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三　十　六　期　　　　　　　　　【】 　【】　　　　　　　　　　　　　　　　　　　　　　　　　　　　　　【】 　【】【】【】【】【】【】【】【】【】【】【】【】【】【】【】【】【】 　　　　2000.4.22　　　　　　　　　　　　　　　　　　（sd0104b） 　÷÷÷÷÷÷÷÷÷÷÷÷　本　期　目　录　÷÷÷÷÷÷÷÷÷÷÷÷ １、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佚　名· ２、　不再清高的象牙塔　　　　　　　　　　　　　　　　　　　·詹小洪· ３、　南京大学是怎样一个论文制造厂　　　　　　　　　　　　　·万　伟· ４、　过去的教授　　　　　　　　　　　　　　　　　　　　　　·谢　泳· ５、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被打垮的？　　　　　　　　　　　·京　文·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 　　　　　　　　　　　　　　　　　　　　　　　　　　　　　　·佚　名· 　　　　　　　　　　　　　　　◆　（一） 　　1999年夏，在不到半年就进入21世纪的当口，对一个叫作“法轮功”的组织 的包抄打压，成了共产党治下中国的头等大事。这不过是一个以修身修性为宗旨、 以妇女老人和教育与收入偏低的人群为主体、以松散宗教教义为包装的民间组织。 令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它会众庞大、忠心耿耿，其行动不仅诡谲，拜当代高科技 之赐，还相当高效。当然直接的动因，是他们“包围”了一次中南海。 　　几乎就在100年前，类似准宗教民间组织“义和拳”在山东等地勃兴，也是 修身修性、宗教包装、会众庞大、行动诡谲，清王朝开始时也是打压，直到他们 策略性地提出矛头向外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那结果尽人皆知：王朝倾覆的 前奏——国际武装干涉。 　　“法轮功”的事情还没有完，由深刻的社会问题引起的当局与民众的对立正 在发展。由于无知、贫困与“诉说无门”（缺乏以法律为依据的社会公正），浅 俗的“教义”依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领袖人物”动员民众以“变天”的主要手 段；而空喊“法治”、实际上在舆论开放与军队国家化上绝对寸步不让，依旧是 共产党维持统治的基本方式。 　　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　（二）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 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 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 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 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 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 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 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 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 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 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 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 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 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 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 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 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 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 台湾另议）。 　　　　　　　　　　　　　　◆　（三）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 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 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 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 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 “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 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 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 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 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 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 （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 道，控制了教育和传媒，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党和国家”的工具与喉舌，已 经没有第二条路。这情况，在70年代末的改革之后，稍有改进。其改进的程度与 执政的共产党将原先绝对独揽的社会资源和严格控制下的公民权利返还给社会的 程度相当。 　　　　　　　　　　　　　　◆　（四） 　　1984年的“十一”，就在20世纪快要进入它的尾声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自己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横幅“小平您好”，赞扬这名专权改革者所 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绩：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的部分恢复，撤除阶级成分划下 的政治歧视和压迫，为政治运动受难者恢复名誉等。鼓励他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 真正实践最初对社会许诺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过去。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是，在毛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子上， 邓作为继承人，似乎什么都能改，甚至“姓资姓社”都无所谓，惟独“不能有 （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人类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党内人士享受了片刻 的1978年的“议论自由”之后，邓的决定是：对他所设计的改革，只“摸着石头 过河”，无论其理论、方法、步骤，还是对变动着社会成分，一律“不讨论”。 尽管如此，对社会有限的权利返还，还是给了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一丝生机。 然而，这类不够成熟的社会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强硬的当权者和激进的 革命者手中断送。籍着对1989年社会抗议行动的镇压，十年间艰难地成长起来的 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现代社会萌芽，特别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发言的阵地， 遭到全面清剿。两年之后，这名以开辟中国的新时代自命的独裁者，在其衰朽之 年亲自南下，希图挽救他亲手设计的“经济改革一花独放”的改革大业，却为中 国的现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权力化的资本和市场毒化了中国现 代社会可能的生长点。就在外国资本与集权政治联手，将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 妖娆商家妇的时候，她的结局，似乎不出两类：经济上去了，社会法西斯化；经 济上不去，社会动乱。当然还有一个与世纪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国际干预与共管。 　　　　　　　　　　　　　　◆　（五） 　　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 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 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 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GNP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 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 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 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 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 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头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 只是党的工具。如若不信，只看这篇小稿完稿的20世纪末，中国处于顶尖位置上 的社会科学家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所、马列所、宗教所、社会学，历史 所、法学所，正在院长的召集下，“成立了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加入 当局组织的大合唱。 　　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它萌于军事强权左右社会的中古时代， 并再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所处的地位所验证。 【】　　　　　　　　　　　　　　【】　　　　　　　　　　　　　　【】 　　　　　　　　　　◆　不再清高的象牙塔　◆ 　　　　　　　　　　　　　　　　　　　　　　　　　　　　　·詹小洪· 　　政界争权，商界夺利，常使人谈起来不寒而栗。而学界向来被视作不染尘俗、 不沾铜臭的世外桃源、象牙之塔。给人的印象是，官场腐败，商家奸滑，而学界 中人清高，只是有点迂腐、穷酸。怎奈在这社会转型期，学界也已今非昔比，远 不再是一块净土，读书人也决不尽是远离权力和利益的谦谦君子。 　　　　　　　　　　◆官大——权大——学问大 　　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在学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就表现为政研不分和官 学不分。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在一个传统的 官本位社会，盛传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而在今日学界，流行的则是“研而 优则仕”。如果说，改革前甚至10年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还有可 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不学无术”之士的括，那么在今天，从资历来说，这 些领导人可以说几乎100%是科班出身，学有专长。名片上鲜有不印上教授、博士 生导师、什么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XX会长……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群体 不乏硕学鸿儒。然而，相当部分的学者职务越高，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精力、 乃至兴趣就越少了。多少会议、应酬、甚至评职称、分房子等等庶务会使他们分 身乏术，所以有句笑话：“要想废掉某个学人的武功，就让他当官。”所以很多 学界名流最重要的成果多是产生于成名之前或成名之初。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学 官们的学术影响与职务成反比。事实上，一旦名有了，头衔有了，职务有了，手 上的权力资源多了（如评职称、派出国、职务升迁），自然有门生（多为研究生） 和自称为门生的年轻后生，学术新秀拿论文、专著的草稿来请“导师”、“先生” 指导、提意见，推荐发表、出版。往往是等成果变成了铅字，署名中第一作者往 往是提携后进的“某老、某长”，真正的作者反居次位。某些学官学长们保持学 术声望的另一妙招是：主持重大课题，主编大型丛书。当然课题负责人、丛书主 编非官们长们莫属。因此在学界，确实有整套丛书一字不写的丛书主编，自始至 终无暇顾及课题的课题主持人。 　　当今天的学人哀叹现在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时，殊不知学术 与权力挂钩，当官和学者不分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考研热中的高官臣贾多 　　近几年研究生考试持续升温。原因多多，恕不一一赘述。但不可忽视的一点 是，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同样渗进了这一神圣的科场。一般来说，各研究生招生单 位计划内的招生还大多能按照规则，保证质量进行。乱就乱在计划外的委托培养 生、扩招生、各种名目的研究生班。谁都清楚，学历、文凭在今后社会立足的意 义所在：为官的一纸文凭是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阶梯，生意人有顶博士帽让人称 作是“儒商”更觉受用。但是，他们或商务繁忙，或政务缠身，要他们脱产几年 寒窗苦读根本不可能。于是，经商的拿出三、五万元到一些“只考绩，不考勤” 的某某大学研究生院，利用个把月突击学习几门课，修上几个学分，到头来雇个 枪手拼凑个论文，博士头衔就拿到了。弄个博士学位真比在北京上个重点中学的 费用还要低。或者出个几十万在某研究生院搞个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基金，曲线变 相地为自己捐学位。当官的（多为司局长，也有少数的处长、副部长）则多在隶 属本部门的高等院校研究生院业余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 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其中计划外的有20多名， 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招生创收的另一 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县甚至村 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京城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 “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 　　　　　　◆博士、硕士学位点、MBA培养点的含金量 　　国内的大学并没有明确的严格的等级划分。名牌大学之所以知名，除了他们 有悠久的校史、雄厚的师资、教学设施齐全，更重要的是毕业生中名人辈出之外， 现在还有几项硬指标：是否进入了“211工程”？有无国家级的教学基地、科研 重点项目、MBA培养点？博士、硕士学位点有多少？两院（中科院、工程院）院 士、博士生导师有几位？争取到了上述指标，绝不仅仅是荣誉而已。可以说，每 一项指标、名额后面都可以为本校带来可观的、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如进入了 “211工程”，该校就可以得到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拨款。一旦哪个学科被 纳入国家重点教学基地，就能得到教育部更多的财政支持和进人指标。有了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点，MBA招生权力，更是可以大发利市。一个重点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的院长在该院尚未得到MBA招生权前曾对笔者说：“只要有了MBA招生权，那些 想附庸风雅的乡镇企业家的银子还不哗哗往往我院流。”圈内人士估计，一个金 融博士学位点的含金量大约在两百万元以上。正是因为上述指标、名额有那么多 的好处，而手握审批、评议权的部门和人士就成了名校公关游说的对象。公关、 游说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请要害部门的领导批条子、打招呼者有之；请本校 往届毕业生现官居要职的校友为了母校发展荣誉多做贡献者有之；最常见的是以 考察、讲课为名，请手握项目审批、学科评议大权的部门人士，到本校所在城市 休养、观光，由省市级领导人出面做说客，大谈该校对本省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但一些重要学科连一个博士点都没有，办MBA的资格也不具备，这与我们 省市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云云，拜托大家帮助其更上一层楼。 据说此招还真灵。 　　　　　　　　◆学会如何红火：名誉和金钱交换 　　在民政部注册过的各种学会、社团很多。学会会长、秘书长多由退居二线的 官员和该学科的退休名流担任。一般来说，只是个闲职。学会有钱的话，拉上一 帮同行，找个风景名胜城市开个研讨会、编辑套丛书什么的。没有钱的学会也就 是空招牌一块，什么活动也开展不了。然而近年来，市场机制引入了学会、社团。 前年，笔者在外地参加了一次中国某某学会的某届年会，秘书长照例总结上届年 会以来的工作和谈本届年会的打算。谈到改选理事会，振振有词的讲，“必须考 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理事会应该吸收大批企业家”。接下来，开始对与会的厂 长经理们派送学会的职位：副会长一伙子，每位入会费五万元；副秘书长一桌子， 会费不低于三万元；常务理事一屋子，会费不低于二万元；理事一院子，会费不 低于一万元。一次换届，学会筹款以百万元计，这秘书长真可谓是能人。更有趣 的是，去年笔者在珠江三角洲出席一个意识形态味道浓烈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白 天，在会长某老的主持下，与会者个个慷慨激昂，纷纷批判私有化，捍卫国有经 济主体地位。由于民政部要求学会年检时要交几万元保证金，该学会连这个注册 费也交不起，于是晚上的议题就是要与会者献计献策，如何筹措这笔为数并不多 的款项。大家个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这时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是理事）发言 说，出这点钱根本不在话下，但他建议说，把该学会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去 掉。我原想，这个建议要遭到会长先生的断然拒绝，不想，老先生竟满口答应， 说“为了使学会可以维持，这没什么，要我让出会长都可以，我就当个名誉会长 吧！”唉，学会利益竟高于意识形态！ 　　民政部还有规定，学会会长原则上不得超过70岁。但80岁以上的会长不乏 其人。他们又不愿意轻易拱手让出会长、秘书长的位置。于是，近两年来，不时 听到70岁以下向70岁以上的会长逼宫的消息，甚至出现双方拥戴者武力对峙的 场面。 　　　　　　　　◆黑箱操作：大众疏远评奖 　　在中国的文教、科研、艺术、体育界，无论从事哪个行当，衡量你是否成功 是否名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得没得过国家级的奖项，拿没拿过这个杯那个杯。 如电影有政府奖、百花奖、金鸡奖；电视有金鹰奖、飞天奖，电视台主持人还有 金话筒奖；戏剧有梅花奖、桃李杯；文学有鲁迅奖、茅盾奖；历史学有郭沫若奖； 在新闻界，记者有范长江奖、编辑有韬奋奖；出版界有国家图书奖；体育有飞龙 奖、每年一度的十佳运动员评选。至于省市一级仿效攀比中央的各种奖项就更多 了。不可否认，众多的奖项对以上各行业学科发展、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绝大多数奖项的评、选组织都是严肃认真的，坚持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公 众的参与度也是很高。因此奖项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在前些年评奖的 热闹喧嚣后，近年来社会上对某些评奖产生了一种疲劳症，不以为然者有之，诟 病者有之，揭黑幕者有之。认为： 　　1、行政权力介入了评奖。有些奖项名义上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评 出，但实际上获奖者和获奖作品是主管部门领导人钦定。主管部门为了搞平衡，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还美其名曰：评奖也要考虑行业和地区的平衡发展，要扶 助中、西部文化事业发展，故有人讥讽评奖成了扶贫手段，失去权威性。 　　2、孔方兄进了评委会。某些奖项为了提高权威性，引起公众的关注，设立了 高额的奖金，但自身又资金短拙。不得己要拉企业、商界人士协办，乃至进入评 委会。有些商界人士就不仅仅是出钱赞助而已，事实上对谁能获奖、获几等奖颇 有发言权。媒体没有少披露这方面的内幕新闻。如此奖项，缺乏公正性。 　　3、公众参与度趋冷。曾几何时，电影百花奖评委会每年收到的选票有数百万 张，可好景不再，现在每次评奖能有十几万张就不错。其他艺术类奖项也有类似 的情况。公众参与度低，奖项代表性就差。更有甚者，为了多得选票，有些个人 和单位干脆自己印制选票，散发给亲朋好友。 　　4、进京游说评委会。每当各种全国性奖项评选之前，各方神仙带上自己的作 品纷纷“进京赶考”，邀请评委会成员参加各种形式的作品座谈会、研讨会，大 造舆论。其实，切磋学术的功能淡出，争取评委左右媒体的意图凸显。 　　当某些评奖的黑幕被频频曝光，大众疏远奖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人相轻：不仅仅是书生意气用事 　　中国的文化人争强好胜，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如果仅仅只是一、 两个人之间，某几个人之间互不服气，发生龃龉的话倒也罢了，无伤学界大雅。 然而“文人相轻”掺杂了权力和孔方兄的因素后，象牙塔里就不那么安宁了。因 为名望会带来权利，能批来经费，可以揽来商业赞助。名望会产生马太效应，经 过鼓噪和炒作，地区名人会成为全国名人，国内名人会成为国际名人，某行业、 某学科的名流会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一句话，名望会带来名望。所以，不 少文化人为名所慕、所累、所苦、所害，但仍为名乐此不疲。因此，学界的博名、 争利、弄权并不就比业界逊色。 　　现象之一，师门之间的冲突。前两年某大学一位教授在一家专业杂志上对本 学科一派宗师进行了学术商榷，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不用老先生本人出马，他 的徒子徒孙们立刻作出了强烈反应，轮番撰文回击。那位挑战者的硕士、博士们 也非等闲之辈，纷纷挥笔上阵。双方打开了一场名为捍卫师门尊严实为保卫本校 作为重点学科基地、本师学术带头人地位的文字仗。双方都有一些尖酸、极不尊 重人格的字眼跃然纸上。 　　现象之二，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学科门类犹如产业门类，产业有朝阳产业、 夕阳产业之分，学科有冷门、热（显）门区别。人文社会科学眼下当红学科是经 济、法律、新闻、国际关系，而文史哲相对就要冷清得多。学科间的门户之见表 现在，互争分支领域学科。例如，经济法学，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学的二级学科， 法学界则认为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其他还有关于经济史属于史学领域还是属于经 济学领域、社会史属于社会学还是属于历史学……等等。处于弱势的冷门都很警 扬强势的热门学科渗透，很难容忍听任外学科的学者对本学科说三道四。经济学 家、法学家不断被文史哲学界指责为帝国主义、沙文主义，侵入他们的领地跑马 圈地。 　　现象之三，大学之间的山头之争。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搞得红红火火，使 她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陡升，能与北大相媲美的只有“工程师摇篮”近年更是政坛 人士迭出的清华大学。国家在经费上显然是重点扶持北大、清华，乃至于两校的 一级教授一年仅津贴就可达到五万元。两校的师生牛气十足，媒体也不断炒作， 把他们比之于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这引起了了国内一些名气 也不小的重点大学的不满。如南京大学就不承认北大的权威地位，亮出的一个杀 手锏是该校在国际论文排行榜上连续几年列国内高校第一，而北大只是第二，清 华居第四。中国人民大学也有老师撰文对教育部让北大清华经费吃偏食深为不满， 认为两校并非所有学科、专业都首屈一指。至少人民大学的法律系不比北大法律 系逊色，同济大学的建筑系也与清华的齐名，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系科，也非北 大、清华可比。北大、清华学生一毕业就争先恐后去欧美留学，两校成了“留美 预科班”，对两校如此偏袒，不利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现象之四，学术批评的地域保护主义。近年来，上海复旦大学有教授接连在 权威的学术杂志《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对社会科学的国 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专著及北京大学教授的专著提出尖锐的批评，倡导重 新建立学术规范。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北学术界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展开了批 评与反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适时地举办了一个关于学术规范的研讨会， 把京沪两地的学者都请来，让其畅所欲言。当事人都没有出场，但除少数发言较 为公正、客观外，多数发言者的地域立场极为明显，北京的学者说上海的批评者 没有看到被批评者在本学科中的建树，而是像小学语文老师改作文一样，只看有 无错别字、标点符号是否正确，实在是吹毛求疵；而沪上学者认为被批评者不顾 学术规范犯了常视性的错误，闹出了不少笑话。北京的学者还指责复旦大学本身 也有靠弄虚作假而著作等身的教授，他也应该受到揭露而没有受到复旦学者的批 评，这岂不是双重标准？这场风波至今也未能平息，还有升级之势。一些海外人 士也发回稿件为各地原来的校友、同学和老师助阵。国内一些旁观者却另辟蹊径 评论这场风波：认为这是沪上学人不满意京城学人垄断学术资源（经费、名望、 地位），上海学界向北京学界的盟主地位发起挑战，争夺中国知识界的话语霸权。 有家外电也持此说。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咱们姑妄听之。 　　比起上述现象，学界过去常被人不齿的诸如考场作弊、托关系发文章、评职 称走后门、抄袭剽窃别人成果、求人写托儿式书评只是“小儿科”,不足道也。 【】　　　　　　　　　　　　　　【】　　　　　　　　　　　　　　【】 　　　　　　　　◆　南京大学是怎样一个论文制造厂　◆ 　　　　　　　　　　　　　　　　　　　　　　　　　　　　　·万　伟· 　　凡是这几年在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呆过的人，一定对“南大名列全国 第三”的说法并不陌生，南大的行政领导还得意地想出“四大名旦”、“五朵金 花”等提法，无非是说明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如何重要。但奇怪的是，这些 人对哪些学校名列一二，哪些学校名列四五却语焉不详。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南 大除了不敢僭越北京的两所出中央领导人的学校外，它并不把其它的高校放在眼 里，这自然也包括它在华东地区的对手，复旦大学。 　　南大为何这么狂妄，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制造论文的数量，已连续数 年位居全国第一。 　　众所周知，南大一没有像样的产业，二没有获得全国科学大奖的实力，于是 南大的领导就把宝押在了制造论文上。 　　理科是制造论文的大本营，那些论文是不是抄袭的，质量如何，因为科学多 少有些标准，明眼人自有判断。在理科的影响下，文科也掀起了制造论文和专著 的热潮。据学校权威部门的统计，某教授一年出版7本书，为全校之冠。 　　不过就在轰轰烈烈的码字运动中，有人忽给学校党委写信，指出中文系从河 南引进的潘教授在广东出版的一本专著大量抄袭了别人的成果。党委里不知道谁 一下子头脑发热，说要正学术风气，要展开全校的学术行为规范大讨论。可是这 个讨论在学部委员（如今称院士）及博士生导师这一级就搞不下去。有一个名教 授威胁说，如果要讨论，则明年全校的论文数会大大下降。从河南来的这位美学 家遂得侥幸过关。 　　其实，这位美学家在学术腐败队伍中只是一名小卒而已，比他胆大的人多得 是。中文系语言学博导李某，号称日写万字（鄙人抄都抄不了这么多字）。虽然 不懂外语（这是中国当今博导的一大专长），但也敢玩弄欧美现代语言学。他的 心得是，你写的东西越没人懂，你的学问也就越大。 　　外语学院的许某是中国翻译界的一颗新星，其亮度已经超过傅雷。傅雷只是 一心一意搞翻译，不侈谈什么翻译理论，也不承认自己是翻译家（他说自己顶多 是个文艺比评家）。而许教授则每月有好几篇论文发表，这些论文大部分的题目 是《与某某教授谈翻译》，除了废话和大话（如要建立南京翻译学派）外，没有 什么内容。许教授的法文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许自称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 院，后去法国游学。其实他在国内的母校是中专级的南京外国语学校），但就他 中国学功底而言，很难达到翻译家的水准。他跟文学院钱教授合译的汉学著作 《欧洲之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就译不出大学者清末张裕钊的名字。这里 也可以顺便提一下钱教授，他曾被公派到法国教汉语，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 把法文小说的片段译成汉语，这些学生的译稿经钱教授排列加工后就可以在中国 出版了。如果谁有钱教授翻译的法文小说，不难看出里面尚有拼凑的痕迹。 　　南大教师的学术腐败，其手段多种多样。文学院柳某，为了晋升职称，趁跟 自己合作写书的钱教授出国，而出版社要再版两人著作之际，把钱某的名字从第 二版划去，以第二版作为自己个人的学术成果。后来钱教授在美国查书，发现目 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这才知道柳某做了手脚。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柳教授 已经成了博导了。 　　海外教育学院凌某，凡是发表一篇文章，总要把自己以前的文章引述多次 （据说被引用次数也是学术成果的一部分），成了一个“自恋症”患者。他还把 在《汉语拼音小报》上发表的豆腐干文章当作学术论文凑数，简直把学术当儿戏。 　　在学术腐败的队伍中，也有不少是南大的行政人员。这些行政人员通过种种 手段，如今基本上都是在职博士了。这些整天吃喝玩乐人当然也写论文，其质量 可想而知。 　　南大跟其它许多高校一样，有“核心期刊一览表”。这些所谓的核心期刊， 大都由各院系的头头脑脑圈定。比如，某系领导曾在某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则某 刊物就自然成了某系的核心刊物。这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笑话。比如中文系的核心 期刊有《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期刊，而是中华书局不定 期出版的丛书；又如，在历史系的核心期刊中，有《南京史志》。而《南京史志》 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刊物，专登一些趣闻逸事，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对于在南大读书的研究生而言，“核心期刊”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南大当局规定，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才能获准毕业。而根 据研究，即使所有的核心期刊只发表南大研究生的文章，仍有很多学生的文章没 办法发表。在这种压力下，有人花钱买期刊的版面，历史系陈教授的一个研究生 甚至因为没法发表文章而自杀。 　　80年代，异化问题曾流行一时，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讨论了。但实际上，现 在中国的异化问题最严重。就以高校为例，教师和学生都异化为铅字了。而在这 一点上，南大的确是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　　　　　　　　　　　　　　【】　　　　　　　　　　　　　　【】 　　　　　　　　　　　　◆　过去的教授　◆ 　　　　　　　　　　　　　　　　　　　　　　　　　　　　　·谢　泳· 　　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 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 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 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 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 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 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 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 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 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 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 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 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 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 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 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 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 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 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旧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 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 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 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 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 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 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 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 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 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 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 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 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 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 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 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 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 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 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 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 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 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 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 主动选择。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 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 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 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 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 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 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 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 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 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 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我们可 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倍以上，她很 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 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 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 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 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 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 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 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 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 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 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 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 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 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 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 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 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 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 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 “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 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 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 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 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 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 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 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 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 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 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 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 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　　　　　　　　　　　　　　【】　　　　　　　　　　　　　　【】 　　　　　　◆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被打垮的？◆ 　　　　　　　　　　　　　　　　　　　　　　　　　　　　　·京　文· 　　读谢泳关於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的文章，有一种很亲切的 感觉。倒不是因为文笔的关系，而是有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大学念了七年中国 近现代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当然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感触最深的是以 1949年为分界线，知识分子前後的精神风貌、思想文化原创力、甚至个人人格， 简直是天渊之别，因此曾发誓要研究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如何被摧毁的。只是生性 虚浮，终究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所以老大徒叹息。因而这几年读到谢泳的文章， 油然而生一种深得我心的感觉。 　　有人批评谢泳的文章千篇一律，基本结构都是一个前後对比，引出一段感慨， 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向死亡的故事。也许从文学的角度看，套路是单调了一 些。但这里的故事不是虚构，而是精神之生与死的悲剧，每一则故事对我的心灵 都是一次震撼，因为在作者笔下不断重覆的故事的主角，都是中国最杰出、最伟 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被摧残，被冷落、被扼杀。平淡的 文字後面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血和泪。也许他们根本已经欲哭无泪，而他们的 血也已经早被榨干。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原因很简单，这一 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对於人们的思想的禁锢，对於精神世界的控制， 唯此时代最甚。而欲摧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第一步当然是彻底打垮知 识分子。 　　共有致命的两击：第一，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到官方体制中，国家成为其唯 一的雇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一不依赖於国家，国家是主子，知识分子 （还有其他阶层都是）是奴仆，（或许可称之为知识奴隶制，我希望能有机会进 一步探讨这一概念）。俯首听命者，活，或活得好一些，敢有反骨者，死，或生 不如死。此即托洛茨基所总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品的原则，在实际中则成了不 服从者不得食的残酷的动物行为准则。 　　基於报恩心理，所谓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中国知识分子靠国 家养活，要担负起批判国家（知识分子职责批判现实的很大一部分，正是批判国 家，政府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此举使知识分子把自 己的批判精神放弃了一大半。绝大部分普通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奴隶而已。 　　第二，通过政治运动动员普通民众来批判知识分子，以彻底摧毁其精神自尊 和角色意识。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自认为是社会的良知，是文化命脉的维系者，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自认为比普通民众更高一层次。你可以说这是傲慢，但的 确是这种自我意识支撑着他们的职业活动，维持着他们的自信、自尊。因此当普 通民众被动员起来，当主流意识形态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其实是牛鬼蛇神，其实 是下三烂，文化其实不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创造的都是垃圾，人民根本不需要他 们的产品，他们反倒应该接受普通民众的再教育，处於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 的自尊、自信就完全被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彻底垮掉。即使是所谓知识精英，也 鲜有能经历此一洗脑过程而犹能守住阵脚者。 　　中国人讲了两千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如此两拳重击恰恰就是 夺了知识分子的志，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就倒下去了，要麽被消灭，要麽投 降，要麽自我放纵，随波逐流，更甚者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能坚守独立人格， 坚持自由思想者则屈指可数，中国文化思想亦就此进入最暗淡的时代，至今也不 能恢复元气。对此种可悲可叹的现状，我们能怪知识分子不坚定吗？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追究某些甘做帮凶、助纣为虐者的道义责任。但如同中 国没有追究造成政治中的罪恶一样，知识阶层也没有追究他们中某些人在政治动 荡中的罪恶行径，因此，他们的精神迄今仍是不健全的，仍没有找回自己的尊严， 也没有接续上一度相当自由、独立、自信的传统，而没有自信、没有精神依归， 没有传统支撑的知识阶层，自然是虚浮无根，随风摇荡了。没有经过痛苦的反思 及精神的重生的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那麽多苦难，但依然没有从苦难中真正了 解，独立精神和自由思考对於知识创造和文化传承的伟大价值。 　　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议论，当今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而放弃其人文追求、理 想时，我就想说，其实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理想追求早就死了，今日之屈从金 钱价值，只不过是当日屈服於政治权力的惯性而已，所谓熟门熟路。如果明天有 人想当皇帝，上劝进书的，我相信绝对比袁世凯时代还多。 　　一个不知道离了国家发工资还能怎麽活，一个不知道反省自己的历史的知识 分子群体，是不可能有自由、独立的精神和思想的，不管是在专制时代，还是市 场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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