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八　十　一　期　　　　　　　　　【】 　【】　　　　　　　　　　　　　　　　　　　　　　　　　　　　　　【】 　【】【】【】【】【】【】【】【】【】【】【】【】【】【】【】【】【】 　　　　　2002.01.14　　　　　　　　　　　　　　 　　　　（sd0201a） 　÷÷÷÷÷÷÷÷÷÷÷÷　本　期　目　录　÷÷÷÷÷÷÷÷÷÷÷÷ １、时论一束　辞旧迎新谈中国大陆的领导层换代　　　　　　　·吴鼐盍· 　　　　　　　歧路彷徨始回头　　　　　　　　　　　　　　　·李朝晖· 　　　　　　　“神奇”的华能国际　　　　　　　　　　　　　·马海林· 　　　　　　　人民为什么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　·云中君· ２、媒体评点　言论管制“新文化”　　　　　　　　　　　　　·任不寐· 　　　　　　　公民的收视选择权应当如何限制？　　　　　　　·夏业良· 　　　　　　　挥泪告别新浪　　　　　　　　　　　　　　　·无地自由· 　　　　　　　看中文世界新闻自由第一案　　　　　　　　　　·郑　义· ３、书与书评　关键在于解放农民　　　　　　　　　　　　　　·李昌平· 　　　　　　　这本书太好了──读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丁　东· 　　　　　　　李昌平是根搅屎棍　　　　　　　　　　　　　　·吴　思· ４、外论参考　致我们的美国朋友　　　　　　　　　·法国<世界报>社论·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时论一束° 　　　　　　　◆　辞旧迎新谈中国大陆的领导层换代 　◆ 　　　　　　　　　　　　　　　　　　　　　　　　　　　　·吴鼐盍· 　　对于中国大陆的普通老百姓来说，2002年将不会象2001年那样热闹，因为 人们没有期待那么多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在新的一年中发生。大陆的足球迷们可 能是一个例外，但毕竟世界杯是在日本和韩国而不是在中国大陆举行。但是， 对于有意在中国大陆角逐最高政治权力的人们来说，对于关注中国大陆未来发 展的人来说，2002年将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大陆的最高领导层将在这一年更新， 新一代领导将登台表演。 　　如何评价即将离去的这一代领导人？新一代领导人将与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中国大陆领导层更新换代对大陆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将成为2002年关 注中国的人们思考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篇辞旧迎新的评论不妨对我们在新一 年对大陆政治的讨论开一个头。 　　即将离去的大陆一代领导人是幸运的，80年代改革的成功把大陆经济推向 了高速增长的轨道，财富大量涌流，给这一代领导人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好 风凭借力，送我上云”，江泽民之辈本有机会令大陆的改革更上一层楼，奠定 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但是，天下非为尧舜而存在。江泽民和他的同辈 们是思想禁锢的专制下苟且偷生的幸存者，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去完成这样一个 历史的使命。在巨大的历史机会面前，大陆这一代领导人更多地感到的是恐惧。 因此，这一代人的基本特徵是“怕”字当头。从表面上看，朱熔基是个例外。 他曾经因敢说话被打成右派。因此，在个性上，他是个“敢”字当头的人。但 是，他始终没有能够主导大陆的决策。很多人以为，朱熔基未能尽展其才智， 是中国的不幸。这恰恰是一个误解。朱熔基在知识结构上，并不比江泽民等人 更高明。因此他的大胆其实是傻大胆，如果让朱熔基掌舵，大陆这条船早就触 礁了。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的“怕”字当头还是一个比较老实的态度。江泽 民怕政治改革，怕与美国人闹翻，怕与台湾打仗，甚至怕法轮功，既反映了他 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至少也说明他不象朱熔基那样不知深浅。 　　“怕”字当头自然是无所作为，但其另一面就是不敢乱来。江泽民既不愿 改革，但是也不敢与市场经济的潮流对抗，在世界上虽不主张维护人权，但也 不敢去扛反美的大旗。江泽民“怕”字当头的策略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成功， 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常识性的，人在信息不足的时候，往往是乱动 不如不动；其二则是大陆经济改革留下了巨大的本钱。改革创造的财富给了江 泽民苟且的资源。 　　新一代领导人的素质和机会如何呢？新一代领导层在知识和个人经历方面， 有江泽民的同代人所没有的优势。这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时代度过了他们的青少 年，有机会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组织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又 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和阅历。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对世界的知识最全面的 一代。在总体上，这一代人有很好的机会，实现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未能实 现的宪政理想。国际方面不用去说了，中国百余年来从来没有如此有利的国际 环境。在国内方面，虽然江泽民朱熔基耗费了不少经济资源，但中国大陆经济 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 　　但是，新一代人能否抓住机会，还是有很大的变数。与江泽民朱熔基的一 代人不同，现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这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没有遭到上一代 那样毁灭性的打击。许多人不仅在肉体上生存下来了，而且保留了相当独立的 精神。这一代人的问题是，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在过去的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有许多个人发展的机会，他们可以出国留学或下海经商，实现前一代不 可能实现的个人理想。这种背景导致的结果是，优秀分子或者被既得利益所腐 蚀，或者因个人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不愿投身政治。能够进入最高层权力圈子的， 往往不是最优秀、最有作为的领导人。 　　因此，在“怕”字当头的一代领导人离去之后，我们在近期可以预见的将 是一批“滑”字当头的领导人。他们什么都见过、听过，什么都懂，但却没有 能力作历史的担当，没有胆识推动宪政改革。不过，新一代人象江泽民这一代 一样，大概还有一些营营苟苟的时间。而在若干年之后，大陆内部的矛盾发展 还有可能把这一代中的优秀者推上前台。当然，这个机会也许并不大，更有可 能的是，在“滑头”的一代领导人之后，中国大陆将会出现“愤怒”的一代的 代表。这些人今天正在各种歧视和屈辱之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智慧。 　　　　　　　　　　◆　歧路彷徨始回头　◆ 　　　　　　　　　　　　　　　　　　　　　　　　　　　　·李朝晖·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吴敬琏先生获得了由１００位经济学者、１００名 资深财经记者评出的“２００１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颁奖辞是这样说的： “他是一位瘦弱的老人，但是，他又是一位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 童贞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和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2001年，他用睿智 和良知擦亮了中国股市。”“‘他敢于铁肩担道义，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 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 兼备的中国学者，中国经济学家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 而忧的高贵品格，能够保持童贞和率直的经济学家。 ” 　　 　　吴敬琏先生一向以“吴市场”知名于当代中国，所以，“一位推动市场经 济的大力士”的称谓对他来说可谓恰如其分，吴敬琏先生当然也是学者、经济 学家、社会贤达、人、智者，但是，细观吴敬琏先生的获奖理由，我们看到的 是一连串这样的的形容词和名词：“童贞”、“率直”、“心系国家”、“情 牵百姓”、“睿智”、“良知”、“无私”、“深刻忧患意识”、“铁肩担道 义”、“纯粹”、“独立特行”、“优秀代表”、“高贵品格”不难看出，这 些词汇的指向是吴敬琏先生个人品格而不是其具体贡献。 　　 　　对于吴敬琏先生的个人品格，我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甚至，对于大奖依 据品格标准而不是贡献而评出，我也不想过多的评价，我只是想指出的是，颁 奖辞并未完整体现出该项活动自我设定的标准：影响力、前瞻性、独创性，而 最多只能体现出三个标准中的一个，那就是影响力，具体来说，吴敬琏先生获 奖的原因在于2001年度初他对中国股市的一席谈话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他在其 中所表现出来的良知和勇气。 　　 　　可是，一个经济学家依靠良知而不是智力赢得广泛的尊敬和赞同，一个经 济学家不是靠自己的见解而是勇气获得影响力，不能不说是遗憾的。2001年初 的那场论战，被贴上了“厉吴之争”的标签，仔细寻绎双方的争论，不难发现， 吴的核心观点是要警惕利益集团对股市的操纵，甚至要警惕所谓“权贵资本主 义”，而五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是发展中呈现的问题，并且只 有依靠持续的发展才能得以克服。 　　 　　从双方表面的观点来看，各有所见。因为没有人否定继续发展的必须，也 没有人否定利益集团在当前中国股市乃至整个经济中的存在，因此，双方的争 议事实上应该转化为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分歧而不是良知上的高下：如何看待改 革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出现？观点之一是将利益集团的出现看作是改革过程中的 枝节问题，并相信进一步改革可以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呢？观点之二则是将利益 集团的出现看作是可能危及进一步改革的关键问题。无疑，吴先生的观点属于 后者，而厉先生等的观点属于前者。 　　 　　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吴先生，但是，笔者形成这样的观点并非由于吴先生 的提醒，恰恰相反，笔者和许多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士多年来的坚持，才是吴先 生观点的来源。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始于90年代初，吴市 场和厉股份都是这一改革方向的坚定鼓吹者和支持者，但是，就是在这时，另 一种声音已经出现并在学界的圈子内流传，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在正 式的出版物中出现。这种声音认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始于行政主义一元化的 计划体制，改革在最初不能不由行政主体加以推动，但是，除非行政主体本身 及其成员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没有自我利益，改革进程才可以以这样既定的方向 推进，而如果行政主体及其成员有自我利益，就不能排除其转化为利益集团的 可能性，从而改革就必须增加如何防止出现利益集团危及进一步改革的内容。 　　 　　这种声音还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必然伴生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因此，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将彻底成为不真实的虚拟， 从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应该再由行政主体承当，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力量应该来 自于市场的内在力量，来自于法治的进一步落实，来自于利益博弈在公共政策 的反映。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声音并不认为市场的自发力量可以立刻成为改革 的推动力量，恰恰相反的是，由于中国改革进程开始于计划体制，率先出现并 有力量影响改革进程的利益主体与原行政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们并不能 被视为市场的自发力量，因此，改革应该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一方面，必 须坚持市场改革的方向，培育真正的市场自发力量，一方面，则必须防止利益 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改革进程中同时改革 原有的推动力量也就是政府，推进进一步的体制改革，直至建立现代法治和现 代民主。 　　 　　但是，回顾近10年来的改革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行政主体仍然被 视作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与此同时，利益集团的出现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于是，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但改革也同时出现了动力匮乏的问题。在这个时 候，吴先生所提出的利益集团问题，不过是在重复许多人早就看到并指出的问 题，而厉先生们的发展观，则不过是在坚持一个早就被证明不正确的观点，因 为，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从来都是一个未必正确的虚构。 　　 　　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腐败和寻租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厉先生和 吴先生曾经共同赞成过的改革思路的内在矛盾，在于这种改革思路前提假设 ──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的虚假性，如今，吴先生已经率先认识到这种虚 假和矛盾，而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值得欢迎，但是，在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不争 事实的今天，改革变得是如此的困难，进一步改革的措施自然不能仅仅来自于 一个老人的良知，进一步改革的力量也不能再寄托在已经利益化的行政主体之 上，而应该寄托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之上，寄托在一个可以将最大多数人的 利益加以充份表达和体现的机制的建设之上。 　　 　　歧路彷徨始回头，并不算太晚，歧路彷徨不回头，才是悲剧的开始。 　 　　　　　　　　　　◆　“神奇”的华能国际　◆ 　　　　　　　　　　　　　　　　　　　　　　　　　　　　·马海林· 　　巨舰由太平洋对岸驶来 　　华能国际由国内驶向美国纽约后，稍做停留又折身驶向香港，在香港证交 所登陆，凭借自身“特殊”的优势，一直欲在国内证券市场一展身手。只是苦 于国有股减持，国内市场低迷，加之中石化上市套牢一级市场申购大军，就连 初次涉场的社保基金也未能幸兔于难，影响了华能国际的“如意算盘”。该公 司去年在美国证券市场兼并了国内上市公司山东华能后，志在必得欲登陆国内 证券市场，此次在国内发行3．5亿，加之配售给大股东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股1亿股，比起中石化的28亿股本来不算大，但由于它是三地上市，总 股本达到了60个亿，也属于“重量级”的大公司，且发电机装机总量1081.35万 千瓦，占全国总装机量的3.4％，市场占有率却达到了3.92％，在国内电力板块 属“龙头老大”，“无人能与抗衡。” 根基深厚的“背景” 　　巨舰的舵手乃李小鹏，船长则是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朱琳。李 小鹏如果丢掉中间的“小”字，则和昔日的国务院总理、如今的人大委员长李 鹏联系上了，朱琳就是经常陪伴委员长身边访问、视察的夫人，该公司宛若七 十年代日本“松下电器”一般，典型的“家族式”公司，上下一条心，内部团 结无纷争，决然不会出现“方正科技”、“ST中燕”董事会争权夺利事情发生。 正是由于得天独厚自然优势，华能国际成为目前中国唯一能够在美、港、内地 三地上市的股份公司，属海外归来股份公司的风向标，起到了旗舰的作用。 独特的发行方式 　　背景不同凡响，发行方式当然也是一呜惊人。一是基金特权打了弯。在证 监会没有任何预告的前提下，基金申购大众化、平民化，不得重复申购。二是 首开大股东用现金回购国有法人股先河。三是不事先确定超额认购倍数。四是 精挑细选战略投资者，并且限定了家数。巧合的是华能国际15日网上申购， 16 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宣布下调，尽管下调印花税在人们意料之中，但还是有人认 为此时下调是为该公司量身定做，保不准上市时凑巧佣金也会有所调整。由于 独特的发行方式，更引起了人们对该公司的兴趣，甚至有人预言，华能国际上 市后，肯定有一波大的行情隐藏在其间。 　　蹊跷的融资目的 　　上市公司一般在招股说明书中都明确表述出融资的投向和项目的前景，而 华能国际预计募集资金不少于249,801万元。用途：一是向南京投资支付1.41亿 元，用于偿还收购南京电厂未付款项；二是偿还收购山东华能银行惜款10.68亿 元；三是剩余资金偿还公司今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借款，一句话，钱全部是用 来还债，倘若上市公司融资目的就是为了还债可以成立的话，其它“似曾相识 燕归来”的公司也可以同样效法此种融资目的、国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用于投 资理财就应无可非议，更不应该受到指责，起码委托理财可以产生效益，募集 资金还债则不可能产生丝毫的回报。 　　同业竞争为关联交易埋下伏笔 　　一般上市公司招股意向书中都会申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 争，而华能国际则反行其道，公开承认存在同业竞争。过度的同业竞争就会带 来大量的关联交易，从上市公司融资还债这一点来看，至少说明上市公司和控 股股东资金短缺，会不会出现“ST猴王”现象，或者上市公司用现金购买大股 东实物的现象就很难说，如是出现经常性的关联交易，请你不要惊讶，因为招 股意向书是这么写的，华能国际这么做则是迟早的事。 原载<证卷周刊>2001年11月24刊 　　　　◆　人民为什么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　◆ 　　　　　　　　　　　　　　　　　　　　　　　　　　　　·云中君· 　　日前广东潮阳市官方称，十二月十一日潮阳市仙城镇发生一起“不法分子 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围攻镇政府办公楼事件”，“警方已拘捕了十五名疑犯”。 称这次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是“由个别不法分子组织的新 星小学四十九名学生前往镇政府反映入学多收费事件，继之，煽动一些不明真 相的群众冲进镇政府，酿成打砸办公楼门窗，焚烧室内物品事件”。 　　读罢这条新闻，我不由得产生以下几个问题，很想要问问我们的领导： 　　第一，“十五名疑犯”，能否称为“个别不法分子”？第二，参加这次事 件的群众是否真的不明真相？第三，这些群众有没有进行“有组织”、“有预 谋”活动的权利？第四，“打砸办公楼门窗、焚烧室内物品”确实不合现行法 律，但是现行法律是否又全部都合理合法？第五，即使有个别“不法分子”打 砸办公楼门窗、焚烧室内物品，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否定群众的合理要求和举动？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潮阳市官方不是在措辞上，就是在事实上犯了“差 错”，“十五名疑犯”，光“疑犯”就有十五名，这就告诉我们这已经不是一 个很平常的个别事件，而明显是一桩社会事件，除非潮阳市官方能够证明这些 疑犯是来自一个家庭或系亲戚关系。对于一起如此引起众怒的社会事件，潮阳 市官方无疑是应该承担第一责任的。理由是他们不是真正侵害到了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就是他们没有民主施政，是他们的过错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因此， 严肃惩处潮阳市官方领导，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从事件一开始的参予者只是尚未成年的小孩可以看 出一些问题。这些尚不懂事的小孩出来参加这样的社会行为，不可能是自发的， 一定是受人指使。指使人是谁？毫无疑问，这次事件针对的是“入学多收费”， 因此指使人不会是学校及其教师，而只有是孩子的父母等利益受到侵害的亲人。 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为什么大人不站出来抗议，却偏偏让可怜的孩子站出 来呢？答案就是一个：人们慑于政府的高压！是可怜的大人们认为孩子是未成 年人，政府抓不了也关不了，大人们则有被扣以“聚众闹事”罪名遭到当权者 的关押。呜乎，当一个政府还是“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的话，我很 难想象会发生这样的由孩子“打头阵”的事。我忽然想起文革中也常常发生类 似形式的情况的，那时，老百姓们受了冤，要向政府抗诉的话，通常是让越老 越好的老人出面找政府，老百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年轻人被背上“黑锅”而被 “专政”一辈子，自己反正老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共产党抓了去也杀不 了我，还得给牢饭吃。”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想最明白不过了。现行的《宪法》明明白白地写着人 民有结社的权利，为何在潮阳市官方那儿，“有组织”成了一项罪名？其次， 说此次事件是“有组织”的，那么潮阳市官方究竟有没有查找到“组织”的 “章程”之类的东西？否则有栽脏之嫌哦！至于“有预谋”，我想“有预谋” 又岂能成为一桩罪名？人都是“理性动物”，任何人做任何事，有哪一个没有 目的性的打算？而就这起事件来说，人民群众要求政府制止学校超常收费便是 他们的“预谋”，他们的要求难道不合理吗？ 　　对于第四个问题，我想说的就太多了；现在就谈一个：什么是“示威”？ 示威就是“显示威力”。现行《宪法》字面上赋予了人民“显示威力”的权利。 “威力”是什么？威慑之力也。既然人民有权使用威慑之力，那么，他们在 “示威”的过程中有限度地产生一些诸如焚烧办公桌椅，毁坏办公楼门窗的威 慑举动，就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198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却对“示威”的本义作出如下解释：“本法所称示威， 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 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稍有文化水准的人都可以看出，该法 对“示威”的解释是完全义不合词的。如果该法的解释为是，那么《宪法》中 的游行集会等权利就已经包含这些内容了，又何必画蛇足地添上“示威”二字 呢？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示威”权的解 释，是对《宪法》侵犯，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对于这样的与《宪法》相矛盾 的法律，人大应该赶快废止和改正！ 　　对于第五个问题，我想即使有个别“不法分子”乘机打砸办公楼门窗、焚 烧室内物品，甚至杀人（杀人是我的假设，事实上未见报导有此事），那罪责 也只在“个别不法分子”，又岂可据此把此事件予以完全否定？ 　　我的看法一句话：人民总是对的，世上只有不是的政府，没有不是的人民。 如果人民有错，错也不在于人民自身。 【】　　　　　　　　　　　　　　【】　　　　　　　　　　　　　　【】 °媒体评点° 　　　　　　　　　　　◆　言论管制“新文化”　◆ 　　　　　　　　　　　 　　　　　　　　　　　　　　　　　　　　　　　　　　　　·任不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１９８９年政治危机之后，北京的舆论钳制工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攻性的舆论宣传被迫转入防御性的舆论辩护。 　　这种辩护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对内与毛派分子进行正统性争 吵，对外（体制外和国外）就人权事务进行辩解。这种努力的目的也发生了重 心的转移，不再以意识形态的纯正性为目标，稳定权力成为舆论工作的第一出 发点。 　　为此，两个方面的手段同时采用：正面的“舆论导向”和对越轨传媒的整 顿。但是，“舆论导向”受到了媒体经济多元化的冲击，读者越来越少。而整 顿已经失去了毛时代的威力和公开的合法性，整顿本身也需要新的自我辩护， 因而变得捉襟见肘。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控制言论越来越力不从心。 　　但是，这种状态使思想禁锢手段变得更加“精致”，在无所顾忌地进行舆 论导向的同时，暗地里更频繁地对传媒进行整顿。但是，９０年代的“舆论导 向”产生了自己的恶果：由于信息失真，激进民族主义以对抗全球化的名义卷 土重来，并把矛头也指向了始作甬者。这既是一种政治反讽，也是一种思想悲 剧。 　　另一方面，整顿媒体的手段被讽刺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地下党的方式来管 理国家。因为这种整顿往往是通过“电话打招呼”、不发文件、内部通报、内 定、秘密关闭等方式来进行的。言论管制也产生了自己的“新文化”，那就是 犬儒主义思想的泛滥和全民传讲政治笑话、黄色笑话。──世纪之交的中国， 伪民族主义和各种犬儒主义上升为民族精神。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由于信息的匮乏，全面的记述中国世纪之交的思 想禁锢史是很困难的。我在这里仅仅评述一些代表性的事件，并期望读者能记 忆那些为言论自由做过努力的人们，也对精神自由在中国之可能进行思考。 ⊙　舆论导向的贫困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对传媒的管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８９年以 前以“积极宣传”为主，１９８９年以后以“舆论导向”为主。产生这种变化 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第二， 经济改革使媒体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多元化。这是一种被迫的转向，是权力 部门在合法性危机中的自卫反应。在１９８９年以前，“就是好”式的宣传充 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自信，而１９８９年以后，以言论管制为主则展示了中国 政治进入了“德国现状”（马克思《黑各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展示了意识 形态的不中用或贫困。 　　从古斯塔夫·勒庞到汉娜·阿伦特，在谈到“群体领袖的说服手段”或 “极权主义的宣传”的特点时，都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谎言建立在群众心理 和暴力恐怖的基础之上（《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 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对于１９４９年 以来的中国政治来说，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切适性。在中国，灾民理 性使一切意识形态狂信都充满机会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思想管制更多不是 建立在暴力恐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生存恐惧的基础之上。 　　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论禁锢制度是这样运行的：通过生存资源的垄断，“国 家”使不服从者不得食。无论是普鲁士的宪兵制度，还是纳粹的紧急状态法， 都无法和这种“软约束”机制媲美。在这种体制下，对言论的禁锢不是通过外 部法规的约束来强制执行的，而是通过食物供给制的背景来使被喂养者“自动” 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对这种体制真正的挑战来自经济多元化改革，生存资源 垄断的瓦解终结了极权主义的“宣传时代”。从此，社会主义从社论员的英雄 时代进入发言人的丑角时代。 　　但是，“舆论导向”有自己的优势。戈倍尔博士曾说：混杂部份真相的说 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这就是舆论导向的一个特点。一方面，舆论导向继续进 行信息隔绝，另一方面，通过捡选过的事实报导进行观念灌输。当然，食物惩 罚机制仍然起作用，但由于市场的存在在威胁程度上已大不如前，同时，由于 对国际人权规则的虚伪承诺，使思想惩罚转入地下，“一个执政党开始用地下 党的方式”来处罚自己的言论造反者：不留法律痕迹地让说话者闭嘴。 　　接下来要具体讨论的，是信息封锁和惩罚言论这两种手段在当代中国的是 如何运转的，先说信息封锁，另文谈惩罚，并介绍一些著名受害者的命运。 ⊙　信息封锁 　　毫无疑问，信息时代对管制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收音机到互联 网，中国政府遭遇了第二次“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这仅仅影响了管制 的效率，并没有影响管制的热情，毋宁激发了这种热情。当然，由于信息技术 的内在力量，对信息的管制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在西伯利亚以西经历了 政治失败，在远东，将通过政治失败和技术失败的双重悲剧为自己１００年的 演出落幕。 　　封锁信息由来已久。２０００年１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 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３０年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 月５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７·７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 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等７个县。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１５，６２ １人，受伤２６，７８３人，塌房３３万多间，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 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２１７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 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 少得可怜。报导还说，由于灾区的干部群众和迅速赶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自 力更生，现在新通海已经成为云南经济十强县之一了。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 老百姓保密，隐瞒了３０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 　　鲍彤先生在《中国在文革特殊时期垄断新闻封锁消息的丰富经验》一文中 说：“解放以后，管制新闻、操纵舆论比解放以前容易得多。抗战期间，国民 党当局也搞新闻统制，很费劲。据《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社论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总结，国民党对付异己的进步报纸需要使用８ 种手段：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 渐攘夺管理权、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新中国因为都是国有的、公营的、党领 导的自家报纸，没有异己的报纸，垄断新闻易如反掌。领导者一声令下，全国 新闻舆论媒体立即执行。”改革开放使中国言论管制重返“国民党时代”，当 然，返回只是象征性的，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还远远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 但当代的言论禁锢却面临着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冲击。 　　以芳林村惨案或南丹惨案为例，虽然“国民党的办法”都用上了，还包括 现场戒严和贿赂传媒，但盖子还是揭开了。但是，当代中国对众多灾难事件信 息的封锁，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 　　信息封锁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信息：事故灾难和政治批评。由于可以理解的 原因，国外媒体成为信息封锁的主要对象。而从１９９５年以后，网络成为信 息封锁的面对的新课题。 　　有研究者称：大约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５年，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凭借 公安局的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都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注册，受到公安机关 的监督。那时候一个政治术语叫“收听敌台”，后果不堪设想。八十年代以来， 对短波收音机的控制放松，甚至取消了，但对敌台进行干扰的工作似乎一直持 续到世纪末。电话和传真在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命运。 　　但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对电视的管制，九十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可 以更多地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但往往在播出“敏感节目”的时候，突然会被掐 断。这是令人汗颜的，足以让“爱国者”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愧。 　　今年早些时候香港《明报》一条消息说：深圳、珠海等地居民反映，自四 月以来，当地有线电视转播的香港电视台新闻节目，经常出现被删的情况，令 观众大为光火。这是广东省有关当局为抵制“反动、不良信息”的影响而采取 的新措施，目前广东各地有线电视台转播香港新闻节目，已改由广东省有线电 视台统一处理。这条消息还说，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八十年代中就开始通过 架设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台节目。九十年代以来，随各地开办有线电视台，北至 韶关、东至揭阳、西至湛江，全省都能看到香港电视。为避免“不良影响”， 九十年代初即开始对香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进行删剪，凡涉及海外异见人士活 动、台湾问题、“六四”事件的报导都被删剪。而１９９９年以后，每碰到法 轮功示威、中美战机相撞，甚至美国针对中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新闻时，节 目都会被“剪断”。这条消息不无讽刺地说，令人好笑的是，出现删剪情形时， 电视荧幕上会出现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 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言下之意，并非该台有意删剪，只是奉命行事。 也许是这种说明别有用心，现在的情况是，遇到“敏感节目”就突然转换到其 他频道，连说明也没有了。消费者的权利问题和纳税人的权利问题一样，在这 个国家现在还基本上不是问题。 　　不过信息封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引导性报导或者 隐瞒，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并进一步导致了群众性的判断 力失真。比如，六四事件渐渐被人们淡忘，法轮功事件遭到了超过它本身应得 的更大的误解，而象河南艾滋村事件、厦门远华案、加入ＷＴＯ，更不用说１６ 大人事安排等等事件，民众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愚民，基本接受了当局的某 种暗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乌合之众”。 　　信息封锁也和九十年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的勃兴密切相关。５·８使馆被 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９１１事件，中国民众的反应显然和中国官方传媒对 科索沃危机以及阿富汗局势的信息处理有关，更和九十年代官方传媒对美国的 导向性报导有关──而对美国的攻击更多是为了政治自卫：因为１９８９年以 来，美国是批评中国人权问题最坚决的国家之一。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官方对美国的报导方针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报刊基本上还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行，而来华或在华工作 的外国记者也往往成为有关部门特别关注的对象。“有幸”的是，中国在九十 年代多次被记者国际组织评为“记者的敌人”。在中国，很多接触“敏感问题” 的外国记者被拘，或者被驱逐。比如：２００１年中，有报导说，两名在中国 河南采访的德国记者被中国地方当局扣押，其中一名任职法兰克福评论报，他 曾经报导上蔡县的爱滋病丑闻，说当地有六成半居民因为卖血而感染爱滋病。 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７日联合早报报导，部份驻华的西方 记者２６日为一名据称被公安“打”的同行表示不平，而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章启月展开舌战。法新社摄影记者谢笛文（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ｖｅｒ） ６月２３日在采访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时，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据 说，当时谢笛文正在对演出场外的一名抗议者进行拍照，遭警察强行制止，事 后谢笛文的胳膊被抓出“淤青”。中国对记者表达愤怒的更多形式是驱逐，当 然，和冷战时期苏联的做法相比，中国往往有所克制，这不是因为胆怯，而是 因为对国际人权准则的虚伪承诺至少比不承认要有些约束力。 　　除了记者外，海外学者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也往往是 “不受欢迎的人”。这方面有一个名单，拒绝妥协的人将无法签证到中国进行 研究，而能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使人怀疑他们的学术诚实。一些侥幸进来的人， 如果“任性”行事，将受到严厉的对待。如高瞻一家三口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１ 日被中国当局扣押，中国政府说，高瞻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扣留审 查。高瞻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高瞻获 释。１９９９年中国曾经以携带国家机密为由，扣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文革学 者宋永毅长达６个月。１９９８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中国核导弹专家 华棣别离故乡１１年之后返乡，被中国当局逮捕。他被指控泄漏国家机密，判 处１０年徒刑。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完全的。 　　不过，和这些外国同行比起来，中国的记者和学者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 将受到更严厉的管制和处罚。在这个问题上，充份展示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政治 荒诞：没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奉行言论自由“宁予外主不予家 奴”的政策。一方面，言论主观部门要求同一口径，对新闻和思想进行垄断 （具体情况可参考奥威尔在《１９８４》一书中的相关描写），另一方面，出 动专政力量，对越轨的媒体和诚实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由于这种管制，事实上 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信息时代消灭了新闻。谎言和无聊是中国文化界在九十年 代的一场集体演出，这是继１９４９年以来灵魂脱衣舞以后的化装舞会。整个 社会为了平衡这种民族精神障碍，发明了各种黄色笑话来自我解嘲。当然，政 治笑话不能公开讲，于是两面人、夜间人成为城市人的基本形像。这种新物种 后继有人，新一代的犬儒主义者象庄稼一样在滋养他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他们 以后现代主义的口水和石块，成为“割喉政治”的同谋。 　　　　　　　　◆　公民的收视选择权应当如何限制？ 　◆ 　　　　　　　　　　 　　　　　　　　　　　　　　　　　　　　　　　　　　　　·夏业良· 　　根据《北京娱乐信报》12月13日的报导，北京市有关部门在12月12日召开 了北京市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要求限期拆除不符合规定安装 的电视接收设施。报导还引述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的话说，按照国家规定， 接收传送境外电视必须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但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擅自安装接收境外电视。这些违法活动扰乱了卫星接收管理秩序，破 坏了法规的严肃性。报导中还指出，符合申请接收境外电视的单位有：三星级 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 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位。 　　从12月23日0时开始，北大和清华的闭路电视停止播出凤凰卫视中文台、资 讯台、电影台、阳光卫视、音乐频道CHANNELV和体育频道STARSPORTS等六 套“境外”电视节目。北大和清华的党委宣传部通知说，这是为了执行国务院 1993年10月5日颁布的129号令─《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根据 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部署和要求实施的。 　　事实上，这次大面积禁止接收境外卫星电视台节目的举动在各主要媒体上 都有过报导。有关部门要求各单位、部门及个人首先自查，拆除私自安装接收 境外节目的设施，违者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据说这次行动的依据就是1993年 颁布的“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首先，笔者所无法理解的是，在中国大陆，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所 公布的规定是否就等同于法律？我们经常把法律和规定缩略并称为“法规”， 长期如此给人们所造成的印象似乎法律和规定可以等同视之（有时红头文件的 实际效力甚至超过了法律，这样便给人造成一种“权大于法”、“红头文件大 于法律文本”的错误认识），都是能够对公民产生强制性效应的国家意志（当 然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要予以惩处）。比如说这次通知中提到违法（不知违 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颁布的哪一部正式法律？）活动，随后又说到接收境外 卫星电视的行为“破坏了法规的严肃性”。实际上把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 等同于法律，才是真正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 　　窃以为法律与规定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是经过人民代表在征集了相当一 部份人意见的基础上提交提案，然后在普遍徵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尤其是 在普通公民获得知情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程序而确定的。一般而论，只要 法律形成的过程是透明的、全民参与式的，它就可以代表国家意志和公民的意 愿；而规定则可能是某一级政府为了指导当前工作的需要，而发出的行政命令 或工作标准。它的形成过程很可能是非公开的，并且很可能只是由少数人参与 了决策过程。从法理的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危急关头，如果 不是危及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等特殊情形，一般的行政规定并不 具有等同于法律的强制意义。 　　比如说某一公民如果触犯了法律，他/她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处罚；而如 果普通公民仅仅违犯了某级政府的某项规定，他可能会失去工作（如果是政府 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职工的话），但却不会接受法律的审判和惩处。换句话说， 如果某位公民违反规定，私自安装接收境外节目的设施，他将有可能受到经济 处罚和适度的行政纪律处份，但不应为此而坐牢。 　　如果这样的公民越来越多，处罚可能会越来越重，但是中国古代就有“法 不责众”的说法，更何况这并不是法律，而只是某种在特殊时期所制定的行政 规定而已。可以预见到的最终结果可能只有两种：一种是由法律来代替原先的 规定，使得人们不敢违抗，被迫放弃一定程度的知情权和娱乐选择权；另一种 可能就是，在违规者越来越多，防不胜防，处罚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最后 不得不放弃这种管制。 　　记得在我上中学时，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也是一种偷偷摸摸 的私下行为，如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按照某些人的思路，国际互联网 的内容也是应当管制的，那么现在笔者要问的是，目前对国际互联网内容进行 管制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前不久，媒体上普遍报导阿富汗许多地区在塔利班 统治下，甚至不能收看电视和接收广播，当塔利班撤离之后，人们纷纷购买电 视机、收音机，并且庆祝他们重新获得了知情权和娱乐选择权。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此次所限制接收之电视台的内容是否有悖于中国国情或 者具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首先，大家都知道凤凰卫视说起来是在香 港，但无论从对实际股份的控制情况和内容的政治倾向来说都是“亲大陆政权 的”，甚至许多节目都是在大陆制作的。可以说它所播的内容绝对不会反共或 反对大陆政权。从娱乐节目来看，也没有什么淫秽或不健康的内容。特别冤的 当属杨澜所主持的“阳光卫视”，不但政治倾向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节目的确 赢得相当多观众的好评。 　　如果政治上并不存在问题，那么这种取缔就更说不过去了。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限制行动发生在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有关部门宣称是力图维 护有关法规的严肃性。但如果把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政府行为放在更广阔和更长 远的背景下来看，这更象是一场低水平的闹剧，是普通中国公民的不幸，也是 我们国家的悲剧。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清除大量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并确立新法 规是依法执政的前提。我们天天都在讲要给予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 胞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可是此次限制中仍然允许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 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 位保留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这难道是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中国 人即便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天生就不能享受与外国人甚至港澳台同胞同等的权 利和选择吗？这与当年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何本质区别？ 　　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普通公民是否只有经常花公款住到星级酒店里才有 资格享受一定程度的知情权和娱乐选择权？少数官员“因工作需要”当然也不 在此限之列。如果在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之后，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国际 惯例竞争的外国人或港澳台同胞看到我们自己的政府这样用公然歧视的手段对 待国人，他们会有何种感想？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们还能看得起 我们吗？ 　　在信息技术日趋完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的情况下，政府的明智政策应当是鼓励和倡导普通公民以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并 利用信息，但政府对意识形态乃至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却总是持恐惧、怀疑和限 制的态度，因而经常作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拙劣决策。比如说主管部门不但不 批准民间资本投资办电视台，甚至连收看电视节目也给你划定范围，比如美国 的CNN、CBS，日本的NHK等电视台节目都是不准接收的。 　　笔者认为，这种短视的决策实际是一种鸵鸟政策。有关部门似乎是担心老 百姓没有起码的判断能力，怕人们被“腐朽堕落甚至歪曲事实的境外电视节目” 所误导，因而需要思想永远正确的官方机构先过滤，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 高尚的”欣赏口味或认识。这种假设自己永远比别人高明的逻辑是荒谬可笑的， 并且将被历史证明是倒退的、不得民心的一意孤行。 　　可怜的普通公民好不容易在已经排除政治因素之后有机会收看凤凰卫视和 阳光卫视这样的“健康节目”，在有限的选择空间里略有安慰。可惜好景不长， 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选择权也被剥夺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得知我们不 能再接收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节目时，我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对“9.11事件” 的报导，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无论在及时性和报导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可与 凤凰卫视同日而语。望着我儿子失望而不解的表情（他经常收看凤凰卫视中成 龙和李小龙的影片以及阳光卫视的历史资料片和科学发明资料片），我不知道 该如何向他解释。 　　我只希望当他长大时，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他将像法国人、美国人、瑞 典人一样享有相当充份的选择权，而且我不希望这些权利只有当他留学或移民 国外时才能实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　洒泪告别新浪 　◆ 　　　　　　　　　　 　　　　　　　　　　　　　　　　　　　　　　　　　　　·无地自由· 　　敲下这个离别意味的题目，心中一片酸楚。 　　应该是在三四年前吧，中国大陆的Internet开始兴盛门户网站开始涌现。那 时，风头最劲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朝阳的搜狐，另一个就是王志东的新浪。 如果是那时候开始上网的人，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去过这两家网站的人，不能说 没有起码也是很稀有的事情。记得那时候我更喜欢搜狐，原因很简单：一次在 《21st century》报纸上看到一幅张朝阳的相片，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象个白痴天 才的样子，那时候因为《雨人》的关系，我对于白痴天才简直推崇之极，所以 就因为张朝阳而喜欢上了搜狐。相反，对于王志东那张猪吧脸却没有什么好感。：） 　　时间慢慢流逝，对于搜狐，去的却越来越少，相反新浪越去越频繁。尤其 是99年之后，新浪的体育新闻几乎成了我上网的一大乐趣，每逢周日周四甲A踢 罢，去新浪看新闻简直是比看电视转播更重要的事情！越看越多，越看越喜欢， 慢慢的，就连王志东的那张胖乎乎的小猪脸也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招人喜欢了。 　　时间依旧流逝，也许就是在王志东被迫离开新浪先后的时候，我开始对新 浪越来越有意见。依旧是每周两三次去看足球报导，但是，那每个新闻页都有 的广告动画却使人越来越厌烦越来越不爽，丫赚钱也不能这么个赚法吧，我就 不相信做这个网页的人急着看这场比赛到底几比几的时候却看着绿灯闪啊闪就 是不出字会不骂人。不过，还是可以勉强忍受的。即使在9.11的时候，远在北 京的新浪网的快讯对纽约恐怖事件的报导居然比CNN,NBC,ABC的报导还快，：）， 西西，那新闻核实过没有啊，就往上贴？ 　　终于时间流到了2002年，由于吴征和杨澜，我觉得是和新浪说再见的时候 了。本来那天一个来自上海的同事第一次告诉我关于吴征的假博士的事情，我 根本就不在意，我又没钱做股票不会去关心上市公司主席的信誉问题，吴征于 我而言，不过是新浪的掌门吧了，是不是骗子关我屁事，新浪办的好，自然我 会经常去，办的不好，转身就去别家，公元2001年，难道还发愁上网无处可去 不成？ 　　但是新浪，吴征，杨澜对此事的反映却使我大跌眼镜，尤其是看到杨澜接 受《南方周末》的采访并且称网上众多质疑吴征的人为“反动分子”的时候！ 无论别的是真是假，杨澜起码也算是在北京外院受过四年正规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说出话来就跟拉板车的一样呢！乾脆通过高层关系发布一个“公安十六条” 宣布凡是批驳吴征的人都是反革命，在大陆的投入监狱，在海外的列个长长的 黑名单要求引渡的了。我知道杨澜说这话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人，但是，说到反 动，西西，中国人顶尖大概是蒋介石，老外大概是麦卡锡，怎么着？要是吴征 是骗子，那就算是蒋介石麦卡锡说吴征是骗子，吴征也是骗子。如果吴征不是 骗子，就算顶尖不反动的人（不知道应该举谁当例子）说吴征是骗子，那吴征 也不是骗子。况且，难道杨澜真不知道网络上有多少人在质疑吴征，甚至还包 括吴征自己的大学同学吗？真的不明白象杨澜这种水平的人怎么会曾经在中国 那么红！ 　　念在王志东的份上，决定再给新浪一个机会。我特意去了新浪论坛，在时 事述评的翻看本年度全部帖子，从题目上看，没有一篇和吴征事件有关的贴子， 单从新浪论坛看，不仅吴征不是骗子，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是骗子的可能因为压 根就没有质疑这回事儿！我不相信没有人贴过，那么，如果因为吴征是新浪的 掌门，新浪论坛便看见质疑吴征的帖子就删的话，那和当年蒋委员长说的“什 么狗屁舆论，我出钱办一百家报纸，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这就是舆论” 还有什么分别，所谓digital时代的自由的网络论坛还e个屁！ 　　够了，从此告别新浪，不再敲入那熟悉的可以背下来的www.sina.com.cn! 　　不过，作为IT业的一分子，想象一下当年王志东他们那些IT人创办新浪的 艰辛，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从新浪的兴起到今天，这才短短的几年啊，曾 几何时，沧海桑田，人，事，物，一切都变了，就象文章的歌中唱的那样“江 山依旧，人事已非，唯有古月照今尘”。从王志东离去之后，新浪开始每日愈 下，到今天彻底毁在吴征杨澜这所谓传媒人士的手中。这才几年啊？想想当年 王志东从国外回到中国大陆决定创建一个网站并把它办成中国最好的门户网站 的时候，心中应该是热血激昂雄心万丈吧，在困苦中努力的同时想到新浪绚灿 的未来，也会有过激动的彻夜不眠的时候吧，想想那些和王志东一起创建新浪 的年轻的程序员们，也会像我当年那样每天坐在计算机前面工作十几个小时虽 然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但是还是干的激情四射吧，也会像我那样简单的中午饭 后便一口气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而不知疲倦吧，他们晚上加班会记得吃饭吗？ 是泡中国式的方便面还是去order西式的pizza呢？那方便面会用热水彻底煮熟吗？ 还是随便泡一泡就便象狼一样的把硬硬的面条吞下去呢？或许根本没有感觉， 只因为其实吃饭的时候还是满脑子的程序吧…… inputed by 无地自由 2002年1月9日 　　　　　　　　　　　◆　看中文世界新闻自由第一案 　◆ 　　　　　　　　　　 　　　　　　　　　　　　　　　　　　　　　　　　　　　　·郑　义· 　　说实话，我并未十分关注围绕吴征杨澜的争论。在一个谎言泛滥，人人被 迫或习惯说谎的国度，吴杨的那些谎言段数不高，用心亦不险恶，至少不能致 人死命。看到过于激烈的文字，还担心当事者的面子，怎么说，也是人活一张 脸。特别是杨澜，抬抬手也就让人家过去了，毕竟还年轻。当然也支持“打假”， 因为还事关为数众多的新浪股民之利益。至今日始，那几封语带威胁的律师信， 彻底打消了我的东郭之仁。这一对男女，怎么竟有几分像狼了？事情的性质已 经发生根本变化。由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批评，变成了一场捍卫言论自由的斗 争。 　　吴杨以新闻传播业晋身中国巨富，掌控中国第一大网站，理当是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之践行者捍卫者。不料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真正行使新闻、言论自由 的民间媒体及记者狠下杀手，必欲至之于死地而后快。吴杨诉何频、曹长青夫 妇和赵平波，若在中国，仅“攻击奥运形像大使”一条，大约就足以构陷冤狱 了。 　　但这里是美国，据说夫妻二人又都在美国读过新闻，如果不是神经错乱或 谋士太阴，如何能出此下下之策？这官司如何能打得赢？思来想去，恐怕是软 柿子捏惯了。也不对，他们不是认真调查过吗？难道竟不知如曹长青等为新闻 自由而战，连共产党都不肝儿颤吗？如果吓不住，那就是准备死缠烂打，以新 浪网数亿资产为后盾，用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把多维和曹长青、赵平波等拖 个半死不活，倾家汤产。 实在是一着险棋！ 　　走出了这步棋，就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纵然拖垮了对手，不过是搏得善施淫威敢下毒手之千古骂名。倘若对簿公 堂扯出了更多丑事，那就可能把手里面现在还捏着的一把米也赔上了。真是何 苦来哉！原先不过是道声歉的事罢了。由是，我们再次亲眼目睹了那种用一个 罪恶来掩饰一个错误的越陷越深的“怪圈”。 　　怎么说，吴征杨澜不能算“坏人”，至少不能算那种无恶不作的枭雄。怎 么会无师自通地勾结官府、依仗权势、揭发告密、“借刀杀人”，最后摇身一 变，从民营媒体老板变成新闻自由的杀手？也许这其中有许多必然，并非一念 之差所能解释。 　　我倒是赞成这官司了。你们不是有敛财之术吗？不是有铁打的靠山吗？不 是气壮如牛吗？牛就牛到底，砍掉脑袋碗大个疤！钱财身外物，来得快就不兴 去得也快？如果此案成为中文世界新闻自由第一案，为国人立下标杆，也算是 将功折罪作了贡献！ 　　反观曹长青、何频、赵平波及众位拔刀相助的网友，到成全了一世英名。 有网友说得对，此役之后，何频先生可设立类似普立策奖的新闻自由奖了，建 议第一名候选人是曹长青。 【】　　　　　　　　　　　　　　【】　　　　　　　　　　　　　　【】 °书与书评° 　　　　　　　　　　　◆　关键在于解放农民 　◆ 　　　　　　　　　　　　　　　　　　　　　　　　　　　　·李昌平·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朱总理说这个问题最大，他日夜想着这个问题。 同样，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如：吴敬琏先生说，关键要改善乡镇 发展环境，扶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陆学艺先生说，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温铁军先生说，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卢锋先 生认为，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权利；党国 英先生说，关键是要相信农民。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增加农民收 入关键要进一步解放农民。 　　20年前，安徽凤阳的17名农民，用生命作赌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 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份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 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最大的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 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入、有了积累。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 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 大一部份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再随后，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允许农民有条件 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促进 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收 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这个群体中的很多 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使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 　　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 让中国农民成为和城市人民一样的中国人民。 　　一要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农民自由地进出农村、农业，废除限制 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 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二要张开城市的双臂拥抱农民，废 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 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三要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 民、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国家应该拿政策，采用“大按揭”的方式，吸 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富裕；四要实施农业保护率政策，逐步将农业保护率提高，实现“以农补 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只有这样，厉先生说的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 林吃林、养地吃地农业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老守着农民这座“金山”挖，农民 总不能靠喝清水、吃树叶和草根过日子吧。只有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养金吃 金”才是正道。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 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 　　陈锡文先生说全国县乡吃财政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 近3000万村组干部，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有生活在农 村的9亿农民。我算了一下，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 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 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可怜啊，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 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 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现在看来，不重建一个精简、廉洁、高效的县（市）乡（镇）政府，其它 新的制度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包括新税制，也包括“股田制”。经济学家先生 怎么就对寄生在农民身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视而不见呢？ 　　即使如厉以宁先生所倡之“股田制”能有神奇力量产生巨大的“泡沫”， 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 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在国有企业的产权 制度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无水喝的现象， 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是如此弱势，何况没有组织的农民乎？ 我们在鼓吹西方产权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有 产权制度创新的政治、法制环境？尤其是中国的农村。 　　我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 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让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因为工人、农民都很 着急！ 　　　　　◆　这本书太好了──读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　◆ 　　　　　　　　　　　　　　　　　　　　　　　　　　　　·丁　东· 　　上个月，我从《改革内参》上读到李昌平等人的对话──《三个农民之子 下岗后的反思》，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篇文章太好了！ 　　 　　又过了几天，戴煌先生告诉我，桂晓琦对山西记者高勤荣的冤案很关心， 要到他家聊一聊。我说，我也很想认识桂晓琦，因为他就是三个“农民之子” 中的一个。那天，在戴老家见到了桂晓琦，聊了两个小时。回家的路上，和桂 一起坐出租车，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李昌平，我说，不认识，三个“农民之子” 我就见过你一个。但读我过李昌平的文章。除了那封轰动全国的上书，最近他 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新作也读了。我觉得，他的文章在中国是独一 份儿，别人替代不了。书斋里的学者，读再多的书，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基 层官员不读书，不研究，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三天前，《经济学家茶座》执行主编詹小洪邀几个朋友小聚，光明日报出 版社徐晓也来了，她说起刚刚编完了一本书，名叫《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 李昌平。我马上对她说，你一定要送我一本。昨天，她托人把书给了我。300多 页，我一口气就看完了。感受还是一句话：这本书太好了！ 　　 　　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五十 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和他的书里提到的董阳、夏一松，就是当今中 国的焦点人物。他们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浓缩了什么矛盾呢？首先是官与民的矛盾。按照已故思想家孙越生的观点， 官与民的矛盾贯穿人类文明始终。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在于人的社会性， 在于人类出现了专门管理公共事务的官僚阶层。没有官，无政府状态，人类文 明是不能维持的。但是，官又是永远与民对立的。一部人类历史，充满了官对 民的剥削和奴役。好的社会制度，不是没有官，而是官僚的数量比较少，公民 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制约官员，把官僚的危害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和范围 之内。痕7b在的社会特点之一，就是官民交征利，矛盾日益紧张。李昌平是乡 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基层政权的一把手，处于官员系列的末梢，直接代表官方 与农民接触。如果他一屁股坐在官僚阶层一边，他这个官虽然不好做，但还是 能够做下去的。偏偏他良心未泯，心系农民，要为农民说话，想把利益的天平 向稍稍有利于农民而稍稍不利于官员的一方调整，于是触怒了当地的官僚阶层， 不得不辞官下海，远走他乡。 　　 　　其次是城乡隔离的矛盾。外国也有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但三农问题在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制度问题。农民为什么苦？农村为什么穷？农业为什么危 险？这就无法回避五十年代形成的城乡隔离制度。这个制度把中国社会分成了 两半。一个人，如果生为农业户口，天生就不能享受国民待遇，注定成为受苦 人。我在六十年代末，作为知青下乡插队，有过三年农村户口的经历，尝过当 农民的滋味。农民吃不饱，公粮却一斤也不能少。但知青毕竟与土生土长的农 民不一样，有了招工招干的机会，就重新变成了城里人。七十年代，我还当过 两年公社干部，以官员的身份与农村打过交道，知道农民的生活有多苦，做人 是多么没有尊严。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处境一度有所好转。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吴 敬琏先生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急剧发作。一方面，占人口少数 的权贵，鲸吞着转型中的巨大利益；一方面，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承担着 改革的沉重代价。上下交征利已经公开化，表面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社 会各阶层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农民。城里最苦的是下岗职工和退休职 工，他们所愁的是领不上退休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费。而农民本身就被划在政府 管辖的社会保障的圈子之外，他们所发愁的，不是领不上什么钱，而凑不出必 须交纳的各种税费。城里人，没有收入不用交所得税，月收入800元以上才交所 得税，而农民哪怕一分钱挣不上，哪怕种地赔钱也要交税，哪怕三岁的孩子， 70岁的老叟也要交税，各种税、费、罚款越来越多，连不种地不交税的权利也 没有。 　　 　　目前所实行的财税体制，是一种强干弱支的体制。税源稳定的税种，让国 税拿去了，中央政府财政收连年大幅度上升。省、市、县、乡，越往下财政收 入越没有保障。行政机关和公教人员要吃饭，要办公，必定要从农民身上打主 意。作为乡级政权的领导，就算你有减轻农民负担的诚意，回旋余地其实也很 小。这本书已经把其中的尴尬说得很清楚，这也是李昌平的改革难以为继的深 层原因。要想使中国农民的困境有所缓解，矛盾不再激化，光靠下边改革是不 行的，必须从全局上拿出有利于农民的改革措施。 　　 　　原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利于官员的措施，比如公务员长工资，出台 那么容易？有利于农民的改革措施，比如减免农业税，为什么出台这么难？取 消城乡户口差别，为什么进展这么慢？还有让进城打工的农民心惊胆战的收容 制度，为什么还不改？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在这些事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利益 的代表者不在场。 　　 　　李昌平离开了乡官的岗位，来到京城，从事编辑和研究，这也是一件好事。 中国固然急需董阳式的乡官，夏一松式的县官，励精图治，向腐败挑战；但也 需要李昌平这样既有理论素养，又懂实际操作，既有理想情怀，又有脚踏实地 精神的知识分子，介入舆论，以言报国。董阳没有写书，夏一松没有写书，今 天李昌平出了书，这标志着他进入了新的天地。如果在高层的政治博弈中，也 有几个这样的人物在场，那就是中国农民的福音了。 　　　　　　　◆　李昌平是一根搅屎棍　◆ 　　　　　　　　　　　　　　　　　　　　　　　　　　　　·吴　思· 　　我写过一本《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李昌平读了，对我说： “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知识，如果有，我也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 　　后来，我读了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我看来，这本书描绘的正是现 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并且揭示了这个体系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我对李昌平 说，我没有你那么了解农村，如果有，如果能写出来你这样的书，我会洋洋得 意的。 　　这本书里有许多值得得意之笔，其中我最珍视的一笔，描绘了债主集团与 干部集团的结合。我在史书中读到过这种结合的萌芽，知道掌握着合法伤害权 的官员们拥有特别强的讨债能力，因此债主很愿意与官员联手（参见戴冠在 《濯缨亭笔记》卷三中讲的明朝马政中借贷和讨债的故事）。但那不过是一点 萌芽。李昌平则描绘出一幅黄世仁与干部身份深深契合的广阔图景。描绘了乡 镇政府如何靠借贷度日之后，指出贷款的七成来自干部及其家属之后，李昌平 写道：“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 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 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己收高利贷的勾当。……现在，监 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像‘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我向总理说 实话》P329） 　　于是，我的心目中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湖北省监利县，政府的债务是超 编的干部集团在未来的身上咬下的肉，而这个被咬得遍体鳞伤的未来却不觉得 疼，因为这是干部及其亲友很愿意放出去的高利贷，由政府的信誉和讨债能力 担保的高利贷。──没有真知灼见的人，岂能描绘出这幅史无前例的图景？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事先想好的题目是《海瑞是一根搅屎棍》。本来一 切都好好的，一层金色的硬壳捂住了臭味，海瑞之流的清官却硬要把口头或书 面上的理想贯彻于现实之中，于是，他就像搅屎棍一样破坏了稳定的潜规则结 构，让我们闻到了真相的味道。这篇文章尚未写出来，不过似乎也不必写了， 诸位看看李昌平是怎么搅的就可以了。 　　但是李昌平又与海瑞不同。 　　从优势方面说，海瑞的主要武器只是一根道德鞭子，即便舞得山响，触及 的仍是皮毛。而四百多年之下的李昌平则装备了中西结合的轻重武器，他可以 挖出体制上的根子，提出脱胎换骨的改革建议，譬如乡镇以至县级的选举，建 立一个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机制，建立民众控制财权和用人权的制度等等。 　　从不足方面说，海瑞上书骂皇帝的时候，是做好了杀头准备的，李昌平显 然不必。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李昌平却因此失去了证明道德水平达到最高 境界的机会。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只是他对坐牢风险的估量，在上书总理之前， 他自问不是贪官，人家抓不到把柄，结论是不至于坐牢，尽管当地官场未必能 继续容他。连坐牢的风险都没有，这就很难与英勇的海瑞相提并论。而对我们 来说这又是一件好事，圣人毕竟太少了，离我们也未免过于遥远，不足以引发 我们的攀比心，对李昌平我们就不妨攀比一下。 　　翻开李昌平的书，强烈的自责扑面而来。李昌平在前言中说，他的祖祖辈 辈都是农民，但是他管制了农民17年。他说有许多次，农民哭着给他下跪，求 他救助失学的孩子，求他救救生病的父母，求他帮助老实人伸冤。李昌平已经 记不清农民给他下跪的次数，但他说：“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 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他说， “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 我是有罪的。”他祝愿中国农民不再下跪。前言的最后一行文字是：“我现在 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再原谅我。” 　　其实李昌平的期望值并不高。他受不了人家对他下跪，他只想对得起农民， 当一个公仆，或者退一步，当一个好的父母官。问题在于，当别人因理想受挫 而麻木冷漠的时候，他的良知依然敏感。他不肯自我调整。然而，自我期许的 实现，必须有环境的配合。在这个意义上，李昌平遭遇的内心矛盾，并不是他 个人的矛盾。而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不改变 自己却企图借助最高层的力量改变现实的方式。这是一个古老的方式，和平的 方式，体制内的方式。我知道，这种方式早就存在了，我可以在他之前看到一 条河，汩汩流淌，至今未绝。 【】　　　　　　　　　　　　　　【】　　　　　　　　　　　　　　【】 °外论参考° 　　　　　　　　　　◆　致我们的美国朋友 　◆ 　　　　　　　　　　　　　　　　　　　　　　　·法国<世界报>社论· 　　法国世界报总编辑让－马利．哥伦巴尼2002年元旦在世界报发表社论性质 的文章《致我们的美国朋友》，就“9.11”之后美国的政策和现实提出诸多反 思和期待。文章说：现在应该轮到我们提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一个自我封闭 的国家，需要来自外部的震击，才知道美国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由个体消 费者组成的集合体？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一个疑虑的时刻：美国会不会因可疑 的战争或偶然的倒退而令人失望？ 　　法国世界报文章署名J.-M. C.，笔者认为系世界报总编辑让－马利．哥伦巴 尼先生名字Jean-Marie Colombani的缩写。文章采用社论的形式，并且类似一篇反 思美国问题的公开信。这篇出自世界报资深主编哥伦巴尼先生之手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社会有些时候确实是令人晕头转向的。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就是这种令 人晕头转向的时刻：还没等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认真想一想，它就迅速地把 我们推进了一个新的世纪。几乎与人们辞别旧岁一样转眼即过，“9.11”事件 的即时性似乎也结束了。 　　文章指出，美国人向来并不是打闪电战的专家，至少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 大战中并未显示出这种天才。然而这次美国的反击战是如此的神速和有效，以 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功就像是一种极快速的频率。与人们的担忧正好相反，美 国在阿富汗对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展开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陷入遥 遥无期的泥潭。美国的轰炸非常有效，而国际联盟使后方防线得到加强，连巴 基斯坦也没有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发生动乱。总而言之，美国打垮了塔利班，不 仅嬴了一场技术战，也嬴了一场道德战，最后在联合国的旗号下组成了一个似 乎阿富汗各派都满意的过渡政府。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一切是不是太快了，太强大了？在遭到残酷的打击 和摇撼之后，美国人现在是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以超级大国自居了？现 在应该轮到我们提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需要来自外部 的震击，才知道美国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由个体消费者组成的集合体？是 不是受到来自外部的震击，美国才知道依靠联合的办法它才能保护自己？换句 话说，我们处在一个疑虑的时刻：美国会不会因可疑的战争或偶然的倒退而令 人失望？ 　　世界报文章认为，美国现在还在阿富汗继续延长战争，可疑的战争并不是 不存在。这样说并不是为萨达姆唱赞歌，因为人们非常清楚这个暴君是个什么 样的罪人，他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公民，曾对什叶派实行恐怖政策，并且 把伊拉克拖入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战争。人们不会忘记，两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 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交战死亡的人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对 萨达姆的审判已经终结。美国也好，联合国也好，现在解决萨达姆的问题其实 是顺理成章。 　　然而，利用恐怖主义事件激起的民愤来向一个其边界和存在都得到承认的 国家宣战，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冒险行动；既然找不到伊拉克参与本拉登“基 地”组织活动的明显证据，既然巴格达政权内部没有出现瓦解迹象，也没有任 何足以促成伊拉克民主反对派上台的迹象，宣战又有什么依据呢？假若凭一时 冲动，凭狂妄自大的心态，美国的宣战会不会反而促使所有的伊拉克人抱成一 团，甚至可能促使伊拉克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来对付美国？ 　　文章认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办法并没有那么简单，因此国际社会的担忧 越来越大。至少应该先谋求解决中东问题，不解决中东问题，其他的一切都不 可能解决。而解决中东问题要求美国必须更深地介入，而不是像布什刚上台时 那样让美国退出中东事务。文章指出，正如以色列人本阿米一再强调的那样， 只有外部的干预，只有美国更坚定地介入，并且在欧盟和俄罗斯的支持和共同 努力下，才能使巴以双方的主和派最终促成中东和平。没有美国的支持，巴勒 斯坦的温和派难以战胜哈马斯；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的佩雷斯和本阿米难 以用可靠的方案去取代沙龙总理的失误。如果美国只想打伊拉克，会是什么样 的结局呢？战争会不会蔓延到叙利亚，使中东问题更加复杂化？ 　　文章认为，要有一个持久和平的前景，美国人必须放弃好胜心理。此外， 美国也要谨防美国自身的偶然倒退。文章举例说，科威特停战的那一天，老布 什的民意支持率超过80％；而六个月后，他被克林顿击败。今天，小布什应该 小心不要重蹈他父亲的故辙。文章认为，今天美国民众同仇敌忾惩罚恐怖主义， 但绝不是要把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的精神搬来作为美国民主的核心。 　　哥伦巴尼先生在文章里指出，如果说整个世界都视纽约“9.11”的灾难为 自己的灾难，那是因为这座城市给人的不是强大的印象，更不是帝国总统府的 印象，而是一座代表了国际文化之都的开放城市的印象，一座全球城市的印象。 可是，刚刚赢得胜利，令人失望的事情也随之而来。以天主教原教旨派为主流 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一心只想在减税之上再减税，一点也不想鼓励美国政 府借“9.11”之后美国人可贵的团结精神去建立一个更具有社会团结精神的美 国。 　　文章坦承：当然会有人反驳说，“我们美国选民愿意这样，不关你的事”。 可是没有什么东西禁止别人对美国社会发表意见。文章提示说，美国在罗斯福 时代其影响力曾经达于巅峰，当时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团结的公民社会，后来在 肯尼迪时代再度得到弘扬。今天在我们看来，那时罗斯福和肯尼迪所代表的美 国梦远不是一种极端保守的社会理想，而是一种比今天更具有社会民主意识的 理想。 　　文章认为，不能说美国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际联盟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不应否认，欧洲人的所给予的团结、俄罗斯人所给予 的支持、中国人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这一切对华盛顿来说都是战胜恐怖主义的 有利条件。在军事上，不应小看俄罗斯向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的支援；在政治 上，欧洲的支持，从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奔走、德国总理施罗德不惜以个人信任 案来争取国会支持出兵的坚定的历史信念，到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总理若斯潘为 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而搁置法国式的“共治之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回顾说，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拒绝考虑盟国的观点，只能是固执地 回到国际政治的单边主义，回到当代形式的孤立主义，而这种政治姿态只能意 味着某种不良的后果。文章指出，倒是有必要衡量一下美国的民意。当美国人 突然在惊慌中意识到美国自身的脆弱性时，就应该知道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里，我们有必要建立起多边的夥伴关系，因为地球并不是孩子们玩的一部电脑 游戏机。 　　文章认为，全球化的确存在。这对于美国而言，既然它是全球化的主要成 员之一，也就意味着它也应该承担它的义务。美国社会自身的稳定也需要一个 和平的中东、一个团结的欧洲，以及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全面民主化。美国 人从我们欧洲国家得到了基本的支持，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深知，美 国人在阿富汗、在其他战场作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尤其是为那些信奉穆斯林 信仰的人们而战，为了他们能有在民主和进步的世界里生活的那一天。但美国 人是不是也应及时地反思自己，不仅在自己的国界以内，而且面对所有的盟国 及合作夥伴，重新建立起一个社会乃至全球必不可少的团结纽带？ 转自“多维新闻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