相信这一点的朋友们,不妨设想 一下意大利在二次大战后的长期政治腐败情景。说句题外话,也许,现在是在中 国大陆重新上映那些意大利法官检察官与黑幕政治相挣扎之类影片的最好时机, 至少可以提醒观众,如果国内并不缺乏仍有良心的司法人员,那么,至今缺乏这 样的国产影片,就一定别有原因。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连这样的外国影片都“不 宜”上映了。   朱熔基对台湾选民的威胁,实质内容可以转换成这样一句话:选民们,在你 们做决定时,要把大陆的战争威胁作为理性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他 的威胁仍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台湾选民即将在投票时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和决定。有了这一条,我们就有理由说,朱熔基的威胁,与直接用金钱帮助国民 党买票贿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进一步,他的这一言行,与民国初年的曹琨贿 选、段祺瑞武装威胁国会会员投票,在本质上也没有区别。   不管即将进行的投票在制度上有多少仍待完善的地方,也不管“祖国统一” 的目标多么神圣,“投票”这一民主机制本身的根本假定之一,就在于投票人不 受长期理性决定以外的临时威逼利诱,尤其不受掌握国家机器者的威逼利诱。外 界人士和机构在投票过程中保持中立,乃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常识。对这一假定毫 无自觉的破坏,就是对中国民主制度的根本伤害,是在公开地为下层干部侵犯公 民权利作示范,也是间接地“教育”中国老百姓,每次投票时要注意看领导的脸 色。这是以“目标”的“光明正大”为理由,忽略“制度”与“程序”,促使社 会进一步腐化的实例。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危害尤其深远。   从台湾人民的角度看,既然他的威胁本质上等同于国民党(包括支持宋楚瑜 的国民党地方干部)买票贿选,那么,拒绝这种威胁,自然是和台湾的民主前途 息息相关,倒也不仅仅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问题了!我们不会忘记,选前,国民党 竞选宣传的一个重点,就是以“稳定”来对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国民党 实在也是执政时间太长了,似乎直到陈水扁当选,西方观察家们才忽然意识到, 台湾的总统是四年一选的,评论说陈水扁也未必能在四年里就做出什么来。可是, 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大厦,确实受到了致命打击。从百分之八十以上有选 举权人口参加投票的事实来看(日本大选投票率只在百分之四十左右,美国也只 达半数),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揭示了台湾人民积极参政时巨大的潜在可能 性。这正是“主权在民”的真正意义: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利,使政治权力处于人 民选择的控制下。比较起来,领土争端倒是第二位的了。   回头考虑北京的立场,任何一次普选或普遍性投票(包括“公民投票”), 都是在法律规定基础上的民众参政活动,北京也就没有理由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把导弹或者解放军送过海峡,去给以自己的意愿决定台湾前途的选民一个武力的 “教训”。即使从讲求“法理”的白皮书立场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可能的时机。 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时刻,就选举结果进行武装攻击,就等于把白皮书声称要 保护的“台湾人民”作为作战的直接目标。               ◆ 战争与和平   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分析,台湾如果不对其现存政治实体代表且仅代表台湾 人民的“法律的和事实的根据”进行正式认可(即通过修宪和公民投票等根本性 程序),则“两岸敌对状态并未结束”的现状就没有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随 时有可能对台发起武装攻击。反之,如果“中华民国”放弃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 对大陆的主权要求,就是台湾方面主动放弃“敌对状态”,向通往和平的方向做 出努力。理论上说,双方放弃了对对方的领土主权要求,并不等同于双方“断 交”,没有了战争威胁的阴影,两岸人民就有可能更平等地互相来往,两岸关系 也就可能更加繁荣。   这个简单的法理事实,是笔者把台海两岸关系比拟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 的主要原因。很多大陆同胞强调,自己是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不能接受“台 湾独立”。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些大陆同胞就应该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武装斗争,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虽然困难 重重却仍然大有希望的中东和平进程。因为,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这两种宗教 信徒所拥有的“宗教情感”都远远强于所谓“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他们 因为自己的宗教而遭受的痛苦也都可以和“中华民族”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比拟, 而由于近代历史的具体进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杂情况(正与台海问 题产生的时间约略相同),他们对耶路撒冷的要求也都比中国大陆人对台湾的要 求更为强烈。   犹太人在二次大战期间的苦难,由于战后犹太民族坚持不懈的追究和努力, 在世界上已经是人所共知。人们不太熟悉的,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以色 列在中东的建国和扩张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和家园,至今三百多万巴勒 斯坦人还生活在条件凄惨的“难民营”,已经在那里繁延了两三代。这其中,有 过不只一次的相关国际协议,以任何一个协议为“国际法”而不对实际情况进行 坚持原则性的考察,都会陷入过去的强权政治遗留下的文字游戏,从而成为新的 强权游戏的工具,继续那些以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的战争。   同理,在这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中,当然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不断 地插手。以为只要指责、打击了西方“一小撮阴谋反对”巴勒斯坦,“妄图干涉” 阿拉伯“国家内政的敌对势力”,就足以为受难的人民找回公正与和平,也不过 是把问题简单化。必须看到,在目前的中东谈判中,以巴双方都已经认识到,对 “正义”和“公平”的一些基本共识是谈判的起点,在这些共识之下,“和平” 的原则高于各方对细节上“公平”的不同理解(即,在很多是否“公平”的问题 上,双方都确实有着极为严重的分歧)。   这样,承认双方人民的受难成了谈判进行的前提,这也正是目前教皇保罗二 世对中东的访问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的巨大感召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巴勒斯坦 的难民问题,还是以色列公民生活中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双方都承认是不正常、 需要解决的“和平”问题。同时,要减少双方人民实际身受的痛苦和损失,就要 求双方承认历史造成的一定现状,承认差别,把遵守谈判的规则和各自立法的程 序,看得重于“面子”、“词句”、部分选民(严格地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 组织还谈不上一个已经可以相对独立运转的民选程序)可能会加以抱怨的“情感” 问题,等等等等,更不必说象北京政府这样,把自己内定的解释要点强加给自己 治下的大陆人民去学习领会表态学舌,还不允许对自己颁发的要点进行批判性讨 论。   这种对“正义”和“公平”取得基本共识,并在其基础上追求“和平”的理 念,也是近年来北爱尔兰和平谈判得以在艰难中勉力维持的重要原因。关心目前 世界上的军事冲突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考察一下近来世界上的若 干和平进程是如何起步的?台海现在并不存在实际上的战争状态,而北京坚持自 己要动武,这里面的所有借口都真的那么站得住脚吗?   事实上,在这场战争威胁的语言游戏中,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内的实权派。   台湾作为中共“革命尚未成功”的证明,这种“心病”效应在邓小平去世后 就失去了实际内涵。何况,正如《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位评论者在陈水扁获选后 指出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表示,可以把台湾问题留给历史去解决。可知, 北京目前的当政者,正在采取比以前更为急躁的对台政策。除了笔者曾经指出的 军方在冷战后追求军事现代化的实际困境外,必须看到,这也是因为,在过去几 年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江泽民与今日北京军方少壮派已形成了某种休戚与共的关 系。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台湾问题成了他们在表面上动员舆论、在实际上控制资 源的一个重点。   就在台湾今年总统选举的当天,《日本新华侨报》就大陆国防部长即将访日, 报道了日本防卫厅长官瓦力呼吁中国提高军费透明度的消息。据该报道,中国国 防费用连续12年均维持10%以上的成长,而2000年度预算的国防费又较 去年增加15.1%,瓦力表示,“中国国防预算连续大幅成长,因为中国未公 布国防费用的详细项目及内容,希望其能提高透明度,日本亦会努力促成此事” 云云。   这恐怕就不仅是对台军备,还牵涉到大陆军方日益猖獗的经商和贪污活动了。 原则上,一支国家军队是在国家其他经济部门的支持下运作,资金来源全部靠国 家财政预算拨款,因此军方的开支(只是“开支”而不是“收支”)必须账目清 晰地受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管。军方任何的直接经商活动,都是 未经“资产所有人”授权的“挪用公款”,理论上,从一开始就是违法乱纪。由 于其身份的根本性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从军方进入经商活动的那一刻 起,就是贪污腐败的根源。这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得经商是同一道理。   大陆的青年朋友也许会想到,在大陆不断的武力威胁下,安全防卫一直是台 湾经费开支的重头,而且很多问题事涉机密,军费也不会有多少透明度。可是, 他们恐怕并不很清楚,近年来台湾民主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军用合同和军费开 支中一系列营私舞弊案的追查。在这方面,大陆正不知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那些军方的既得利益者,要保持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保证持续增长的军费, 同时保证这些军费的流向不受民权的干扰,常常正需要不断地鼓吹武力收复台湾, 把目前实际存在的“和平”现状引到一定程度上的“备战”状态,同时也就是把 “战争”的可能性引入人民的实际生活。   很多人在追随对台战争的说法时,并没有考虑过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是否会成 为战争的牺牲品。更多更直接的战争想象,都只局限在那个并不具体的隔海“小” 岛上。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可是中年人不应当忘记,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 我们曾经有过的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那也不过是一次局部战争,可是, 那些生命真的就应该那么轻易地丢失吗?当此世界上有勇气的人们面对新的世纪, 承认过去的错误,承认他人的苦难之际,为什么我们的新一代没有勇气追求和平, 反对政府鼓吹“战争”的政策?要知道,任何一场战争都离不开政治上的支持, 现代以来,更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宣传。当初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也自有整整一套 自圆其说的理由,并且由政府出面控制资源和舆论。可是,仍有反战的日本人, 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并因而受到迫害。今天,为什么连互联网 上的一点和平建议都不能忍耐呢?   台湾的这一次选举,应当成为一次转机,使大陆人能够重新考察我们政府的 一些说法和作法,同时,也重新考察一下自己个人的理性态度和民主素养。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