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八　十　六　期　　　　　　　　　【】 【】　　　　　　　　　　　　　　　　　　　　　　　　　　　　　　【】 【】【】【】【】【】【】【】【】【】【】【】【】【】【】【】【】【】 　　　2002.04.13　　　　　　　　　　　　　　 　　　　（sd0204a）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二十年政改路径条条不通　　　　　　　　　　　·刘军宁· 　　　　　　　消除对民主化的“政治恐怖”　　　　　　　　　·陈小雅· 　　　　　　　乱象昭著——今年“两会”热点话题侧记　　　　·樊百华· ２、时　　评　中国要发展工业吗？　　　　　　　　　　　　　·程晓农· 　　　　　　　大学体制已病入膏肓　　　　　　　　　　　　　·断　剑· 　　　　　　　万般皆下品，唯有作官高　　　　　　　　　　　·槟　郎· ３、网文摘登　农村现状体验报告　　　　　　　　　　　　　　·佚　名· ４、外论参考　中国为什么造假账　　　　　　　　　　　·《新闻周刊》·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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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为这种思路颠倒了因果关系。台湾的经验则表明，即使社会民主了，执 政党的民主化仍然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指望执政党在实现民主上“身先士卒” 了。这种思路固然愿望良好，但其难度可能比让整个社会都民主起来的难度更 大。就算是行得通，民主却又变成了只有执政党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这合 乎民主的本意吗？在中国，毕竟绝大多数人在执政党之外。 　　还有人提出，在中国，由于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 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于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 和尾巴随后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是把 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种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迄 今为止，仍未有比戊戌变法的更好的命运。这种思路要么因为由于忽视民众而 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要么被斥为是没有代表性的“书生之见”遭到拒绝。 上述这两种思路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 的社会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 的制度保障。 　　由于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于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 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 与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到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 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 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不过，这种思路在 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的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为是中国民主 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么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在中国实行现代民 主。那么为什么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除非要么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 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么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 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就更大。前不久颁布的一部关于村 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 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是选举是自由的、公平的和竞争性 的，其所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更不用说它能享有不受乡政 府干预的自治权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是指定的或世袭，副总统是选举的， 这个国家能算是民主国家吗？而去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 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且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 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如果尚未被进一步堵死的话，至少 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 　　关于中国的民主如何起步的思路远不止如上所述。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仍 在未定之天。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 大的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被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 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提出一个替代其他所有思路的、 排他性的单一思路，而是把所有的思路，包括上面提到的和未提到的都整合起 来，实现各种民主化思路和各种民主力量的相互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 化由少数文人策士的良好愿望，变成全体中国人的强大共识。只有由此产生的 巨大合力才有可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突破。 　　　　　　　◆　消除对民主化的“政治恐怖”　◆ 　　　　　　　　　　　　　　　　　　　　　　　　　　　　　·陈小雅· ◎　一种“曲线救民主”的主张 　　近读胡平先生的《再谈双核心之争》（见《北京之春》2002年第3期），看 到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我读过一位民运朋友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他主 张让江泽民担任中国的终身总统，并主张总统世袭。这才是真正地恢复终身制， 恢复帝制。不过，这位朋友公开提出如此‘反动、倒退’的主张，其目的却是 为了更好地启动政治改革，实行民主转型。按照这位朋友的分析，江泽民如果 当上了终身兼世袭的总统，他就更愿意走君主立宪的路子，启动政治改革，既 完成了民主化的千秋伟业而功垂竹帛，又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永享尊荣，何乐 而不为呢？”胡平先生说：“不要把上述主张视为天方夜谭而不屑一顾，因为 它并非毫无道理。和传统的君主专制相比，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并不是更好些而 是更坏些。从历史上看，不少君主专制向民主转型，确实要比共产专制向民主 转型来得更容易、更平稳。我们知道，由专制向民主转型，困难是很多的。其 中一个困难是在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导致权威崩溃，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另一个 困难是最高统治者担心改革会变成自掘坟墓，因此不愿意推动改革。君主专制 可以采取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办法实现民主转型，比较容易避免和克服这两 个困难。若是一党专制，要解决好这两个困难就更不容易。”所以，上述观点， 用一个形像的概念来称呼，应该叫做一种“曲线救民主”的主张。 　　不过，胡平先生虽然理解这位朋友的良苦用心，但是并不赞同他提出的这 套改革方案，因为他认为，如果“恢复帝制”是为了使得民主转型更有可行性， 但其本身却“没有可行性”。 ◎　中国人的“君主立宪”梦 　　胡平先生谈到的这种方案，笔者是非常熟悉的。其思想背景大家也应该并 不陌生。 　　远在清末，中国致力于改革的志士仁人中，就有一派主张由皇帝主持实现 政治民主转型的，其实践依据，一是俄国彼得大帝的现代化努力，一是日本明 治维新实现的文明进化。虽说二者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它 们都是由帝王主持，排除统治阶级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励精图治，奋发 有为的成功先例。早期的孙中山、后来的康梁，戊戌维新以后的“立宪派”， 均是这条思路上人。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时代曾经表现出来的共产党“自我 革命”的努力，也曾经向当代人展现过一种“准君主立宪”图景。是时，从上 至下“和平演进”的信心也空前高涨。 　　后来，虽然胡赵等改革健将先后“罹难”，但由于八九民运失败的惨痛打 击，自下而上实现社会政治转型的前景暗淡，这种思想和观点在国内成了一种 无奈的“选择”，在海外则表现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期待”。这两次思潮的出 现，都相应伴随着一定规模的论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论战的结果与 现实的政治进程并无重大的干系。八十年过去，“不死的精神”就象永远不灭 的梦境，虽然比一世枭雄的生命更长久，但主宰历史讲坛的，依然是枪炮的声 音而非理智的辩论。 　　尽管如此，作为知识分子却不能放弃为社会思辩的责任。客观地说，凡一 种“思潮”活跃的时期，必定是一定历史“可能性”呈现的时刻。那些思潮的 “载体”－－知识分子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可能性”的“现实 程度”。换言之，如果他们过于主观和浪漫，或仅仅是以哗众取宠的一群，则 他们对历史、社会和自身的嘲弄可能更大；如果他们比较务实，而具有操作的 观点，则其干预历史进程的程度则会较深。 　　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那次辩论中，笔者曾以《谁应该对辛亥革命 负责？》一文（见附件）回应了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由一批政治学、社会 学和经济学者为理论中坚的“避免革命论”。当时的情况是子弹已代替了语言， 无论何种立论都缺乏现实成功案例的有力支撑，因而也必定难以服人。在那种 时候，本人只能以“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铺陈和分析，作一 种信仰的捍卫。从京城中人们互相传递、交头接耳的情况看，那种立场和切入 点，的确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然而，在今天－－当我们面对那种几乎相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却不能用 那种方式去进行辩论了。因为事情尚未成为“过去时”，“君主立宪”又再度 呈现某种“可能性”前景，讨论的焦点自然应该转向“现实性”而不是“必然 性”了。显然，胡平先生的文章和它介绍的观点，均把问题提到了“可行性” 的层面：“曲线救民主”的主张者认为，“废君民主”比较难行；而胡平先生 则认为“复辟帝制”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具有可行性。－－这种争论的务实态度， 显然是值得称道和发扬的。 ◎　消除对民主共和的“政治恐怖” 　　如果对这个焦点没有疑义，那么问题可以是这些：１、江泽民有无可能成 为立宪君主？２、中共与国民能否容忍再一个皇帝？３、不走君主立宪道路有 什么危险？４、其他的现实选择是什么？等等。 　　上述“曲线救民主”论的持有者有可能对第一个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 有可能并不一定把希望寄托在江泽民身上。他们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保 留权威”对于民主化转型比“没有权威”更有利。所以，如能出现“新权威” 则也是可以欢迎的。 　　而胡平先生所代表的观点对第一个问题大概是否定的，因而顺理成章，对 第二个问题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认为，它们二者的争论，由于中国政治的不 透明、社会信息的阻塞和政治道德水平的不乐观，恐怕一时难有定论。见分晓 之日，要么其中必有一胜，要么与前两次辩论一样，与现实政治毫无干系。如 真有一胜，无论哪一方的押注成为现实，如果不抱任何历史成见地说，对中国 政治未始不是一好事。而最坏的前景是：任何人都想当君主而并无立宪诚意； 中共与国民虽然不再欢迎一个帝王，但也并无推动“民主共和”的勇气，这大 概就是所谓“群龙治水，久拖不决”的局面吧！ 　　笔者是不赞成“复辟帝制”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感情历史中， 都曾播种过最大的希望，并收获了最大的失望；不仅在于把命运交由别人安排 的人生失去乐趣和意义；而且还在于，时至今日，政治家中并无何人提供了， 足以令人民信服而可以托交历史与民族命运的证据。由于“帝制论”者大部份 是笔者过去的朋友或同事，笔者非常了解他们钦羡英国“君主立宪”模式的个 人气质原因，也非常理解他们对“天下大乱”与“暴民政治”的恐惧。所以， 笔者认为，对于他们，和与他们有相同观点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不走君 主立宪道路究竟有什么危险？”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退回到清末，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提供的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 图景。当时，持这种观点的改良派（即后来的“保皇派”）虽然在气势上输与 “革命党”一筹，但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证明，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而当时真 正的问题是，如果革命党人能控制自己不起来造反，清庭未必就有实行制度转 型的主动性。 　　如果退回到一九八九年，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提供的则是“改革倒退，功臣 出局”的图景。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曾微弱地出现过。但却被一浪高一浪的激 进民主呼声淹没了。而当时的真正问题是，如果激进民主要求能够理性控制自 己的行动，“君主”能够把他的改革推动到哪一个层次？ 　　那么，如果现在不走君主立宪道路，会出现什么局面呢？笔者认为，一不 会“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改革也退不回去－－因为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上已 进入“不归之途”；在政治上并没有走出半步。那种凭着狭隘的“流民生活体 验”而构造出来的“一盘散沙”的中国，只不过是幻想作家为推销“幻想”而 提供的一种文学图景。此时此刻的中国，不仅人人有可奔的目标，任何社会阶 层具有自我整合能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推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重的飞速增长，以及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使社会生产和人民 生活已经进入了自我运转的良性轨道。最差的地方，即使是维持现状也不是 “一盘散沙”，而是有业已成型的宗教、家族、黑社会或地霸把持。而对于社 会稳定来说，唯一剩下的三大忧虑是国有企业职工消化问题、军队的国家化问 题与民主政党发育问题。 ◎　没有君主才有新中国 　　上述三个问题，的确是维系社会稳定无法绕开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存 在，并不不构成挽留“君主制”的一道劝谏。首先，国有企业大量低素质人口 消化问题并不依赖于已经宣布“三个代表”的共产党的存在，社会民主党将比 共产党更一心一意地对待他们的利益问题，而承办这项工程的主体在政府，出 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其次，军队的国家化依赖于共产党还军队与国家， 即由国家主席担当全国最高武装力量的代表，而不是由君主执掌军队；第三， 民主政党发育依赖于共产党开放党禁，而不是把“三教九流”都招到一个没有 自我制衡能力的庞然大物中去。 　　因此，现在的所谓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问题，并不系于政治的稳定，而是系 于行政的稳定。共产党可以放假一年，实行民主化改造。只要国务院上班，银 行开门，警察管事，商店营业，企业运转，农民工人有事做，其他代表不同利 益集团、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党派自会在一年内成型，到各级议会里与共产党共 同论事或竞争。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君主就没有稳定，而是没有政府才 没有稳定；不是没有执政党的控制就没有稳定，而是没有社会的真正解放就没 有稳定。没有了君主，共产党才能走上新生的道路，没有君主才有新中国！ 　　　　　　　　　　　◆　乱象昭著　◆ 　　　　　　　——今年“两会”热点话题侧记 　　　　　　　　　　　　　　　　　　　　　　　　　　　　　·樊百华· 　　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已形成稳定的制度，这本身无论如何应当说是一 件好事。近几年传媒关于“两会”的报道，毕竟是每年不多的言论风景之一， 是比较有看头的，我想，凡是关注中国现实的人们，都会关注“两会”的。平 心而论，除了政治改革应当成为却迄未形成“两会”中心议题外，在若干具体 领域，“两会”所出现的许多话题、议案，是值得重视、珍视的，尽管这些话 题基本上在“两会”之前、代表之外都谈到过，尽管“两会”的体制内封闭性 特征相当突出，代表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老百姓大都不能获知，但代表们毕竟 起到了将社会言论有限集中的作用。我相信，在未来中国更加重要的改革进程 中，“两会”将作为恰当的政治活动方式发挥平稳转型的大作用——如果仍然 有平稳转型的希望的话。 　　今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从３月３日到１３日，人民代表大会从３月５日到１ ５日，我照例主要阅读《中国经济时报》（下称“该报”），综合看，这是一 份对“两会”报道工作做得最好的报纸。这里以这份报纸的报道为主，谈谈我 对今年“两会”热点话题的观感。 　　一开始，传媒多称今年“两会”没有热点话题。是的，多年来“反腐败” 都是不约而同的热点话题，这方面的提案从报道出来的情况看，又是“人大” 热于“政协”，例如１９９９年“人大”的“一号提案”便是“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腐败法》”，而“政协”的“一号提案”则是“保护母亲河”—— 政协的议政力度比人大要小，我猜想这很可能与政协的地位、政协委员们的 “花瓶心理”有关，因为从知识水准看，总体上政协委员的“专家”程度要比 人大代表高一些。我还猜想：权力核心对政协提案的限制很可能要多于、严于 人大提案，这才是政协议政多技术性建议的直接原因，例如该报３月６日“两 会特刊”载有记者冀文海３月５日的北京报道：全国政协提案组负责人提醒１ ０种提案不予立案。报道说：随着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近年来政协委 员向全国政协提案组提交的提案逐年增长，在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全国政协 提案组负责人也提醒说，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有１０种情形不能被立案。这１ ０种情况是：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国家明令禁止或者要求按规定程序办理 的；中共党员对党内有关组织、人事安排等方面有意见的；民主党派成员反映 组织内部问题的；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以及仲裁程序的；属于学术研究 性质内容的；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要求解决单位内部或者单位之间 纠纷的；内容空泛、建议笼统的；其他不宜作为议案处理的。我看政协委员们 首先就应当对这些限制，热烈讨论讨论。 　　后来传媒似乎按统一的口径报道说：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有三个——“三 农”主要是农民的减负增收、关心弱势群体、信用危机。其实，我觉得关于国 有Ａ股减持、税制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环境保护、应对入世、加大教育 改革力度（两会期间恰好发生“乖清华的乖学生伤熊事件”）等等，也都有相 当的热度，对司法独立、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特别要加大判决执行的力 度等等，从《法制日报》与《中国检察日报》的报道看，都是很热的。有报道 称，反腐败已不再成为“两会”热点了，但在我看来，反腐败的话题决没有 “冷”下去，虽说提案数量少了，但光是人大也还有２４个提案专谈反腐败， 所谓“因为反腐败取得伟大成绩使得代表们这方面关注少了”的说法，纯属没 有根据的宣传。人大闭幕日也就是３月１５日（恰好是“消费者权益日”）清 晨６点中央电视台的“早新闻”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足球黑哨 腐败适用《刑法》有关“受贿”条款，检察院应当受理黑哨案——久拖不决的 足球腐败一定是受到两会代表的关注了。３月７日该报报道今年全国人大的 “一号提案”，是由陕西省马大谋等３１名代表提出的“尽快制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这当然也属于反腐败的范畴。 　　３月８日该报报道说：河南省舞阳县电业局采用让电表加速旋转——高出 正常计量１５８％和５８％——的手段，硬是从一个民营小厂身上吞噬了近百 万。这一报道让我想到了沈阳市煤气公司用鼓风法让用户煤气表加速旋转的损 招，想到了某市自来水公司派员工半夜偷拨用户水表的缺德——垄断行业其实 本身就近于黑社会经济，够流氓的了！ 　　同日该报还有相关报道：成都市电业局收了私营企业锦阳商厦的集资费， 却以供电方案受别单位制约为由不给锦阳送电，致使锦阳商厦三年自发电。／ 甘肃省山丹县电力公司对该县万化石材厂执行了８种电价，高出正常电价３０ ％－５０％，使该厂走上了濒临破产的困境。／国家计委对１９９８年以来电 价检查，仅从２６３７家单位就查出违法收费２７亿元。大一统垄断电业的所 作所为是很荒唐的，例如一方面本地缺电，一方面外电进不来，形成电力“剩 余”（卖不出）与“短缺”（卖不到）并存的荒唐现象。广东省有云南省２０ 元一度的电不用，非得用本省７０元一度的电。其他如上海、江苏等排在全国 电价前几位的省份，也都存在此类情形。国家经贸委、原电力部乃至各地经贸 委、电业局都有电业监管机构，但要么是傀儡、要么是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 ３月１２日该报记者李小千报道：一位省级电力公司的老总说，用户喊电价高， 政府领导也说电价该砍下来，可附加在电价里面的哪一块不是政府定的？作为 电力企业，收电费时用户嫌电价高他们觉得说不清，回过头来政府领导又批评 他们惹得老百姓不满意，他们更是有苦无处诉。 　　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从中国电信开始形成了“分身法”模式，电老虎 的“厂网分开”、“一拆六”也不是毫无意义，在现行政经制度下，挤牙膏式 的改良——权力的让利性让步，多少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只是这样的让 步往往采用东墙西补的办法，因为：一是既有数量的官员收入不能少；而是既 有利益集团的胃口小不了－－这决定了开明的让步也很艰难！我不知道接下来 的水费要“成倍增长”是不是一种西墙补的办法。 　　在中国，“反垄断”当然有着直接的反腐败意义。中国的党政不分、党 （政）企不分是腐败的行业垄断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制度原因，反垄断完全是 一个反对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前些年的反垄断话题主要针对中国电信 （也涉及民航、铁路），今年的反垄断主要针对“电老虎”。电信被拆成几家 了，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几家如一家，几家都还统一受制于政府，实际上 还在政府老行规的严格控制下，垄断的本质未变，例如四川德阳、浙江余杭发 生的电信竞争，无一不由中央政府出面阻止，说明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真正的竞 争局面出现！电力“厂网分开”的“一拆六”方案很快就实施了，可以断言： 电老虎的垄断局面也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垄断，当然是权力的大一统垄断，是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权力的高度垄 断形成几千年“秀才遇到兵”的“文化”惯性。这里的“兵”是广义的，“痞 子、流氓”在其中。所谓“信用危机”从根本上讲就是“兵”们胡作非为的制 度危机。 　　３月８日该报发表忻愚先生文，内称：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２００１年两 会上提出要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建立失信企业名单，通过媒介公开披露， －－有关部门没有采行。/ ２００１年底江苏省通州市爆发非法集资的“打会 危机”，其实，２０００年就有媒体批评了，但地方政府就是不闻不问，使得 “会头”捞取数亿元，酿成农民索钱无果后数次围攻市政府和围堵省级交通要 道，闹出了人命。／上海人民大舞台是与“大世界”齐名的文化设施，重建后 的１９９８年５月，工程承包商明明已多收工程款，却向法院起诉开发商欠付 工程款，法院开庭后，原告的这一卑劣行径在工程审计中显现出来，但一审法 院通过关键证据不质证等手段恶意支持原告；二审法院又通过质证后的证据不 装入卷宗、隐匿工作记录等手段维持一审，上海市分管政法的领导５次批示， 《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多次进行监督，但法院就是知错不改。 ３月１１日该报报道称国际通行的出口信用保险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世界 现在依此方式出口的已占全球贸易额的１２％－１５％，而中国现在只有１％！ 一些糊涂的“两会”代表，只将“信用危机”局限于道德范围，实际上首先是 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制度问题－－“信用危机”根本说来是制度危机。 　　３月７日该报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政协会上说到这样一些“流氓现 象”：“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披 露虚假信息，包装上市圈钱，以万亿元计的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盗窃知识产 权”。他指出：为了诚信，必须“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界定政府职 权，保证法律的透明性，坚持执法上的独立性、公正性与一致性。”／政协委 员天津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说：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０年消费者对 虚假广告、假冒商标、计量不足等失信行为的投诉达１２５万件，市场交易中 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１０－２０％，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１８００亿元。／全国人大代表李中庸说：“我当了几 年人大代表了，每年我都提拖欠企业工程款以及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但 由于多方面原因，建筑市场秩序混乱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扭转。”仅中铁四局 一家施工企业就有８亿多工程款被拖欠，全国建筑企业被拖欠工程款高达３０ ００多亿元。当然会发生工人工资发不出的现象了。 　　２月１９日该报记者黎霆关于股市诚信危机的报道－－北京注册会计师协 会副秘书长汪宁说：“股市上的造假事件注册会计师自身肯定存在责任，但造 价行为是上市公司干的－－一些上市公司造假政府也参与其中，如果注册会计 师不参与，很可能就会‘丢饭碗’－－”政府会通过财政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 的执照啊！茅于轼先生指出：“证券市场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证券市场设立很 大程度上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老老实实跟股民讲清楚。所 以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信用问题，－－你说这个造假问题政府知道不知道，我看 基本上是知道的，但是一直到去年才把它监管出来。政府部门知道，但是睁一 眼闭一眼，反正能混就混过去，－－最后还是要出问题。”“现在我国的政府 有的部门不太注重公信力这个问题，政府老骗人，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信用 了。”云南白药集团的财务总监黄艾农责问道：“像亿安科技涨到１２６元的 时候不监管，等开始下跌、大家被套老了才来监管，…… ” 　　从１０年前开始的“质量万里行”，到２００１年开始的“整顿经济秩 序”，实际上都反映了朱熔基对信用危机的焦虑，可是，仅仅传媒的报道即表 明，假冒伪劣与经济秩序混乱并无根本改观。今天（３月１５日）中午，朱总 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到，他最头痛的问题是“农民收入难以提高”。为什 么难以提高？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官僚乱来：队伍恶性膨胀、收费不讲规矩、 服务挂在嘴上，却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虚报 统计数字也使得农民深受其害。弱势群体当然首先是“现代农奴”，制度歧视 农民、宣传关怀农民，这就是虚假、就是不讲信用。近亿外出打工的农民被称 为“盲流”，除了对农民人格的不尊重以外，也见证了党国政府对农民的冷漠。 ２００１年底，传媒对雇主恶意拖欠、克扣雇工工资的现象，做了大量报道， 雇工们愤怒得出以“激进”行为的有之，气得寻死觅活的有之，无奈地不远千 里百里徒步走回老家的有之，如此不幸的雇工我估计多达数以百万计！这雇主 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制度性传染，据该报报道，２００１年全国有一 半县市的公务员与干部，更不用说是无权无势的中小学教师，工资都被拖欠了， 以前压制老百姓上访的官僚现在也迫于生计，纷纷越级上访了。那么，老百姓 中的老弱病残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３月１２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 全国四层以上的法院出现拖欠工作人员工资的现象，说实在的，这一事实远远 超出我的预料，这当然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极大的混乱。那种将“没有出 现大规模激烈冲突与动乱”视为“政局非常稳定”的心理，是自欺欺人的，对 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 　　据说，网上和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大庆等地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维护 “买断工龄”利益的群体事件，难怪几天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特别报道了尉 健行关于关怀下岗职工、防止群体事件的讲话，怎么关怀、怎么防止？连数十 万法官都发不出工资了，这社会还能不乱？去年朱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应说已经超过警戒线地两极分化还没有达到警戒线，今年朱总理干脆抬出邓小 平的“先富后富论”作挡箭牌，特别是回避城镇下岗职工与贫困阶层的艰辛， 而总说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承认，朱总理对城镇贫困人口是 相当关注的，但是，事实上，城镇贫困人口是相当缺乏保障的。３月１２日该 报记者柏晶伟发文披露：民政部２０００年９月份给国务院的一份材料中称， ２０００年６月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１３８２万，而当时领取低保费的只 有３０３万人。１９９２年全国总工会调查：全国城镇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 过２０００万人。１９９４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调查推算：城镇 居民贫困人口有５０００万，专家指出，如不局限于户口，而从实际生活区域 看，则数量更大。这些还都是“体制内”的调查统计，实际情形当然要糟糕得 多。该报有报道说到：某地有下岗工人竟以偷食猪食求生，哪一个有点良心的 人看了这报道，不感到心痛？！以前我只知道有城里的穷人到农贸市场拣菜帮 老叶，弄到有人通过与家畜争食来体现自己生存权的地步，委实没有想到，没 有想到啊！今后这苦难的民族还会出现怎样的“想不到”的局面呢？我是不敢 往深处想的。 　　记得去年“两会”朱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对江西芳林小学爆炸案， 有过很困难的说明。他并说到对恶性安全事故，领导人应当“引咎辞职”的硬 话。乱世死人多，而且是不正常死人多，这在现在的中国有了规律性。仅２０ ０１年１－１１月，全国各类伤亡事故９４万多起，死亡人数达１１６８５８ 万人，２００１年全年将超过１２万人。同比分别上升２６．５％和８８％， 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但是，引咎辞职的昏官却一个未见。据说今年许多“两会” 代表，为那些数以万计的亡灵呼吁了，但是，良知的声音在乱世是十分微弱的！ 那些因为生活不下去而跳楼而服毒的下岗父亲、下岗母亲，他们的耳朵并没有 聋，“悦耳”的声音也都天天听到，可就是止不住自杀的冲动！ 　　中国说起来是一个大一统社会，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又是一 个极易出现“割据”的社会，这样的混乱，今天至少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这就 是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凡有七种表现：１，限定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 生产的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指定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提供的 服务；２，对外地产品或服务设定超额收费项目、规定歧视价格与歧视标准； ３，在道路、车站、码头、机场或行政边界要关设卡，查禁外地产品；４；对 外地产品与服务提出不合理的技术要求、查验标准，并进行重复检查、重复认 证、重复收费；５，采取专门针对外地产品或服务的专营、专卖、专审手段， 增加进入难度或组织进入；６，通过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信息控 制，排斥外地企业或个人参加本地工程的招投标活动；７，以种种不平等待遇 限制或排斥外地企业在本地投资、设分厂（机构），甚或公然刁难、侵权。经 济保护必然有政治保护相伴随，例如地方歧视中的司法偏袒等等。今年“两会” 代表们对已然泛滥的“经济割据”，啧有烦言，但是，如果“经济割据”已经 是大一统成为强弩之末的征兆，出路又在哪里呢？ 　　莫谓“两会”纯属浪费，仅仅从“两会”的报道也能看出中国社会的混乱 来，这应当说是“两会”向人们透出的有意义的信息了。写到这里，中央电视 台“３．１５晚会”开始了，收笔，看混乱的胡闹去吧。 【】　　　　　　　　　　　　　　【】　　　　　　　　　　　　　　【】 °时　　评° 　　　　　　　　　◆　中国要发展工业吗？　◆ 　　　　　　　　　　　　　　　　　　　　　　　　　　　　　·程晓农·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始终难以摆脱萧条的局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 各级政府把经济增长速度视为主要政绩，各省的ＧＤＰ数位灌了不少水分，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央政 府连年扩大借债规模，仍然无法有效拉动内需；现在债务规模已接近警戒线， 显然，继续扩大借债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其效果不彰也是十分明显的。 　　事实上，由于国内需求无法大幅度扩张，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越来越依靠出 口和引进外资；而从连续多年大规模吸引外资的结果来看，中国城市高达２０ ％的失业率和上亿农村劳动力谋生无门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可以预期的是， 只要中国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状态，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但城市的中年 劳动力面临就业困难的沉重压力，而且连大学生找工作也日益艰难。九十年代 里金融、媒体、网路等行业的兴旺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现在这 些行业已经饱和，很难再大量吸纳新员工。今后每年都有数百万因大学扩招而 入学就读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那时“一职难求”的严峻局面就会一下子暴 露出来。 　　其实，中国经济增长徘徊、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相对萎缩。自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各行业陷入不景气之后就再也没有缓过劲来。过去 数年中，工业部门不仅无法吸纳大量新雇员，而且吐出了数千万下岗工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跳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象发达国家那样 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从国际分工的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传 统工业逐渐萎缩，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良机。在世界上中国是少数 几个早已建立了初步工业化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土地少、资源贫瘠、 农村劳动力供给充裕的社会，如果能通过制度变革突破本国企业的体制束缚， 本来应该具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可惜，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错过 了这样的机会，改革了２０多年，至今不但看不到中国的工业有复苏振兴的迹 象，在大多数内地城市，破败的工业企业却比比皆是。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著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上的盲区。由于在制度 转型方面有太多的自我束缚，始终不能摆脱国有企业体制的根本弊端，于是在 “渐进改革”的口号下试图绕著走，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代替工业体系的改 造和创新；结果，虽然外资建立了一批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数量有限 的高科技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原有的大批工业企业却事实上被置于自生 自灭的境地。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对外开放，都代替不了工业 体系改造这一基本任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考” 了个“不及格”，于是就出现了工业相对萎缩、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过去几 年把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扩大内需”上，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短视策略，其后果如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教训至今未引起充分重视。自从中国加入世贸后， 经济发展问题似乎被简化成了全球化以及与国际接轨，似乎只要加入全球化过 程，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能加入国际合作、进入国际市场的本国企业始终只是一小部分；何况，外商、 外资到中国是为了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推行企业改革。中 国工业企业的彻底改革和工业体系的改造，只能是中国自己的事；如果自己没 有信心，也没有决心，一味指望外人是不会有什麽结果的。 　　不少国内学者谈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时，往往只是从保护民族工业的角 度来认识，同时却回避了为什麽本国工业疲软不振的制度原因。制度原因不消 除，民族工业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解决了制度问题，才可能借外资之力、 习外资之长，改变本国企业的面貌。中国本国工业发展的困境单靠引进技术是 无法缓解的，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就一直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应 用了这些技术设备之后，中国的企业仍然弊端丛生、效率低下、无力创新，很 快，引进的技术设备过时了，唯有企业的面貌如旧。如果说，过去国人只承认 外国的技术设备先进，却不愿意正视本国的制度落后僵化；那麽，现在似乎又 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乾脆对改造本国的企业和工业体系失去了信心，采取放任 自流的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就很少有人愿意深入分析中国工业相对萎缩的制 度根源，对本国企业弊端的认识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麽提升，还在重复八十 年代时的那些话语。而当下不少企业经营者所热衷的，并不是企业的改造和制 度变革，他们不约而同地沈迷于“重组合并”、“包装上市”、“圈钱获利” 的游戏，随著“股市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又圆，企业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的 损耗当中。 　　如果中国的工业继续相对萎缩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靠外资企业加上 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以及依赖公费消费的餐饮、娱乐行业求得稳定 发展吗？这不只是个政策问题，也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求解，显 然不可能从“猫论”、“摸论”那样的顺口溜式“理论”中找到答案；事实上， 那种顺口溜式的“理论”恰恰是一种思维框框，工业的相对萎缩就是它盛行主 导之下的产物。 　　判断中国的经济趋势不能绕开工业的衰落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根本缓 解，高失业率的局面就不可能改观，而一个高失业率的社会是不会有充分的消 费需求的。 　　　　　　　　　◆　大学机制已病入膏肓　◆ 　　　　　　　　　　　　　　　　　　　　　　　　　　　　　·断　剑· 　　目前，大学存在的问题很多。多年来，大学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 离改革浪潮的冲击。近年来，上海北京的有些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定级顶岗 一类的改革，新闻记者也大量宣传。但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大学的管理状 况并不必国营企业好，甚至问题更加严重。说搞了什么“有力的改革”，是不 切实际的，大学改革需要多次“攻坚战”，现在只是个开头。 １．缺乏学术自由： 　　虽然大学里有许多教师思想很解放，但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 改革的步伐。９０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改 革好。当时有个词叫“自由化倾向”。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 就是因为被视为有“自由化倾向”而一直评不上博导。实际上，这个教授一直 是系党委书记，他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学论文，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科书有所不同而已。这个事情说明大学里并无学术自由。后来又换了一个 新词叫“学术倾向”，是一个具有同样威力的炮弹。到９０年代中期，“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 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６０年代朱 光潜、吕莹等人的美学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 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的历史看，这是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的历史看，这是“文革” 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 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性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 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就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 人不断提倡“学术自由”，却对校园影响不大。大学里没有学术气氛，只是有 一些文化气氛，连顶尖大学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 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２．过度官僚化：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干部”太多。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１名，副 校长１－２名；系主任１名，副系主任１名或者没有。而中国的大学，几乎都 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正常情况，大学校长、副校长达５、７人， 此外还有党委书记１人、副书记数量多者也达４－５人；学校的常设机构，有 的大学多达４０多个处、室，精简后也有２０多个，是精简的办法是“拼盘 法”：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数量没有减少。每个处里有１名处长 （或部长）、至少２名副处长（或副部长）；，下面还有许多科级干部。在每 个系里，有系主任１名、副主任３名、主任助理１名，党委书记１名、副书记 ２名；在教研室一级，有主任一人，副主任１－２人，党支部书记１人，副书 记１人。此外，还有团的和工会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还有学术性官僚机构：校 级、片级（比如文科、理科片等）、系级三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校级、 片级的委员会都有十几、二十几名委员，系里的委员会一般有９名委员。 　　仅这些数字就已经决定了大学的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 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等，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首先是信息高度 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学、有的科研、有的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 西方大学的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只 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或“优秀”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 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相互推委中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权 力。系里也是同样情况。“领导班子”这个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没有带来效率、 民主和透明度。系办公会讨论的常是无意义的话题，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 配“大锅饭”：尽量向学校要更多的钱、职称指标、各种奖励名额，然后在系 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终不能解决教师待遇问题，可怜学者斯文丧失迨尽，有 时为了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七、八个系办公会成员，要接连 开几次会。系学术委员会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忙忙碌碌地分配大锅饭和论 资排辈，对提高教授质量没有作用。它采取匿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要达到公 正，结果却南辕北辙，并且，匿名投票给某些委员搞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如果出了问题，反映到学校，学校也无力解决，因为“不能搞 行政干预”。一大群官僚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关系， 则什么事情都能办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提教授、博导，不得不提前几年时间 搞人情关系。 　　总之，这个体制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没 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有的大学，是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对此， 谁也搞不清。有系也不知是谁在管理。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和透明度。如果说有 民主，只是“班子”里的人在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严格的 规章、制度、标准，有了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３．“官”的磁石：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目前，“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 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学的有些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 在，系主任远远没有名教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作个系主任、处长什么 的官儿，并不是没有人干，而是象“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 瘾。而在多数大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作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 的聪明才智。每当领导班子换届之时，便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 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 用其极。组织部的工作量很大，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 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顶多是新鲜几天，不久又会有 人开始骂新班子，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 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⑴耽误许多时间。校领导、校职能部 门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３天时间被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 这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 等；⑵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 ⑶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指你的脊 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牟私利”、“主观武 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然而，为什么“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总是有一些好处吧：⑴锦上添 花。如果学问做好了，再当一当官，是一种肯定或荣誉。在中国人眼里，既有 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⑵对提职晋级 有帮助。在学校什么部里当官，即使你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下达个硬性指标 给你；此外，每个大学里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调查研究员”一类的 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在系里任职，便于同学术 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 官相护”，如果坚持原则得罪了什么人，还不如不当官；⑶有物资利益。尽管 大学穷，但也有各种企业、创收办班、各种奖金福利分配，还是为某些想捞一 点儿的人提供了许多的机会。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大小做个 官，总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学里还适用。这些说明，当官还是比做学问来得 快。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 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绝大多数人都不行。这种艰苦再加上生活 条件的艰苦，有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在目前的官 僚制体制下，棒棰画两只眼睛就能当官，谁不为之、谁不争之？ ４．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目前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改革以来，第一 代学术权威是“历史文物”：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费孝通这些在解放 以前就成名的人；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来自西南联大毕业者和一些解放前从国 外留学归国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识功底，在改革开放以后做出了成就。第一代 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是除了少数长寿者外，多数都已经去世。第三 代学术权威是解放以后毕业，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这样的人数量不 多。连北京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公认的学术权威也很少了。 　　没有学术权威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文史哲这些老学科，当没有权威后， 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教师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 历史短的社会科学学科，问题更是严重，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气谁，甚至 经常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个问题与“学术倾 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把许多系搞得乱七八糟。评职、定岗必然带 来一场大混乱，因为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 　　权威缺失还要从成果的评价体系上理解。目前，没有那家刊物能够算得上 是“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创新性成果，学术刊物 的最大读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这些刊物；而一些办的很好的民间刊物，又 不被学校承认。据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近年来在刊物评价体系方面做了一些 工作，根据刊物的实际水平来划分档次；而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为。 院系执行的情况则是更是“多样化”，许多都是当权者自己任意宣布，连报纸 和一些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这样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一个 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数来 判定。”这句话说明许多问题：首先，他本人不是够格作学术委员会主席；其 次，他的系里没有学术权威；其三，目前的评价体系混乱。 　　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信。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的 审批，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但是人们却一直对其作用有怀疑。 自然科学的实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会科学则可以说是在浪费钱财。每年组织 申报项目，中青年教师都态度极其冷淡。系领导再三动员，还是没有几个人申 报。因为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不透明，所谓“不透明”就是“黑暗”。评 审委员很多，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 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的项目没主，那是需要人情关系。听一个外省 大学的教授说，他一个项目得到３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 门、送礼、拉关系、在北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４万多元。他实际 上得到的资助是负１万元。但是，可不能小看这负１万元资助的项目，它对于 申报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每个大学的科研 处，抓“国家项目”是头等大事。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 象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多数都是找几个、十几个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 关系出版。有的书只印１－２千册，甚至几百册。就这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 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评奖对于有的人难于上青天， 对于有的人却是易如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同样是不透明。黄鼠狼烤火－ －各往自己怀里扒。然后是熟人关系。只要进入了这个网络，很差的书也能评 上个“三等奖”。这样一来，项目和评奖没有任何的权威信，人们对它都是一 笑置之。但另一方面，它却很有用处。有的国家项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史” 类的项目，长达十几卷书，参加编写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奖，每人 都可以复印一份奖励证书，拿去评职称。学术委员会没有学术权威，谁也不敢 不认它。一个国家项目如果获了奖，能够帮助一大批人晋升职称，其中许多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水平。一本书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 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的管理添乱！ ５．最后的一招： 　　最后的一招就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 先进。西方国家也有评先进的事情，比如推举“优秀市民”、“时代佳丽”之 类，但在西方这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样的名堂。而中国的 大学则是“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在中国，评 先进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即“举贤良”制度。“举秀才”、“举孝 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两千多年历史上 的确举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 出了不少的“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是，整个历史上的种类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大学的种类多。近年来， 北京的有的大学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师”、“模范党员”、“优秀 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 “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 “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 “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此外还有从海 外、国内公司拉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一个大学有这么多的奖 励，说明奖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有的院系，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 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象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目前，高级的人才工程有好多 种，比如国家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等。这些重要的人才工程，入选者一般 都有一定成就。但是，这充其量也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的一个蹩脚措施。 人才不是选拔的、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培养”的。人才是在适合人才生长的环 境中成长出的，不大力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措施。 各种人才方案，决定是否入选为“人才”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 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一个系主 任经常向人夸耀他系里的有“２名国家级人才”，并且，他的系“是藏龙卧虎， 几个更大的人才还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１、２岁”。这是笑话。 　　北京的两所高校从去年７、８月份开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红如血的定岗改 革，其效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 校级人才为１（每年补贴５万元）、２（４万元）、３（３万元）档，系级人 才为４（２．５万元）、５（２万元）、６（１．５万元）、７（１万元）、 ８（７千元）、９（５千元）档（另一个大学是倒着排，９级最高，１级最 低）；此外还有１５％的不进档。方案设计是很好的，如果落实好了，的确会 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这个方案不可能落实， 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实际的结果，却基本上是按照 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两所大学，谁越是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 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各个院系也是同样：平稳和安定属于那 些搞论资排辈的院系。完全论资排辈的，就没有人闹。尽管有些进“校级人才” 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看见他们就快退休了，不忍心与他们 相争，只是心中闷气。所以，越是无能力的院系领导，在“改革”之后越是有 资格夸耀自己院系的“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而那些没有完全论资排辈的系，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 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 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总之，这次改革给学校带来沉重的打击，到新学期的 ９、１０月份，校园象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丧。这情景煞是可怜见！在下 面，有的县长任命一个副局长，便可收入１０多万元，有的乡长搞一次村干部 换届，便可收入２０多万元。而在中国最高的象牙塔里，知识精英们却为１万 元、５千元的差距而“与人斗、其乐无穷”！ ６．结语： 　　大学机制病入膏肓，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 输血和换血。作者曾经在一年前出版的《现代化通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大学成了最后一口‘社会主义大锅’，里面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队伍， 而许多‘改革’好象是在给这口大锅添柴加米。”现在看来，这段话没有过时。 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目前，大学 在理念上、价值观上、知识体系上、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境界。甚 至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却是很陈 旧的。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 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些因素结合在一 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图、好的领导干部都 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无数的优秀人 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 　　“一流大学”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充足的资金、自由的学术空气、优 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象牙塔不仅因资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摇摇欲坠，而且内部堆 满了垃圾和尘土，需要彻底的大扫除。 　　　　　　　　◆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 　　　　　　　　　　　　　　　　　　　　　　　　　　　　　·槟　郎· 　　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国粹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实际上 在今天的中国，应该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古今的名言并不矛 盾，因为，古人的“唯有读书高”，是因为封建科举制度下只有读书人才可以 做官的。读书而未做官，是算不得“读书高”的。科举制度与封建社会一道解 体了，现代社会出现了专职的“革命家”，他们才是现代官僚的来源。读书人 成为专家、学者、文化人，想当官并不容易了，两者也没有科举制度下的必然 联系了。因此，“与时俱进”，“唯有读书高”应该改为“唯有做官高”的。 　　几个知识分子在一起谈天，有一位大学教师说起他的儿子，话里无限感慨。 他的儿子在某某名牌大学上学，校学生会干部，出席全校党员代表会议，去首 都参加学联选举，如鱼得水，混得有滋有味。做大学教师的父亲劝儿子少搞点 行政工作，趁大学生时代多多读点书。儿子对父亲的话嗤之以鼻，二人的世界 观严重冲突。儿子看不起父亲是一个又穷又酸的教书匠，“山珍海味认不全”， 他说只有当官才能荣华富贵，高人几等，也不需要多读书，只要校党组织里混 好了，毕业分配一定是条件最好的，一旦成为团的或党的专职干部，从此官场 里混事，是社会上最有名利的阶层了。这位大学教师感慨地对我们说，在他们 的眼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可怜一辈子的人啊。 　　我自己也有体会，高中同学一道考上大学，我学的是师范，他学的是法律。 我现在在大学当教师，一身布衣，每次回故乡探亲，都听到关于这位同学的传 言。他分配到中央级的政府里，每次从北京回故乡探亲，省里有关行政部门有 专车送到老家农村，小车队在村头排得多长。村里长辈告诉我，还是当官好啊， 做人就要有“势”，祖宗地下都感到荣耀啊。我只好笑笑，办完事不愿久呆， 回到我的清贫寂寞的校园里去。 　　在中国的老百姓间，已经真正迎合了时代潮流，将读书人和当官的区别开 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而当官自己更是以此自豪，将这现代性的 信条发挥到极致。下面两个真实的事可以看到在中国当官的“大大的”能耐。 　　河南省卢氏县有一位叫张冲波的剧作家写文章揭露县委书记等人挪用国家 扶贫款大肆挥霍，收受贿赂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县委书记大怒，下令司法部 门将其逮捕惩罚。但司法部门找不到张冲波违反了哪条法律，无法给“人犯” 定罪。书记大怒，所谓司法部门不过是当官阶级的暴力工具而已，书记的命令 执行不了，不是白养的饭桶吗？书记大骂“御用工具”：“你们都是一群笨蛋， 弄了这七八个月了，弄个无罪！给我判三年，必须得判！”到底是“御用性 质”，法院在书记的“训骂”后，召开审委会，统一思想，破除“法律要讲证 据”之教条，“从讲政治的高度”维护“官统”，果然，一旦正视了“唯有做 官高”的信条，反腐斗士，一介书生张冲波被判了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古代皇帝金口玉言，现在没有皇帝了，金口玉言便属于当官的了，他们玩 弄权力于股掌，对“暴力机器”的法律颐气指使，视若自己的囊中物，这是 “唯有当官高”的最鲜明的体现了。再讲一件这类的事。某铁路局客运段部分 职工不满段领导欺负职工权益，联名向上级反映实情。该客运段领导知道后， 很快报复了带头签名信访的两个人，勒令他们“下岗”。二人不服，继续上访， 段长们居然自行司法职责，罗列了两人的“罪状”后，将他们带上镣铐，押送 该铁路公安分处。公安分处领导非常诚实地对两位“人犯”说明了自己的不得 已：“你们越级上访，分局领导指示以搅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你们。”这就 是所谓“领导指示拘留”，理由十分充分。得罪领导的“家伙”只好自认倒霉 了，其中一人被拘留了整整二十三天后，被逼迫折磨下只好写了认错书，家人 取保候审才放出来。 　　古人认为唯有读书后当官的人为“上品”，但他们也说“再大大不过王 法”，因为君王和他的法律比官大。现在没有了君王，“王法”就降落得为 “官法”了，就不但制不住官了，反而是官手里的玩具。我们普及国民教育的 法律知识读本不是说“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吗？政策不是做官的制定的吗？ 再说我们被教育“法律是国家的暴力工具”，“阶级统治的工具”，做官的用 这个“工具”惩罚“暴民”自是天经地义的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不信就睁开大眼看看，“官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官方红头文件里有明确答案，不成问题了，但我们许多做官 的脑袋中的回答可能是另样的，而这正是“唯有做官高”的最典型体现。 　　2002/4/2 【】　　　　　　　　　　　　　　【】　　　　　　　　　　　　　　【】 °网文摘编° 　　　　　　　　　　　◆　农村问题体验报告　◆ 　　　　　　　　　　　　　　　　　　　　　　　　　　　　　·佚　名· ◎之一：土地的觉醒 　　今年春天，我村要收回土地重新分配。 　　以往分地时，村干部总能分到最好的地块，面积也多。 　　现在，随着电视的普及，村民也知道了村干部在那方面违规，也知道了上 访。但是，上访没用，到不了市里就被截了回来，别说去省里、中央啦。 　　这次，村民聪明啦，不再上访，反映情况，而是抗争，自发的团结起来争 取自己的权利。 　　分地先抓号，村民们一看是老一套，纷纷退场。如此了好几回，村干部着 急啦，提出了多个抓号分地方案，村民就是不同意。 　　最后，通过与村民的平等协商，采取了先把地分好，再在村民代表的监督 下公开抓号的方案，分地问题终于圆满的解决了。 　　也奇怪，村干部们没有一个分到好地的。 　　但农民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的抗争、而不是靠上级、领导时， 对ＸＸ的领导地位，对社会的稳定，是好事，还是隐忧？ ◎之二：谁来养老？ 　　我一直很赞同计划生育政策，但反对目前的做法。 　　我曾经对为生个男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的乡亲很不理解，把为强生一个 孩子所受的各种屈辱看作是自找的。当我离开了农村，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后， 发现我错啦。 　　１、养老问题－－计划生育这么些年啦，还没有建立起农村养老机制，看 看那些没男孩的孤寡老人的晚年，心中一片悲凉。 　　２、文化生活－－现在多少农民有自己的文化生活？男人出去打工挣钱户 口，女人在家如不拉把个孩子，该干什么？ 　　３、社会环境－－如果没有男孩，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骂你断子绝孙， 与其气死，不如抢生一个窝窝囊囊的活。 　　４、恶势力在农村抬头，没有壮男被人欺负。 　　５、基层干部的表率作用－－我村前一个计生干部，已经生了一个男孩， 在孩子３－４岁时，把一个准生证留给了自己，群众有意见，不干了完事。 　　６、计划生育罚款是农村基层的一项重要收入－－超生了孩子，给计生干 部送些钱，就没事了，至于户口，以后再说。我镇还用计划生育罚款还银行贷 款。农村现实是鼓励农民抢生，以便收罚款，捞油水。 　　７、如果把计划生育罚款用于解决农村养老、文化生活、无男家庭的歧视 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也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８、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跳井不许救，有钱多多生。这是农村计划 生育现状的真实写照。 　　９、我的邻居、中小学同学，独苗、２９岁才结婚，媳妇怀了孕，也有准 生证，据说是没有给计生干部送礼，快临产时被指责不符合计生政策，收回了 准生证，还强制做了人流，是个男孩。他父亲外出借钱交罚款时，酒醉冻死在 路上。 　　１０、我邻村，为阻止房被扒，跳了井，计生干部不准救，活活淹死。 　　１１、邻村一女青年怀孕外出超生，其妹妹与丈夫被计生干部关在一起数 天，吃喝拉尿都不准出来，其母亲喝农药死了。 　　唉，越写心情越沉重，不写了吧。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老人所 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担心： 　　谁来养老？ ◎之三： 唉，生为农民，咋就这么苦呢？ 　　我老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山村。为了我上大学，我哥远赴东北给私人煤矿背 煤，身上留下了磨破的累累伤疤，十年了也不见消失。 　　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的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户口丢啦，找了一年 不见着落，只能离开单位，自谋职业。 　　９４年，靠借的高利贷，以及朋友的支持下，在潍坊办起了一家公司，销 售我开发的排版软件。我让我哥到城里给我帮忙。 　　一个农村山里长大的孩子，祖辈没有任何从商经验和知识，再加上那年头 守法经营的高额税费以及对私营企业的歧视环境，生意之艰难可想而知。虽然 苦，软件是自己开发的，服务也好，总也能生存下去。 　　到了９６年，我已经摸到了生意门路，公司营业额上去了，同时也有了利 润。当然，检察院也注意上了我，于９６年７月１日，非法搜查了我公司，把 我请进检察院关了起来。几天后，公司也被白条查封（听说没有立案）。 　　我哥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要死，我在潍坊也没有什么关系可走，并且我也 被关了起来。 　　后来我了解到了检察院的目的：潍坊的说法叫“榨油”，就是想要六万元。 我的问题也不过是几万元的营业额没开发票，当然不能给。我被刑事拘留１０ 多天，后来又被非法拘禁在旅馆里３０多天，交上了２万元现金（存入办案的 技术科的帐户，个中问题我是不明白），以及４台微机，才把我放了出来，但 好端端的公司已经垮啦。 　　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个说法，潍坊市也为此案成立数个调查组， 当然是不了了之。９８年初，高检让检察院插手的税务案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只有我这个案件没有移交。 　　到了９９年，我终于认识到了此案几乎不可能讨到说法，才又静下心来搞 点软件。经过一年多的打拼，软件开发得很成功，市场利润很好，我又想起了 我哥。 　　在这公司倒闭后的四年里，一年打工也只能挣到两千元左右的哥，看着我 在老家欠下的几万元高利贷（现在已经超过十万），原以为我大学毕业后家境 能好转，不想却更没有了希望，我负债累累不敢回家，几乎愁死。 　　我为他找了个贴瓷瓦的活，让他来城里看看是否合适干。我才了解到这几 年我所不了解的农民之苦，我受的苦简直算不了什么。 　　我的邻居、中小学同学，独苗、２９岁才结婚，媳妇怀了孕，也有准生证， 据说是没有给计生干部送礼，快临产时被指责不符合计生政策，收回了准生证， 还强制做了人流，是个男孩。他父亲外出借钱交罚款时，酒醉冻死在路上。 　　当看不到生的希望、生活的阳光时，死变成了最后的解脱。前几年老家的 女人喝药成风，现在喝药的已经不止女人啦，尤其是家庭生活支柱的青壮年劳 力。我的小学同学，不堪结婚、生子、计划生育罚款而挣钱无门的重压，喝农 药死啦。 　　我说，超生干什么，现在还不够苦吗？我哥说，除了穷得吃穿住都成问题 不怕罚款的户，很少有人超生啦。现在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主要是妇女查体（一 年６、７次，每次１０元，晚半小时罚５０－１００元）、未婚同居、无证怀 孕（如果不给计生干部送礼，结了婚也很难拿到准生证）。 　　孩子上学更是问题。小学没有毕业、我村出名的大笨蛋，因亲戚在镇教育 组，也当上了人民教师。我哥说，村里凡是有点门道的，都把孩子弄到镇里、 县城里上学去啦。他也想把孩子弄出来上学。我说，父母我养着，我不想再像 潍坊那样让你跟我干，但我可以给你资金支持，把嫂子和孩子一块带出来，做 个小买卖什么的，供养孩子上学。我哥说，这不行，光一年６、７次查体就不 好办，来回一趟１００多块，怎么能行。我说，你们全家都出来啦，还怕什么？ 我哥说，咱们全家是都出来啦，但我嫂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在农村呀。我嫂 村里一女青年怀孕外出超生，其妹妹与丈夫被计生干部关在一起数天，吃喝拉 尿都不准出来，其母亲喝药自尽。 　　我原来以为把农民拴在农村的只是户口，现在看来，我错啦。 　　在我的印象中，我村民风纯朴，夜不闭户。但现在不行啦，耕牛大白天就 偷，晚上偷法更多：用吊车从院子里往外吊，扒开墙头向外牵，鸡鸭兔子羊的 偷法更多。人跟牛羊睡在一起也看不住。我哥已经被偷了三次。 　　我们谈了两天两宿，我知道了农民之苦不止种田亏本。我也没有说服我哥 放弃家里的３亩薄田，“死也要死在城里”。他关心的是我找的活工钱高低、 能不能干完活就领到工钱。 　　今天一早，我还没有起床，他就回家啦。他担心他养的几只羊、兔子。他 说回家种完小麦就到我介绍的单位里打工。 　　唉，生为农民，咋就这么苦呢？ ◎之四： 偷盗成风，农村出现自卫组织 　　我妈是我村出了名的马大哈，经常敞着大门、屋门不锁外出串门，未见丢 过什么东西。到我村卖东西的商贩，通常是先把东西拿回家，再送粮食或钱来， 没有听说过拿了东西不付帐的。牛、羊等牲畜随便找个地方拴着，也没有不见 过。 　　这当然是１０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农村是什么状况呢？据父母讲，我村 几乎家家被偷过，不装铁门、墙头不高的户，更是盗贼经常光顾的对象。家里 有牛、羊、兔子、猪等价值较高的牲畜，一般是男人陪睡，或者在睡前拴到床 边。尽管这样，仍然防不住被偷。电视机、拖拉机、粮食被偷的事同样司空常 见。 　　农村除了原有的买媳妇、买小孩等刑事犯罪情况外，现在更出现了绑架、 偷盗小男孩的现象。能拿出万把元的家庭，孩子都是绑架对象。我老家解放前 有土匪，称作“大马子”，以峄山（登东山而小鲁的东山）为据点，专架大户， ５０年才剿灭。而现在的绑匪，大户是不敢架的，这可苦了那些勤劳致富、老 实巴结的农民。 　　这些刑法严厉禁止、打击的刑事案件，地方派出所根本不愿管，不光没有 多少油水可捞，得罪了这些强盗们，自己活得也会不自在。对于搞计划生育， 倒是非常积极，罚款、牵牛、抢粮、扒房、非法抓人等，无所不用其极。当然， 这些手段只是用来对付老实巴结的农民。 　　为了维护村里治安，我村早就成立了治保队，按人头收取保护费，但不见 什么作用，接二连三被偷的村民被迫想其他办法自卫，以家族、近邻相结合而 产生的农村自卫组织自发产生。晚上两人一组、上下半夜换岗、轮流值班，还 颇为有效。但是，现在的盗贼已经到了明火执杖的地步。我哥夜里听见鹅叫惊 醒，起来去追，发现门被从外面锁住。弄开门、也追上了盗贼，盗贼说：“你 再往前一步，我砸死你”。当然生命重要，只好看着那帮盗贼大摇大摆的走了。 　　这些自卫组织，要不要去民政部门登记？能不能合法拥有自卫器械？遇到 明火执杖的盗贼时，能不能使用自卫器械？ 　　农民自卫组织的出现，是农民对政府彻底失望的表现，虽还没有政治诉求， 一旦被人组织、利用，将是农村动荡的开始。 　　农村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温饱问题。现在的农村是炸药包，缺的只是导 火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之五：一步三回头，辛酸背井离乡路 　　有一位网友问我：假如给农民两万元，他们会干什么？我先回答说：１、 盖房子，２、交计划生育罚款。这是四、五年以前的选择，现在的选择是： １、当进城做小买卖的本钱，２、送孩子到城里、镇里上学。 　　我村一、二组１００来户，目前已有２０－３０户通过买城镇户口、进城 做生意等方式离开了农村。我村是我县最偏远的几个村庄之一，人口的自杀率 在０．５％左右，可见生活压力之大。离开农村的原因有：１、种地没有希望， ２、为了孩子上学，３、躲避计划生育。 　　我叔是我村最早进城经商的村民之一，已有１４年，最初因为经商亏了本， 家中无法呆下去，进城买混沌混穷。现在还清了债，则是为了孩子的上学。我 村的一位小学教师是我村出名的笨蛋，小学也没毕业，师资力量之差可想而知。 我上初中时只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老师，历史、地理、政治几乎没学， 外语等课程就没有开课。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还差。 　　前两年粮食贵，地有人愿意种，进城的户把地包出去，替交公粮和提留等 费用。这两年，替人种地没利赚，生为农民舍不得对土地的那份情感，况且还 有公粮、提留等，一般是委托族亲代种、管理，也有几户干脆荒废，也不回家， 公粮、提留抗着不交。 　　村里计划生育很严，育龄妇女一年要查体６、７次，每次交费１０元，迟 到半小时罚５０－１００元，还实行宗亲连坐。除了躲避计划生育、去了北京 等地，大部分都在县城里。 　　为什么这些农民不在农村搞些养殖、种植、加工业呢？农村虽然劳动力便 宜，但是各种税费比城里要重的多，而且盗贼横行。我哥在家养兔，被偷走几 十只，没办法，继续外出打工挣钱。还有一个养鸡户，被偷了多次，最后卖了 全部家当，进城去了。 　　农村每个劳动力外出打工，每年可挣回２０００元，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 市场。而且，农村自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第三产业基本没有开发，潜力 很大。这需要政府政策上的引导。 　　我舅是一个鞋匠，做的鞋结实、耐穿，在集市上有一个固定鞋摊，活计四 季不断。８９年，我动员他备置点机器、设备，办个家庭鞋厂。但我舅不这样 想。我表弟身材不高、长相不好，娶亲困难，挣的钱要盖好房子给表弟娶亲。 我认为把钱投资到生产上可以赚更多的钱，但说服不了他。 　　这是农民的一个观念问题。农民没有经商、投资的观念，更没有市场经济 的经验和知识，还有各种税费虎视眈眈，治安状况日益恶化。政府应该给农民 经商、投资知识，培养市场经济意识，鼓励农民经商、投资。把税收全部返还 给农民用于生产投资，降低经商、投资风险。 　　农村的县、乡、村级干部也全部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知识。９０年，我 镇镇长请我吃饭，问我如何把镇里经济搞上去。我说，引进资金、引进人才， 首先要引进管理。今天看来，这句话仍就有价值。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知识、企 业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不是能学来的。我镇有一个水泥厂，济南的人经营的很 好，换上我镇的干部就亏。 　　所以，我对网友说，要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农民进城，去学习市场 经济的经验和知识；城里人下乡，把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农民。这需 要政府创造一个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的政策环境。 　　我还对网友说，我可以资助我哥进城做小买卖，不会资助他在农村搞养殖、 种植、办工厂。这是因为，农村的投资环境太劣恶化啦。这是政府的问题，我 们无力改变现状。 　　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还可以削弱宗族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解决农村计 划生育难搞的问题。 　　农民自发的进城行动，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阻止这 种趋势，而不是加以引导，使农民的背井离乡路，一步三回头，充满辛酸、痛 苦，甚至血泪。 　　农村问题真的那么复杂？不！ 　　我一贯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往往就是简单的。 　　７８年以来，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现在解决农村问题简单有效的方法有吗？有。 　　以上就是解决农村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当然，这是政府的问题，只是我们的话题。 ◎之六：进城，解开农村问题死结 　　前几篇短文提出了农村现存的严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现在提 出建设、发展小城镇，思路很好，但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以县城为基础发展小 城市，而不能以乡镇为基础发展小城镇。 　　一、农民进城，发展小城市的可行性 　　建设小城市，需要资金，资金哪里来？以我县为例： 　　现在农村建一套房，需要３万元左右，可在县城购买５０平方的房子。这 样，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就解决啦。农民进城后，从事生产、经营，就有了税 收，也就解决了市政建设资金问题。可以采用灵活的方式吸引资金解决初始投 资，沿海开放城市在这方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 　　农民进城干什么？资金从哪里来？ 　　这些进城农民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循环体，与原居民一起，可以发展三产， 相互提供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各种乱收税费、罚款没有啦，可以作为 生产、经营资金。农村劳动力及其低廉，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让资本有利可图， 吸引外来资金。 　　现在城市的下岗职工还解决不了，哪有那么多就业机会？ 　　进城农民的生活要求，只需要比在农村好些就可以。上面已经解决了住的 问题。进城的农民，不保留农村耕地的，可以按土地收成的一定比例（如４０ ％）给予补贴，吃饭问题就解决啦。另外，农民的土地收入，只占其可支配收 入的很少一部分。我村每个劳动力，种地净收入约２００元，打工、经商收入 约２０００元。进城之后，打工经商时间可增加１／３，一些原来不能外出打 工、经商的农民还可以在城里提供劳务增加收入，进城农民的生活水准应该比 在农村提高５０％。农民进城后，还可以退耕一部分耕地，不愿进城的农民人 可耕作数倍的土地，可以提高耕种的经济性。 　　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表现在：１、消耗的物资；２、享受的服务。 　　物资可以在经济体内生产，也可以同经济体内交换，也可以向经济体外购 买。服务则大部分在经济体内实现。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应该确定哪些物资自 给，生产哪些产品同外部交换，或者向外部提供劳务购买经济体外的产品。农 民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政府可成立专门机构对农民进行辅导，传授投 资、经商等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引导他们自愿投 资。 　　但是，以乡镇为基础建设小城镇，我认为不可行。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偏远的地方，腐败与违法现象越严重。以 乡镇为基础没有好办法解决投资环境、腐败、社会治安问题。另外，一个中等 县的全部人口不过四、五十万，７０％集中到县城也就是三十万，人口不算密 集。以乡镇为基础发展小城镇，规模太小，信息、交通、通讯等不通畅，对经 济发展不利，经济性不好。 　　二、农民进城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良方 　　现在农村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 　　１、农民负担太重，种地不合算 　　这主要是镇、乡（区）、村、组的组织机构吃皇粮的太多，财政无法养活， 人员又精简不下去，就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一些贪官污吏乘机搜刮民脂、 鱼肉乡里，农民负担如何能减下来？农民进城后，撤销乡(区)、村、组，精简 镇级政府，种地的农民直接向镇承包、租种土地，税务部门收取承包费和租金， 县政府统一补贴给进城农民。 　　２、计划生育难搞，干群冲突严重 　　计划生育难搞，与农村养老机制不健全、需要男丁养老；传宗接代观念严 重、没有男丁受歧视；文化生活贫乏、拉把孩子可以使农村妇女感到生活充实； 再难也不至于没饭吃、孩子生活费低、教育投资少，多生个孩子对生活影响不 大；计划生育罚款是乡村收入的重要部分、干部索贿的缘由，事实上鼓励农民 抢生。农民进城之后，可以把土地承包费、租金的一部分作为进城农民的医疗 与养老基金，再通过其他渠道解决一部分，农民就可以享受到比农村好得多的 养老与医疗保健。城市人口的孩子开支大、教育投资高，多生个孩子会严重影 响生活质量。城市文化生活丰富、生活、工作有规律，妇女多生个孩子的愿望 降低。进城后族亲居住不再集中，淡化了传统观念、宗亲的影响。城市不会把 计划生育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避免了农村 干部希望农民抢生、收罚款、索贿的现象。 　　３、贪污腐败横行，农民怨声载道 　　农村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乡村官吏又是统治农民的基础，官官相 护。城市欺压、鱼肉老百姓的现象就没有农村严重，政令在城市要比在农村执 行的好。农民进城后，农村矛盾得到极大缓解，政府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城市腐 败问题，难度要比解决农村腐败低得多。 　　４、社会治安恶化 　　这是腐败的孪生兄弟，解决了腐败问题，社会治安还不好解决？ 　　现在农村实行的直选，我认为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我将在《农村直选， 一场游戏一场梦》中评述。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温饱问题，也不是民 主自由问题，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养老保健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民进 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我是农民的儿子，忘不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农村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只是我们的话题。 　　我希望政府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仅此而已。 ◎之七：圈地运动与农民进城 　　当网友们读完《农村问题体验报告》的前五部分后，我从回贴中强烈地感 觉到你们心中的那份沉重。但是，微易不是一个批判者，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的认识现实，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五部分《一步三回头，辛酸背井离乡 路》中，讲到农民通过自发进城的方式，探索到了自己的出路。第六部分《进 城，解开农村问题死结》，从农民自发进城的现实和一些专家提出的建设小城 镇的思路，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文章虽然不长，但论述的已经 很清楚，希望关心农村问题的网友认真阅读。 　　另外，国内外多家ＢＢＳ论坛，部分或全部转贴了此文，在此向关注农村 问题的网友致谢。 　　几天来，网友们从不同方面写了很多精彩贴子，或以自己的经历谈所了解 的农村现实，或继续探讨农民进城的可行性，或从其他方面探讨农村题。也有 个别网友，谈些空洞的大道理，俨然政府的农村政策代言人，没有多少新意和 价值，还被板主推荐讨论。我很喜欢邓公和朱熔基，不谈空理论，不讲大道理， 做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我希望板主在推荐文章时，遵循这个原则。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鼓励、推动农民进城，反对建设小城镇，可行性与现 实意义在《进城，解开农村问题死结》谈得很清楚，针对网友们的疑虑，再谈 几点。 　　一、教育问题 　　农村贫穷落后，普及教育是出路，但是，谁愿意去做？我就读的初中，８ ２年以前，教学质量很高。后来，那些被下放的老师陆续回城、或者调到生活 条件更好的学校去啦，在我考上高中的前两年，二百多个毕业生中没有一个考 上高中的，以后一个也没有，现在已经停办啦。我村的一名小学老师，是我村 出名的笨蛋，小学没上完。 　　还有教育方向问题。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 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十几年书如 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 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事实上，在经受了 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在我大学毕 业以后，才有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我准备回家做一次调研，专门写一 篇讨论这个问题。 　　二、就业问题 　　我村有３０％的农户事实上已经进城，有５０％农户种地纯收入不到全部 纯收入的１０％，完全可以不依赖农业生产。农村土地由１０％的农户耕种即 可，还可以实现集约化种植，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由于农民素质较低，大 部分工种不适合农民，不会给城市就业带来太大压力。城市就业问题，我也准 备专门写一篇进行探讨。 　　三、治安问题 　　农民是可爱、可怜、可气的一个庞大群体。可爱，是因为他们像润土一样， 只要求能活下去；可怜，他们自己像牲畜一样的生活，还是城里人欺负、驱赶 的对象；可气，他们不知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抗争，只有在不被人注意时 搞点小破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比较起来农民群体的庞大、地位的低微、收入的不稳定、生活的艰辛，把 城里的治安问题归与他们头上，是不是太不公平啦！城市的繁荣与稳定，是建 立在农民的血汗上，然后再把屎盆子扣到他们身上，是什么逻辑？ 　　社会稳定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有权、有势者以 非公正手段攫取着社会财富，享受着贵族般的优越生活，无权、无势、不想诚 实劳动者在心里失衡下而引发的恶性社会治安案件，是农民的过错？ 　　我村十年前很贫穷，但是社会治安极好，是因为存在社会公平，人的心里 失衡不大。现在呢，村干部汗流不如农民多，收入人人看得清，却可以在几年 内到城里卖房、花钱送子女上学，还过着富足的生活。城里情况不也一样吗？ 　　四、资金问题 　　我在《进城，解决农村问题死结》中已经谈得比较详细，也有很多网友对 此进行了探讨。既然能解决建设小城镇的资金，建设小城市的资金更好解决， 因为在融资上比小城镇有优势。 　　五、现实问题 　　我讨论问题的方法是以现实为基础进行推演。从鲁西南几个县市的情况看， 不到十年，至少会有５０％的农户脱离农业而进城。这种农民自发的进城浪潮， 是政府无法阻止的。不正视农民进城问题，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农民一 下子涌进城里，当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农民在农村 有地种，又可外出打工，如果进城后收入、生活没有保障，是不会轻易离开农 村的。也就是说，只要农民进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城后的就业、生活将不 会成为问题。当然，城市在规划发展上，要做好充分准备。 　　六、小城镇建设的不可行 　　１、在小城镇解决交通问题不经济，我愿意呆在大城市就是因为资讯方便， 小城镇信息闭塞是必然的； 　　２、小城镇不可能解决好投资环境问题，谁愿意进行建设投资？谁愿意到 小城镇投资办厂？ 　　３、我国缺乏足够的小城镇规划建设人才，小城镇建设会成为好大喜功的 地方领导的拍脑袋工程，必定失败； 　　４、小城镇虽然土地便宜，但会造成建设上的浪费，建筑质量也会成为问 题。 　　农民进城问题，［纵情山水］在《城市沸点》上贴的《城市化、法制化－ －浅谈农村发展》一文谈得很好。虽然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很有建设性， 我已经把它贴在了《深入讨论区》。 　　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小城镇建设将以劳民伤财的失败方 式告终。我们与其限制农民进城，不如引导，并借以解决农村问题。 　　西方以“圈地运动”的血腥，带来现代工业的文明；我们以“农民进城” 的温情，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 ◎之八：从“新农村”到“小城镇”，为何不让“农民进城”？ 　　离我老家２０里有一村庄，村貌建设是市里的典范。因有一远亲在该村， ８年前去过，整齐的瓦房、合理的庭院布局、５、６米宽的街巷两边垂柳青青。 据说，村书记可牛啦，镇长害怕他三分，村容建设市里给了不少支持。但在老 家方圆百十里，也就这么一个“样板村”。我想，村里街巷留这么宽，除了多 浪费耕地外，还有何用？路两边种这种观赏性垂柳，还不如种些槐树、梧桐树 有用，值吗？这不是对农村有限资源的浪费吗？ 　　这种“新农村”模式，在我国搞了几十年，典型树了不少，解决了什么问 题？后来又搞乡镇企业，除了靠近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外，成功率有多 高？现在又提建设“小城镇”，同样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一、小城镇按什么标准建设？按西方国家的标准和模式建设，显然不可能。 最后，不过是“新农村”模式的城镇化，建成一个个大型村庄，决不会是现代 化的小城镇。 　　二、建设发展小城镇的目的是什么？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是什么？农 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教育水平差、宗族影响大、干部素质差、社 会治安恶化、计划生育难搞、养老保健等，我看除了对提高教育水平有帮助外， 其他方面的积极作用很有限，副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前的贴子讨论过）。请问， 哪个国家是靠小城镇解决的社会就业问题？中国大部分农民还没有到享受生活 那一步，跑到小城镇干什么？加上中国人的欺生传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多 少农民愿意迁往小城镇。 　　三、农村经济怎么搞？搞养殖？搞种植？搞深加工？少数村镇干还行，村 村镇镇都这么干肯定不行。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资金少了不行，光有资金还 不行。谁投资？历史证明，靠政府投资肯定不行，社会、民间资金又不敢投。 一句话，农村经济靠改良是没有出路的。 　　四、农村的出路：农民进城，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的可行性与意义， 以前的贴子已经探讨过。目前，由于县级政府的信用要比乡镇政府高得多，农 民进城后，空置的土地收归县级政府统一管理。外来资金可以同县政府签订合 同，搞农场化、庄园化农村经济，大幅提高农业的资金投入、种植技术、管理 水平、机械化程度等，靠外来资金和新技术发展高效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 品加工业，同时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生产成本。不让农民进城，靠农民的知识、 技术、能力和经济条件，搞现代农业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从建设“新农村”、再搞“乡镇企业”，现在发展“小城镇”，就是坚决 不能让农民大量进城，还要继续维护城乡壁垒政策，让九亿农民兄弟继续为四 亿城市居民生活的安逸、稳定作出牺牲。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进城”？ 【】　　　　　　　　　　　　　　【】　　　　　　　　　　　　　　【】 °外论参考° 　　　　　　　　　　　◆　中国为什么造假账　◆ 　　新闻周刊（NEWSWEEK）在四月一日的期刊中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 造假账（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的文章，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 为经济大国的名声建立在纯然虚假的基础上。下面为该文的主要内容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５０００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半部份，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今有十二亿多的消费者。北京公布了 ２００１年各项经济增长率约为７．３％，在全世界大部份国家增长率跌到接 近零的时候，中国的增长率是最高的。中国２００１年吸引的４７０亿美元外 国直接投资而居亚洲各国之首，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造价 ２７０亿美元的三峡大坝，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通西藏的铁路（海拔５００ ０米）。中国炫耀这些令人羡慕的统计数据，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传奇故事，至 少，比那些无法完全用数字计算财富的国家，比如法国，看上去要巨大辉煌的 多。 　　然而那些数据本身很难说是科学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起飞 始于一九九二年七月邓小平“南巡”深圳。在高尔夫球车中休息时，这位８７ 岁的最高领导人要求地方官员再加倍努力，吸引外资与开放经济。这番谈话开 启了近十年的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真是那样吗？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 中国冒出的几近白热的成长数字，现在看来是由讨好上级的干部假造的。 　　一九九七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北京要求经济成长率至少应维持百分之 七，以创造足够就业，防止社会动荡。难怪，从那时起，中国公布的经济成长 率就从未低于百分之七。邓小平南训后，省级官员上报的数据成为“评定地方 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王晓路（音译）说：“这就形 成了数字造假的刺激因素。” 　　经济学家与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经济数字一直是心中有数的，看来也没人 因为数字浮夸而不满。但是最近发生在大庆与辽阳的大规模失业工人示威事件， 则凸显浮夸造假的危险性。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失业工人根本不在政府的失业 统计中，因为他们被视为“下岗”工人，每月他们从原来工作机关领取微薄生 活津贴，因此不算“失业”；但工人上街抗议，往往是因为原来就不足的生活 津贴都没有着落。如果国民生产值的成长真的远低于官方所宣称的话，有些经 济学家认为中国去年的实际成长率只有３％，这些示威事件显然加强了这一论 点。 　　中国人在算术方面并不差，早在公元三世纪，他们发明了算盘，但今天在 中国，数字经常被看作是华丽的修辞，最近朱熔基总理平淡地谈到他的政府是 否实现了“一个必须，三个完成，五个改革”承诺。当前造假作风已渗透到北 京公布的几项主要统计数据之中，甚至有些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经济成长 的大画面下，工业输出值被夸大，官方失业率严重低估，几百亿坏账贷款拖垮 了中国的银行，更不用提及中国的军费，去年官方的数字是１７０亿美元，实 际数字可能是这个的五倍。 　　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国数字往往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工具。在１９５８至１ ９６０年大跃进灾难中，毛泽东政权在几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吹嘘钢产量的巨 大成就，实际上是土法炼钢的废品。政治敏感性的死亡或伤亡数据，从１９７ ６年的唐山大地震到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镇压，或者当今的爱滋病危机，都不 可避免的是低估数字。客观统计报道的最大障碍事实上是由于“各省有政治压 力，要达到和超过一定的指标”，北京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结果呢？他们 达到或超越了他们的指标。”本月初，广州日报报道说湖南省一名乡镇官员假 造总产值和盈利数据，结果被提拔为县统计局局长。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省级当局都浮报成长率，导致给分类的总 和累加后竟大于整体数值。（在本月中国人大会议公布的统计报告中，除云南 外，各省上报的国民总产值成长率竟高于全国的７．３％。)一月间，香港的经 纪事务所CLSA发表声明：“不值得浪费纸张去写那些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 长最快的数据”；该公司甚至拒绝预测中国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的国民总 产值成长。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劳斯基（Rawski）对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毛额曾 作极详尽研究，比较大陆能源消耗量、农业生产量、工业生产量及水灾、旱灾 等因素，他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经济可能实际已萎缩，１９９８年为负增长 ２．２％，１９９９年为负增长２．５％。 　　另一方面，为掩盖经济改革和重建的痛楚，失业人口数字被压低，官方２ ００１年３．６％的失业率不包括下岗工人。据估计去年下岗工人约达一千万 人。失业人口也不包括离开农村进城寻求打工的农民，即“浮动人口”，约一 亿五千万流民至少季节性失业。清华大学教授胡鞍刚以更符合国际标准的失业 定义对此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去年的失业率在农村是７．６％，在城市 超过８．５％，远高于北京声称的引发社会动乱的警戒线。胡警告说：“我们 正面对着潮水般的失业工人。” 　　隐藏在中国债务数字后的可能是一颗更危险的定时炸弹。人民银行总行长 戴相龙在本月的人大会议上承认，国家内债远高于官方公布的２００１年国民 总产值的１６％。戴说如果把短期的国家退休金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 各大银行的坏账贷款计算在内，内债接近６０％。戴不寻常的坦率是个好消 息，但坏消息是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戴的统计仍旧是基于中国年鉴上的国民 总产值成长统计数。经济学家劳斯基认为，更实际的数字还要高，接近１００ ％至１２５％。仅国营银行的坏账贷款数目就很吓人。中国银行于１９９９年 报告了该行两个不同的坏账贷款数据，一个是根据中国统计方法，另一个更符 合西方的会计标准，后者大于前者２．６倍。穆迪（Moody's）咨询公司认为 中国四大银行的账目“毫无意义”。 　　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种差异证明了大众想象中的中国魅力实际上是赝 品。《中国梦》的作者乔·斯图维尔在书中警告投资者，他们试图去测定中国 的潜力的话会“打开统计界中的‘潘朵拉魔盒’”。他认为北京的经济基础是 建立在沙堆上的，类似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驱使苏联的那种狂妄自大。 　　戈顿·张在同名的书中更进一步预测，十年之内“中国的崩溃将来临”； 他确信该统治集团不久将无力用赤字来推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这些非乐观 人士给那些把北京描绘成一道通往十二亿热衷消费者的大门的商业狂热浇了冷 水。（事实上，人口普查没有计算许多儿童，实际人口接近十三亿） 　　……北京不能期望别人永远对它的假账视而不见，从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 融危机，到俄罗斯和阿根廷以及安然（美国大型能源公司）的崩溃，世界上最 近绝大多数触目惊心的经济瓦解，由于数字不准确而雪上加霜。给巨人中国的 许多问题戴上面具只能保证它跌倒时更痛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