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一期 　　　2002.06.19　　　　　　　　　　　　　　 　　　　（sd0206b）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社会组织化问题的思考　　　　　　　　　　　　·樊百华· 　　　　　　　社会控制的强化与失灵　　　　　　　　　　　　·吴　强· 　　　　　　　中国的宪法是“死”是“活”？　　　　　　　　·刘军宁· ２、时　　评　农村费改税面临五大挑战　　　　　　　　　　　·李昌平· 　　　　　　　一碗饭的收入和吃半碗饭的“仆人”　　　　　　·曹　凯· 　　　　　　　政治黑暗恶化环境污染－－中国环保工程黑幕　　·申　渊· ３、书与书评　季羡林的反思　　　　　　　　　　　　　　　　·寒　山· ４、辩驳诘难　风马牛不相及——与湘蜀先生商榷　　　　　　　·汪振英· ５、报刊文摘　湖北阳新防疫针传染乙肝事件 　　　　　　　　──一个县农村儿童防疫接种的现实　·黄广明、金　豹· ６、外论参考　有病的中国农民怎么活　　　　　　　　　·远东经济评论·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上期期号有误，应为0206b，第一九一期。特向读者致歉） 【】　　　　　　　　　　　　　　【】　　　　　　　　　　　　　　【】 °政改论坛° 　　　　　　　　　　◆　社会组织化问题的思考　◆ 　　　　　　　　　　　　　　　　　　　　　　　　　　　　　·樊百华· 　　５月８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刊载了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的一篇研究报告，专谈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社会将发生何种变化以及政府应 当如何应对。在我读过的官方研究报告中，这是真正对得起老百姓纳税人的一 篇报告，简单说有两点：一是它最实事求是地说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真相，例 如民众自发抗议甚至暴力抗争事件的增多，再如明确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 已经超过０．４５，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远远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０．４０， 而朱总理在不久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还只承认说是０．３９，等等；二是真正 表达了中国社会必须发育民间社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不仅是为了所谓的稳定， 更为了进步与发展。 　　尽管报告所说的情况根本与ＷＴＯ无关，尽管所谓“发育社会团体”实践 中必然会首先局限于企业行会、协会之类，属于我所概括的“泛政协化”范围， 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政府卷入对外经济诉讼的压力，但是，报告所表露的忧患意 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报告，又一次引起了数年来我对社会组织化的思考。这里就来谈一点 关于社会组织化的认识。这问题也是我近半年来与有关部门谈话时谈到的。有 关部门对我１９９８年的“不参加、不反对、不评价”组党活动的情况，表示 早就了解了。因此，这个问题反倒在谈话中一带而过。现在我需要系统谈谈相 关想法了。 　　１９９７年１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 （启跃先生编）第５１页，美国学者易劳逸先生讲到国民党所以失败是因为没 有用政治组织调动社会资源来建设社会。这就很奇怪了，难道国民党不是一个 政治组织吗？这引起了我的沉思。沉思的结果是我理解：政治组织有传统的与 现代的区分，易劳逸先生讲的“政治组织”问题，我愿意将之转视为人权问题， 也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大端人权之一： 　　“采取措施，保证由社会的一切成员有效地适当参加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规划和计划的拟订和执行；采取措施，运用诸如国家的和区域性的社会和经 济进步及社会发展规划这类方法，使居民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本国政府机关、 非政府组织、合作社，农村社团、工人和雇主组织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参加各 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以期实现一个充分完整的民族社会，加速 社会流动的过程和巩固民主制度。” 　　易劳逸先生并非不知道国民党已经是一党，但是如果仅仅限于有无“统一 的意志、纪律、口径、行为”，那例如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就是传统的；如果只 承认这个标准，那么中国几千年间，这样的党组织早就不知有多少了。洪秀全 的“拜上帝会”，乃至什么“捻军”、“义和团”都是党、都是组织了。但是 不是，它们只是用来造反、夺权、“取而代之”的乌合之众。现代意义上的党 和组织，首先的标准是看其成员有无人权、公民权，例如自由。如果成员一入 组织，便失去言论自由；除了组织的单向权力、章程的约束与利益诱惑外，便 更无别的组织内的权利，这样的组织只是传统的权力板块。孙中山建同盟会时， 要求其会员都得宣誓效忠于孙中山，所以，同盟会不是现代意义的，仍然是最 多有个别现代理念的传统“队伍”。 　　现代文明社会以承认每个人都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前提。“不可剥夺” 不等于“不会被剥夺”，“不可剥夺”的意思首先是必须和应当受到尊重，尤 其是政府和强势集团的尊重；其次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必须和应当被纠正。这 不是什么虚幻的抽象，而是有一系列程序化措施提供保证的，尽管仍然会有被 侵犯和侵犯后纠正不及时的现象，但已经不是被侵犯后只能无可奈何或者走上 漫漫上访路那样的政统灾难了。 　　传统政治组织因其运作方式、对于组织外的封闭性与神秘性，以及由此而 来的互不信任甚至有我无你的对抗，决定了不管是哪一个组织把持着权力，他 都不能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从它获得权力的那一刻，它就注定了要与组织外 的力量处于彼此消长甚至是殊死的斗抗中，其后的历程通常是当权力量一度维 持之后走向失败，世界各国的传统政治斗争史无不如此。蒋介石政府又怎能独 得例外？ 　　传统党治社会，由于老百姓是非组织的，统治集团依靠国家暴力对老百姓 实行强制性统治，这里可以有权力者内部的利益妥协，有中央与地方的妥协， 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蝇营狗苟，但就是没有权力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妥协。 所以传统社会最缺乏的便是平民自由结社及其理性表达的权利，而现代社会则 赖此获得稳定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由于人们能够普遍享有组织起来保护自己 利益的权利，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全社会，实现了自组织化，所谓法治不过是也 只能是自组织化的游戏规则而已，所以，整个社会就呈现出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有条不紊的有秩序、有方有圆、中规中矩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是有人道的、 也是有人情味的，其凝聚力自非三纲六纪的传统社会可比，领导人是有权威的， 专家是有公信力的，思想家是有感召力的，知识分子们是有创造活力的，一般 平民大都是讲理的，人们的忌妒心、仇富心、抱怨感是降到最低限度的，甚至 男女间的争风吃醋都少见。这不是推论、猜想，而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现实。 　　法制的一面不多说了，就说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是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好得 多。例如各类慈善团体，当然是民主自由社会卓有生气，就拿养老恤孤来说， 既然大都是独子、老龄化社会了，当然是民主社会的社会保障、社会义助体系 发达得多，那种认为发达社会的年轻人好像压根忘掉了父母、不事赡养的说法， 是没有根据的泼污水；中国的报刊常有西方认认真领养中国孤儿的报道，有总 不肯掉自己面子的人们说那是有钱人闲得发慌，要摆弄个孩子打发日子，那么， 中国自己的富裕老人有多少肯这样做的？ 　　不是说集体主义吗？那么一个人是在组织中更能生出集体主义呢？还是不 知组织为何物而更多了集体感呢？难道游民流浪汉是最懂得关心别人的吗？这 应当问问对中国特别发达的游民、流民文化，作过多年研究的王学泰先生了。 不错，游民流民很容易聚到一起，这当中固然有人的群居特性，问题是聚到一 起往往不干好事，甚至将一个江山社稷都给破坏颠覆了，这是因为游民流民得 不到正常组织生活的缘故。广义地看，中国人无论官民至今还多是游民流民的， 有多少人怀着与组织的血肉感？我看极少。 　　学生物、医学的知识分子最懂得组织的含义了，人体的哪一个器官是可以 被主人当着身外之物的？那么，为什么要让大多数人生活在非组织的社会生活 状态呢？ 　　据介绍，现代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生活型组织，如（现代意义 的）家庭、同性恋俱乐部等等；二是经营性组织，即（应该）以最大利润为目 标的企业组织，如工厂、公司等；三是公益组织，主要是指谋利于成员的组织， 如政党、工会、兴趣团体等等；四是社会服务组织，即那些致力于服务对象利 益的组织，如学校、医院等等；五是公共服务组织，即服务于社区公共利益的 组织，如政府、图书馆等等。这样的划分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怎么政党像工 会一样是什么“公益组织”？按照列宁的政党学说，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 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加上毛泽东“我于马克思主义独取其阶级斗争学说”这 样的指导思想，政党不是专门围绕政权做事，不是夺取政权就是巩固握在一党 手中的政权的吗？与工会一样了，还有什么理由领导工人阶级呢？现在中国的 传媒上开始出现“执政党”这样的字眼，字眼归字眼，党的品质如何才是关键。 但是，尽管民主社会的政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分，而执政党手中当然会有 中国人特别热衷的叫做权力的东西，这些政党间的关系总不是你死我活的了； 又但是，既然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党，就有实打实的区别于他党的全体党员的利 益需要表达与维护，而不可能成为别的政党的一个支部，除非实行了合并（通 常是并为一个新政党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并）。而只要一个政党成了执政党， 它的决策就必须将全体公民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坦率说，就至少要像台 湾总统陈水扁必须与民进党一党的利益拉开距离，否则，这个党就等于还没有 醒过来－－还没有认识到“你已经是执政党了呀！”这个道理。从蒋经国开始 的国民党，是慢慢懂得并且奉行起来的，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则颟顸无知。有 些人要说了，这算是啥道理呀，是让自己失去权力的鬼话呀，如果将自己的权 力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看得太重，（我被各种人支遣了几十年， 除了对受到的一些不公待遇高兴不起来之外，对权力或者当官还真没有什么兴 趣，捞得太多太狠是要遭报应的，真的能保证子子孙孙代代权力集体世袭吗？） 那当然一切免谈。我看中国不能老是免谈、老是一副不容置喙、人莫予毒的架 势，那叫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到头来肯定也对不起自己的党的。我看今天 台湾的国民党很好，下一次我会动员我在台湾的无党派朋友投国民党竞选人的 票，再下一次或许我将看好新党，如果这个党的一些人不仅对到大陆免费旅游 感兴趣的话。 　　社会组织化的最高意义是有利于社会的巩固而持久的稳定。一盘散沙固然 是一种传统权力喜欢的状态，但是，如果得不到权利与义务之水的教官，沙漠 很容易出现沙尘暴；人当然不是沙子，无风沙不起，但人是活动的，尤其得不 到组织化理性生活训练的人，乱动起来小到随时可能发生的个体犯罪，大到突 发性极强的动乱，其情绪性非理性狂飙极为恐怖。我经常与朋友们交流说，与 其动乱，月黑风高、野性奔流，杀人越货者、长矛逐鹿，还不如在专制社会苟 活，至少还敢开门、还可以弄口饭吃。但是，“治治乱乱”四个字已经说出了 专制与无组织无纪律的关系。 　　社会组织化的重大意义是较为理性善于讲理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按规则发 言、对话的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套用“社会主义 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的语式－－知识分子的理性，作用得不 到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的非理性必然膨胀。非理性的集中表现是比 拳头大小，这种局面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是妖魔当道的日子，不是人 过的日子。 　　抛开革命队伍的一面不谈，中国有识之士的现代组织化努力可以追溯到康 有为的“强学会”时代。“五四”以后的１０年左右时间则一度兴起浪潮。谢 泳先生告诉他的读者，例如老北大师生结社的自由：“在老北大如果志同道合 的教授多起来，就一定要结社，就一定跟着可以有集会，出版杂志，公开讨论 争辩。校园里有了追求真理的热情才能有新青年社、语丝社、太平洋学会、文 学研究会、中国笔会、禹贡学会，才能有《新潮》、《新青年》，有《中国歌 谣》、《国故》。”“学生也有学生自己的团体，这是爱自由的北大人生活中 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传统的自由精神，影响着全国青年的思想和行动。” “北大的传统是依赖教授和学生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向往才形成的，没有了那种 热情，再说继承北大传统就是一句空话了。” 　　可待到蒋介石的权力一经确立后，民间组织便遭雪压霜打般的弹压，不复 再有生机。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应当记取的整个中华民 族的不幸。 　　那么，既然如此强调组织的现代意义，我为什么对“中国民主党”的组党 活动持“三不”态度呢？第一，我不希望在看不到政府公开允诺的情况下，作 在我看来纯属无谓的冒进；我甚至至今仍然坚持社会组织化进程应当由执政者 有步骤地渐次展开。第二，１９９８年的组党活动本身带有相当大的无序性， 在我看来情形复杂，而我习惯于做自己能够加以把握的事情，一旦卷入便身不 由己的事情，限于我的能力就已经深深预感到不适，这也使我想到我只是关心 政治而不能从事政治的自我定位。第三，今后我还是这样看，一个社会的组织 化进程，最稳妥的顺序安排应当由非政治性组织开始启动，尤其应当在知识分 子的非政治性社团中率先推行。 　　我知道，由于利益的作梗，任何社会的组织化过程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非 计划性，上面的讨论当然不无书卷气，首先是传统官僚一看就要发笑的，这样， 我则更加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了。前些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反对现在加 入ＷＴＯ”的草庵居士的长文，文中说到美国遍地都是经济学家，我想美国的 政治学家也满脚踢吧，这是一个社会经过长期组织化操练的结果。（据最近 《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美国７０％以上的公民都至少加入了一个自治社 团，其中３０％以上的还同时加入了２－４个自治组织）不妨站在民族主义的 立场最后说一句：为了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竞争，让中国社会尽快组织化起来 吧！官僚们绝没有太多笑话我的理由的。 　　　　　　　　　　◆　社会控制的强化与失灵　◆ 　　　　　　　　　　　　　　　　　　　　　　　　　　　　　·吴　强· 　　社会控制理论由１９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 创立，是社会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在中国的社会学界却很奇怪的受到 忽视，鲜有人提及罗斯或者社会控制，最多是以不带批判色彩的社会管理学课 程或者犯罪控制研究的面目出现，导致社会控制被片面地曲解，相当程度上影 响了社会和社会控制实践的全面发展。 　　尽管如此，在改革陷入停滞、缺乏加速解决社会危机的计划的同时，社会 控制作为一种控制危机的技术性和体制内手段，明显受到重视，并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不断得以强化。首先，“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被提高到未 来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立法活动空前活跃，出台的新法律、法规的数目也是 空前的；司法改革一支独秀，在朝专业化、独立化、大规模化的方向积极进展； 依靠法律来解决冲突、规范社会行为已经成为共识。其次，对社会团体、民间 组织、宗教组织、农村与城镇的民间基金会、城市外来人口等全面清理、加强 控制。其中包括对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按照９８、９９年的新的社团管理登记 条例和实施细则进行了分类甄别和部分取缔；对民间基金会从９６年起全面取 缔；对城市外来人口加强管理，例如，从２００１年起，在福州等城市进行外 来人口“二维码”管理试点。其三，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后以“三讲”教育、 “三个代表”理论、“七一”讲话、《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等对党内和全民进 行再教育，强化威权；在媒体方面，继续加强控制和宣传导向；尤其重视对互 联网的监管，大规模研发、引进网络安全技术、培训网络安全管理人员等。 　　因此，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和８０年代，那一时期的社会控制主要依靠严 格的户籍制度（城乡分隔）、单位制度、和政治运动来实现党对社会生活的全 能控制（即个人的原子化，社会的行政化、透明化和社会作为一个自主实体的 消灭），９０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的强化有了明显的不同，更加 依赖正式制度（如法律、执法机构）和技术性手段（如计算机网络）。应当承 认，按照霍维茨（A.V. Horwitz）《社会控制的逻辑》，这一变化趋势无论是 从理论还是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比较，都更适应市场经济，算得上一种进步。但 是，因为缺乏民主宪政的约束，这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控制有被滥用的危险，有 趋向前东德极权主义式的社会控制的危险。而且，必须指出，其中的结构性缺 陷也将降低实际效果，不仅无助于社会控制，而且对潜在的社会危机可能有反 效果。因为，如罗斯（１９０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指出的，社会组织、社 会规范甚至市场本身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如普遍、 独立的工会、教会、非政府组织等，能够有效的起到民众与政府间社会中介和 桥梁的作用，协商（Negotiate）各层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促进社会 团结（Solidarity）。社会规范如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如果被普遍接 受和遵守，也将有力保障法律的实行和法律规范的约束，大大降低法律制度的 运行成本，促进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式的社 会市场经济体制内的社会控制可能因此是最有效率的，值得借鉴。反之，如果 片面倚重行政和技术手段，迷信“法家”式的法制及“乱世用重典”，放弃社 会福利、社会组织、宗教、道德等社会控制的非正式制度，甚至出现在农村 “严格打击越级上访”－－自我破坏信访工作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手 段的咄咄怪事，必然导致忽略社会控制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全体国民自觉地遵 守规范，以及忽略社会控制的本体论意义，即促进社会发展、保持社会和谐， 因而有舍本逐末的危险。 　　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如英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 Dahrendorf）所 说，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型剧 变中的社会，社会冲突的加剧更需要合理的社会控制。合理的社会控制在于促 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从而保持社会规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社会 整体应对危机的凝聚力。而且，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是民主制 度，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而非反危机手段，它并不是万能的。只有一个有效 的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政治上解决社会冲突的问题，产生合理正当的反危机政 策。因此，社会控制本身的问题，比如手段的合法性问题、内在的结构性缺 陷、或执行效率问题，如果无法获得政治层面的奥援，都可能造成社会控制的 失灵，从而放大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的冲突，加速社会危机的爆发。从这个 意义上说，作为社会体制的结构和制度的内核，社会控制体制的危机才是最隐 蔽的，也因此是最危险的。 　　所以，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民众的态度或选择，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 它的技术性自我调整能力和制度创新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后者，不仅包括诺斯 （D. North）意义的长时期的制度理性，而且体现在某个历史时刻的改革集团 应对危机的选择上。 　　从中国目前社会危机的状况来看，其中最大的问题也许是现行的社会控制 体制没有为改良性质的社会运动提供足够的空间，危机的迫近又进一步压缩了 社会运动自发兴起和作用即社会自救的时间。改革开放自７０年代末开始至９ ０年代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归功于改革，依靠对体制的调整将一系 列社会问题及其相关的变革需求内部化，从而为政权赢得了合法性。具体的说， 即是通过优先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增加作为支持其威权统治的交换。 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期，先前的社会隐性契约安排或合意逐渐瓦解，投机主 义开始泛滥，情况开始恶化，腐败普遍化、社会信任崩溃，农村和城市都出现 严重的社会生存危机。更糟糕的是，改革集团似乎已经分散化、模糊化，改革 因此失去动力和支持，在许多领域进展缓慢，无法保障现行体制承继既定的功 能、缓减社会冲突的压力。在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前提下， 这种情况如果愈演愈烈，其结局只能是社会动乱，比如章家敦的《即将崩溃的 中国》所描绘的图景。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的反危机未必能奏效，反而可能导致新的集权；单纯 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未必能解决问题，除非改革为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开 辟真正的空间，即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许诺和法律架构。社会组织 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运动的载体，它们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社会运动 对社会体制的建设，而且可以充当有效的社会控制中介，在国家与社会间、在 国家与个人间、在社会转型的稳定和发展间起到良好的缓冲作用。无论是欧美 发达国家在１９、２０世纪的道路，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最近２０年的经验都 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没有理由不顺应潮流。事实上，在过去２０年里，中国的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到１９９８年底，全国各类登记 的社会团体已达１６５，６００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７０万个，市场经济的 发展已经自发产生了一个相当规模、积极合作的社会自组织趋势。我们更应该 看到，ＷＴＯ的框架也适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届时，它们也将展开与中 国本土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合作，伴随跨国公司，共同影响中国社会的统治形态 和社会结构。 　　总之，进入２１世纪，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外部压力，中国社会组 织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只有正确的、历史性的选择才能保证它们抢在 时间前面，最终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减轻未来可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危 机的动荡。 　　　　　　　◆　中国的宪法是“死”是“活”？　◆ 　　　　　　　　　　　　　　　　　　　　　　　　　　　　　·刘军宁· 　　宪法在中国常常被看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在多数朝野知识分子的观念 中，宪法不过是没有魂灵的器具，它没有自己的意志，只能被动地去反映“人 民”和“党”的意志。一旦“党”和“人民”的意志发生了变化，党就要随之 对宪法进行任意的、为我所用的“加工”。长期以来，宪法被看成一个毫无自 主性、不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听命于执政者的、被动的工具。这样的宪法是一 部死宪法，用得着的时候是掌权者的工具，用不着的时候便是收藏的木乃伊， 必要时，根据党的意志对之任意的肢解。中国的宪法正是一部只反映掌权者的 意志，是充当掌权者执政工具的宪法。一部死的宪法，一部仅为掌权者服务的 宪法能是一部好宪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好宪法必须是活的宪法，是能够 自行落实的宪法。 　　一部好的宪法必须有自己的灵魂，不能被动地反映他人，尤其是当权者的 意志。一部死的宪法是只能被掌权者实施，而不能自行落实的宪法。死的宪法 是为执政党与最高统治者量身定制的宪法。例如，邓小平一方面反对毛泽东的 终身制，一方面却利用主导制定八二年宪法之机，唯独不对他兼任的军委主席 一职加以任期的限制，成为现行宪法的一大漏洞。一部有自己灵魂的活宪法， 不受当权者的任意左右，是一部能够自行落实（self-enforcing）的宪法。例 如，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可能通过修宪使其在卸任总统职务后仍然终身担任武装 部队总司令一职。 　　宪法如何活起来并能自行落实？什么样的宪法会让人们去自动服从、遵守 呢？宪法的死活，是否能够在实施中自行落实，关键是看这部宪法有没有超越 一切人意志的灵魂。在价值上，一部活的宪法须合乎宪政是否体现普世的正义 原则，以保障公民的自由、生命、财产、幸福为其灵魂，并为此有效地限制政 府的权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灵魂与价值内核的宪法才能得到民众普遍的、持久 的认同、信赖与支持。 　　不具备这样的灵魂与价值内核的宪法不过是木乃伊而已。不论其条文与辞 藻多么美丽动听，都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摆设与工具，绝无自行落实的可能。宪 政之下的宪法便是活的宪法，能够自行落实的宪法。专政之下的宪法是木乃伊 式的宪法，是仅为当权者服务的宪法。只有当宪法能够自行落实时，才会有宪 政。 　　在现实中，活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作为妥协 结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 新，成为一部“活的宪法”。换言之，宪法必须合乎社会中所有各方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合乎一方、一党或一人的利益。只有能为所有人的正当利益提供同 等保障的宪法才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才能支撑逾久而弥坚的宪政体制。 　　因此，一部活的宪法是一部能够实现并维持权力格局持久平衡的宪法，即 一部均衡的宪法。权力布局均衡的宪法，任何一方都可以用宪法来维持这种均 衡。宪法中包含能够使其得到遵守与落实的手段。通过各方借助宪法来维持自 己的利益和权力，宪法就能够得到持续的落实。如果宪法所规定的制度结构， 严重失衡，为某一方、某些部门、某一政党或个人独揽大权开方便之门，使得 社会中的各方和体内的有关部门无法抗拒这样的强权，宪法就不可能成为大家 捍卫自己利益的武器，只能沦为强者的工具，就不可能就生命力，只能被落实， 而不能自行落实。一部衡平的宪法，是宪法能否得以自行落实的先决条件。活 的宪法能够在自行落实过程中和激发各方的合作，使各方都从合作中收益，从 破局中受损。 　　自行落实的宪法必须从实质与程序两个方面对政府和政党的权力加以充分 有效的限制。认同宪法的各方相信，遵守宪法比不遵守宪法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另一方践踏宪法时，任何一方（党）都应有起来捍卫宪法的意愿。这样的宪 法，通过树立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能够造就一个良性的合作机制，规范政治活 动。 　　活的宪法让人自治，而不是治人。死的宪法是当权者治人的工具。宪法应 当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掌权者（统治阶级）捍卫自己利益的工具。这样的宪 法能够自行落实，因为民众与官员都有强烈的意愿来诉诸宪法，并从遵守宪法 中得到好处。能够自行落实的宪法限制了各方在政治中的利益与风险，通过拒 绝把任何一方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来实现对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当各方都认 为遵守宪法合乎自己的利益时，宪法就得到了落实。只有当宪法得到民众的高 度尊重，民众才有可能在有人违背宪法时起来捍卫宪法，与之抗争，拒绝为违 宪者提供政治支持。民众会视违反宪法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是否采取宪法之外的 抗争手段。如果承认反抗暴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宪法之外的手段仍然 可能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一部镇压性的而非保护性的宪法不会造就愿意护法的民众。一部宪法能否 活起来并得到落实的一个尺度是看该宪法能否进入司法过程。法院无权解释与 适用的宪法就是死宪法。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法院根本没有释宪权，法院 无权审理宪法诉讼。现行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行使宪法解释权， 这就排除法院在解释与适用宪法方面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又无专门的机构或人 员来行使违宪审查的工作。其结果是，任何人，尤其是当权者可以任意违反宪 法而没有司法机关来加以阻止。例如，按照现行宪法，中国实行虚位元首制， 国家主席没有实权。但是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国家主席已经成为最具实权的政 府职位。对于这一重大变化，迄今无任何人从宪法上提出疑问，按照宪法是党 的意志的宪法理论，宪法最终是由最高掌权者说了算的，而不是由法官说了算 的。只要权力最大，就“口含天宪”。 　　即便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获得最高的宪法解释与裁定权，也必将造成对 司法权的侵蚀和削弱，从而破坏立法与司法之间应有的平衡。正是考虑到这种 平衡的重要性，如果把立法权与司法解释权都集中于立法机关一身，势必助长 立法机关无限扩大自身权力，不利于对立法行为的监督、不利于宪法的有效施 行。因此，要想使宪法活起来，并能够自行落实，宪法的解释与适用、违宪的 审查等作为具有司法性的活动理应由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 　　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难度在于：落实宪法者又是宪法的落实对象。宪法 与其他法律的根本差异就是，宪法首先以政府与当权者为落实对象。而破坏宪 法者，通常是掌权者而不是老百姓。宪法的司法化意味着当权者优先成为执法 对象。这样当然是当权者所难以接受的。其结果是，宁要宪法死而不活，也不 能要自己因为违宪而成为司法的追究对象。这一原因大致可以解释，中共的宪 法为什么从来都束之高阁，这样任何来自当权者的违宪行为都无法得到纠举。 　　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有无违宪审查机制（也称司法审查）。当有人违背 宪法的时候，当有人要借助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的时候，违宪审查机 制就会自动发生作用，来维持宪法的正常功能。没有司法审查的宪法，意味着 任何人，尤其是当权者可以任意违背宪法，而不会受到纠举，民众也无法动用 宪法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所以，没有司法审查机制的宪法肯定是一部死宪法， 就像大英博物馆里的木乃伊一样，仅具有展示价值。这样的宪法与秦始皇的治 民之法就没有任何差异。 　　一部能够自行落实的宪法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把解释宪法的权力交给（最 高）法官。死的宪法往往不是一部宪法，而是一部政治口号、意识形态教条、 政治纲领、政策条文与禁止性规范的汇编，这样的宪法过于政治化、时事化而 完全缺乏可操作性，无法由法官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一部活的宪法必须是一部可以操作的宪法：除不证自明的概念（如人人生 而平等）外，宪法的所以内容应当是可以操作的，在司法过程中可以由法官来 解释、运用。若把不可操作的政治口号或当权者的思想写进宪法，无异于是对 宪法的谋杀。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述学习三个代表的收获： “自从学习三个代表之后，我们村里养的老鳖更肥了。”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各 部中共宪法都充斥了大量类似于三个代表这类的政治点金术之类的东西，且极 其富有当政者的个人色彩。即使在最不荒诞的现行宪法中也同样写入的“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神文明”、“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二十四条）等大量无法 律意义的内容。现在也有人建议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所有这些领导 人个人的学说，都是在司法过程中无法操作的，都是一些没有法律意义的政治 概念，其解释权通常掌握在当前的最高领导人及中宣部手里，法官无权也无资 格对这样的内容作司法解释与司法适用，更无法以其为判案的依据。若是也要 对这类条文作司法解释，恐怕须由中宣部长来兼任最高法院的院长或宪法委员 会主席。 　　一部能够自我落实的宪法能够创造一种用和平的、法律的手段解决社会的 种种突的政治过程。在这样的宪法支配之下，没有任何一方会从制造武力冲突， 或试图用武力解决政争中获益。试图用武力解决政争的政党或团体会付出最大 的代价，并被民众所抛弃。破坏宪法者立即出局。在这样的宪法的作用之下， 政争的结果对各方的重要性都大大降低，赢家的所得有限，输家的尊严与机会 仍在。不会关系到身家性命。这部宪法必须能够为所有从政的人和关心政治的 人乃至所有的民众提供政治安全感。中国要行宪政，就需要能够自行落实的活 宪法，可是现行的木乃伊宪法能复活吗？ 【】　　　　　　　　　　　　　　【】　　　　　　　　　　　　　　【】 °时　　评° 　　　　　　　　　◆　农村费改税面临五大挑战　◆ 　　　　　　　　　　　　　　　　　　　　　　　　　　　　　·李昌平· 　　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２０００年３月２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费 改税试点工作，同时要求九个农业大省区选若干县市进行试点。 　　安徽的试点表明，农村费改税后，可以大大减轻农民负担。１９９８年安 徽省农村账内各种税费为３３．６９９９亿元，乡统筹１７．５００５亿元， 村提留１７．０８６６亿元，社会负担５．３１７８亿元，以资代劳４．０１ １１亿元，国家集体的总收入共计７７．６１５９亿元，在这个数之外，据有 关部门的统计，“三乱”（乱集体、乱收费、乱摊派）收费总额约４０多万元。 ２０００年费改税后，全省农民负担额为５５．６２亿元，减少２２亿元，加 上不在账的４０多亿元，共减少６０多亿元。减少一半多。 　　此外，税费改革还有其它一些效果，它从政策上、制度上规范了农民、集 体、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推动了乡镇机构改革，安徽全省当年就分流乡镇临 时聘用人员１１万人，精简乡镇干部０．６万元，事业人员３．３万元，乡村 干部从收钱、收粮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并且改变了征收方式，改善了党群干群 关系。 　　在今年３月举行的两会上，安徽的税费改革，备受关注，受到了社会方方 面面的普遍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继土地革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 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３月７日，朱总理专门来到安徽厅，他对安徽的代表说“你们做的是开天 辟地的工作，你们将功德无量，你们将青史留名”。 　　３月１５日，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进一 步就费改税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３００亿元 的农业税，６００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 要拿走１２００亿元，甚至还要多。我们这一次的费改税，就是要把我们现在 收取的３００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５００亿元，也就是从５％提高到８．４％， 把其它的乡统筹、村提留的６００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地方财政缺口 很大，中央财政会拿出２００亿元－３００亿元来补贴给困难省市区的农村， 保证农村的教育需要。” 　　然而不久，在部份省市区已经全面展开的农村费改税工作，突然放慢脚步， 继续进行试点。我们无需猜测其中原因，但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尴尬局面将是 不容忽视的。 　　挑战一：县乡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吃税费队伍怎么办。 　　按照中央的部署，县乡机构改革必须与费改税同步进行，按照总理的算账， 县乡机构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精简，减少４０％的行政开支，约３００－ ４００亿。无论是从安徽的试点还是其它地方的试点情况来看，精减机构和人 员不到２０％（含临时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人虽回去了，但待遇没有减，因 此，减支［所达］的目标不到１０％。 　　改革后的安徽省，乡镇仍要供养人员６６万，需要工资４９．５亿元，而 乡镇所有财力仅４６亿元。 　　很显然，费改税后的财力，无法支撑臃肿的县乡机构和庞大的吃税大军。 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县乡吃“皇粮”的人存在，就必需保证他们有“粮”吃， 否则任何法律、条例都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最终会在农民身上打主意。进入九 十年代以来，中央三申五令“三提五统”不许超过农民纯收入５％，可实际情 况是县乡干部一方面虚报农民纯收入，另一方面巧立名目、乱开口子、乱集资、 乱摊派、乱收费，农民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了５％。现在确定的农业税不超过８． ４％，县乡干部同样可以采用虚报产值、收入的办法加重农民负担。 　　由此看来，县乡机构改革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考虑 的是设一个怎样的县乡政府，是照中央的葫芦画地方的瓢，还是回到８０年代 初的体制？现在到了无法回避的时侯了。 　　挑战之二：谁来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 　　安徽省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间农村教育费附加费每年为７．１亿元，农 村教育集资平均每年３．８亿元，学校另外乱收费７亿多元，三项合１８亿元， 但是费改税后，这１８亿元就没有了。安徽省从９４年起，开始拖欠教师工资， 到２００１年３月，全省累计欠发公办教师工资１７亿元，此外，学校保运转 欠债高达２０亿元。按规定，费改税后，乡村两级办学和学校改造维护费在财 政“预算”中安排，很明显，这必然会落空。如果指望中央财政补贴，也是不 现实的，如果中央财政每年拿２００－３００亿补贴地方，即使中央财政补贴 安徽１５个亿，也只是杯水车薪。 　　费改税后，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话，这样的改革将毫无意义。因此，教育 体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挑战之三：谁来承担县乡巨额债务。 　　我们以湖北省监利县为例：监利县村级负债约６亿元，乡镇（含原管理区） 负债３亿元，县财政赤字１．２亿元。全县三级累计负债１０亿元以上（不含 企业负债）。在１０亿元债务中约４０％是民间借债，７０％的债主是县乡干 部和干部家属，每年支付利息高达亿元以上。 　　监利县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农民负担平均每年３．６７亿元，其中经 批复的部份为２．０亿元（其中不合理部分为３０００万元）。层层加码的乱 收费约１．６７亿元。尽管如此，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县乡村三级的债务每年 以２亿元的速度递增。如果按照中央费改税政策执行，监利县农民负担总额才 １亿元左右，加上中央材政补贴，可用资金最多不超过１．５亿元，还不够支 付１０亿元债务的利息。 　　全国县乡村欠债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内陆农业大省尤重，如果不找到 化解农村债务的办法，农村费改税的结果有可能是干部收税，装进自已的腰包 （截留还债），财政收入成为一组数据而已。这不仅会使政府和基层组织停 摆，还有可能因讨债引起巨大的震荡。 　　挑战之四：谁是费改税的动力？ 　　费改税实质上是一次农村社会财富分配的大调整，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 农村分配制度，把原来县乡干部从农民身上非法所得的特殊利益还给农民。也 就是总理所说的，由原来找农民要１２００亿元，甚至更多，减少到５００亿 元，这是一件说起来很令农民振奋、却是极令县乡干部“厌恶”的事。但这项 工作最终靠县乡干部来完成。 　　在当今中国，农民虽有９亿之众，但农民就象砂粒一样，当他们的权利受 到侵害的时候，他们的任何有组织的行动都有是违法的，但他们单个的力量是 微不足道的，现行的法律把农民束缚成了一群任人宰割的“愚民”，这就是中 央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以，９亿农民要成为改革的动力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农民由最初的５％的农业 税负担，仅５００亿斤稻谷，上升到现在的３０００亿斤稻谷，农民为国家提 供了巨大的材富，但县乡的机构和人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增长了五、六倍， 不仅吃光了农民的为国家提供的巨大财富，而且全国农村债务已发展到了万亿 元之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成果不仅被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吃税队伍 消耗殆尽，而且还欠了巨额债务，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央政策不好，而是农民 的权力太小。如粮食保护价政策好，但农民只能眼睁睁的看粮“耗子”享受优 惠；如中央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减负政策是好，但农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全部的 劳动果实被名目繁多的税费收刮得一干二尽。很难想象，农村税费改革，中央 不授权农民的参与，仅依靠一大群“吃费税”的强势利益阶层能取得成功？ 　　如果中央授权农民参与税费改革，只有这种授权有制度保障才能产生作用， 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２０个以上的人民代表联名有罢免不执行法定财政收 支预算决议的乡长、县长职务的权力；人民代表有依法撤消超职数、超编制的 干部任命的权力。否则，实际执行中的费改税决不是中央说的那个费改税。 　　挑战之五：村长有权说不？ 　　土地的产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土地的等级、用途、价值、价格更加 复杂，集体所有的土地，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租金是千差万别的，是执行中 央的统一标准还是随行就市呢？这应该是村长说了算。这涉及一系列法规相互 冲突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税费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要求方方面面综合配套推进才能 成功。其实，我国农民负担政策已经很完善了，只是执行不力的问题。只要找 到为什么不执行的原因，问题就解决了。 　　　　　　　◆　一碗饭的收入和吃半碗饭的“仆人”　◆ 　　　　　　　　　　　　　　　　　　　　　　　　　　　　　·曹　凯· 　　财政部长项怀成说又要增加公务员工资了，毁誉参半。高兴的是那些一脑 子糨糊的经济学家和一些的确清贫的公务员（比如我有几个刚做公务员的大学 同学），前者认为可以拉动经济，后者认为总算能生活的好一点。我对后者表 示理解，对前者懒得说了。表示愤怒的多是老百姓，我都穷得快要饭了，当官 的居然还在增加俸禄，这是人民公仆的作为吗？ 　　我粗粗看了一下最近网上一些反对加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理由：第 一，针对某些人把加薪当作高薪养廉的办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体制问题，发 工资于是无补；第二，反对加薪拉动消费的论调，基本认为区区几个官僚就能 拉动消费太荒唐；第三，认为这帮人以为肥得流油了还给他们加工资天理不容。 诸如此类。 　　对于加薪有什么作用，后面再说，先对加薪的根据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公务员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很简单，纳税人的税收。公务员的工资要根 据纳税人的合理的税收数量来定（我之所以强调合理二字，就是为了避免产生 因强行不合理收税导致税收恶性增加而成为增加工资的理由）。换句话说，国 库的税收增加了，那么公务员的工资才能增长。有网友认为，“政府属社会公 益性服务业，加薪属于对公众提价。按程序应县由立法机构召集各方面代表人 士召开听证会评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未履行此程序不应加薪”。我认为这是 不对的，并简要做了回答：第一，政府应当起到服务作用，但我个人拙见，并 不是公益性服务业，公益性是不计报酬或者不以服务为生的，而公务员的职业 本身，也就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不存在什么公益性问题。 　　第二，公务员的薪水来自于公民的纳税，即使要开听征会也应当召集纳税 人。但是，公务员获取工资的方式本身就是通过纳税人的税收，领取薪水在这 个程度上本身就具有合法性。至于加薪的问题，我认为是和纳税公民的收入与 纳税额度相关，也就是说，在纳税人的收入增加、并且税收也增加的前提下， 加薪就有了理由，并不需要开听证会（担任一定职务和级别的公务员，必须承 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享有领取工资报酬的权利。与公务员享有的其它权 利一样，领取工资报酬的权利是基于公务员的身份发生的，并受国家法律的保 障）。问题在于，我们的纳税人收入并没增加多少，倒是税收多了不少，但这 不能成为加薪的理由。 　　最近几年，工业、农业基本亏损，国家经济其实没有怎么增长，这是凭直 觉都能发现的问题（想想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绝大多数工厂有几家是盈利 的就可以知道）。但是，税收却增长了三倍，这是个大问题。从表面看，税收 增加了，似乎是纳税人手里的钱多了，于是公务员加薪也到了时候，但是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首先税收与老百姓的实际收入不是对等的、同步进行的，所以 简单地从税收增加就可以增加公务员工资是不合理的；其次，工资的增加必须 与公务员工作难度、办事效率和实际效果相联系，社会经济问题没有搞好，应 该扣工资才对，居然加薪，这符合市场经济分配的基本原则么？ 　　如果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一碗饭，父母、子女没的吃，也没有钱投入生 产，倒是所谓的仆人吃了半碗，这符合常理么？ 　　　　　　　　　◆　政治黑暗恶化环境污染　◆ 　　　　　　　　　　　－－中国环保工程黑幕 　　　　　　　　　　　　　　　　　　　　　　　　　　　　　·申　渊· 〖原编者按：本文以大量的内部考察资料揭露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及环保工程 的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经费都流进贪官和不法奸商的口袋。随著中国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 ●　五十年后全国将被垃圾掩埋 　　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全国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到六百二十亿吨，相当 于每人平均排放四十九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水利部的 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十一万四千公里的评价河长中，水质为ＩＶ类及劣于 ＩＶ类的占百分之四十一，其中松辽河为百分之六十六，黄河为百分之五十 三，海河为百分之六十五，淮河达百分之七十三，这几个流域水污染最为严重。 　　其他水域的评价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三的近海海域受到污染，一些城市 的供水水源地水质恶化，直接影响到人民身体健康。许多大城市不得不放弃流 经城市的河道，到几十公里外取用库水。上海市闸北水厂在解放初期还在苏州 河岸边取水，不久苏州河的黑臭达到每年三百天以上。于是便从黄浦江取水， 不久黄浦江的黑臭也达到每年二百天以上，最后不得不远距离从长江口和黄浦 江上游取水。 　　在调查评价全国的一百六十三座湖泊水库中，有三十六座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其中十九座污染严重。专家指出，由于江河水库水域没有明确的功能， 开发和保护、污染和治理的关系不协调，全国的水环境污染堪虞。 　　资料显示，中国大城市年产垃圾达一亿吨以上，绝大部份未经处理堆积在 城郊，垃圾堆存量逾六十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五亿平方米。全国六百七十多 座大中城市，约有三分之一陷于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中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渗 透到地下和河流中，给农村和城市带来不容忽视的隐性危害。有关专家估计， 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不仅仅是垃圾包围城市的问题，再过五十年，整个中 国都要被垃圾盖埋，只有西藏高原和几座大山冒出垃圾。从宇宙飞船上向下看 中国，只见一片垃圾…… 　　至于大气的污染，中国有几座大城市像兰州、抚顺已经从人造卫星的照片 中在地球上消失掉了。 ●　政治误导环保决策比比皆是 　　几十年来，全国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不下几百座。如果这些 处理厂全部投入运营，应当说环境治理的效果十分可观了。然而事实适得其反， 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建得越多，污水和垃圾越多。环境污染及其治理费用 不是以算术级数缓慢增长的，环境污染和治理费用随著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以 几何级数递增。 　　上海苏州河的黑臭举世闻名，当时还是在七十年代，文革浩劫惊魂未定， 上海市决定要开始治理苏州河了。一派主张就地治理建立污水处理厂，另一派 主张将苏州河水截流后用管道穿越黄浦江底送至长江口排放至东海。文革阴魂 未散，有人说就地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出海排放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理所当然把主张就地处理的专家学者批斗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于 是花上几十亿的世界银行贷款建了条长达几十公里可并排走两辆卡车的渠道， 将每天一百四十万立方米的污水硬生生的搬到东海去了。不到一年工夫在竹园 排放口也形成了一条黑带，正好浦东国际机场位于竹园排放口的下游，飞机起 降时沿江一条污糟糟的黑带，严重影响著上海的形象。而苏州河在实际上也清 不了多少。现在又要化费十来个亿在竹园污水排放口兴建一座世界最大的每天 处理一百七十五万立方米污水的污水处理厂。像这种因政治因素导致的决策失 误在中国比比皆是。 　　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通常都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即培养一种吞噬污水和垃 圾中有害物质的细菌，使污水和垃圾无害化。这种细菌像人类一样需要氧气和 营养。说到底，污水和垃圾处理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同水工地下 构筑一起属于一种隐蔽工程。它不能用一般的数字和指标加以衡量。正因为如 此，业主和承包商可以钻空子，把标准压得低而又低，低得简直不可思议。相 当部份的环境治理费用不言而喻进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所以以次 充好，假冒伪劣的豆腐渣工程遍布全国。 　　中国人的跟风十分严重。几十年前先在广州刮起一股“生物转盘风”。一 位移居香港的原广州人士引入国外的生物转盘，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地道，配以 巧妙的公关手段，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生物转盘”风。随后又刮起了一阵“地 埋风”。地埋式的污水处理方法更是好景不长，几乎是建一座报废一座，不久 生物转盘和地埋式就消声匿迹了。上海市环保局明令禁止采用地埋式污水处理 方法。 ●　江苏宜兴环保费盖淫乐红楼 　　中国的官员好大喜功，喜欢作秀，摆弄政绩。建了报废的可以说是政绩， 无中生有的也可以说是政绩，广东珠江三角洲有以侨乡闻名的城市开平，为了 争取全国卫生模范城市，硬是变出一座污水处理厂来，因为有无污水处理是评 比全国卫生模范城市的硬指标。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该市净水厂举行盛大 的开工典礼，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书记讲话，市长剪彩。新闻发布会后卫生 模范城市到手，这座净水厂就变成了收费停车场。 　　建了就废，废了再建，或者无中生有，或者大大缩水。造就了多少贪官和 暴发户。江苏省宜兴市是全国著名的环保设备之乡，那里有一座高塍镇，冒出 几户以“地埋式”起家的亿万富翁，他们的小厂变大厂，工厂变公司，公司变 集团。笔者今年年初曾去宜兴市高塍镇考察。我应邀住进一家以前搞地埋式的 集团公司自设的招待所。招待所里共有以“金银铜锡”命名的四座别墅和豪华 餐厅，分别按级入住。根据我的技术职称和行政级别，有幸住进银楼。银楼稍 差于金楼，但那大红地毯，红木家俱，楼前常年温水游泳池和年轻漂亮的小姐， 软硬件齐全，不亚于大城市的四星级宾馆。刚进房间尚未坐定，主人就笑容可 掬地轻声附耳说：“这里桑拿按摩ＫＴＶ样样都有，也可叫小姐到房间来…… 全陪。”那不是厦门赖昌星的红楼招待所吗！这是用环保治理费修建起来的啊！ 　　中国环境治理的统计数字同官方公布的其他统计数字一样，充满了水份和 泡沫。上海市每天共产生生活污水约五百万立方米，官方公布的经过处理的污 水量是五十万立方米，约占污水量的百分之十。而在实际上真正有效的处理量 不到三十万立方米，仅占污水排放量的百分之六。其他城市的缩水率不低于上 海。某些城市经过处理的污水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变成 二级，二级变三级，三级变成无级。有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只是用来装点门面 和彰显政绩的。平时根本不运行。当上级检查或人大政协考察时才放点污水进 来应付一下。也有串通环保监察人员晚上偷偷地排放污水进入下水道或河道。 淀山湖养猪场将粪水直接排入以出产鱼鳖虾蟹闻名的淀山湖，使水产大量减产。 当记者采访养猪场场长时，他大言不惭地说：“这里不是还有鱼吗？” 　　我曾经随同一个政协考察组考察某大城市的污水处理厂。俗话说“外行看 热闹，内行看门道。”那富丽堂皇的厂前区，西班牙式的白色耀眼的办公楼的 非凡气派一下子把那些政协委员给镇住了。厂长热情地邀请代表团进会议室看 录影带招待一番。我稍懂一些皮毛，便独自径直闯进中心化验室和值班室去查 看记录。值班记录是从参观前一天才开始记的，但出水水质都不符合国家排放 标准。再往曝气池和沉淀池一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在池内污泥浮沉， 臭气冲天。哪里有甚么生物化学反应和细菌啊。 ●　河床当成垃圾场经费随意挪用 　　接下去参观垃圾填埋场，中国式的垃圾填埋场基本都是土法上马。将城市 垃圾搬到郊区，不符合环境卫生的要求，蚊蝇滋生，污水横流。渗入地下的污 水造成二次污染，严重地影响居民的环境卫生，投诉不断。这种垃圾填理场的 占地面很大，有的地方垃圾山高过高压线。 　　河北省有一个赤城县，那里有条白河和温泉河流经县境。这两条河的河床 已成为垃圾堆放场。十七万吨未经任何处理的城市垃圾直接往河床里倒。不需 多久，白河成了黑河，温泉变为垃圾河。不但堵塞河道，还严重污染了地下水 和下游水库。当地政府部门互相推诿责任，市政推环保，环保推城管，至今还 在扯皮之中，没有人管。而县太爷的政绩依旧赫然。 　　环境投资的低效益或无效益甚至负效益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还 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原因，将环境治理费挪作他用便是一例。建办公楼、住宅、 考察观摩、出国旅游、高昂的行政管理费和沾亲带友的冗员等等不一而足。更 加有些惊人之举，令人叫绝。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有一座全国十四个国家级之 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开发区的污水处理厂是用奥地利政府贷款兴建的， 在引进的污水处理设备中有一套与污水处理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电视发射台。 西部贫困地区的一座中等规模的污水处理厂的采购清单上居然有十二辆汽车， 包括两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和两辆三十座的面包车，美其名曰“通勤车”。 　　中国政府规定在二○○三年以前，亦即在今年内中国所有城市都要开征排 污费，随自来水费同时收取。北京市已由每立方米收零点六二元排污费调高到 零点七八元。上海市为零点七元，深圳市为零点七元，也就是说，中国的老百 姓是自己掏钱治理环境污染的，而这些钱大部份会落入贪官腰包中。可怜的中 国老百姓，既要支出越来越高的环境治理费，又要饱受越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遭受著慢性自杀的折磨。 （原载开放２００２年６月号,作者系中国大陆科技工作者） 【】　　　　　　　　　　　　　　【】　　　　　　　　　　　　　　【】 °书与书评° 　　　　　　　　　　　　◆　季羡林的反思　◆ 　　　　　　　　　　　　　　　　　　　　　　　　　　　　　·寒　山· 　　大陆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老知识分子回忆毛泽东时代的书籍，其中季羡林的 《牛棚杂忆》颇受好评。笔者在拜读之後，觉得这本书有别於其他同类著述的， 是季老在３０和４０年代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季老初到德国，正是希特勒上台不久，其声望不说如日中天也是万民拥戴。 然而季老对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却觉得十分不以为然。他说：“我看到德国人， 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非常可笑，难以理解。我 认识的一个不到２０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 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最大的光荣。’我听了以後真是大吃一惊， 觉得实在是非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 蠢事。’” 　　然而，就是这个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感到十分可笑，认为中国人不至於那 么愚蠢的季羡林，回国後不久，在参加每年五一和十一的游行时，对当时的情 况却有这样一段描写：“我们的队伍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 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一转过三座 门，看到领袖了，於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刻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 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 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 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季羡林的描绘是生动的，至於为什么他也能跟在後面山呼万岁，他有如下 一段交代：“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 来了，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象小孩，幼稚得也象小孩。我们觉得‘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这种自己仿佛变成小孩和发自内心想山呼万岁的感觉是如此深刻难忘，使 得季老在另外一处差不多又重复了一遍：“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 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 我自己仿佛又年轻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 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於任何人。” 　　不但如此，季老当时“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 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来保卫领袖。” 　　从对想为希特勒生一个小孩的德国姑娘觉得可笑，到自己近乎疯狂地幻想 为保卫领袖而牺牲，一个杰出的学者，就这样完成了从成人到儿童的逆向发育。 　　在人类历史上，德意志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著成熟的文明传统，称得上人 类社会中的智者。但在２０世纪的很大一段时间里，理性和常识就象灵魂出壳 一般远离了这两大民族，附在它们身上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而又最有欺骗 性的恶魔。季羡林先生接受了中德两种文化的教育，亲眼目睹了德国人民对希 特勒的不可思议的崇拜，又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更为狂热的崇拜。 他所说的“变成了一个大孩子”正是这两大民族在精神上从成人倒退到儿童的 形象表达。 　　更令人深思的是，如果说多数中国人在对他们的领袖山呼万岁时并不知道 类似的场景也曾发生在纳粹德国的话，那么季老是个例外。他曾经觉得中国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愚蠢，但一旦身临其境，他恨不得比别人表现得更为狂热， 也就是更为愚蠢。 　　但愿我们都能从季老的反思中得出一个教训：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 明，也千万不要以为已经发生过的不会再发生。 【】　　　　　　　　　　　　　　【】　　　　　　　　　　　　　　【】 °辩驳诘难° 　　　　　　　　◆　风马牛不相及——与湘蜀先生商榷　◆ 　　　　　　　　　　　　　　　　　　　　　　　　　　　　　·汪振英· 　　《华夏文摘》第五八二期的“新闻焦点”中有湘蜀先生的文章〈天下竟有 这样的政府〉（本刊第１９０期），大意是爱国旅美学者杨建利返回大陆期间 被中国政府扣留。相比之下，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使臣苏武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后 终于在汉朝的干预下返国。结论读者自己想去。以下引申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阳痿”。因为汉朝的“知识分子，为营救苏武的生命而呼号奔波，为他的事 迹而赞美讴歌２０００余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杨建利的壮举却是 充耳不闻，对他的处境是毫不关心”。对于杨建利的被扣押，湘蜀先生认为中 国政府“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马上就放人，这样你们还可以继续赢得 人们一定的赞扬，可以救药。第二，搞了半天，你还是不得不放人，但是你们 就失去了人们起码的尊敬，被看成是和北朝鲜的独裁者一样的东西了”。 　　杨建利何许人也，笔者不甚了了。如果像湘蜀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十六年来，坚决不更新杨建利的护照，坚拒这个爱国者于国门之 外”，杨建利先生定是在政治上坚决反对中共，并有积极的行动，否则不会上 “黑名单”。对此我对杨建利先生深表同情，中国政府此种做法是不人道的。 杨先生在中国境内已与外界失去联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未见中国政 府有关方面任何解释，这也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说他因为爱国“整 死不加入美国国籍，为的是要做一个他认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令人费解。 首先，谁也没有强迫杨先生加入美国国籍，这里根本谈不上“整死”。我在美 国十几年了，至今也没入美国国籍。当然，如果不入籍就得被“整死”，那我 立刻得变成美国公民。不过湘蜀先生认为美国会发生这种荒唐事吗？ 　　杨建利先生爱着中国，这让我感到欣慰。但他反对统治中国的中共政府并 付诸行动，在中国境内被拘捕是难免的事。有人在美国以实际行动反政府也会 被逮捕。但如果杨建利先生真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反政府，进而被捕，我会支 持杨先生，说不定他就是希望把中共的牢底坐穿的。为了中国的民主，杨建利 先生生死置之度外，他还怕坐牢吗？然而湘蜀先生用苏武返国受欢迎来比较和 杨建利的被捕未免牵强附会。苏武和杨建利都爱着中华民族，但苏武并没有反 对当时的汉朝封建统治者呀。先生您想想看，苏武如果反对汉王朝，他的人头 是不是马上就得被砍掉！这种对比真是让人一头雾水。 　　跟着湘蜀先生便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阳痿”了。说得不客气些，湘蜀先 生的这种形容可以称得上是诽谤。您要是听到有人说海外“民运”人士的“逢 中必反”是“性欲亢进”，是不是会非常的生气，认为这简直是下流攻击？您 举的例子也不贴切。“今天的知识阶层对大兵开着坦克车屠戮学生和老百姓的 暴行，三天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一千年前的秦桧，在那样腐朽的皇权统治下， 也还最终被绳之以法，今天，李鹏在杀人十几年后，居然还能稳稳地坐在那 里。”笔者承认中国知识阶层中确有极少数媚骨者，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并不 认同他们。现在请湘蜀先生举出实例，讲讲“今天的知识阶层”是怎么“对大 兵开着坦克车屠戮学生和老百姓的暴行，三天后就忘得干干净净”的。李鹏之 流在镇压“六、四”之后十几年还“稳稳地坐在那里”，确实是中华民族的耻 辱，但这和一千多年前的秦桧被诛有什么关系？秦桧是被皇帝杀的，就算是皇 帝不得已顺从了民意，秦桧的被杀也是为了当时统治者的利益。我们今天要求 的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要求的是李鹏在人民面前被审判，如果他仅仅是日 后中共独裁政府的替罪羊又有什么意思？ 　　最让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湘蜀先生这段议论：如果中国政府不放杨建利先 生，就会“被看成是和北朝鲜的独裁者一样的东西了”。先生您怎么就这么绝 对呢？！任何事情不是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坏？恐怕这种逻辑是独裁者毛泽东 用来愚弄人民的。经过了“六、四”，经历了十几年的反思，中国国内外知识 阶层学会了越来越现实地看世界。中国政府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 上取得世界瞩目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提高，这是好事，我们肯定，但并没 有不反对中共的一党专制。怎么，因为中共不放杨建利先生，中国政府就和穷 兵黩武、民不聊生的北朝鲜划了等号？请别一概而论。我可以就此对您大大地 冷嘲热讽地挖苦一番，但没必要，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相信先生是一片赤 诚地爱着中国的，只是过于情绪化而少了理智。中国要渐进地实现民主制度还 有太长的路要走，要靠中国知识分子契而不舍、坚忍不拔的长期努力。您这里 大骂“阳痿”解决问题吗？ 　　或许湘蜀先生心中的悲愤也有海外“民运”凋零的成份？杨建利先生被捕，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壮举却是充耳不闻，对他的处境是毫不关心”。 是呀，笔者也为之叹息。希望“民运”人士在自身找原因，想想为什么在国内 外都失去了影响力。 〖“华夏文摘”〗 【】　　　　　　　　　　　　　　【】　　　　　　　　　　　　　　【】 °网文摘编° 　　　　　　　　◆　湖北阳新防疫针传染乙肝事件　◆ 　　　　　　　　──一个县农村儿童防疫接种的现实 　　　　　　　　　　　　　　　　　　　　　　　　　·黄广明、金　豹· 　　免疫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重要的手段。它关系到公众健康权的实现，也关 系到国民体质大计，其中，对儿童的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传染病的免疫接种一 般应在人的婴儿期和儿童期完成。 　　马年春节前，位于鄂东南的山区县阳新爆出新闻。武汉某报２月１日的报 道称，由于医生在防疫接种中的一针多用行为，该县浮屠镇进中村石壁湾的３ ０多名小学生感染乙肝病毒。２月６日，农历腊月２５，记者赴鄂调查此事。 在跨越春节的采访中，记者不仅了解了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还见证了部份农 村防疫接种工作中值得警惕的现实。 ◎　病发 　　２００１年底，湖北省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石壁湾村民赵克加发现一儿一 女近来病恹恹的，不想吃东西，于是带两个孩子到镇卫生院检查。他们被检查 出感染了乙肝病毒。 　　１２月３１日，他们到县中医院复检，再次证实孩子血检呈阳性。而大人 都没有得肝炎，排除了自家大人传染的可能。 　　赵克加跑到孩子所在的进中村小学，找老师质问。该校一位老师终于想到 了当年打防疫针时一针多用的行为。 　　石壁湾的村民都警觉了，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到镇、县医院检查。 　　县中医院两位医生很重视，带着器械，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来到石壁 湾进行专项检查。到记者采访时止，在进中村，光石壁湾１００名学生中就已 经发现３２人不同程度地感染了乙肝病毒。 　　２月８日下午，记者来到距县城约３０公里外山脚下的进中村。 　　村民蔡玉琴（化名）以前在广东打工，不久前刚回来过春节。她的一儿一 女分别在进中村小学读书。他们在中医院的检查中，分别查出乙肝大小三阳。 　　蔡玉琴满怀忧虑：“我丈夫有肾炎，在家不能做重活。现在小孩又得了这 病，没钱治。这病不是几块钱能治好的。也不知道孩子们的将来会怎么样。” ◎　“一针打了１０个学生” 　　据进中村小学的老师回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浮屠镇卫生院 防保组医生陈前华到进中村小学给学生接种流脑疫苗。 　　按卫生部门的规定，免疫接种要严格实行“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 这“五个一”也是注射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陈医生被老师 们发现破绽。 　　该校一年级班主任赵恢发回忆说，当天他亲眼见到医生一根针头不换，连 续注射了５个学生。他慌忙制止，但陈医生说没带这么多针头，“再说针头已 经消毒了，没问题”。 　　另一位老师赵克云说，注射疫苗时，校教导主任刘会林也发现这一情况， 并拒绝自己在校就读的两个孩子注射疫苗，为此还与陈医生发生争执。 　　在校长的督查下，陈医生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给学生注射疫苗，是一人一 个针头，但下午给一、三、五年级注射时，看校长正忙别的事，就又不换针头 了。赵克云说自己亲眼见到陈医生“一针打了１０个学生”。 　　事后的调查表明，陈在这一天为进中村１６８名学生打了防疫针。 　　老师们反映，除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外，同年５月份陈前华也来打过疫苗， 也是搞一针多用。 　　谈到５月份的那一次打针，六年级班主任李金枝说：“开始我们不知道共 用针头的危害，我们没想到医生也会骗人。”　 ◎　对“调查报告”质疑 　　２００２年２月７日，腊月２６，记者几经周折，在浮屠镇宏卿办事处卫 生院找到当事医生陈前华。 　　他对此事满口否定：“我绝对没有一针多用。别人怎么说我没办法。在学 生人群中３０％的人患乙肝是正常的。” 　　第２天，黄石某报上刊登了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认定陈在 去年１１月２５日的流脑疫苗接种过程中，的确存在“一针注射多人”的行为， 属个人医德败坏行为。 　　但报告说，２月３日，专家组对进中村小学４９６名学生进行了采血检查。 ７３名学生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指标呈阳性，５名学生肝功能异常，可能 患有乙型肝炎。而这５名学生中，仅有２名学生于去年１１月２５日接种过陈 前华的流脑疫苗。专家组对进中村石壁湾１２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学生所作 的现场追踪调查表明：这１２名学生集中分布在４个家庭。他们的家长为乙肝 病毒携带者。 　　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进中村石壁湾个别学生所携带的乙肝病毒，与“陈前 华一针注射多人”的行为无关。 　　进中村部份村民对此“调查报告”的许多数字提出质疑。 　　２月２１日，进中村村支书刘应美对记者说，春节前夕，浮屠镇卫生院工 作人员将县卫生防疫站前后两次采血的６１９份调查报告单送到了他家（第１ 次是元月３１日，采血２２３份，第２次是２月３日，采血３９６份）。 　　从报告单发现，在６至１６岁的学生群中，仅患有大三阳的就达５９人， 而接受血检的学生家长中，只有该村中门刘组村民秦某患有大三阳，她５个孩 子都患了大三阳。此外，另４位家长患有小三阳。 　　刘应美对“调查结论”有几点异议：一是２月３日专家组对进中村小学的 ３９６名学生进行了血检，而不是文中所指的４９６名；二不是“只有５名学 生肝功能异常，可能患有乙型肝炎”，而是有５９名学生患有“大三阳”；三 是调查组只是停留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的事件调查，而忽视了去年５月 份的乙脑接种过程。 　　刘告诉记者，因为调查组在调查证人作笔录时，只要求证人谈１１月２５ 日的经过，所以证人不愿意作口供。而且证人说，５月份的乙脑接种人数较多， 多人共用针头的现象更为严重。 　　学生家长赵克加对报道“结论”的说法更为不解。他说，今年元月份，他 们带着小孩到县中医院和人民医院采血检查，结果表明，６２个小孩中有１８ 个大三阳、１５个小三阳、４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而１０名大人中只有秦某为 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他家长都正常。但他没想到，后来卫生局检查的结果中， 赵克加自己也被列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他就糊涂了。 　　村民们只能就一些浮在面上的问题提出疑问，至于进中村的乙肝病是否与 防疫医生的“一针多用”行为有关，只有严谨公正的专家才能给出结论。 　　２月２２日，寒假结束开学的日子。赵克加告诉记者，由于子女患了乙肝， 家长都在筹钱诊治，既没有钱交学费，又不敢把子女往学校送，新学期湾里学 生都没有上学。 ◎　假如用一次性注射器 　　２月８日，阳新县卫生局副局长雷志刚说，当事人陈前华、浮屠镇卫生院 院长及防保组组长都已受到处分，其中陈前华已下岗。同时，将在全县推行使 用一次性注射器。当被问道“为什么以前不用一次性注射器”时，他的答案是 “没钱”，尽管一支一次性注射器的费用只有两至三毛钱。 　　雷志刚和该局防保科科长张友兵介绍，按照国家规定，防疫是“纯福利事 业”，全国医疗改革会议已规定这一块的经费政府全包。湖北省卫生厅疾病控 制处主管计划免疫工作的主任科员柳东如进一步说，计划免疫的装备，包括针 头、针管、消毒锅，都是免费配备给医生的。计划内免疫的四种疫苗，应该是 免费的，不应向群众收钱。（记者注：防疫分为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前者指 国家规定的卡介苗（预防肺结核）、麻疹疫苗、白百破疫苗（预防白喉、百日 咳、破伤风）及糖丸（预防骨髓灰质炎），今年又新加了乙肝疫苗；计划外的 指根据当地流行病特点打的疫苗，包括乙脑、流脑疫苗等等。） 　　然而，这些“免费待遇”在阳新乡镇却大打折扣。 ◎　“接种医生象中间商” 　　２００２年２月７日，记者在浮屠镇卫生院遇到防疫接种门诊值班医生王 群。今年４０岁的王一身家庭妇女打扮，站在布满灰尘的防保组办公室里（这 里也是注射室）。办公室门外就是一堆垃圾，而不远处的卫生院厕所，在冬天 里还发出一阵难闻的气味。 　　在此已工作了１０年的王群说，针头、针管都是自己买的，至于疫苗，不 论是计划外免疫还是计划内免疫，统统都由医生向县防疫站购买，再向接种对 象家里收钱。医生从县防疫站进货，再卖给接种对象，从中赚取差价。也就是 说，医生是扮演一个中间商的角色。 　　“今天打了５个小孩，”王群说，“赚了几块钱，还有两个亲戚没给钱。” “刚才一针麻疹疫苗，只打了一个小孩，收２块钱，成本是２块４毛５，亏 了。”至于“亏了”的原因，她拿出一个一指来高的试剂瓶解释说，“按规定 这一瓶麻疹疫苗能打５个孩子，但今天只打了一个，不管打多打少，疫苗开启 后３～４小时就要废掉。所以这一瓶成本没有收回来。”王群说，这种情况经 常发生。“有时赔有时赚，去年一年赚了千把块钱。” 　　王群说，她是卫生院的正式职工，但医院几乎拿不出一分钱发工资。她只 有靠打防疫针收费来养活自己。而这种情况在阳新县很普遍。 　　“这里面有很大矛盾。”坐在旁边的另一位防保医生周光仪说起来直摇头。 他说，国家规定７岁以下儿童的基础免疫必须完成，而且费用全免，而实际上， 落到接种对象家庭的费用却层层加码，包含了各级卫生部门的折扣和医务人员 的工资。 　　周医生于１９８０年卫校毕业到卫生院工作，从事防疫工作１０几年，今 年年初，他刚刚办完停薪留职手续，打算春节后外出做生意，因为卫生院的收 入实在太低。 　　“我一个月打针可赚２５０元，”周光仪说，“这在防疫医生中是最高 的。”在周看来，一针多用的问题“由来已久，原来就存在，但原来要好一 点”，他说，这与进人的素质有关，同时也与收入低影响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有关。防疫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限于打防 疫针，针打了钱收了就走人，而调查疫情或者宣传卫生知识等等本职工作都少 有人管。此外，象流脑、乙脑等传染病的防疫针必须根据疫情当打则打，但医 院及医生为了抓收入几乎年年都打，这违反了卫生科学。 　　目前，阳新县有１６个乡镇卫生院，计１３１名专职防保工作人员，担负 全县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在现有防保人员当中，中专学历的占９０％，没有一 名正规大学生。防保人员中相当一部份在投身此行前基本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　令人担忧的接种率 　　阳新县卫生局副局长雷志刚说，县局要求要保证防保医生３５％的工资， 但阳新是山区、库区、老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便连这个打了折扣的工资也 很难保证。以县卫生防疫站为例，现有财政供养人员２００多人，县财政每年 的拨款只有３０余万元，每人月平均不到２００元。计划内免疫要做到１００％ 免费很难。 　　“实施有偿服务，是省里面定的。”阳新县卫生局防保科长张友兵说。据 介绍，１９９６年湖北省卫生厅及物价局曾下文规定打防疫针的收费价格。防 疫医生们说，打一针通常收２－３元。 　　但就是这２～３元钱，难倒了很多农民。 　　在进中村小学旁，记者遇到村民刘道明，他说：“打针要收３块钱，农村 苦得很，很多家里拿不出来。” 　　“有的学生连学费都出不起，哪里还有钱打防疫针。”浮屠镇卫生院医生 王群说。王群说还有一种情况是，现在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多，往往兄弟几 个把小孩交给老人照看，老人一则不明白打针的好处，二则这么多小孩一下子 要拿出一笔钱来，舍不得。 　　“如果按国家规定打针免费，接种率肯定升高。”浮屠镇卫生院防保医生 周光仪说，“哪怕少收一点也好，如２毛到５毛，３０％的农户收２元是打不 起的。” 　　周光仪介绍，国家要求防疫接种率至少达到８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以前，国家是保障防疫医生工资的，群众接种也免费。以前实行计划免疫 保偿制，由集体收费再集体交钱。但现在这项费用已经作为农民负担取消。 “那时接种率达到９５％，现在至少下降１０几个百分点。”周说。 　　此次县卫生局的调查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去年１１月那一次，进中村小 学有１６８名学生打了流脑疫苗，而全校学生有４００多名，有近２／３的学 生没有打防疫针。 　　不过，县卫生局领导则告诉记者，近年来阳新县没有大的疫情发生。 ◎　有关经费的矛盾 　　湖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柳东如科长将当地基层防疫工作现状归结为经费 紧张，“在美国，仅一个洛杉矶市卫生局每年用于疾病控制的经费就达５，０ ００万美元，而湖北省这一块每年的财政拨款是５００万人民币，”曾到美国 考察的柳科长说。“那次考察主要是学技术，管理我们学不来，经费是一个最 大的制约。” 　　据介绍，湖北省３０％的县一级防疫站基本工资无法到位，省里召集站长 开会，大家总结成绩的“第一条”通常是“今年职工发出了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防疫医生的积极性，”柳东如说，“在农村， 这不光是卫生一个领域的问题，教育等其他领域也存在，连乡干部都发不出工 资，这根本上是农村社会保障不到位。” 　　“尽管如此，我国以占全世界１％的医疗费用，负担占全世界１／４人口 的医疗保健工作，而且将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很不容易。” 〖《南方周末》〗 【】　　　　　　　　　　　　　　【】　　　　　　　　　　　　　　【】 °外论参考° 　　　　　　　　　　◆　有病的中国农民怎么活？　◆ 　　在当今中国，上医院看病是让民众倾家荡产的最快途径，而对农民而言更 是悲惨。邓小平以改革的名义，完全摧毁了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中 共政府现有的医疗保健制度的结果是，最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人口恰恰是被迫 负责最大部分医疗费用的人口，中共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全球最不公平的。 　　１３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Susan V. Lawrence文章说，例如，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６５岁老人杨征善（音译，Yang Zhengshan）在省会银川附近的一家医 院住了三个星期，大夫给他拍了４张Ｘ光照，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照片，诊断他中风，通过症状，杨征善康复了。他受到的帐单是１，３５０美 元，而出院后的医疗费用还有每月３０美元，而在杨征善家乡，平均年收入只 有２２０美元。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他自己出，因为，象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农 民一样，他没有医疗保险。幸运的是，这位老人有４个孝顺的儿子。 　　在过去２０多年中，中国农村的９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没有能够从中共政 府中得到任何医疗健康福利。对于中国农村的老弱病残来说，由于急剧上升的 价格和日益减少的中共政府提供的医疗福利，中国农村的医疗健康危机正在日 益恶化。 　　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毛泽东统治之下，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基础 设施曾经获得全球其他国家的称赞，毛泽东曾经在村庄中设立医疗站，城镇中 设立卫生中心，县城中都有规模较大的医院。在村庄中，农村人民公社有公费 支付工资的“赤脚医生”，病人看病支付费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地方政府还 资助农村的医疗卫生。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以改革的名义摧毁了农村集体，而同时他却没有在农 村医疗保健方面提供新的替代方案，结果中国农村的卫生基础设施被破坏得赤 地无余。 　　随著中国农村医疗保险的天天削减，和一天高于一天的医疗费用，中国特 别是农村正在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可能使中共一向大肆吹嘘的一个 成就，即在过去２０年中让２亿１千万人脱了贫，化为乌有。 　　远东经济评论文章报导，美国哈佛大学健康卫生经济学家William Hsiao 说，据他和中国方面的研究人员作的研究，中共每让１０人脱贫，由于沉重的 医疗负担，结果却有１２人显然贫困。中共的卫生部门官员和中国之外的专家 如今都将中国医疗费用和缺乏医疗保健作为中国农村第一号贫困制造者。 　　在中国，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农民，因为他们收入远比城市 人口低，而又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中国卫生部数据显示，１９９９年，农村 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人口有保险，比１９９５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即使在城 市，１９９９年，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二人口有保险，比１９９５年下降了百分 之二十二。而另一方面，在１９９０年代，平均医院的门诊费上涨了百分之５ １１，看一次大夫的平均费用上涨了百分之６２５－－是收入增长幅度的２－ ３倍。 　　远东经济评论文章说，哈佛大学公开健康学院教授Liu Yuanli同中国卫生 部官员Rao Keqin的研究表明，在邓小平夺取中共政权后的６年中，中共农村 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卫生医疗保险（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s）的居民从百分之九十下跌到只有百分之九点六。 　　文章说，在中共统治下，中共的政府医疗保健制度的结果是，最负担不起 医疗费用的人口恰恰是被迫负责最大部分医疗费用的人口，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２０００报告中，将全球各国医疗 保健制度的公平合理性进行排名，结果在总共１９１个国家中，中共排名第 １８８。 　　文章报导，William Hsiao的研究显示，中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费用中 的百分之六十八被中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人所享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每 年的２４百万美元的医疗预算中的百分之八十四被只占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城市 人口享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