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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使、领馆愤怒声讨一圈、扔完一堆砖头瓦块墨水瓶,回到校园后,接着 苦读准备考“寄托”。北大、清华学生中报考“寄托”的比例如此之高,以至 于赢得了“留美预科班”的名声。这件事,无疑也是真实的。   正因为这两件明显缺乏内在逻辑连贯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件都是真实 的,就让人困惑不解起来:若说两件事全假,未免耸人听闻。若说两件事一真 一假,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若说两件事全真,那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单纯 又最复杂、最诚实又最虚伪、最直率又最圆滑、最爱国又最不爱国的一个群体。   不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和攻击中国驻南大使馆, 暴露了它们典型的霸权主义,每一个有良知血性爱国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愤怒。 可爱国的中国人同时又想方设法离开这个充满“爱国主义”的国家,这才是矛 盾的关键。   “出国是为了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日后报效祖国。”这话曾让人感 动,可听多了看多了就知道那其中到底有几分真实。别说没看着几个撕了“绿 卡”回去报效祖国的,就是回去的,动不动就是老一套的言词:“在国外没地 位、没尊严,活是给人家外国人干的”。我相信他们回国内后从事的职务一定 有地位有尊严,属于“上等人”,决不会沦落到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打工妹们 的地位上去,活儿也一定是给自己或祖国干的。如果他们回国后没从事什么有 地位有尊严的职务,或活儿是给中国企业或中国人老板(外企除外)干的,那 就更让人佩服了:宁做中国人的奴隶,不做外国人的奴才!   我知道,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些真正爱国的中国人,但我更知道,真正的爱 国主义其实恰恰体现在最具体的日常行动上:少吃一顿公款酒席、少盖一栋豪 华别墅、少买一辆进口轿车,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希望工程”的孩子们,给下 岗生活困难的家庭,给那些支付不起医药费,小病拖着大病等死的退休职工 们、乡下的农民们。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些坐在高高的台上把“爱国主义”口号喊得最响 的官员们正在疯狂地把国家财富攫为己有,把自己的孩子、家人送往美国、加 拿大定居。君不见:在重庆市綦江彩虹桥一案中,綦江县政府城乡建委主任林 世元在建筑承包人费上利的金钱赞助下,不但自己“出国考察”,连女儿都两 次参加到美国的夏令营活动。天知道那些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共产党政府 官员们心底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所以,这个在祖国里人人口头颂扬、崇高得不能再崇高的“爱国主义”到 底是真是假,真该我们每个中国人好好抚着良心在夜深人静、陋室独处之际, 反省一番。问题不在于白桦的那句“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而是爱国主义 可以在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上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体现。这种反省对国 家统治者尤有特殊意义:自己属下爱国主义的人民一边响应党中央政府的号 召,愤怒地把怒火烧向公然轰炸我大使馆的国家,信誓旦旦要“努力学习,振 兴中华,以雪国耻”,一边又通过留学、投资、探亲、移民、偷渡等合法或非 法的手段奔向那些国家,这两种倾向到底那个是具体的、主流的、真实的呢? 由此深思下去,“爱国主义”精神大概不能让中南海诸公高兴得太长久吧。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上:这国家到底怎么了?   前些日子去一个原北京某研究所的朋友家,喝着酒,他淡淡地对我说: “六四时我就在北京街头,亲眼看到身边一人中弹身亡,我就对自己说‘这国 家完了’,于是我就考试出国了。”我心里止不住一阵悲哀,因为我也是在 “六四”后发誓“此生再不事秦”出国的。说我不思念我的祖国、故乡、亲 人,那是瞎扯,但只要那杀人不认罪的共产党还在台上,请恕本人“不伺候 儿”。当然,咱也不是啥了不起的角色人物,读书人小百姓一个(总书记赵紫 阳又能咋的?)。在国外守着自己的“两亩地儿,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挺好,免得明明心里愤恨政府“六四”杀人暴行,嘴上还得跟单位转业军人出 身的党支书、北京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念叨什么:英明的党中央在国家民族生 死关头,采取断然措施,平息“暴乱”(注:或“动乱”、“政治风波”,请 在不同时期跟党中央口径保持一致。)既然人都到国外了,还动辄就奏起“爱 国主义”主旋律来,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心里虚乎乎的,象演戏。   外国人炸死的三个中国人是人,十年前“六四”被打死的难道就不是中国 人?“六四”忌讳期间,玩玩舆论导向,玩玩民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 或把矛头巧妙地引向“六四”事件背后的国内外“黑手”、“幕后势力”什么 的,籍此转移民众视野、减轻国内经济低迷、城镇失业下岗人数突破二千万大 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压力都可以,问题是:你可以骗一些人一辈子,也 可以骗所有的人一阵子,却不能骗所有的人一辈子!   十年前“六四”一开枪,我心中一根神圣的弦就断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于枫叶之国         ≌≌≌     ≌≌≌     ≌≌≌            ◆ 关于民族主义和人权 ◆                              ·羊 子·   去年我回农村老家。我爸因为和邻居,也是我的叔叔,因宅基地一点纠纷 反目成了仇人。我家本来和叔叔关系不错。前年,我答应带给他一套他喜欢的 《古兰经》,可是书带回去了,我妹妹死活不让送。她甚至把书藏了起来。我 也不愿发作,后来就只好算了。   我妹妹从小顶替我干家务,干庄稼活,非常辛苦。所谓的受教育权、发展 权这些人权,在她身上无法体现。我终于读完了书,能在经济上帮家里些忙。 可妹妹对我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自己家里的生活如何更好,还包括如何教训“忘 恩负义”的仇人。假如真是叔叔给我家造成了很大伤害,我当然不会坐视。可 两家之间为点芝麻小事已经好好坏坏反复几十次了,我实在是厌倦了。我本来 希望通过我的示好,修补两家关系,但竟做不到。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中类似的现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统一, 确实是包括我和我周围的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大陆中国人的意愿。同时,提高 生活水平、受到社会保障、争取公平机会、免遭邪恶灾难侵害,也是我们大陆 中国人的愿望。后一个愿望是人权的内容所涵盖的,也是我等向往人权的人所 要争取的。但是前一个愿望却超出了人权的概念覆盖的范围。   帮助我的父母、弟妹过上更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责任。可是使他们所痛恨的 人更不幸福,却不是我的义务。我还十几岁的时候,妹妹更小,主要是父亲和 邻家闹别扭,我放假回家听到的,都是别人的错。可事后总发现自己家也有 错。现在听妹妹把叔叔说得如何坏,但我被拦着不能当面向叔叔问明情况,也 不能责怪妹妹哪错了,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大多数中国人象我的父母、弟妹一样,劳动艰苦,生活贫穷,既没有公平 的竞争机会,也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我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是从这个角度 去关心的。我希望通过民主化改革,改善普通中国人的处境。但对于那种要武 力收复台湾的想法,我会坚决反对。因为台湾既不是改善大陆人权状况的绊脚 石,也不是可能来大陆烧杀抢掠的威胁。武力攻台不会对大陆中国人的生活起 色有任何帮助,反而多一个外部仇人,所以我不赞同。就象我不会自恃学识和 经济能力比我叔叔强就要想办法羞辱他给父亲和妹妹出气一样。   我小时候就盼着收回香港和澳门。现在已经收回了。可是,普通中国人还 是既不能去工作、也不能去旅游,跟还在外国手上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曾 说,想在97后到中国的香港去看看。他要是活得再长些,确实可以。但我奶 奶也想在死前到中国的香港去看看。她能吗?看一国两制给台湾的允诺,简直 就是两个国家,我等百姓盼来盼去又在盼什么呢?   封建大帝国时代的国家,是皇帝的国家,人民是皇帝的子民,土地是皇帝 的土地。人本身是工具,是材料,是仇杀和奴役的对象。但文明发展到今天, 人权已经高于了其它道德指标,其原因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保障人权的可 能性总是存在着。在生产力落后时期,这种可能性并不总是存在。比如那些高 寒地带的民族,如果不去抢掠,恐怕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北方民族 的性格总是很剽悍。   今天,人们如果还被迫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很低效的劳动、并因此生活在 贫穷中的话,就不应再归因于上天对自己这个民族的吝啬,而应归因于这个民 族的社会形态,尤其是社会制度。自然资源短缺远远不再是主要原因,甚至连 次要原因几乎都谈不上了。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各种农业机械早就发明了, 为什么还要用原始的铁锄?冰箱的生产能力早就过剩了,为什么还有无数的家 庭没有能力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对大陆中国人的意义在哪里?是他那里的政治模式、 科技力量、资金市场对大陆更有好处,还是仅仅阿里山下的土地和日月潭中的 淡水更为大陆所急缺?   国内各民族的情形也类似。假如中国是个新时代的自由国度,那么按照经 济学原理和其它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城市和农村、东南和 西北、内地和自治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个差别主要是中央的严密控制造成 的。因为,各个地方都无法根据特点、按照市场要求自由发展或移民,干活是 给中央干,吃饭等着中央给。中央偏向城市,于是农村就落后;中央偏向东 部,于是西部就落后。当然,今天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限制经济 和政治自由的政策还多得很。   举例来说,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要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搜刮很多苛捐杂 税,一方面上缴作为地方官的政绩,另一方面养活许多官吏和有关系的闲人。 这些靠搜刮民脂民膏富裕起来的官吏,要消费很多高级工业品。本来农民可以 用来多吃几两肉、多买几台冰箱的钱,变成了官员的高级轿车、妓女的高级香 水、贪官污吏晋升的资本。这是由于没有民主的本地区内部的劫贫济富。农业 县向上级市交的税,就是农业向工业的劫贫济富。一旦这个县改称市,就可以 留下许多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各地向省交钱,各省向中央交钱,而省里把钱主 要用在省会,中央把钱主要用在首都。所以同时又造成从小城市到省会城市、 到北京这样一个层次的劫贫济富。   再看地区之间,比如山西虽然资金人才短缺,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本来山 西可以靠出卖资源发展教育、交通和经济。但是,中央强行以低价把煤和矿都 挖走,给的钱仅仅够维持生产的费用。结果是:山西资源也消耗光了,人才也 没有,经济还落后,白白落得环境被污染了。   扯上民族因素也类似。比如中国搞共产主义建设,可维族人不信共产主义 也没办法,因为没有自治。内地没有民主自由,新疆当然也不会有。但维族人 争取民主自由的方式并不同于内地人:我们内地人希望全国民主化,自己这地 区因而实现民主自治;但维族人肯定更趋向于“你们汉族人搞好搞不好我不 管,但你们也别管我”。山西的煤被挖空和新疆的油被抽干表面上类似,但将 来山西人活不下去了随便跑到外地,没有人注意他的山西人身分。但假如新疆 的油被抽干了,维族人跑到外地谋生,则会形成这个民族破落不堪的印象。所 以山西受到不公正不会搞独立,但新疆则相反。假设中国是个自由繁荣的国 家,并且各地区高度自治,那么他们脱离祖国又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的自由富 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暴力把国土拢在一起的,都是靠各个州或邦的自愿留在 祖国大家庭中。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和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是各民族融合的基础。虽然民 主化的初期会遭遇离心力,但自由富裕之后,才能形成真正稳定的局面。要是 这个过程中人家死也不愿跟你过了,那就随他去吧。我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新 疆,因为毕竟新疆的维族人不占绝对多数,在大城市,甚至只占少数。而西藏 却是长久之患。现在达赖喇嘛打着和平、自治的口号。但他死后,藏人假如非 要独立不可,不惜武装斗争,长久下去,分裂则成为很可能的前景。   总之,我的意见是:人权是最重要的,但人权不等同于人的意愿。后者是 民主问题。民主是保障人权的最好的可行的制度。但仅仅民主是不够的。要靠 民主制度催生出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人权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2001.1.10) 〖“民主论坛”转载自《羊子的思想家园》〗         ≌≌≌     ≌≌≌     ≌≌≌             ◆ 琵琶乱弹话台湾 ◆                             ·南洋听涛·   前一段时期,那封曾经轰动本坛及早报的《致陈水扁师长的公开信》的作 者是我读MBA时的老师。事情过去多时,仍然可以记起拜读之后的心情,后 悔未曾选修她的课——高瞻亚洲乃至全球政经局势、政经结合一体的《银行 学》和《金融风险学》一定很精彩。   大概是在四年多前,我就已经开始阅读早报电子版。那个时候,中国国内 的Internet刚刚起步,根本没有什么出入口限制,虽然网上可以读到 CNN,VOA,ABC,FOXNEWS等,由于英文水平还不那么好,直 接读英文感觉吃力,所以就选择了早报。选择早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湾 客观报道大陆情况的网上媒体很难找,比寻找客观报道台湾社会情况的大陆媒 体更难,早报似乎更客观些。   多年读下来,没有感慨,没有激动,没有如神射手琥(最后一根稻草作 者)那般的热血沸腾,只有反思。这也就引出我今天乱弹的话题:我们大陆青 年经常自认比台湾青年更加了解对方,究竟在哪个层面上更加了解?   记得我们班同学临近时有次聚会,因为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在西海岸合租的 是整套房子,所以大家都跑到那里包饺子,两个台湾男同学当然也有去。大家 高高兴兴包饺子的过程中,不知道谁提了个引子,唱了一句“我站在海岸边把 祖国的台湾岛遥望”,接下来,几乎所有的大陆同学都跟唱起来: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云涛在耳边回响    啊……台湾同胞,    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大家唱得都很带感情,完全沉浸在那优美的旋律中,似乎忘记身边还有两位忙 碌著的台湾同学。激情抒发完毕,那位长我一岁的台湾兄长慢条斯理地开口 了:“你们难道不觉得你们太矫情?!”大家一时错愕,然后就是有人出来打 圆场,“他们俩都受不了统战的的歌声了!四面楚歌啊!还不赶快弃明投暗, 归顺我汉王……”两位台湾同学也还开通,“甭想赤化我们,50年的统战努 力都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念,一首歌还能把我们怎么的!”嘻嘻哈哈,淡化了尴 尬,总算没有把大家临毕业前的高兴气氛破坏殆尽。   回想起来,那位台湾兄长慢条斯理的那句话似乎还在耳边。真的,我们是 不是太矫情了?我们在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上是不是过于野地里烤火——一面 热?我们是否一直认为那种“血缘和文化上相通”的煽情宣传足够令台湾人热 血沸腾、恨不得马上与大陆人把盏高歌,颂古论今,一起品味自始皇以降巍巍 中华神州国土的统一?   再后来,我在一本过期的台湾《天下》杂志200期纪念刊里找到了答 案。那是一位跟我弟弟差不多年龄的台湾同学返台之前随手丢在书架上的。在 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台湾。很耐人寻味的是,《天下》的编辑 们选了近400年来影响台湾发展的200个人物作为她的200期纪念,图 文并茂地介绍了200位人物的生平。我不想谈论这个著名杂志本身的性质, 其品味如何,读过的人大概都知道;也不想谈论为何没有选5000年来影响 中国发展的200个人物,我只是想说,那本纪念刊很客观。因为她谈到了荷 兰总督、日本总督和蒋经国。我看到了日本历任台湾总督的照片和生平事迹 (插一句,先别说我哈日,我恨死小鬼子了!〕,也看到一幅经国先生晚年著 平民服装拄杖深入山区探访民众疾苦的小照。   台湾首先是台湾人的台湾,然后才是大中国的台湾,这就是答案。承认与 否,台湾在过去的105年间与大陆走过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了解了这一 点,我们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数代台湾人的心理历程。我是统派,无可质疑,要 批尽可批我,但我深信,如果不去“直入佛性”地试图了解台湾人的心理发展 历程,不去试图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即使是奢念将来统一了, 也还只是两张皮。   就拿日本人在台湾的贡献来说,恐怕很多大陆人都不愿意去直面。事实 上,《马关条约》之后的台湾发展,多仰仗于日本统治者像经营自己国土一样 (何止是“像”)经营台湾的艰苦努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台湾人对日本有 著感激之情还有什么可厚非之处吗?读过不止一篇文章写蒋公中正(也就是 “外省人”)从未像日本人那样以经营自己家样的勤勉去经营台湾,这里不赘 述。蒋公试图以台为反共复国的基地,从“共匪”手中夺回大陆、重新统一中 国的宏图大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若不以台湾民生发展为要,只是以经营“反 共基地”的态度经营台湾,经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稍有思考能力的台湾知识 分子会不会感觉台湾只是被KMT利用了?何以取得民心?这大概是那本纪念 刊突出经国先生而非蒋公的原因。   来新加坡之前,读过一套上下册的描述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书,记不 起书名了,但记得那是一本根据国民党战地记者在台湾光复(1945)时赴 台采访归来的观感整理而成的。记得里面有这样的描写:民国政府的接收人员 进入台北时,万人倾巷观看(作者还特别强调不是迎接,像看热闹一样的站在 街边观看)。有的市民说:“看啊!他们怎么跟我们长得一样啊!”,有的人 迷惑:“怎么跟我们说话一样呢?没有什么区别呀!”他们很多人可以说日 语,一般市民家庭过著中日习惯结合似的生活,已经都是日本的顺民,习惯了 日本人的社会制度,习惯了日本人的统治和管理。可想而知,那时的台湾,也 就是与大陆隔绝50年、被日本统治50年后的台湾人,已经不再像中国意义 上的台湾人。当然,有很多人怀著欣喜迎接来自大陆的、有著血缘关系的新的 统治者,但他们没有料到,就是这帮有著血缘关系的新的统治者,后来从某种 意义上讲打破了以前他们相对小康的宁静。   走笔到此,我仿佛开始有些原谅那个公然冒天下华人之大不韪参拜日本靖 国神社的吕氏秀莲,以及那个说二十多岁前根本就是一个日本人的李氏登辉 了。先别急著骂我,国内的网友们,我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们的。我是想 说,自甲午海战以后50年的两岸隔绝,再加之又50年之后的国共人为隔 绝,台湾人,尤其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一代知识分子,有了点小肚鸡肠了: 我们不能勉强让他们认同我们的大中华统一观,因为他们虽然在蒋家统治下接 受几乎与大陆同样的中国古近代史教育,虽然与我们一样熟读诗经,出口唐诗 宋词,虽然同我们一样知道缅甸远征军的军歌“缅甸与安南,原是我臣藩 ……”,但遗憾的是,他们远没有我们那样的历经亡国的切腑之痛,远没有我 们那样泱泱中华之大国的见地了。有吗?有如李敖者,那是东北人。有如林洋 港者,那是过气的军人。有如宋楚瑜者,那是无可奈何的政人。君不见吾辈多 有尊宠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如何表达他的统独观的吗?那就是台湾知识分子 的典型。   有次上《国际金融》课,课间一位大陆的美国博士讲东南亚金融危机,顺 口说出:“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台湾、中国……云云”,随及改口 笑道:“我是不是说错了?在国内我这是犯错误了!”那位坐在我旁边的台湾 老兄接著说:“感谢您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XX老师!”,在场的所有中国 同学置之一笑,因为学术的殿堂毕竟不是统独之争的论坛。还有一次晚上课间 休息间几位“烟民”躲到Canteen后面抽烟,谈起大陆水灾以及台湾的 援助,那位台湾兄长说,台湾人捐款还是十分踊跃的。我当即反驳道:李大嘴 不是说过捐款都被大陆贪官挥霍了,要不就是拿去造导弹了,捐之何用吗?那 位仁兄当场脸红。至今我觉得当时我做过份了。李大嘴登辉先生是否说过,我 无法证实,那只是媒体上听来的,但我起码错过了一次沟通的机会。“921” 大地震时,我们已经都毕业了。我赶在第一时间发电子邮件询问两位在台弟兄 的情况,所幸两位均未波及,还来信感谢我的关心。我把他们的回信通过 mail-list传给所有的同学。我相信,我自己的情急之中的关心是真 诚的,而我更相信他们的致谢也是真诚的。反观双方官方的立场,却让人心 寒,台湾政府的做法让大陆人充分品尝到了热脸贴到冷屁股上的滋味,一个说 对方“兔死狐悲”、“别有用心”;一个说对方“不识抬举”、“有意疏远”, 个中酸甜苦辣,岂止双方决策者知道。   我们是不是过于矫情了?!   不是。是我们双反的互信基础根本就没有建立。是我们拿真心换真心的举 动做得还不到家。政治家之间的交往是绝对虚伪的,但人民之间的交往却是充 满温情的。苦口婆心也好,大扔“板砖”引古论今也好,如果不在一个共同层 面上交流,大抵还是枉然。江泽民喜欢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他在意味什么样的潮流呢?我想应该是大陆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 于东方的潮流。所幸的是,上面提到被我曾经认为是“台独分子”的我的老 师,她看到了这个潮流(听曾上过她课的同学说起,她在课堂声明自己是台湾 人,而不是中国人,未经证实。无论她是否说过,我都尊重她。〕。实际上, 100年的断差在中国5000年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就是一瞬,让我们这一 代,不,或许更多一代的知识分子不要再各自强调自己的“悲情”,而去更多 地主动认同对方的“悲情”,从而弥补这段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幸的断差。这才 是我们的重任。不要谈“战与和”这个话题了吧!这个话题太沉重,又太伤 感。战,是民族的不幸,不战是民族的大幸。不统,是民族的不幸,在和的基 础上统,才是民族之大幸也。   最近时常听人这样说:独立了,大陆失去了台湾,难道不是台湾失去了大 陆?那么,我也引用这句诘问作为我的乱弹琵琶的结语:如果失去大陆而独立 了的台湾能够更加富强,那么我将真诚为台湾2200万台湾人民祝福。如果 失去了台湾的大陆将以更加巍然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为大陆我 的13亿同胞祝福。   可惜,潮流不是那样的。   顺祝我那位老师秋安。            南洋听涛 写于新加坡 【】              【】              【】 °聚焦报道°        ◆ 胡万林——中国法治悲剧命运的象征 ◆                              ·许志永·   胡万林一生坐过三次大牢。第一次是在1974年,时值文革,胡万林以 反革命罪被判15年徒刑。1980年,经过再审,胡万林被确认应当免于刑 事处分。1983年严打期间,胡万林又以杀人罪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徒刑, 押赴新疆监狱。这次判刑直到1997年才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确认无 罪。至此,胡万林已蹲了近20年冤狱。   前两次冤狱,胡万林都没有申请国家赔偿,用他自己的话说,过去的就过 去吧。一次是因为文革,一次是因为严打,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事 情并没有结束,2000年9月30日,胡万林再一次被判刑15年,罪名是 非法行医。与前两次同样的是,胡万林被判刑并非单纯的刑事判决,而是有其 特殊的时代背景。   胡万林在新疆服刑期间,自学了一些医术,加上本来有一些医学基础,于 是他在缺医少药的大西北开始了行医生涯。很快,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   1998年,河南省商丘市卫生局派出专家组赴西安专程考察胡万林的医 术,八名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经过认真考察后认为,胡万林治病的方法是有 其科学依据的。随后,商丘市卫生局为胡万林颁发了行医资格证书,邀请他来 到商丘市卫达医院行医。   胡万林的到来使新建的卫达医院迅速远近闻名。河南,山东,安徽大量贫 困地区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医院判处死刑的人们,排着队在卫达医院等待胡万 林的诊断。这其中,就有患肝癌晚期的漯河市市长刘法民,以及诊断不清病情 的何素云。胡万林用药怪异,有时会把大把大把的芒硝加入药中,有时,面对 那些常年怀疑自己有病而又检查不出病情的人,他会拿一瓶矿泉水对病人说, 喝了就好。但他的方法,也是中国古代医生常用的方法,的确会有一定效果, 一些包括癌症在内的疑难杂症被治好了。然而,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行医 理论成为他又一次悲剧的开始。   胡万林救治的大多是一些疑难杂症,有些本来在正规医院就已经被宣布为 不治之症,所以,卫达医院通常都会和病人签署生死文书,正如医院动手术前 和病人签的一样。胡万林在卫达医院坐诊两个月间,陆陆续续有病人宣告不治。 在一家普通医院里,尤其是在比较高级的医院里,死人是正常现象,全世界大 部分人都是死在医院里。通常,人死在医院里,可能是正常事件,也可能构成 医疗事故。但在胡万林就诊的卫达医院,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胡万林不是 一个普通的医生,他的医术不符合常规。还因为,胡万林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   九十年代,正当胡万林作为医生名声渐起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关于科学与 伪科学的争论。大部分气功,以及和气功有牵连的胡万林的医术被称为唯心主 义伪科学。这场斗争的高潮在1999年,最终,大写的科学取得了全面的胜 利,把一切的伪科学打翻在地。胡万林也因此遭殃。   卫达医院的停业以及胡万林被追捕源于患者何素云之死。这件事被反伪科 学的斗士们知道了,坚持要做大文章。他们鼓动患者家属上告。胡万林终于于 1999年1月16日被逮捕。   何素云之子称胡万林故意杀人,这显然不能成立。两人素昧平生,怎么会 有杀人动机?如果何素云之死算是医疗事故,那么,根据我国刑法,医疗事故 责任人的最高刑期为三年。把胡万林判三年以下,一些人显然不解气。较可行 的办法是把胡万林定为非法行医罪,最高刑期可达15年。   但要把胡万林定为非法行医罪,必须要找到两方面的证据:第一,胡万林 行医致人死亡的证据,第二,胡万林属于非法行医。检察官们开始苦苦搜寻胡 万林治死人的证据。然而,在被胡万林救治过的上万名患者当中,站出来指控 他犯罪的只有何素云的家属。后来,在多方努力下,又找到两名患者的家属愿 意参与指控。最后,真正出来作证的只有两位患者的家属,其一是何素云的家 属,其二是刘法民的家属。刘法民之死又难以找到证据是胡万林的过错,因为 刘已是肝癌晚期,来卫达医院之前省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书。剩下唯一可能的 证据是何素云之死。但法医鉴定的结论又不能明确确定胡万林的用药是造成何 素云之死的原因。   关于非法行医的问题,胡万林的律师已找到证据,证明胡万林在商丘从医 有合法的资格证书,是商丘市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正式颁发的,况且,胡万林是 作为卫达医院的一名医生坐诊,不是自家开的私人诊所,其行医的行为属于卫 达医院的职务行为,根本不存在非法行医的问题。   至此,检察机关陷于困境,想起诉胡万林非法行医罪显然证据不足。商丘 市检察院把这个案子一放就是几个月。事情朝不了了之的方向发展,胡万林可 能最终会被不起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信徒近两万人突然 聚集在中南海周围。当这个组织突然显示其政治力量时,立即震惊了全世界。 4.25事件直接导致了7月22日的反法轮功运动。   这场运动表面看来似乎和胡万林关系不大。但在中国任何人都逃不开政治 运动,作为专政工具的司法机关更是如此。   4.25事件之后,本来已处于静止状态的胡万林非法行医案又活跃起 来。检查机关又开始四处奔波寻找案件的“突破口”。又是半年过去了,检察 机关的收获依然不大。案子拖到了年底,1999年12月30日,商丘市中 级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双方激烈论辩,控方认为胡万林有重罪, 辨方认为胡无罪。法庭外,有人扯起横幅,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胡万林,也有人 专程从外地赶来,要为胡万林说句公道话,认为胡万林救了他的命。然而,案 件的背景远不是商丘市的激烈争吵,而是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的运动气息。   庭是开过了,但判决迟迟下不来。这一拖又是十个月,早已超过了法律的 期限。这期间,法轮功活动不断,中国的反邪教运动也从没间断。终于,在 2000年的国庆节前夕,作为一份献礼,胡万林被判有期徒刑15年,这是 非法行医罪的最高刑期。   判决书上写道,胡万林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为人治病,在 诊疗中造成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 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应依法从重处罚。   纵观胡万林一生,人生大悲莫过于此。大半辈子的年华都被无辜的断送在 监狱里。更可悲的是,他每一次入狱,都与中国的一个法治时代相连。每一次 被判刑,总少不了“社会影响极坏”。第一次入狱是在文革期间,也就不必说 了。第二次入狱正赶上严打,从重从快,稀里糊涂的被判重刑。严打在那个特 殊的时代背景下也许有他的必要性,但抽风似的不公正的惩罚对法治的伤害有 多大?把法治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第三 次,毕竟是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对胡万林的量刑才没有离谱,好在还 是在15年之内。   胡万林的第三次悲剧,也是中国法治的又一悲剧,是阴险的政客,宗教裁 判所的爪牙般的自以为是的所谓科学斗士,长期受到压抑从而对承担道义的渴 求达到变态的传媒,以及媚权媚俗的法院联合造成的。   1999年,可谓中国的科学年。这一年,大写的科学到处炫耀着他们光 辉的胜利: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唯一的,其余的都是伪科学,都要打 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中华民族百年科学梦,到头来还是一枕黄梁。科学精 神在哪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传媒,长期的压抑已使他们有点精神变态。他们渴望找到 敌人以承担起道义的责任。他们如此渴望,但又无法对抗大的敌人,因为他们 本来就是最大敌人身上的寄生物。他们终于找到了胡万林,他们给他披上邪恶 的外衣,向他猛烈开火。他们就像找到了一个面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泼脏 水。二十世纪的两面大旗,他们不敢碰民主,于是只好在科学的夹缝里寻求自 慰。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司法体制。传媒媚俗是正常的事情,法 院媚俗甚至媚权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法治的精神在于,人类用一套严格的 法律技术来弥补人类自身理性的缺陷。   人是富于感情的动物,激情之下可能犯错误,甚至在自以为很聪明的状态 下也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德国人民曾经选择了法西斯,中国人民也曾经 在二十世纪高呼万岁。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选择法院作为民主制度的最后 保障线。人们通过严格的程序选出法官,尽可能使他们神圣一些,理性一些, 超然一些。即使民众处于狂热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做出理性的裁决,从而避 免民主走向盲目和专制。美国的法院没有给辛普森定罪,也许真的放过了一名 杀人犯。但如果法院媚俗,顺从于民意,民主大厦将岌岌可危,它的危害性远 大于一名杀人犯。当然,目前在中国谈论民主的保障线,谈民主与自由的关 系,似乎太奢侈了,太超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法院是一个政党的附属 物。这个政党以运动起家,又以运动治国。法院的正义就是这个党派的正义, 法院从来都处在运动的漩涡中。今天头脑发热,丧钟为法轮功和胡万林敲响, 明天,丧钟又将为谁而鸣?   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已有不小的进步,但我们距一个法治国家还 很遥远。胡万林,作为一个个人,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是何等的渺小。而这, 也正预示着,我们每一个个人随时可能面临的悲剧命运。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 一句话,同志仍需努力。努力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建立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 以避免先辈们曾经过的千千万万个悲剧,以及今天正在上演的悲剧,在我们自 己以及子孙后代身上重演。 【】              【】              【】 °89文献°          ◆ 就“六四”问题的一点澄清 ◆                              ·王 丹·   近日网上有关我认为“六四”时“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问题有一些讨 论。我认为此前有一些媒体的有关报道并不完全,因此希望澄清如下:   我认为“学生有错”,指的是学生在当时的策略问题上有失误,比如采取 “绝食”的方法时没有过多地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尤其是当学生运动转化为 全民政治运动时,学生领袖没有及时调整思路,而仍拒绝做任何策略上的调 整,等等。我从未说过学生“提出政治诉求”是错误的。媒体报道因篇幅限 制,难免不够周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有责任澄清我的看法。   “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爱国与民主的性质,历史和人民自有公论,但我 并不认为作为当事人,我们的神圣使命是维护它的伟大意义。正因为我们对八 九民运的正义性有信心,才更应该可以坦然地、严格地进行反思,包括自我批 评。只有认真地总结经验,“天安门一代”才能够成熟,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 有进步。而政府的屠杀罪行举世公认,我并不担心对“六四”的反思会使政府 的罪恶合法化。在此基础上,我才提出“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看法。我想 这也不是我的独创。   最后声明一句:我并不认为我可以代表“六四”的学生,我只是作为当时 成千上万的参与者之一,发表纯属个人的看法。(2001.4.27) 〖“民主论坛”〗 【】              【】              【】 °89文献°            ◆ 新“五四宣言” ◆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 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 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 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 七十年前的先驱们。   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 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 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 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 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 理解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 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 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 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 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 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 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 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 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 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个人的能力,保 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 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 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 华民族崛起的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   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连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 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 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 权利,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 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 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同学们,同胞们,这次学运是继“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 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极其成功的。十多万大学生 (不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喊出了我们的口号,表达了我们 的心愿。学运的功绩还表现在,一大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成了学运的领导和 主干力量,使整个行动更为成熟,更为理智。我们在学运中成立了一个在各校 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基础上由四十七所高校代表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 联合会”,这是一个全新的组织,是这次学运的壮举。它表现了同学们高度的 民主意识和运用民主手段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它对日后的民主改革肯定 会有所裨益,起到推动作用。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学运中,几十万市民及各界 人士,以各种形式帮助并支持了我们的行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学运的胜利 是民主运动的胜利,是全体人民的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   但是,同学们,同胞们,这个胜利是极其微小的。几千年的文明不仅无法 为我们拿出一个富国强民的现成方案,而且长期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经济制 度,及其基础农业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继 续地极大影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学运的 发祥地——校园内,实行民主体制改革的尝试,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 二,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体制改革,反对贪 污腐化,促进新闻立法。我们认为,这些近期目标虽然只是民主改革的第一 步,而且是细小而蹒跚的一步,但确实是伟大的一步,可贵的一步,我们应该 为这一步而奋斗,为这一步而欢呼。   同学们,同胞们,民族的昌盛是我们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目标,民 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是我们数十万大学生共同奋斗的理想,几千年的 文明希望着,十一亿伟大的人民注视着,我们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们有什么 可怕的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 主,科学,自由,法制,为中国富强共同奋斗吧!   让我们的呐喊来唤醒年轻的共和国!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据油印传单〗         ≌≌≌     ≌≌≌     ≌≌≌              ◆ 五四倡议书 ◆                             ·李洪林等·   “五四”运动七十年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现代 化道路。但是旧体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这是当前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现在,经济改革陷于停顿,旧的体制正在回潮。政治改革尚未出台,民主竟被 看成动乱。有人在上以权谋私,群众在下自然离心。十年前凝聚起来的力量, 濒于瓦解,十年前振奋起来的精神,日渐冷却。只要正视现实,就会意识到中 华民族面临严峻的时刻。   胡耀邦逝世触发的学生示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它唤醒了中国, 也震惊了世界。青年学生一片赤诚,他们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对专制,痛 恨腐败,这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 “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续。   学生们举行的是和平示威,正大光明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这是全世界民 主政治的常规,更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况且他们所要求的都是宪法 上已经写了的。如果重复一下宪法语言都不容许,并被指控为“有计划的阴 谋”或“少数人制造的动乱”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又把宪法置于何地!   我们切望安定,反对动乱。但是不能把民主和安定对立起来。其实只有民 主才能消除各种动乱因素,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希望举国上下都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是只有民主才能 赢得人民的真诚拥护,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真理。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历史又一次把民主的任务提到中国人民 面前。在这个重要关头,青年又一次走在前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 在。有这样的青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民主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所谓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因而需 要推迟民主的怪论。事实证明,缺乏民主素质的,恰恰是那些害怕民主的官员。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 件。我们反对借口“中国国情”而拒绝这些文明,反对变相的“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   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决不能让它半途而废,为此必须确立民主和法制的权 威,用法治精神推进改革,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首先是言论自 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   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不但要使党政分开,切 实解决以党代政问题,而且要实行真正自由的民主选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并且实现司法独立。   世界在前进。改革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我们不能再一次失去机会。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道路上团结起来,在“五 四”精神鼓舞下,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签名人: 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戴 晴、王来棣、张宣三、 范 用、李南友、赵中立、张宗厚、黄宗甄、李景先、舒 湮、达兴先、 薛禹谷、李佩珊、周明镇、吕嘉明、张抗抗、黄克钊         ≌≌≌     ≌≌≌     ≌≌≌       ◆ 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 ◆                   《人民日报》社论(89.5.4)   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进入一个关键性时刻,又迎来了 “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此时,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缅怀“五四”先驱者们为拯救中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业绩,重温“五 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丰富思想,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并使之发扬光大,对 于我们坚定改革的信念,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阻力,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 现代化事业而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7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社 会的黑暗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国家面临着亡国灭 种的危险,因此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一致要求结束这种悲惨的命运。另一方 面,近代文明裹挟着思想的启蒙,已经使中国进步知识界有了痛切的反省和觉 悟。大家深切地感到,非变革不能图自薪图自强。于是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不可 避免地爆发了。在“五四”的孕育下,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两年后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近代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历史 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人民群众能够达到这样的思想自觉和一致,没有任何力 量可以摇撼中国人民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坚定决心。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 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 封建主义。”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开现代化运动先河,在近代中国第一 次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要求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渴望 和坚定信念。   往事已矣。70年后的今天,中国既是一个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走上了 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又是一个面临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艰巨的社会变 革任务的中国。怎样才能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华民族焕发青春,尽快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这是历史要 求我们谱写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 放、对内改革。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毫无疑问, 70年前开始的现代化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清醒而炽烈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激励和引导我们奋发前进的精神力量。“五 四”先驱者们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爱国传统,而且把这种爱国 主义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再沉湎于“古老文明”的自我欣赏之 中,而是睁开双眼,面对现实,以变革求生存求发展。与70年前相比,现在 时代不同了,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也不同了,如果说,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 70年前表现在为救亡图存,打碎一个旧世界,拯救中国而斗争;在今天则集 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实现四化,振兴中 华,建设一个新中国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之中。我们的国家远未摆脱贫困和落 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不能把握机会,改革自强,急起直追,中国就很 难在未来时代站稳脚跟。在这样的关口,改革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的巨大支 持。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所以要把我们国家所面临 的处境尤其是所遇到的困难向人民讲清楚,使每一个人在分享改革成果的同 时,也要分担国家的困难。我们目前为推进和深化改革所进行的治理整顿是必 要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也不能走回头路。只要我们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达到 全民共识,就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 去,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五四”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科学 和民主的旗帜,是我们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强有力的武器。历史上任何一次 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革命为其先导,“五四”运动也是这样。“五四”先 驱者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了痛苦的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打 倒孔家店,不冲破旧文化的束缚,非但不能扭转中国日趋没落的颓势,而且永 远不能改变悲惨的历史命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得风气之先的进步知 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汇聚到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下来。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 和民主新思想的启蒙,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 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这条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高举科学旗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本 本出发,从概念出发,只能导致教条和僵化。只有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 开拓创新,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 和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科学精神太多了,而是科学精神尚未大大发扬。仍有 人习惯用旧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看不惯或不理解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 的新事物、新经验、新办法。也有人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总想照搬这样那样 的外国模式。这些都不符合科学的精神,是改革前进的障碍。因此,继续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科学精 神,从形形色色的迷信和教条中解放出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才可能走出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   发扬民主,推进民主政治,积极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化事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建设民主政治,不能光说空话,而是要多做脚踏实地的 工作。改革10年来,党和政府为推进民主政治做了大量工作,逐步完善了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更好地体现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职能;开辟 多种渠道,广泛进行民主协商对话;运用多种形式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廉政建 设;旨在保障民主的法制建设有了进展,等等。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 我们还要继续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工作,要考虑到各种条件和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 环境。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五四”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我国青年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表现出 来的变革意识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 无论“五四”运动还是其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证明了一个真理:青年 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代。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有了正确思想的指 导,青年总是站在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力军。80年代的青年在党的领导 下,仍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因此,要鼓励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 改革事业。当然青年也是有不足的,比如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甚全面,有时 不够冷静等,但只要我们正确引导,讲清楚道理,青年们是能够明大义,顾大 局的。对青年要理解,要保护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要严格要求,鼓励 他们继承和发展前辈的优良传统。这是真正的爱护青年,也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   “五四”是青年的节日。在这个时候,我们格外怀念曾为我国青年运动作 出巨大贡献的耀邦同志。青年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有理想,守纪律,勤奋学习,辛勤劳动,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自己的 聪明才智和工作实绩,创造出无愧于前辈、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光辉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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