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期 　　　2002.06.06　　　　　　　　　　　　　　 　　　　（sd0206a） 　÷÷÷÷÷÷÷÷÷÷÷÷　本　期　目　录　÷÷÷÷÷÷÷÷÷÷÷÷ １、专　　题　洒酒和泪祭英灵（消息） 　　　　　　　我的一九八九　　　　　　　　　　　　　　　　·李　维· 　　　　　　　亚细亚的孤儿——献给八九年　　　　　　　　　·枫　晴·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专　　题° 　　　　　　　　　　　　◆　洒酒和泪祭英灵　◆ 　　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上午，七家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亲友共十余人在埋葬 或存放他们亲人、友人骨灰的北京万安公墓用公祭的形式缅怀亲人或挚友。 　　他们站立在北京邮电大学遇难研究生袁立的墓前诵读了悼词，并每人洒酒 一杯酹祭自己的亲人。然后，他们分别给自己的遇难亲人和一些已知的六·四 遇难者的坟墓敬献了鲜花。 　　公祭时诵读的悼词如下： 　　　　　　　　　　　　　　　悼　　词 　　十三年前，数百万有良知的人们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 中国的民主进程走上街头，为此，他们也敦促政府反腐败、反官倒。但是，有 些人却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为了保护特权阶层的霸权，公然把枪口对准手无寸 铁的百姓，酿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屠杀惨剧。 　　十三年前的今天，罪恶的枪弹扼杀了正义的呼声。这导致了在十三年后的 今天种种惊人怪现状。我们的身边贪污猖獗、腐败横行；虽非饿殍遍野，却已 酒臭朱门，虽非赤地千里，却也时见哀鸿。我们的亲人们，你们在天之英灵也 一定忧心忡忡。 　　十三年来，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悲愤中思念着你们，这悲愤也增强了我们寻 求公正的决心。四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老人们的须发在变白、妻子们的脸上 多了皱纹，但我们寻求正义，见证屠杀的决心毫不动摇。我们身后有着千千万 万双伸出的援手，有着千千万万颗充满同情的心灵。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谴责， 惊雷或许于无声处倾听。我们相信，历史不容歪曲，任何强人都休想永远逆历 史潮流而动，我们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我们和所有对自己和民族负 责任的人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的悲剧一定能得到正视、罪行一定会在阳光下 检视，刽子手一定会受到公审。我们坚信有朝一日一定能以这些来告慰你们的 在天之灵。 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 　　　　　　　　　　　　◆　我的一九八九　◆ 　　　　　　　　　　　　　　　　　　　　　　　　　　　　　·李　维· 　　我是最近才知道有拼板游戏的，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学会。要我把自己 的从前拼起来并不比做拼板游戏容易。有一个牧师为了不让自己的小儿子吵， 就把一张世界地图撕毁让孩子拼起来，他想这正经需要一段时间。没过几分钟 孩子就拼好了。牧师对他的速度很惊讶，“孩子，你怎么拼得这么快？”“这 还不简单，”孩子把拼好的地图翻过来指着背面的人像说：“我想如果这个人 是对的，他后面的世界就是正确的。”我和这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这倒不是 因为我是个大人。只是如果把我拼对了，那我后面的世界就很难说了。 　　８９年到９７年，我在监狱里呆了８年，就那里面我发现，８９之前的我 被一直关在仅仅是一种教育的笼子里，可悲的是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确信我 周围这样的人还有许多，虽然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的根据是：我是一个 智力正常的人。虽然绝顶聪明没我的份儿，但我也没有傻得淌哈喇子。这样说 来和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就很少有人幸免不被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教育”所桎 梏，我倒不是说自己蹲过监狱，非要把别人看成都关起来过才能平衡，我确实 觉得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除了恐惧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阻碍着我们认识这个制度 的本质。幸好发现这一点的并不是我自己，不然就不是关起来那么简单了。所 以我想说出来，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多少年来困扰着我，也使我的亲友疑惑：我（你）为什么要参 与“６．４”？这样的问话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更不知听了多少。冲动、激 情，还是审慎思考的结果？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面对自 己还是别人都很难。激情和冲动我是有的，但要说没有丝毫的审慎，我也觉得 冤枉。若是执意要说的话，应该是都有。冲动、激情、审慎的思考三个都有又 是矛盾的。好在矛盾和不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就把它们加到了一起。 真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是不是能拼起撕碎的记忆？然而无论如何我都将尽 全力地维护它，不管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再相信这一 切，我将如何生存下去。 　　１９８９年春天的中国是否比往年热，我已经不记得了。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我周围的事似乎是远离我的。我身体的船开始渗水。我想是因为劳累和疲 惫，失眠和头痛困扰着我。然而我的意识很清醒，因为在何东昌与学生们对话 的那一天我虽然失眠，但是我的头没有痛。那天袁立本表现得循循善诱，苦口 婆心地讲了许多，这种种苦口婆心显然是在被淘气的孩子们吓得不知所措而又 无法施暴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同学们哪！我也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觉得他很痛苦，虽然我不知道这种痛苦来源于哪儿， 是下岗？那时候可没有这个词。何东昌的脸和语气就象是手里握着把真理的屠 刀，他觉得他可以砍掉所有的谬误的头。然而，真理是无形的，所以他的刀也 变成了幻影。可是他依然挥刀上阵，象个英雄，奋力撕杀。他一定很累，因为 他没有砍倒一个“敌人”。学生们的问题对我来说象新上市的商品，让我觉得 眼花缭乱。从郭海峰下跪到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画片琳琅满目。我想学生们要 确立的只有一点，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国家事物的见解，只要是和平、理性的， 政府总该接受这方式。这种心情就象我第一次指出我爸爸的错误一样，心中充 满了对他的信任与热爱，当然，也有失望和自豪。我爸爸的回答干脆而亲切， “滚！大人的事儿，用不着你小孩伢子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情感上的挫折， 公理象他嘴里吸的烟一样，说话之间立刻云飞雾散。我当时太小，还不懂得公 理。不过我知道我爸爸懂得，公理都在他那儿。 　　我１９６７年生于新社会，直到今天还长在红旗下。１９４９年之前我爸 爸是个赶车的，后来开了汽车，我妈妈要过饭。他们都跟我说是共产党救了他 们，所以共产党从小被我当成恩人看待。那时唯一使我困惑的是我不知道这个 恩人长得什么样。 　　与其他生在中国的孩子一样，识了字以后就觉得我是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 的社会里。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订了一本杂志叫《儿童时代》，那里有一句话 我至今还记得“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老人如何 冻死。我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恨虽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模糊的，却是记忆深 刻。当然孩子并不懂得恨的原因，和真正的憎恨。我忠于的毛主席死的时候， 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神经兮兮的。辩解一句，这不是因为我不热爱毛主席， 而是我周围大人们的眼泪让我恐慌。直到学校开追悼会时我还感到茫然，女老 师过来掐了我一把，没掐疼，最后她把我的头轻轻按到桌子上，算做我对毛主 席的悲痛，这是我对伟大领袖的怀念。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也好象是心 花怒放的，我觉得广播员的声音比过节还要让人感到喜庆。在当时我看来，觉 得把这四个玻璃做的东西打碎了，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太阳，而且今后总要亮堂 堂的。总之对我来说，他们对于我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从小和祖国的其他花 朵一样，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就这样茁壮 地成长着。 　　共产主义的班没接上，只接了我妈妈的班。因为父亲去世的缘故，我到一 汽作了一名工人。那时没有希望工程，仅凭母亲４６元的工资上学显然无望。 凭心而论，我想上学，这倒不是因为学校的书读得好，而是因为上学可以使我 有时间读别的书，既然读别的书不在学校也可以，这是我当时决定上班的逻辑。 上班后我还写过入党申请书，当然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老天可以作证。然而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他们并不这么认为，这一切他们都 了解，然而他们不需要这种真实，他们要做出一个来。由此我得出真实有两种， 一种是需要的真实，政府为了统治，媒体为了呼吁，在这些之中，有的是出于 利益，有的出于良心，然而我都叫它需要的真实。它下面总是有些掩盖。另一 种真实是原本的真实，用历史学的一个词叫“历史本体论”，然而在看了“历 史就象一个婊子，谁都可以弄一下”之后，我对这种真实感到无奈。因为这种 真实总要靠老天、上帝、佛祖、真主这些词汇来作证，总让人感到没多大把握。 　　我觉得在上述这个时期里，我是个纯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的青年（我虽然没怎么读马列、毛的书，可我在初中三年级时我就半生不熟地 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算受过些马列的熏陶了）。 那么，我上班之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变质了？我也不认同。首先，没有糖衣 炮弹腐蚀我，其次，我没中过资产阶级的毒，我爱读马列的书，尤其是马的。 那么，我什么时候开始反动的呢？从上述情况看来，在认识冷万宝之前没有， 认识冷万宝之后呢？我需要仔细想想。 　　１９８６年年底的学潮对我来说，就象一个遥远的影子。能吹到我耳边的 风是学校食堂伙食问题让学生们上了街，还有几个陌生的名字被开除了党籍， 他们被称为“自由化”。当时我还没有办法理解自由。（理解自由该得益于监 狱）在中国自由是可以有的，但绝不能普遍，普遍了的自由是以太阳的名义被 恩赐的。除了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使我大惑不解之外，对方励之、王若望是什么 人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 　　我在１９８６年参加了全国自学考试并认识了冷，我们唯一一次观点上的 对立就是关于这次学潮的争论，那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自然代表着马 克思主义，而冷则代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总之他认为学生们是对的，而 我则认为，学生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党在前进路上即便是犯点儿错误，比 如说文化大革命，在党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已就能改正，这就是马克思主 义的优越点，党也因此而伟大。当时中共没吸收我当他们的党员，是他们的不 幸而是我的万幸。可见我的思想与冷自然格格不入。“道不同，不足以为谋”， 本来是骑车从一条道回一汽，我们选择了两条路，各自走。 　　幸亏我们都喜欢文学，要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今后怎么能凑到一起成朋友。 我们当时的想法天壤之别，我是真的思想很红，红得让人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这该归功于中共多年的“教育”与“培养”，把一个２０来岁的人弄成满脑子 都是这些东西是这个统治的成功之处，然而这种成功又毁灭了多少正常。 　　整个８６年与冷接触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上谈的是文学。可见冷真是讳莫如 深。直到与唐认识之后，才从唐那里得知那时冷与唐已相识３年。 　　如果我当时的日记没有记错的话，是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４日晚。那天我们 提前离开了课堂，冷说介绍我认识两个朋友，这两个人就是后来与我和冷共同 组成“反革命集团”的唐元隽、李忠民。唐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英俊、稳重 而博学。唐的嘴长得较小，但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你很难想象那么小的嘴有那 么多的话可说。李则是带着艺术家的执着，平时沉着脸，偶然一笑能把你的心 一下照得雪亮。唐元隽、冷万宝、李忠民、当然也少不了我。我们坐到了一起， 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尽管改变给我带来了挫折、艰难还有疾病，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肯定这一 改变。我有一位朋友曾和我说：珍惜你所得到的，虽然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 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我所爱的人、青春以及健康的身体。我更知道我得到了 什么，我成为了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在这二项之中 拥有其一就不少了，而我两个都有。我虽没有“朝闻道，夕死可以”那股劲儿， 可我仍然很得意。 　　我们在一起交谈的人挺多，有时１０几个。但也有３个人的时候。谈话的 内容相当广泛，政治、历史、哲学、社会问题有时还谈文学。这样的“大学” 对于任何象我这样想学到真正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人说：大 学不是大楼，而是培养大师的地方。在我看来不做大师倒没什么，但不做人问 题就大了。唐对一些问题想的比较多所以提出了“扫除封建，尊祟人权，实行 民主，改造中国”。后来这１６个字又修改为“扫除封建，实行民主，改造共 党，建立联邦”。这就是判决书上所说的纲领。那时候，我们真是少年壮志不 言酬。现在看来，就单其一条，便足够我们努力一辈子了。 　　然而讨论并不是就围绕这些话题，讨论有它自己的海阔天空。我并不认为 我们那时已经是一个组织，其原因就是讨论是自由的，基本上自由到使我们根 本就没意识到什么是纪律的程度。而纪律是一个组织运作的关键，尽管是一个 追求自由与民主的组织也不例外。组织需要纪律而思想则喜欢绝对的自由，在 自由的空气中，思想就如热带森林里的古藤，可以任意生长。２０出头的我对 于社会，理论上不清晰，现实中不理解，最多只是抽象地知道这个词。腐败、 专制、落后包含在一个社会当中，而清廉、民主、发达则在另一个社会中生存。 我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唯一的、最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只 不过是所有理论当中的一个，它有它的道理，卢梭、孟德斯鸠也有他们的道理。 哪一种理论更适合社会的发展，最终的标准是什么？那时我并不清楚，现在我 知道了，那就是尊重人权。 　　从我的日记中似乎可以看到，８９年初除了身体的疾病还有现实的许多问 题困挠着我。首先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方面。８８年的８月２４日到１０月１ ８日我详细在读了《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读手稿得 到的结论有二：一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教科书中的界限纯粹是一种人为的 主观的教条。二是中国现行的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根 本就不是一回事。于是当时曾有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就是想研究一下马 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他们究竟理解了多少马克思就 拿马克思思想的砖头去砌社会主义这座大厦呢？二是一定要改变这种伪马克思 主义而让人们看到马克思原来的面目。这些让人现在看了都感到瞠目的“雄 心”，不可能不让当时那个２１周岁的年轻人迷惘。于是我左一口右一口地咀 嚼起马克思的书，包括《全集》第一卷《选集》第一卷。蜻蜒点过水之后，同 时又看了关于古希腊哲学方面的书。（包括《古希腊哲学史》）无疑我想溯本 清源，其原因我估计可能感受到了哲学就是哲学的连续性。我要找的是什么？ 中国的出路，还是人类精神的归宿？我个人自我的解脱，还是我所在的社会该 怎样选择？那个时候我还无法把这些问题分开。换句话说它们搅在一起成为我 生活的全部。 　　８９年使我的记时方式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回到家以后。当谈 到我时，我总是不自觉地分出８９年之前的我和８９年之后的我。我不知道一 个活着的我怎样就这么被斩成两截。 　　直到８９年之前我大致的心路历程有三：一、大约从上初中起一直到上班， 我喜欢读诗、写诗。那时我觉得诗能使我个人心中的苦闷得以释放，所以它可 以解决生活中的一切。人在小的时候他的个人生活是他的全部。二是上班之后。 我开始从诗向文学的其它领域拓展，我对文学的理解是：它能净化人的灵魂， 从而我也认为它可以净化整个社会。这个时候我似乎有了点儿关于社会的概念， 但这仅仅是概念的表象，社会脸上的面纱而已。第三，直到８７年我才有些意 识到诗的局限性，但也只是有些。８８年初，我重新考虑文学对现实的作用， 发现文学在表达思想上与哲学相比并不具有明晰性。到了８８年末我终于“发 现”，哲学才是解决人类和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政治的含意对我来说大致没 有超过初中政治课本中对政治的解释。直到８９年被捕９１年审判之前我对此 理解的更多一些了吗？我不敢肯定。如果真的硬要我把它归纳为什么主义的话 我想我当时还应该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无论东西方对知识份子的定义是怎样的，那个时候在心理上我总是把自己 认同为一名知识份子，并且我也相信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的知识份子总是对他 的国家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因此总是想：我该为这个国家做点儿什么，至 少我还有一腔热血。现在看来单有一腔热血虽然是好事但还远远不够。如果单 凭一腔热血做事，是不是能把事做好就难说了。 　　与政府对话、绝食请愿，在我看来都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深深的期 望。至少我当时并未考虑到这还是一种施加压力。绝食请愿中的“请愿”一词 包涵多少依赖与信赖这些情感的投入，而我在入狱和出狱之后的绝食活动都是 绝食抗议，再没有请愿了。如果说遇到冷、唐、李等人是我认识以及人生的第 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子。在狱中结识刘刚、张铭等人并 参与“１１．１５”的绝食抗议则是我的第二个转折。这个转折让我看清了我 所处的世界。那时候依然有稚气，但却是另一番心境。８９年的时候我没有绝 食，然而当时我自恃理解请愿的心情。电视里播出了学生们与袁、何对话之后， 在报道绝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观看时心跳与血流的速度，我知道那是敬佩 与激动。我该做些什么？ 　　５月初的一个傍晚，唐、冷、我一同来到一汽的共青团花园，不是开共青 团的会议，而是交流对当前事件的看法。学生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是为了 这个国家甘愿伤害自己的身体向政府表达良好意愿的，而政府却无动于衷。失 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蔓延。我们各自谈了彼此在电视中看到的情景以及听到的 一些关于绝食的传闻。有些话是感慨、激动的重复，也有沉重、痛苦的沉默。 这时我们还并没有商定做些什么，需要等等，等什么？是下决心实在太难、还 是对政府依然报以最后的希望，或是感觉到了有太多需要承担？我那时只是想 做些什么，可没想到怎么做。想到怎么做的是唐元隽。唐事后曾对我说，游行 的决定他是深思熟虑的。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８日下午２点左右，唐敲开了我宿舍的房门，正赶上冷 也在。同宿舍还有几个人也在我的寝室。唐人虽瘦弱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悦耳。 平时颇为健谈的他此时仅对其它人客气了几句，起身便走。我与冷都觉得唐决 不会是跑来寒暄的，他一定想说什么，所以就一直把唐从二楼送到楼下。唐虽 不能称为常客，但也是熟人，这样的送法当然不同以往。一出楼门儿，向前走 了几步，唐转过身，从表情上看就能断定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因为他的微笑并 没有张开，拉开一半的幕，里面总是有戏的。“咱们是不是得动动？现在绝食 已经进入第７天了！”他的语气重得象是绝食已经进入了第７个世纪而他的决 定也足以有这么漫长的过程。“行！政府根本就不顾学生们的死活。”我的赞 同和决定是第７个世纪过去不到一秒钟的时候说出口的，而此前的时间里我都 是晕睡着。“行！做一下。”平时不善言谈的冷，每一个字听起来都能称得出 斤两。没什么问题，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唐说还要去单位找其它几个经常在一 起并执有相同看法的朋友，（关于游行的串联工作主要是由唐去做的，所以详 情应该由他去追忆）所以就由我和冷去买写大字报的纸并起草其中的内容。我 和冷的兜里纸都没能掏出来，更不用说钱。唐还算“大户”，拿出了４０元钱， 这仅有的４０元钱是第一次游行的全部经费。《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当中也有一篇文章说到经费。题为《１９３５年前后北方局的情 况》的文章署名为高文华，文中有一段为：“……但经费仍然很紧张。我爱人 贾琏同志当时在省委负责经济工作，眼看着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 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一困境。我们共有４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 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４个月的儿子卖了５０元大 洋。……这５０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３个月的生活”。这个故事总能使 我想到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到“周恩来”时说的一番话：“马克思列宁主 义对历史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它的拥护者们相信历史最终将导致全世界实现共 产主义，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由于他们这么看待自己，所以回避了 对所有道德问题的考虑。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恶，都认为是难免的，是为 了推动历史前进。”那位卖孩子的母亲过后怎样反思她的这一做法，我无从知 晓。也许我是现代人，太不懂得信仰；也许只是现代人当中的我，总是不知该 如何去理解。信仰是这样的吗、还是仅仅是这种信仰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有孩 子，让我卖了他（她）去搞民运，我不干，虽然民主是我的信仰。 　　８９年那时候，人们不管相识与否见面能攀谈上的机会与攀谈的愿望都增 加了，相谈的内容当然是绝食的学生们。与卖纸的售货员谈的也不例外。她似 乎有一双慧眼，看穿了我们的想法，付货的时候，纸自然多了许多。 　　我和冷回到我的单身宿舍合写了第一张《告车城同胞书》。释然、激动、 兴奋、忐忑搅拌在一起把我的心弄得有滋有味。释然是因为我不需要再犹疑而 终于可以做一点儿什么了，激动的是我能跟学生们站在一起；兴奋是我觉得我 是在为这个国家做点儿什么，忐忑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将会带来太多的未知。我 感觉到了什么危险的影子吗？我没有时间回头去看一眼。当时只是这样想：无 论如何我也得做。就在那次与唐在共青团花园会面后回来的路上，我记得曾经 与冷说过：我觉得学生们的作法不可能成功，这次运动只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 的一步。乍看起来似乎这句话包涵了某种远见，细分析则显得漏洞百出。如果 说到成功，“６．４”作为一次群众运动已经几乎做到了它所能做到的全部。 它影响了中国的未来，也使整个世界为此感到震惊。震惊来自两方面，一是中 国人要求民主的决心如此强烈，二是这种决心被镇压得如此残酷。至于说到整 个民主运动，这个概念本身就含糊。好在事隔多年冷说他没有记得这话，但是 当时的肤浅我则是不该忘记的。 　　时间是晚上８点，我与冷拿着写好的《告车城同胞书》来到了唐的办公室。 当时在场的有唐、冷，另一个叫彭金贵。彭与唐的年纪相仿，胖胖的脸上总做 出一堆微笑，笑时的皱纹仿佛事先在一块生肉上修理好，然后让这块肉活起来， 时而还上下动几下。把我们的案件做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是彭与警方中共党 内外齐心协力、奋力拚博的结果。彭与我们认识不久就极力想要成立一个组织， 当时没有人能理解他急迫的含义，所以也没有其他的人赞同，我想包括唐本人。 从我与唐多年相处以及后来我们对此件事的交流来看，唐确有建立组织的想法 然而仅仅是想法。至于说他当时就有把这个想法实施的具体步骤，并且已经做 了许多，那也仅是个似乎符合逻辑的推论。想开公司的人如今中国遍地都是， 把有此种想法的人都称为“老板”显得有点儿滑稽。然而警方的“幽默”和他 们的逻辑总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的监狱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有错抓的，没 错放的。”意思是说：即使是有抓错的，警方也不能轻易认错就把人放掉。彭 到底是否带着任务把这几个人凑成一个“集团”然后和一些人携手跑着去邀功，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书面证据，但是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昭然若揭。也许是彭张 罗得太欢或是其它什么原因，我已记不清在场的其他人了。我只记得唐也写了 一个类似《告车城同胞书》的海报。 　　第一汽车制造厂到底有多少个门我实在是不清楚，据说有７、８个，正门 叫一号门，以下类推。我们所知道的门和想到的地方几乎都帖上了。由于我的 字实在是羞于见人，大字报是请他人代抄的，其中有一位身患残疾的姑娘，在 这里我还无法提及她的名字。人长的帅气，字也潇洒的曲伟元几乎包揽了所有 的抄写工作。当时在大字报上说明，参加游行的单位自备旗帜。明天会变成什 么样，开始变得难以想象，在我们之间没有人懂得游行怎么样的一回事。 　　我和冷回到我的单身拟定游行时的口号和标语直到第２天凌晨两点多钟。 也许是黑暗让我感到不知从何缘起的恐惧感再加上疲惫和对未知的焦虑，一种 从未有过的压力让人感到窒息，我带着夜和其他的一切不安勉强睡几个小时。 第２天一早儿我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头痛得似乎已被炸碎而且那些 碎片直到第２天上午９点左右还没拾掇起来。我又睡了一会儿，临睡之前我曾 与冷说了这样的话：“我不干了，我就是现在停下来也算是为中国的民主做出 贡献了，我要睡觉。”我的意志当时几乎就要崩溃了。冷见我如此德性脸都青 了，愤愤地望着我，不知如何是好。事后他说，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一脚踢 “死”我，幸好他没出脚，只是砰的一声，摔门而去。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 冷再次走进我的寝室，没被踢死的我觉也睡好了。冷站在门旁余怒未消地问： “还干不干了？”我望着他，笑了。 　　午后４：３０分，是一汽下班的时间。一号门前象似花坛的建筑中间簇拥 着毛泽东的提词：第一汽车制造厂。提词被雕刻在做成土方形的碑上，据一汽 的厂史介绍，这是毛当年为一汽奠基的第一锹土，也许是因为毛已过世，再加 之这个碑的形状，所以这个奠基现在看起来更象座孤坟一样的肃穆。我相信我 们那一天也是一个奠基，如果它最终也成为坟墓，我希望它埋藏的是专制。此 时的一号门前人头攒动，我和冷走上通往“坟头儿”的台阶，就在把横幅打开 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判若两人。横幅上写着：“一汽声援团”。当时我 并没有意识到横幅的展开使这一切和我都走进了历史，虽然也许那只是历史里 的几个字，但那对于一个人来说足以影响他的一生了。我当时知道的是任何事 都无法阻止我打开横幅。许多人围拢过来，也有人问现在应该怎么做，这时我 就向台阶下面的人喊：“各单位选一名代表到我这里集合。”边说边把我们的 另一横幅“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爱国无罪，大学生万岁”，交到旁边的人 手里。 　　我们蚂蚁一样地忙了一天，（虽然有一只蚂蚁中途有点儿耍赖）回头一看， 还是丢了许多东西。大约在４点钟左右，我们才想起来游行需要有纠察队，以 便保障游行时的秩序。先别说纠察队人员怎么安排，就算人员有着落了，也得 佩戴个标记，现去买？钱就是有了，时间也没了。活人总不能让“布”憋死， 我和冷来到他家，冷的女儿刚刚４个多月，她所有红颜色的（衣席）子都被我 们撕成一条儿一条儿的，这就是我们第１次游行中纠察队员的袖标。冷的小女 儿冷思明，也成为本次游行贡献最大，年龄最小的一个“赞助者”，她不知不 觉地“捐”出了自己的（衣席）（音“介”）子。 　　“我是动力的代表。”“我是车身的。”“都在这儿哪，你说怎么走吧！” 走上台阶的、台阶下面的喊声一片。“谁做纠察队员？做纠察队员的过来。” 我尽量提高嗓门儿，冲着周围的人大声地问，许多人围拢过来，我给他们一一 发“（衣席）子”，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把它垫上、而是把它扎在了胳膊上。游 行和反抗暴政我们都是新生儿，我们是那样稚嫩，以致于我们只知道表达期冀 和愿望，就象婴儿只知道哭。红布条到底没够用。幸亏许多人比我们想得要全 面，一个小伙子从五金商店买了些布绳以便把他们拦在游行队伍与行人之间， 免得造成混乱。没有人想要混乱。然而，以暴力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府，并不理 解和平示威的含义。到处都是横幅和大旗：横幅上的大字有的是口号，也有把 单位名称写在磺幅上的；大旗则是一律写着各分厂的名称，工具厂、车身厂、 发动机、底盘…… 　　在一汽正门前的东风大街上，设备分厂的大旗显得较为突出。大旗下簇拥 的人流正涌向我这一边。渐渐离近时我看到旗下一人长得身材瘦小，可身上披 着一条醒目的彩带。这在现在看来极为平常：饭店、商场招揽生意的小姐身上 都有。可是８９年，至少在长春，很少有人见过这玩艺儿。它马上使披它的人 鹤立鸡群。“鹤”就是董孟庠。早在１９８４年，我就在一汽厂内刊物中看到 过董写的诗。８８年通过朋友介绍，我结识了董。那时董已在国内、而不仅仅 是厂内的刊物上发表诗歌了。就在同一年，董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省分 会会员。董为人直率，具有诗人的一切优点，包括诗人的豪放、脾气和傲慢。 董在狱中渡过了１年零１０天的时间，出狱时，眼里和身上已到处是伤痕。我 出狱后听说董在其原来的单位看过大门儿。后来我们通过电话，但未见面。他 在电话里的言语使我对他的精神状况十分担忧。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几 个相互熟识的朋友谈到他时都有同感…… 　　人群分开了。大旗飘到我面前不远的地方，隔着许多人董向我招手。我迎 了过去。董握住我的手说：“李，走吧！别等了。”我想组织一下纠察队；我 想确定一下由谁带领着喊口号；我想……我看，我还是别想了，他连我回答的 时间都没等，转身带着簇拥他的人群便走了。此时有一部份人群望着我，另有 一部份人流已经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人能让他们走， 更没有人能让他们停下。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望着我的一群人大声地喊 道：“跟着他走”。游行就这样开始了。我想带领人们前行的不是董、我、其 它任何人，更不是那条彩带。 　　第一汽车制造厂有自己的“范围”。它在长春市内。可住在厂周围的人们 把自己居住地以外的市区叫做“市里”；相对“市里”而言则称为“厂区”。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处于市区的边缘，也反映了一种独立、封 闭的心态。独立的原因基于这个“村落”在全国的地位。这足以使他们自豪， 更使得许多专业人才纷纷加盟。这又使“村落”整体文化显得优越。“家工 厂”的管理，使工人对“厂”产生几乎是绝对的依赖。这就给封闭留出了空隙。 自豪、优越再加上一些由封闭产生的自大，一汽的工人事事都应走在前面。这 在一汽的人看来，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游行自然也不例外。何况一汽的工人也 饱尝了这个制度给予他们的压抑与艰苦。面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激 动、愤慨，也有一腔期望。他们也许只想对政府说一句话：“不该这样对待学 生们！” 　　游行队伍就象一群排队去看电影的中学生，秩序井然。不过，今天他们是 主角。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去看电影的中学生们是不得不由班长或教师维持秩 序的，而现在却换成了自觉自愿的纠察队员，“请大家往后靠一靠，谢谢了。” 离我不远的纠察队员，不断地向两边围观的行人讲着。与行人隔开的布绳不够 用了，戴红布条儿的纠察队员又不多，另一种方式产生了：凡是站在游行队伍 最外一排的人，都拿出自己的工作证，把它搭在自己胸前的兜儿上，一半儿在 里，一半儿在外，也有用手举着的，象是文革时举语录。不过，这是他们自己 的“语录”。所有的人都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与理性。整个队伍共分两段 儿。最前面是几百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其规模决不比一场世界级的自行 车比赛起车之前的场面要差。“车队”后面是身披彩带的董孟庠，象个孤独的 英雄。我和冷骑着自行车，在董的后面一段距离。我们的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 我实在想不起来唐和其他的人在队伍中的位置，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把这些归咎 为生活的磨折，还是遗忘的罪过。口号声此起彼伏，极有节奏感。对于一次都 没有“采排”过的队伍就达到如此程度，这才是纯粹的艺术。没有比眼前的一 切更不可思议的了：各单位的准备似乎比我们要充分得多，游行真是瓜熟蒂落。 　　瓜熟蒂落是整体。我还嫩得很。就在刚要出厂区的时候，吕忠良迎面朝我 走来。吕是在前几次与唐等人的聚会中见过。因他与唐比较熟，故由唐去联系。 吕显然是从最前面来。我赶紧下了自行车。还有一段距离，吕就大声喊道： “李维，游行路线是怎么定的？”我的头立刻大了几圈儿，脚下几乎踩空，就 象上了演讲台突然忘了词儿。幸好此时吕接着道：“我看咱们走红旗街，那样 可以路过中医学院。”我明白他的意思，象是抓水中的稻草一样我抓住了这句 话：“行，走红旗街，从电视台前面走。这样也能路过吉大（吉林大学）。” 多亏我是生长在长春的“土著”，这些地方还算熟。“对”。大块头、粗嗓门 儿的吕忠良，把我的话肯定起来，掷地有声。游行路线就这样敲定了。吕转身 朝最前方走去。据说最前面有一汽公安处的摩托车在为游行的队伍开道，只是 中间隔着几百辆自行车，我无法看到。 　　许多场面都是在从前的宣传片里看过的。我推测，在法国人的眼里，吝啬 大概是一个老男人的形象，根据是巴尔扎克的葛朗台。而中国人眼里的吝啬形 象，则是一个老女人，中国人称为老太太。这种心理形象未必完全准确，但也 不乏其道理，可在当时却毫无道理可言。卖冰糕的老太太把自己正在卖的冰糕 发给游行的人们。“我似乎没看到有人接，很多人都推辞。”最近与朋友们在 一起，我这样回忆游行时的场面。“我还吃了两串儿呢。”一位朋友咽下口水 回味道。“你还是游行的受益者呀！”我的话让“受益者”笑得腼腆。 　　长春市中医学院位于红旗街与工农大路交汇处不远的地方。来到这里，队 伍自动停了下来。喊的口号虽然是临时发挥的，听起来却是简洁有力，可惜我 已记不起来了，大致是请学生们一起走出来。未来的医生们即便是在这震聋发 聩的喊声中，也还依然保持着医生固有的冷静。我有一个表哥当时就在这个学 校读大二。据他讲在，５月份他们学校的学生未参加长春高校组织的游行。而 学校为了妨患于未然，在６月１日就提前给他们放了暑假，借口是：学校要整 修校舍。本来，整修校舍可以放在７月。冷静的医生也有不冷静的条幅从他们 宿舍的窗口挂出来：“我们支持你们”。走过中医学院，绕过新民广场，吉林 电视台就在新民大街的北侧。平时喋喋不休的电视台此时哑口无言。 　　我绝大部份时间是骑在自行车上，时而也下来感受大地的震颤。如此众多 的脚步，以同样的节拍向共和国倾诉着他们的期望，而共和国又听到了什么？ 不知是因为过度的兴奋而导致抑制、还是身边的轰轰烈烈让我感到不知所措， 我心里几乎没有激动的感觉。似乎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想法：这一切“与我无 关”。被审讯的时候，我曾和他们这样讲：“我没做什么。当时任何人站出来， 都会有那样的结果。”话音未落，立刻被他们斥责为较辩。他们也许永远不会 明白，那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这么多年来面对了无数的讥笑、 嘲讽、疑问、审视，也有侮辱，绝大多数我都能够泰然处之、并一直认为自己 是正确的，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想法。只是，他们——政府——需 要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需要判我以重刑，而不是我当 时真的够资格被判刑。只是为了需要，需要他们的人民恐惧他们，因为，除此 之外他们再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说我现在有了什么样的想 法，或者说已经形成了某种价值观、某种思想，那应该得益于监狱对我的“培 养”。他们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人士。 　　没有去过北京的人，大多也知道北京有个长安街，比如说我。长春的斯大 林大街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如长安街在北京一样。苏联解体前后，有关斯大 林统治时期的书开始公开发行。大概长春市的官员们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血腥 味儿。总之，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９７年出狱之前，我就在报纸上看到 斯大林大街已更名为人民大街。这是否标志着人民最终战胜斯大林这一事实在 人们心里的折射？走出新民大街向左拐，穿过解放大路，吉林大学就在解放大 路的东侧。不过我们路过吉林大学时没有停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吉大、师大还 有长春其它高校的学生，正在新发广场绝食（因为新发广场是中共吉林省委所 在地）。我们要去声援他们。那就是本次游行的目的地。游行队伍走到长春市 中心人民广场时，请另一个人帮我扶住自行车，我站在自行车上面向后望去，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理解什么叫“人海”。多年以后，我问唐，当时去参加游行 的有没有２、３万人。唐说：“开始在‘厂区’的时候人不多。”“到红旗街 的时候有没有２万？”我追着问。“那当然，比２万都多得多。”唐的语气肯 定得象是一个个数过，脸上的微笑也使人对这个数字信心百倍。走过人民广场 旁边的长春市政府门前，队伍没有停下来，人潮涌动如泻了闸的洪水已无法遏 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好象是毛泽东说 的，其实这并不是毛的历史观，也不是我的，然而，如果你当时站在那里，你 会同意这种说法。 　　与唐几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所不谈，８６年年底的那次学 潮自然会成为话题。吕忠良讲了关于上海交大的学生游行去市政府请愿时的一 则传闻。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来到上海市政府门前。出来见学生们的是当时任上 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我是市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江的语气对“市长” 带有绝对的认同。“谁选你当的市长？”人群里发出一句“大问号”。据说， 江当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这口气是不是憋到了现在。在中共的统治当中，“合 法性”一词的含义是：统治即合法。与上海市不同的是，长春市市政府里面没 有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是市长，只有市政府门前站岗的士兵紧张地握着手里的 枪。 　　新发广场就要到了。人们的情绪也如煮了许久的水渐渐开始翻花儿、冒气 儿。人流一会儿流向左边，一会倒向右边。渐渐地，在道路两边围观的人群， 也开始向队伍里冲。游行队伍以排为单位，一排排地挽起手臂以免被拥倒。 “我们来了！”“我们来声援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喊声、欢呼 声响成一片。我们来支持他们，但不是送饭，而是送去我们的心，正如董手里 拿的横幅上写道：“你们挨饿一汽人心疼”。 　　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理智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总之，当时没有 出什么乱子，就该把这一切归结为理智。然而在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种作 法，与民众是否理智地表达意愿无关。把人民看成“子民”，无须听他们说什 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传承至今的古训。在新发广场绝食的 学生们，被在外面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围在圈内。董和我作为工人代表去看望 学生们。正如在中共的统治中很少有人问及它的合法性，我们成为代表时也没 人追究合法性一事。看来，追究合法性的习惯需要逐渐形成。董有那条彩带， 而我紧跟在董的后面，我们就这样被维持秩序的同学认同了。与我们同时进入 “绝食圈”内的还有其他的人。我已经记不清了，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成为 代表的。地上横七竖八地铺着褥子。褥子上东倒西歪地躺着参加绝食的学生们。 见我们走过来，有的欠起疲倦的身体，有的强撑坐起来和我们握手。“你们挨 饿，一汽人心疼”董时而重复着这句话。“你们挨饿，一汽人心疼”我也象录 音机出了毛病一样来回倒着这句话。我的心被激动和难过搅拌着：这个政府不 是人民的政府吗？它为什么摒弃人民的愿望？那个时候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又觉得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从“绝食圈儿”里出来的时候，游行的人群已渐渐地散了。一汽厂方派 了几辆客车把参加游行的人们送回家。由于车少，许多人还是步行回去的。我 站在原地呆了一会，一丝欣慰升起来，停在心里象是啜了酒暖融融的。这不单 是为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感动。人留不住，这一刻留不住，但我可以留下他们 的名字。想到这儿，我赶快从兜里拿出一张揉皱了的纸，请周围还未散去的人 留下签名和地址。有人走开了，留下签名的人当中就有梁立维。他是在游行队 伍个子最小的人当中，声音最嘹亮的一个。 　　这样的游行真的是那样无法容忍、还是仅仅是政府无法忍受？一个政府恐 惧他的人民，这该如何理解？ 　　长春毕竟是长春，与天子脚下的北京有所不同。在５月２０日至６月３日 期间，长春人是否默认了戒严，我不敢肯定。但至少有很多人都以为这场运动 已经过去。大约是５月３０日，吉林大学和长春其它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为在 北京绝食死去的同学举行了葬礼。 　　５月３１日去了图书馆，想借《论民主》。当时有一位馆员对我们说： “《论民主》这样的书在这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来借，你们已经来晚了”，关 心民主的人现在多起来了。昨天，吉大为北京绝食死去的学生举行葬礼，看了 让人难受。但是这些人不会白死，虽然这场运动过去了。悲愤中弥漫着凄凉。 那时候，不相识的人都有同样的感慨和话题。出狱之后听人讲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图书馆，“６．４”之后照例和其它地方一样开一个拥护北京平息 反革命暴乱的会议。会上没有人发言，只有主持者大致宣读了一下报纸和一些 宣传材料。主持的人觉得这样就可以结束，也表示大家都拥护“平暴”了。就 在他刚刚要宣布会议结束时，一位无论在平时或开会时都从来是沉默的人发出 了声音：“我觉得邓小平决定‘６．４’屠杀是错误的……”他的一番话带来 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的结果是：他被解除了职务。据说就连鼓掌的人也被 找去谈了话。我怀疑他就是那天遇到的那个人。但又觉得不是…… 　　整个北京对长春来说是零碎的传闻，而传闻就象冬天玻璃上的霜，让你看 不清外面那个世界还是不是那样热闹，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红色。直觉是这样告 诉我的。它说，这一切看似结束，却并非是最后的结局。６月３日我和冷决定， 明天一早再去吉大一趟，如果没有什么事发生就算真的结束了。 　　我怀疑全国的那一天都是阴沉沉的，因为长春是这样。早晨７点，厂里食 堂的早饭还没有做熟，我得去冷家吃饭。那时一阴天我就觉得郁闷。现在似乎 习惯了。吃完早饭，我们乘上无轨电车在离吉大不远的地方下了车。 　　“北京在流血！”还没迈进吉大校门儿，喇叭里传来的声音似乎已经刺穿 了我的耳膜。我再也听不到其它的细节，只有“开枪”和“流血”两个词在我 脑海里嗡嗡直响，“如果要死也该算我一个。”这个念头抓住了我。天，开始 下雨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围在一起谩骂、叹息。人们没有意识到雨，渐渐下大 了的雨。 　　当天晚上我与冷又见面，决定第２天早晨去找唐元隽。 　　６月５日早晨８点一过，几乎是我去下楼给唐打电话的同时，楼下管理员 通知说有我的电话。电话是唐的。他让我和冷去找吕忠良。中午到梁立维家汇 合。没有找到吕，我们就按时到了梁家。梁拿着买来的菜进了厨房。大多数人 早晨忘记了吃饭。唐、冷、黄学峰、林宇航、（黄与林２人因此案被刑事拘留 ３个月后释放。中国的法律在处理案件尤其是政治案件时就是政府手里的皮筋 儿，想伸长就拉长，想缩短就缩短。本来，在中国当时的刑法中，刑事拘留最 多３０天。）、我。来到梁的住所，每个人都很激动。我只记得唐曾说：“即 使是他们一定冲着咱们开枪，咱们也得上街。”其他的人讲了什么我实在记不 起来了。最后，由几人共同起草了《告车城同胞书》。边吃饭，我们边分了工。 还是由我和冷负责写大字报、印发传单。林宇航去联系在上次游行中比较活跃 的一些人，组织好纠察队以保证游行的秩序。梁立维的任务较重，他要去长春 纺织厂，去说服长纺的工人们参加这次游行。唐则去联系其它一些朋友。晚上 仍在唐的办公室碰头。每个人简单地交待了一下各自准备的情况，又把明天的 事大致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各自分头去张帖。 　　我和梁与另一个参与者王某一同去把《急告车城同胞书》打印出来。女打 字员是王一个朋友的女友。我并没有问她姓什么，因为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 围绕着我。在校对好稿子后，梁与其它人先走到外间屋子。我故意落后一步， 留在打字室把女打字员叫到跟前，低声在她耳边道：“如果发生什么事，警察 问你，你就说我逼你做的。”我记得她的点头很迟缓。在法庭出示证人证言 时，法官宣读了她的证言，证言说：“李维说：‘你不做，我就杀了你’”。 出示这样的证言与她的人品无关。这件事理当由我负责而不是她。而她为游行 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称道的。通过法官的口，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当天夜里王和 另外一个人把传单送到了我的单身宿舍。与第一次游行相比，这次我们成了 “大款”。 　　第２天，６月６日的早晨，我把传单交给了负责分发的负责人，之后就与 冷一同去各处检查昨晚张帖的大字报。我们没有想到，一张没剩，全部被揭掉 了。我和冷赶紧返回单身，又请人迅速写了一张。一汽的正门与其它的门相比 是入厂人数最多的一个。６点半钟，我和冷站在一汽正门前，把大字报打开。 我们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拎着大字报，以便入厂的工人们能看到游行的通 知。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有人先看看我们，后看看大字报。也有的人相 反，仔细地把内容读完之后，再细细地读一下我们的脸。守护一汽正门的经济 警察，来回地忙着劝说：“你们扯这干啥呀！有啥意思！”我们则象两根搬不 走的木桩，一言不发，毫无表情。这是我们能通知工人们今晚游行的唯一办法。 　　梁立维又使我们富起来了。他不但成功地联系了长春纺织厂的工人们一同 游行，还拿回来许多各色的布。这回纠察队的袖标就不用再给冷思明添麻烦了。 　　由于那几天是非常的日子，长春市的交通并不很畅通。一汽早晨的上班时 间是７：３０分。有不少人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大约８点钟左右，一些学生 来到一汽正门前，强行堵住了门口儿，阻止、劝说工人们罢工。问题是：学生 们了解的门，并没有工人们知道的多：堵住了这个门儿，那个门又进去许多。 于是就有工人出面指点：“到这边来，这儿还有个门。”里面先进厂的干部则 进行着“反围剿”。他们找到围墙比较矮的一段，从里面搭起跳板爬上墙头儿， 再从墙头伸出一块跳板，许多工人顺着跳板打游击一样地翻墙而入进去上班。 也有在门前和学生们纠缠，说死说活也要进去。也有的认为这是不上班再好不 过的一个借口，索性就呆在外面看热闹，时而也跟着那些本来就同学生们看法 一致的人一道骂几句共产党。 　　学生们的激进，并未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工人们也能理解学生们的心 情。然而，罢工这样的方式，实在是他们想都未想过的事情。这个制度给予人 们的恐惧，还深深地钳着许多人的心。再加上中共几十年的“砖头”教育， “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听党的话安分守己，农民就该好好种田， 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工人就该好好做工。对这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 刻好的模子，他本人称之为“正义”，罗素则是这样论述这个“正义”的： “‘正义’这个名词在法律上被人使用着的那种意义，比起它在政治思想上所 被人使用的那种意义来，是更有似于柏拉图的观念的。”也就是说，从法律的 角度看这样要求人们，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则就是另外一回 事了。如果说北京的流血都能使许多人冷静，那么，这种冷静本身就值得怀疑 了。 　　横幅是在冷家与东北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一起写的。我们在衬衫和标语上 大都滴了红墨水儿，以表示北京在流血。横幅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在我的印 象中，它似乎有些充满了情绪化的词语。但后来冷的回忆说是并没有。 　　６月６日下午５点左右，游行开始了。这次再不会存在路线问题了。前面 是学生队伍，后面才是工人队伍。就在游行刚要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在广播里 面听到一则消息，这是个足以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发狂的消息——邓小平死了。 人群中一阵阵的欢呼声。他们的表情象是在旧的新闻片中播出４９年共和国成 立，或是文革中红卫兵见到毛时的表情：激动、兴奋、以及难以抑制的喜悦。 “邓小平”死了。人群中不时就有人喊一声，接着就是一阵叫好的声音。真的 这么仇恨吗，对邓本人？这不仅仅是对邓本人，或许人们认为，邓的死将结束 一个制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邓死了，中国将会换个全新的中国。这就是当 时人们心中最后的期冀。 　　长春高校学生、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纺织厂的工人队伍，最后游行到长 春地质宫的时间是晚上９点多。集会刚刚开始，喇叭里就传来一则消息：长春 市市长尚振令下令此次集会为非法集会。公共设施还是由政府控制的。所以， 他们关闭了广场上所有的灯。整个广场上漆黑一片。只有地质宫门前的一组， 不知是哪里来的车灯，打得雪亮。“一汽代表，请到台前来。”“一汽代表， 请到台前来”听到广播的声音，我站了起来。我和唐、冷隔着相当远的距离。 四周围的嘈杂声犹如鼎沸。我喊道：“谁过去？”我见唐挥了挥手。我以为是 让我去，就从人群中朝前挤。事隔多年，我与唐回忆起这段历史。唐说并不是 朝着我挥手。他当时根本就没听清我喊的是什么。我挤过黑乎乎的人群，来到 前台。所谓前台，是一个路灯的平台、还是其它什么，太黑，我实在弄不清楚。 ８年后我再次回到地质宫广场，还没有搞清我当年站过的地方。 　　到那里，我说我是一汽代表。没有人产生怀疑。我被两个学生带到了指定 地点，象被蒙在被子里，我们彼此很难看清对方。长纺的代表也到了。一名学 生代表问我们：明天一汽和长纺是否能罢工？你们要是能罢工，那是最好了。 虽然是几句普通的话，他也能把它说得慷慨激昂。“很难做到。”我说。我把 当天白天他们强行堵门劝阻工人们罢工和搭跳板进厂的事比较了一下。我当时 的感觉是：让工人们罢工是难以想象的。“明天我们还是去堵门，阻止工人们 上班。”他的坚决和激情都让我感到为难。我要宣布（准确地说应该是呼吁， 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词）罢工，再加上他们堵门劝阻，或许能成为一个 事实？然而，我还是觉得这张支票的绝大部份金额将不会兑现。长纺的代表倒 是有些信心过于十足。他说：无论一汽是否宣布，他们已经决定要宣布罢工了。 挤回去和唐他们商量一下？显然没有这个时间。我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缘， “我必须迈过边缘，因为路就是这么延伸的”。我决定，准确地说是擅自决定 宣布明天一汽罢工。现在看来，应该改“宣布”为“呼吁”才对。因为，工人 们还没给我们决定他们如何行动的权力。“宣布”这个词明显地是一厢情愿的 专断。再写一份《罢工宣言》是来不及了。事先并没有设想罢工这件事，所以 也没什么准备，只好把《急告车城同胞书》的名称改为《罢工宣言》，内容则 照旧。 　　我来到台下。台上的主持人宣布：“下面请一汽工人代表给我们宣读《罢 工宣言》。”我的表情和心跳都有些呆滞。幸好四周漆黑没有人能看清我的脸， 当然更没人能感觉我的心已经不跳了。石头台儿很高，是有人把我举上去的。 通亮的车灯射在我的脸上，下面的情形我什么都看不见。太黑和太亮都使眼睛 不能适应。我低下头，眼睛在稿子上努力地辨认一下，“‘罢工宣言’……” 我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声音的震颤，仿佛另一个人在宣读而不是我。“我代表一 汽声援团宣布：一汽明天罢工。”“罢工、罢工、罢工……”台下的欢呼声突 然让我感到了一阵急促的心跳。 　　回去时脚步的沉重就如这夜色，越走越深。虽然是６月，但时至午夜，风， 吹得浑身冰凉。现在看来，即便是真的罢工，其结果也许会更加难以想象：除 了使更多的人入狱或遭受各种牵连之外，恐怕再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我当时是 否太草率、太盲目、太冲动、太……我那时还没有办法理解流血。后来我才明 白：流血意味着许多生命和良好愿望能得到的回应只是冰冷的子弹。只有幸存 者才有资格去反思你眼里的那一片鲜红。 　　那天，我没有返回一汽的单身宿舍，而是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回到了家里。 家里比宿舍有安全感。家对于一个人至少是心理的庇护所。 　　６月７日。一汽头一天的游行显然影响了长春市内其它行业的工人们。那 天的公共交通基本上是消极怠工。我本来想坐公共汽车回一汽，可是，车根本 等不到，所以也只好改骑自行车。天气很热，我骑得口干舌燥，到一号门前时 已经是中午了。还没等到我喘口气儿，喇叭里传来了这样一则消息：“下午 １：３０分，一汽声援团同吉林大学和其它高校的学生共同举行游行，去省政 府请愿。”“不可能”，我的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三个字。这么急促，他 们根本没时间准备。我满腹疑团，开始在一号门前找人。门前是前所未有的热 闹与混乱。被劝阻在厂外没有去上班的。抱有各种各样的心情的人们，围在一 起谈论着。在正门出口处围的人最多。那里，一位老师傅正站在中间演讲。我 没能挤进去，但就是在最外一层，也能感受到里面的慷慨激昂。听说，就是这 位老师傅在“６．４”之后举行的肃清大会上，他又做了认错演讲。不知道是 真的、还是告诉我的人在编笑话。我遇到了冷。冷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我 们没找到唐。这件事不象与他有关联。我与冷同时认为有人在冒用一汽声援团 的名义和学生们联系并决定游行。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开个玩 笑、还是想认真做点什么？事态正向我们无法预测和把握的方向发展。还没等 到我们多想，人群已经开始缓缓流动了。 　　这次游行从一开始就与前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前两次的队伍与行人不但是 分开的，而且有明确的界线。这次是都混在一起，也根本没有什么纠察队，象 是一群人去逛商店，又象是就在商场里逛，整个队伍熙熙攘攘的。我和冷急忙 追上了吉大的宣传车。这辆车是走在最前面的。人群主要是跟着它走。上车之 后，我们询问些情况，并说明我们就是一汽声援团的成员，但我们并没有组织 这次游行。一位看似负责的学生似乎有些发懵。他是在没弄清任何事情的情况 下组织这次游行的。并且，他还说他并不是什么主要的负责人。游行的根据是 一个人自称是一汽声援团的，并告诉他１：３０分开始游行。可是，直到现在 那个与他们联系的人并未出现。我们又问了一下游行的目的地。他说是去省政 府请愿。“去砸省政府。”车下面也有人在这样喊。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做， 已经来不及去想了。我只知道无论是出于情绪、还是目的，都不能发生难以想 象的事。这样的情况，省政府根本就不能去。我们提议把队伍带到地质宫广场， 搞一次集会就解散。两名学生早就慌得没了主张，有个建议就急忙接受了。 　　集会很短。本来也没什么准备，学生代表说了几句话。刚好有一名刚从北 京死里逃生回来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他的额头被子弹擦伤的痕迹还未全好， 正好现身说法。他的眼睛是红的，说的每句话都象是哭出来，由于过分地激动， 使他的语速很快，许多话都有些含糊不清。尽管如此，他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丝 北京的血腥。最后我拿起了话筒，“朋友们！让我说什么呢？”这个开场白引 来了一些笑声，“北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让统治者听到了人 民的声音。有人说我们制造动乱，我们不能给说我们动乱的人以任何籍口……” 我只能想起这些了，实际上也没说很多。我急着解散了事。“好了，现在解 散。”“去砸省政府！”车下依然有人这样喊。“如果有人要去，请他自行前 往。”这是我冲着麦克风说的最后一句话。人群里传来了唏嘘和起哄的声音。 我没有理会，让司机把车开走。人群跟随着车缓行了一段，随着车速的加快， 人们渐渐地散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被捕后第一次提审的时候，我描述了这次游行的经过，并想以此说明，游 行的目的不是制造动乱。“行了，行了，别粉饰自己了。”审讯我的警察不耐 烦地打断我。还好，他们没说我捏造。我极力地争辩。争辩的言辞被记录下来， 全都作为判罪的思想基础，再加上周密精心的组织，逻辑学的“预期理由”被 活学活用，使得口供变得完善，也就是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定罪。 　　我当时的幼稚，是我自己现在看来都是丝毫不敢相信的。６月７日到６月 １０日３天的时间，我在想什么？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抓人，而我却超脱得视 而不见。我觉得自己很坦然。我并没有想反对什么，也不知该推翻什么。我有 世界那么大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惜，这个世界毫无意义；我有一万张 嘴可以说清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面临的却是政府的一张嘴。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意识，总是占统治地位。”中共多年来对我的灌输和教育，此时 显示出了其强大的威力。对一个屠杀人民、向人民开枪的政府，还相信它能跟 我讲道理，我真是幼稚得可以。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对法律的信任。从这个 角度上看，我固执得有点象苏格拉底。我却没有苏格拉底的智慧。８年的时间 是一台粉碎机，它把我对这个政权的全部幻想都化为齑粉。６月１１日凌晨１ 时许，警察敲开了我的家门…… 　　１０年过去了，虽然我没有在北京的亲身经历，也依然以幸存者自诩。以 幸存者自诩的人有一种恐惧，那就是在幸存者的行列中苟活，面对记忆总不免 胆怯地问：你是不是遗忘得太多？１０年，你该对“６．４”、自己、时间、 历史做怎样的交待？我对提审我的警察说过：那个时候任何人站出来，大家都 会响应，我没做什么。就当时而言，这句话决不是开脱；就现在而言，它也决 不是卖关子、装一把。我现在真的是想重复这句话。 （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３日夜） 〖三个当时传单原文的附件省略〗 　　　　　　　　　◆　亚细亚的孤儿——献给八九年　◆ 　　　　　　　　　　　　　　　　　　　　　　　　　　　　　·枫　晴· 一、不愿回忆，未敢忘记 　　我是在去年的“６．４”纪念活动中认识他的。那天是阴天，下着毛毛细 雨。烛光晚会上没有泪水，也没有激情。人群静静地聚集，又悄悄地离去。他 一个晚上都站在一边，沉默不语，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后来偶尔在一位北大老师家的聚会里见到他，每一次他都说话不多。他具 体说过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今年新年的聚会里，他提到１３年前有 一个孩子死在他的怀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他说话还是那么地平静，但在场 的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泪花。 　　转眼又到了４月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流泪，连自己 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感情值得用１３年的泪水来洗刷呢？１３年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 　　在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正在看《天安门》纪 录片的录像。“我看到我自己了。我那时候还穿着一件北大的Ｔ恤。那时候真 年轻啊！那时候真年轻啊！现在看起来，恍若隔世！”他一连用了两个“真年 轻”，那颤抖的抽泣声吓了我一跳。我顿了一会儿才确定在电话那边说话的是 他。原来害怕过４月的不止我一个人。 　　“可以跟你谈一下吗？”我轻轻地问他。 　　“好啊，过一段时间吧。”他说。 　　“好的。”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回忆的，至少我自己没有。回忆意味着再次 受伤。１３年来，我们都在逃避回忆，但却无法忘却那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直等到５月中旬，他都没有跟我联系。又过了两天，他意外地给我打来 电话，说很想跟我谈一谈。那天也是一个阴天，下着雨。他说刚刚看完我给丁 子霖妈妈做的采访，心里很难过。早上出门时，看到这种５月的阴天，突然想 起了１３年前北京的“６．４”清晨。他说那天也是这样的下雨，他的心情也 是同样的阴郁。 　　我们的谈话开始时，雨越下越大。“都什么时候了，还是这种阴冷的天气。 真烦人。”他说。 　　“如果是冬天，知道天气是这样，也就算了。现在应该是夏天了，还这样。 每天就抱着希望说他明天会天晴，会出太阳。”他接着抱怨。 　　“哀莫大于心不死啊。”我不经意地回答到。 　　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 　　对话从谈他对８９年的记忆开始。 　　“那是一个尘封的记忆，你都觉得别人都不会再提起那些事，自己也尽量 不去想，好象是一个将会被淡忘的记忆，但是其实那是心头特别大的一个伤口。 不管你任何时候不小心碰到它，你都会感到痛。有时候你甚至不愿意去碰那个 伤口。你每一次碰，那种痛，不是说只是心痛，而是整个人都在痛的感觉。”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总说的“‘６．４’情结”吧。从１３年前开始，许 许多多的８９人心里就象上了一把锁，但都没有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谁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把这把锁打开，或许这是一把永远都打不开的锁。 二、参加学运与第一次痛哭 　　１９８９年，他是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跟大部份的北大人一样，他 每天在湖光塔影的陪伴下上图书馆、听讲座。周末到大礼堂看电影。从食堂出 来到三角地读大字报。在未名湖畔死去活来地爱与被爱。听崔建、迷罗大佑、 看米兰昆得拉。当然，少不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特别是北大人的责任感。 　　“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北大人，实际上在后来贯穿８９自始至终的过程，大 家都有一种特别强的责任感。当时觉得国家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上，都对国家 的未来，特别是对政治体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但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 腐败官倒这些事情。” 　　学生当中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就是８９前燕园的气氛。 就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参加了学运。 　　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号，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一天，他和百万北京高校学 生连夜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递请愿书，目睹了郭海峰等三人跪递请愿书的一幕。 　　“那个场景我是在现场的。那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当时大家离得很远， 大概中间隔了十几排的武警，看到他们在武警的后面，跪在人民大会堂那么高 大的殿堂，宽宽的台阶，粗大的柱子，他们三个瘦小的人影，跪在那里，把请 愿书举在头顶。大家心中的悲愤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发泄的程度了，成千上万的 同学在广场上一起痛哭。” 　　成千上万的天安门孩子，从黑夜等到白天，“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 等着代表他们国家的政府来接受他们的跪谏。那一跪，跪去了多少民心；那一 哭，哭走了多少希望。不过，至少那时候大家还会哭，还愿意为中国哭。 　　３天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把运动定性为动 乱。 三、参加绝食与第二次痛哭 　　在“阳光灿烂的”５月１３日，“在青春最美好的时刻”，他参加了北大 的第一批绝食。１３年后，他的胃总是疼。那是８９年留给他的最仁慈的礼物 ——胃疼可以吃胃药，而心疼却没有心药治。 　　“为什么要参加绝食呢？”我问。 　　“其实，绝食是前面的一种延续。绝食的直接原因是《人民日报》的‘４． ２６’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从４月２２日到５月１０号当中将近２０天的时间，政府就对这件事情 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为什么我要参加绝食呢？讲实在话，因为绝食宣言里面 的很多话都是我心里想的话：‘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 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我们想看一看政府的面孔，我们想拍一拍 民族的良心。’ 　　“从４月２２号大家连夜、特别自律、有秩序地去天安门广场，直到跪在 那里递请愿书，这种对国家的爱国热情真的是——苍天可表。在这样一种情况 下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响应，那样一个社论完全是颠倒黑白的。” 　　就这样，他毫不犹豫地跟着绝食的队伍，打着胜利的手势，在“风萧萧兮 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回还”的标语下，走出了北大校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 而战。 　　他，还有他的同学们，都没有料到，等到他们在６月份、在经历了生死重 回北大的时候，北大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就算到了１３年后的今天，北 大有了更多的现代化设备，但北大可能永远都不再是８０年代末“精神的魅力” 里的北大了。“当时是带着怎么样的一种心情走出校门的？”我问他。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无奈。整个‘６．４’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特别悲 壮、特别无奈的感觉。你一步一步地被逼到一种无奈的境地里。你总是想说要 看看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人性。当然，最后实际的结果，我们都看 到了。” 　　在天安门绝食了３个昼夜以后，他终于不支晕倒了。 　　“想过死吗？” 　　“想过。旁边的人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整个街上都是急救车呼啸的声 音。那时候不是说怕死，而是觉得你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绝望，觉得在这个世 道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哭坐在那里，其实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真 觉得对这个世道绝望了。” 　　他说，参加绝食后，学校老师来看他们，在绝食圈外围，看到他们一个个 憔悴的样子脸上、身上都是脏的，禁不住跟同学们一起痛哭起来。 　　今天，当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时候，不知是否还有人会记起１ ３年前，中国的老百姓在那里留过汗、流过泪、流过血。 　　谈话至此已经好几次被哭泣声中断。他说，这样回忆一次实在太痛苦。我 无言以对。看着烟灰盅满满的烟头，真想数一数是不是有１３个。我想换换话 题，让自己的心休息一会，于是问他：为什么在《天安门》纪录片里看到自己 那么难过。 　　他说，在过去的１３年里，他没有留下８９年的一张照片。他是在１３年 后第一次在《天安门》里看到当年的自己。 　　“我其实反复看了两、三遍才确定那个是我，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变化实 在太大了。就是因为一开始看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有认出自己来，所以真觉得恍 若隔世的感觉。当时心里只有一句话：就是说‘那时候真年轻，实在是太年轻 啊’。８９年才２０出头啊。” 　　“那时候在天安门真的是想把这个国家的命运都扛起来，去天安门、去绝 食、去参与运动。当你现在过了十几年再看一看，原来当时自己那么稚嫩，当 时那里坐的每一个人，都是象我当时那么的年轻，都想用自己稚嫩的身体和肩 膀去扛这个国家的命运。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很不公平：那样的担子对于当时 年轻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从‘６．４’到现在已经１３年过去了。你 看看现在的自己，猛然会感到这样的担子可以把人摧残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十 几年自己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担子走过来。人的变化会有多大。 　　“有时候想想，现在生活在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看看这里２０多岁的 孩子，我会觉得非常的羡慕。回头想想自己２０多岁的时候是在那么样的一种 撕心裂肺的心情里度过，你会觉得很不公平。” 四、屠城之夜，欲哭无泪 　　８９年是怎么样地“撕心裂肺”呢？他回忆了６月３日晚上的经历。 　　“６．３”的晚上，北京特别的热，是酷暑。他走在复兴门到军事博物馆 的一段长安街上，想都没有想过西长安街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血路。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真的会有坦克进来，真的会有子弹从机关枪里打出来。 谁都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没有想到他们在策划这样的一个屠杀。那时候 整条长安街上都是人。” 　　他顺着长安街往北［西？］边走，看到不断地有人从长安街上被抬下来。 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几个小时以后，他遇上了那个在他怀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 美好的世界的孩子。 　　“在我撤下来之后，在长安街旁边的一条马路，叫‘三里河’。当时就有 人把他抬下来。那几个年轻人看着都象学生，在很焦虑地问‘哪里有医院？’ 我就跟他们讲‘儿童医院就在旁边。’他们就说‘那你就把他送到医院好了。’ 他们又急着回去救其他受伤的人。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孩 子伤在什么地方。我叫了辆出租车，想尽快把这孩子送到儿童医院。我就抱着 这个孩子。他那时候好象已经没有知觉了，只是浑身上下都是血。” 　　他说那孩子看上去不会超过２０岁。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背心，一个很随便的短裤。我想，他可能是吃完 饭出来乘凉的。他除了手上带了一块手表之外，身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可能不 是很刻意出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医院，一打开车门，就 有市民上来帮忙，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孩子是要急救的，因为已经去了很多人了。 　　“从门口到急救室当中曲曲弯弯要转很多弯的。从门口到急救室的路上， 一路都是血。你就不用认路了，跟着血路就可以进去。” 　　他把孩子送到急救室时。里面已经有几十个人在等着抢救。 　　“那种场景你现在根本想都不愿意去想。那里面受伤的人都在那痛苦地喊。 大夫根本就救不过来。有躺在地上的，有坐在地上的。这些场面留在我脑子里 是永远都抹不掉的。我告诉你，永远都抹不掉的。我们从小就读到血腥屠杀、 血腥镇压。从６月３号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那血不是写在书上的，那血真是腥 的！” 　　大夫过来看了一下孩子，跟他说，这个不用抢救了，没有希望了。 　　“我作梦也想不到、根本就不相信，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在躺在那长凳子上，血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没有几分钟，整个凳子底下 就一大片血。” 　　他一直拉着孩子的手，直到手一点一点地变硬。从医院出来后，觉得天崩 地裂。 　　“我在街上象疯子一样的喊：‘他们在杀人！’我在街上喊：‘老天，如 果你还有一点公平的话，你就让我跟这些杀人的人一起死！’” 　　在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去医院，看这孩子有没有人认领。每次到医院都 希望发生的一切不是真的，只是幻觉。孩子一直都没有人领。 　　“当时在那里我真的就哀求医生说：‘这个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 人的话，我替他办后事。’” 　　那时候城里都在捉人。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 　　“我去求那些医生，他们却反过来劝我。我们就一起在那儿哭。” 　　孩子的尸体最终是被收走、统一处理的。 　　“我到现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相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愿望： 将来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我还在世的话，有 一天能把他的家人找出来。我要告诉他们他是在哪里死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 旁边。” 　　“６．４”清晨，天下着毛毛细雨。长安街上，雨水跟血水混在一起，流 在一起。 　　“别人把从木犀地到天安门那一段称为血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２０岁，是诗人笔下花季般的年龄。在他２０岁的那年，在那个最黑暗的 夜晚，一个穿白衣服的孩子，在他面前，倒在鲜红的血泊里。从此，他开始了 一段灰朦朦的人生。 　　“其实从６月４号早晨开始，我看到街上阴冷的、飘着雨的天气。一直到 现在，１３年过去了，我觉得我心里面永远是一种阴郁、灰暗的人生。我对世 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不再存任何幻想，对人世间的公理、正义与人性再不存 半分的信念。” 　　他说，“６．４”之前，从“４．１５”胡耀邦去世、到“５．１９”的 戒严，他还是对人性抱有希望的。 　　“你觉得只要是人的话毕竟都会有人性的，都会持哪怕是一丝的善良的心。 过了‘６．３’夜里，我再也不对人性抱有任何的幻想。这些年我也有过快乐 的时候：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事业有发展，出国等，但是心底里永远抹不掉 ‘６．４’早晨的阴郁和黑暗。它就变成了你人生的一个部份。” 　　他突然提到“９．１１”后看到有关机构提供心理辅导，感概很大。 　　“好象才知道，原来人受伤了，需要别人抚慰。可是，我们当年是怎么样 的呢？不管你经历了什么磨难痛苦，你身边的人被捉了，你被迫改变自己的观 点，要开会、要学习。现在想想：那种对人的心灵的扭曲，要那么年轻的人去 承受，实际上是很残忍的事情。你不要指望有什么人来给你什么安慰。反过来， 你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五、“６．４”后——“活着，象牲口一样活着” 　　从“６．４”到大学毕业前，作为一个幸存者，他苟且偷生地生活在世上。 用他的话来形容，“活着，象牲口一样活着。” 　　“当时大家都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血淋淋的现实，没 有经历过情感的大起大落，没有经历过对人的精神的这样强烈的扭曲、这样不 公平的对待，大家心里的压抑和负担都是很大的。那时候的政治气候已经完全 转变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已经完全不能再讲。但每个人都明白对方心里在 想什么，心里都有一个最大的不甘心、不情愿。” 　　在那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想做一个人其实也不容易。 　　他特别提到毕业前的心情。 　　“看到很多朋友被处分、受迫害，好朋友以后再也见不到了。那时候没有 什么可以排解，大家就在一起听罗大佑的歌、听《恋曲１９９０》。每一次聚 会都放这首歌，直到喝醉过去。” 　　“６．４”以后，连《国际歌》这样的歌也都成了敏感歌曲了。罗大佑大 概也没有料到，他那句‘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匆匆怎舍蓝蓝的 白云天’会成为无数劫后余生的学生们的心曲。 　　在大学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他尝试留在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却还是 觉得自己不被这个国家所容纳。这样的流亡心态令他无法继续留在中国。 　　“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爱国的教育、英雄的教育。你说我们在８９年还 有什么没有付出？你在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现实的时候，你就觉得被抛弃、被自 己的国家所背叛、所抛弃。你的心里面再也不认同这个政府，每天要在它的统 治下生活，内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冤。很多时候我觉得心里面背负的不是恨， 因为毕竟我是中国人。你让我去恨这个我出生的国家，我做不到。我心里背负 的不是恨，是一个莫大的冤。 　　“即使你住在中国，你一样会有一个被抛弃的心态。你会觉得你跟这个社 会不兼容。你整天听到那样的宣传，但心里明白：在８９年，在中国，在北京， 就在你脚下踏的这块土地上，有那么血淋淋的一夜，有那么黑暗的一个夜晚。 你会觉得自己对人性的善良的所谓信仰都被摧毁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不 会再把中国当作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为了一个冤，他选择了离开，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 六、何处是吾家？──出国后 　　“在国外，觉得特别、特别地矛盾。象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即便在 国外的时候，自己的思想总是会被中国的事情所牵动。你认同你的国家。你认 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同时你又痛恨这样一个政府，痛恨这样的专制暴政。你总 是生活在深深的矛盾中。 　　“我们学历史、学地理，都说我们的祖国多伟大。上中学的时候，国庆３ ５周年，大家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多好啊，改革开放，多有希望啊。我们跳着 新疆舞，拿着鼓，几百人的大横排从天安门走过。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的。 你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割不断的。” 　　国庆３５周年，也就是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那一年。那一年，许多因 为７９民主墙而被捕的异见人士，还被关在秦城监狱里面。５年后，秦城里多 了很多年轻的面孔。从反右到文革、到民主墙、到８９，中国人在一代又一代 地承受苦难、蒙受冤屈。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都充满了磨难和泪水。而所 有所有这些血写的事实，都被墨写的谎言掩盖了。 　　“在国外总会想起国内的好人，在困难的时候真正帮过你的人。他们在生 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真诚和善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跟他们 有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 　　他说，有人认为：既然已经选择出国，还打算入外国籍，就没有资格谈爱 国。谈爱国是一种虚伪。他认为这不是虚伪，而是一种不得已的矛盾。 　　“要讲爱国的话，我们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爱国。我们为了爱这个国， 几日几夜不吃饭，坐在天安门。８９年以后，我经过了１０年才离开中国。留 在中国，我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功，在社会上有地位。我从事专业工作，受到别 人的尊敬。这些都会让我有很大的满足感。但是，从‘６．４’那个阴深深的 早晨开始，在我心头的这种灰色的基调，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抹去。我们这一代 人在８９年是那样地真诚，对这个国家是那样地忠心，而换来的，却是血淋淋 的现实。” 　　“但是，出国后会有很大的矛盾：看到西方媒体说中国不好，你会觉得很 难受，觉得不服气。但是，如果让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辩护，你又做不 到，因为你没有办法为这样一个政府辩护。实际上在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你没有办法认同这样一个政府。 他们所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认同，在整个国际社会里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你 没有办法认同。从８９年以来，我们背负在身上的这种冤屈，现在已经变成了 沉冤，而且现在看不到这个沉冤有见天日的一天。” 　　他说，生活在国外觉得很不顺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觉得孤独的时 候，就会想家，但同时也觉得被自己的祖国所抛弃。带着这样一种流亡的心态 生活在国外，日子就会比别人过得辛酸。 　　听到他这么说，我就在想：世间上，有多少人愿意离开自己的亲人、自己 的祖国，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一种陌生的语言，去融入别人的主流社会呢？ １３年后，这些曾经愿意用生命来晴朗共和国天空的个体，都被放逐、或者自 我放逐到海外，过着没有根的日子。为了爱这个国，他们都离开了家。地大物 博的９６０万平方公里，连一个异见的声音都容不下，难道这就是叫我们骄傲 的祖国吗？如果真的象教科书上总说的，“祖国是母亲，人民是孩子”，母亲 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回家呢？王若望老先生，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有尊严地回家──，都不能实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吗？ 　　这些飘在国外的孩子，都那么地盼望有一天可以回家，有尊严地回到中国 的家，尽管这个国曾经背叛过他们、抛弃过他们。那种感觉就象苦恋──你没 有办法恨自己最深爱的人，就算最终无法跟对方走到一起。你知道自己一定会 把这份爱，永远地藏在内心深处，直到永远。 　　最后，我问他有什么心愿。 　　“有一天，要是中国真的可以公开地纪念‘６．４’，我没有别的心愿， 就是想跟当年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起去天安门痛哭一场。”他还希望中 国的老百姓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在国外看到人们与生俱来的、天经地义的权利，中国人却要用一代又一 代人的鲜血去换取，就觉得很难过。平常大家提到８９，多半是讲中国政府的 残暴，但很少有人讲到人民，讲到那些普通的百姓在面对屠刀的时候所表现出 来的人性的光辉。这么好的人民，这么善良的人民，他们跟全世界任何的民族 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独独他们享受不到做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在２０世纪的 ８０年代，为了争取这样的尊严，他们还要面对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拿出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一首是罗大佑的《亚 细亚的孤儿》，一首是《Sailing》。他说“６．４”后的几天里，北大校园 一直在放《亚细亚的孤儿》，而《Sailing》则是他在北大绝食广播站被取缔 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我们再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两首歌。罗大佑那略带苍伤的沙哑和那重重的 吉他声，狠狠地敲击着我那颗疲惫不堪的心。《Sailing》载满了无数曾经面 对过死亡的天安门孩子、将要面临远航漂泊的无奈，而《亚细亚的孤儿》则象 在预示着经历过一场历史大悲剧后的８９一代，终将要承受的寻找失落的精神 家园的沧桑。 　　黑夜过后，太阳在清晨依然升起。１３年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弹指一 挥间。但对一个个体来说，１３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华水逝。 从小学就开始的共产主义教育，总教育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而我们最终居然成了这种非人性教育最大的战利品和牺牲品──背负着一个不 应该属于我们的十字架，从上一个世纪走到今天。 　　“６．４”已经远离我们１３年了。当年的一切一切，仿佛都变得久远而 又物是人非。也许你如今身在国内，位居高位，身不由己。也许你还是一个人 在黑暗中独自挣扎，看不到光明。也许你在国外为生计奔波，忙于赚钱、养孩 子、买房子。又或者你在忙于写paper、作研究，但请你不要忘记：在１３年 前，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黑暗的夜晚。不要忘记那些为民 主、自由的中国而流泪、滴血的灵魂。不要忘记那些至今还因那场灾难而蒙难 的天安门母亲们…… 　　这些天来，在我整理对谈录音的日日夜夜里，每当妈妈提醒我不要忘记吃 饭、每当她在清晨问我是不是又一夜没睡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自由地活着， 是多么地幸运和美好。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的不能承受之轻，但至少我们还有明 天，我们还活着。很多本来可以象我们一样活着的人，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 晚上，永远地留在了长安大街、留在了天安门广场。 　　不知道亚细亚的孤儿们还要漂泊到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回家的一天。苦恋 最痛苦的结果就是：牵挂千年，终究是陌路断肠。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我都会在心底里守护着北岛笔下的信念：“从星星般 的弹孔中，流出的是血红的黎明。” 　　最后，我希望把《亚细亚的孤儿》和《Sailing》送给所有对８９年有记 忆、有感情的的朋友们。 “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作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 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 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气／多少人的 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麽道理。 Sailing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t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t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We are sailing, we are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We are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