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二期 　　　2002.06.30　　　　　　　　　　　　　　 　　　　（sd0206c）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农村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程晓农· 　　　　　　　中国农民的出路 　　　　　　　　——乡村农业改建为农民股份企业　　　　　　·陶海东· 　　　　　　　国企改革不能无视工人的利益 　　　　　　　　——也谈大庆油田失业工人的示威　　　　　　·唐元隽· ２、时　　评　鸡西煤矿事故，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哪里？　·中国劳工通讯· 　　　　　　　厚颜之举——评大陆公务员再次加薪　　　　　　·粱　京· 　　　　　　　我与体育：写于世界足球大赛　　　　　　　　　·樊百华· ３、人　　物　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上）　·周启博· ４、书与书评　不要问我是否会崩溃，而要知道危机在哪里 　　　　　　　　——读《中国即将崩溃》　　　　　　　　　　·凌　锋· ５、外论参考　开放中国政治自由　　　　　　　　　　　　　·经济学人·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政改论坛° 　　　　　　　　　　◆　农村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 　　　　　　　　　　　　　　　　　　　　　　　　　　　　　·程晓农·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 民）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 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农民 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乡镇企业开始萎缩，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 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 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 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 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 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很明显，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利益是有限的，而且在现行体制下， 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 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 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但是目前中央财政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 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再对广大 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１９９４年实行新的税制后，地方财 政的份额则相对收缩，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 资。所以县级财政其实也近乎枯竭。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 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 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 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然而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 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 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 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 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 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 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 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 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 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 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 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 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 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 农民必须交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这种“教育班”其实是 对农民非法收押。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了，逼死了人，农民不得不上访，中央才 终于插手处理此事，但收效并不大。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了湖北某地因为向农民按住房面 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仅仅在一个自然村里，就有四十多户农民 被迫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 　　由此可见，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 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 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 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四九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 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 办法。确实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 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有 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看来，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 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 做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 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 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 革以来面临的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 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不得不触及到基层干部的根本 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 艰难的选择。 　　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 制，要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 能，而不是象过去二十年来那样，依据上级政府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 强迫农民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 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现在，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 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 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八 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经过过去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 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 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 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 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 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 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在于，是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仓促上阵，还是象当年的农村 经济改革那样，主动迎接挑战化被动为主动？这就值得深思了。 〖原载“思想评论”〗 　　　　　　　　　　◆　中国农民的出路　◆ 　　　　　　　　——乡村农业改建为农民股份企业 　　　　　　　　　　　　　　　　　　　　　　　　　　　　　·陶海东·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德占今天宣称，中共农业法修订草 案已增加保护农民权益的章节。不过，中共是否真能靠这次修改农业法，就可 以有效减轻大陆农民负担，仍有待观察。 　　最近几年，谈论三农的话题很多，象一团乱麻，连朱熔基都说没有什么办 法。 　　中国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所有制？宪法上规定的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的所 有制结构十分复杂和模糊，在这里不加赘论。这种所有制结构已经严重限制了 农业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时地改变产业结构和提高人力、物力、资金的效益。 以我二十年前至今的想法，就是把现在村所有制改造为能够灵活变化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民股份制农业企业。具体办法是：一、把现有的村集体的全 部土地和全部资产评估作价，根据不同年龄段，以股份的形式量化到每个农民 手里。二、农民对自己的企业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农业企业的管理制 度和企业经理完全由农民自己决定，政府行政无权干预。三、企业的经营形式， 或保持现有的土地承包方式，或若干人承包，或同其他企业联合，或产权出售 转让，由企业自己决定。四、取消对农业和农民的所有行政性收费、摊派。 　　农业企业体制建立后，企业的产权清晰，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方式可以 灵活掌握，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市场产品需求等条件，十 分灵活地进行产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同其他城市工商企业合并和组 合，建立高效、有序、长远的企业发展战略，农业土地将迅速向着种田能手大 规模转化，农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也促进了农 民和农业有组织地向城市转移和发展，城市和农村、工商和农业联系的纽带也 更加灵活，更加紧密，特别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业的联合发展，使中国 迅速摆脱小农经济社会，向着市场经济的大农业迅速转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农 业经济体制的飞跃。 　　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放弃马克思所痛斥的那种军事共 产主义理念，回到马克思“劳动者自由联合体”的这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来，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 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 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动停止下来。那时 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其真实含义必须正 确理解和认真领会，再不要把他理解为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和控制的国有国营或 官管民营的形式，及其政府行政权力决定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形式，即马克 思所痛斥的那种反动封建的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共产主义理 论不是按需分配社会。 　　　　　　　　　◆　国企改革不能无视工人的利益　◆ 　　　　　　　　　　——也谈大庆油田失业工人的示威 　　　　　　　　　　　　　　　　　　　　　　　　　　　　　·唐元隽· 　　３月中旬，数万名大庆油田失业（买断工龄形式）职工，为维护自身的权 益，在大庆石油管理局门前辽阔的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持续至今的示威活 动。示威者向油田官方提出的要求，可概括如下：（一）年轻职工重新上岗工 作；（二）前期买断工龄职工享受退休待遇；（三）后期买断工龄的职工享受 协议规定的待遇。职工们普遍认为：（一）以前油田官方（管理局）在同职工 签定协议时使用了威胁和蒙骗的手段，违反了相应的法规；（二）此后油田官 方又违反先前的承诺，使失业职工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我们仅从以上两方面 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职工在整个示威过程中，虽然出现与军警对峙局面，但总的看来是理性和 有序的。而管理局方面则通过高音喇叭反复要求工人派代表到指定部门上访， 不得聚众阻碍交通，并指责工人以前做法中有阻碍铁路交通和冲击要害部门的 违法行为。油田官方似乎有意再拖延时日。街道已经戒严。职工张贴在墙上的 公开信等，每天都会被清理干净，但第二天仍然贴满墙头。尽管目前大多数中 国民众还不能从官方信息封锁中知道事情真相，但大庆油田这样的国有企业所 面临的问题，则带有全国普遍性质。 　　按中共的理论，职工作为企业的主人，与企业的管理者是互助合作的平等 关系。更确切地说，企业是兼有社会功能的党的基层组织，而职工则是组织成 员和基本群众。而国有企业的官员不是资本的所有人，不同于私营资本家。国 企改革，使大庆的普通职工从企业的主人和组织成员，变为市场经济下普通雇 员。由于这种身分、社会角色的改变和换位，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 落差，职工的内心出现失落、孤独和不公平感。可以肯定，经济原因只是人们 不满的一个方面。 　　中共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来实行的是高积累政策。大庆油田的职工， 多年来在采掘工作中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在提倡无私奉献口号的时代， 在相当长时间内，努力劳动，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大庆油田被树立为全国工 业战线的标兵，足见其对中国工业经济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大庆职工也将企 业当作自己的终身可以依赖的组织。一但丧失了这种永久性的依赖关系，被迫 离开企业，他们将一无所有。 　　大庆油田的管理官员们，如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具有明显的官僚化的特 征。这虽然与中共的理论有矛盾，但是在任何一个党控企业，官员们掌管着从 生活到意识形态所有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社会成员 进行安置并发挥整个社会功能的组织体系。这种官僚化的企业中，长期容忍人 浮于事的状态。 　　当局要想使国有企业逐渐地适应市场经济，并能够继续生存发展。一方面， 进行的改革当然不排除资产重组、减员增效等等手段。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改 革过程中把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降低到最低点，也就是保证社会的公正。由于 制度方面的弊病得不到解决，后者目标无法实现。如此而已。暂时的工潮过后， 面对种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国有企业很难有好的前途。 　　大庆失业职工要求重新上岗工作，不只是要求恢复劳动权利和获取合法收 入的权利，从更深的层面上看，他们需要重新确立他们在这个社会组织体系中 的身分和地位。这反映了他们不愿意被主流社会淘汰、要摆脱日益边缘化命运 的心态。 　　面对那越来越多成千上万下岗或买断工龄的失业工人，统治当局的着眼点， 目前只放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且不说在一个靠贿赂腐败提高效率的社会 能否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从经济层面上就能 够彻底地解决这一社会矛盾问题。 〖“民主论坛”〗 【】　　　　　　　　　　　　　　【】　　　　　　　　　　　　　　【】 °时　　评° 　　　　　　　　　　　◆　关于鸡西煤矿事故　◆ 　　　　　　　　　　　　　　　　　　　　　　　　　　·中国劳工通讯· 　　说实话，“６．２０”鸡西煤矿爆炸，一百多工人遇难的消息传来的一瞬 间，我们有过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无力感。 　　对中国又再发生严重的采矿业事故，我们有此预感。因此，近一年来，中 国劳工通讯在它的广播节目中，在它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电话谈话中，在它 的电子报的报导和社论中，重点地报导、讨论和评论了中国煤矿爆炸事故及原 因，并尽可能根据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提出现实的、有操作可能的 解决办法。我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可能的悲剧。但，它到底是发生了，从 下面韩东方和工人的谈话中〔本刊略〕我们会看到，这悲剧比我们之前想象的 更悲惨。更严重的是，它还会发生。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１日，即事故发生後的第二天，中国劳工通讯便立即设 法与鸡西煤矿总工会取得了联系，以了解当地工人及遇难家属的情况，并希望 与当地工会讨论如何采取有效行动，以切实帮助遇难矿工的家属。但，当我们 拨通鸡西煤矿总工会的电话时，对方居然没有耐心听完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便把电话挂断了。 　　在鸡西煤矿工会挂断我们的电话之後，我们找到一位在井下挖了１７年煤 的矿工，这位头、手、胳膊都曾经在井下受过伤的矿工在谈话中告诉我们，工 会是站在党委和企业管理者一方对付工人的，他们只按政府和党委的文件和决 议办事，怎麽会为工人说话呢？这名矿工的话听起来不好听，但却道出了事实 的真相。不是吗？本来，这个“工会”在防止事故的发生上是应该也能够做些 非常重要的事，但它却选择什麽也不做。而且，在事故发生後，它表现的不但 冷漠，而且猥琐。 　　而就是这个“工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刚刚在６月１０日的国际劳工 组织常务理事会选举中，面对以色列工会的竞争，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最 严重的国际环境中，以一票之差当选为工会组的常务副理事。中国政府和中华 全国总工会为这一外交胜利表现得份外高兴，并在全国各大传媒进行大肆宣传。 ６月１２日工人日报便在社论中声称：“这是中国工会在国际工会运动斗争中 取得的重大胜利，可喜可贺。……中国工会重返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是正义的 胜利。我们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广泛联系的国际活动方针，从维护发展中国 家工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更好地参与国际劳工事务，为推动国际工会运动的健 康发展作出贡献。” 　　然而，鸡西煤矿爆炸事故後，中华全国总工会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再一次 表明了它只是政府和共产党的一个办事机构，一贯地站在工人利益对立面的角 色。就算退一万步说，一个连自己国家工人的权益都不愿意出面保障和维护的 “工会”，还奢谈什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根本利益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官方工会，实际上在这次鸡西煤矿的惨剧中， 以及在其它一系列的煤矿爆炸及重大的劳动安全事故中，都应该负有不可推卸 的直接责任。假如在平时，这个“工会”能够象一个真正的工会那样，组织工 人学习最基本的劳动安全生产知识，事故就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如果 这个“工会”能够将工人组织起来，在每一个企业和矿山监督生产安全，并在 发现安全隐患之後按照《工会法》和《劳动法》的规定，组织工人撤离工作现 场，拒绝在危险场所继续工作的话，矿山的劳动安全状况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 种地步。而且据我们所知，在鸡西煤矿，百分之八十的矿工是临时性质的“协 议工”，和什麽工种都不是的，只经过三天培训就下井作业的工人，假如官方 工会曾经出面，依法制止这种非法用工制度的话，井下作业矿工的素质就不会 低到连放“明炮”会出事都不知道的地步。再者，矿方将采煤面承包给私人， 这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国有企业矿工失去工作机会，同时为煤矿安全埋下巨大隐 患，如果工会出面制止这种违法承包行为的话，中国煤矿每年上万名矿工就不 会枉死，国家也不会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中华全国总工会没有依法履行工会职能，出卖了中国工人的利益，损害了 国家利益，更加破坏了工会组织应有的为工人利益而抗争的形象。如果全总不 尽快放弃一贯的服从企业、政府和党的利益这一立场，回到维护工人利益的立 场上来的话，将来，中国工人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矿井里挖煤的工人们是多麽需要他们的生命能有 基本的保障！而且，他们最能随时感受到矿井下的危险所在。因此，让我们扣 着良心好好想想，如果矿工们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能通过这个组织对矿井现 实的或潜在的危险作出及时反应，向矿山领导或企业老板施加压力，以改善安 全设备和工作条件，是多麽的重要。我们认为，工人应该有权组织属於自己的 独立於政府和任何政党的工会，这才是矿工生命安全和利益的最基本保障，也 最符合矿山、企业及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 　　　　　　◆　厚颜之举——评大陆公务员再次加薪　◆ 　　　　　　　　　　　　　　　　　　　　　　　　　　　　　·粱　京· 　　明知不得人心，大陆当局仍决定连续第三年给国家公务员大幅加薪。消息 一经宣布，大陆舆论批评声不断。这在一个专制国家，确实有点不同寻常。为 了平息舆论的批评，大陆当局竟然刻意地组织了一个“民意”调查，为这次加 薪辩护。据大陆《中国青年报》报道，大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对北京、广州和西安三个城市的７００多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作了调查。调查显 示，支持加薪的比例达到５８．８％。 　　谁都知道，组织这次民意调查的机构本身就属于大陆政府，其自身的倾向 清清楚楚，无须猜测。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倾向的调查机构设计的“民意调 查”，自然不会得出与当局决策不一致的结果。但即便如此，这个以操纵舆论 为目的的“民意”调查也不得不承认，反对此次公务员加薪的比例仍然超过了 百分之四十，在广州更达到了一半之多。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所谓“民意” 调查，仅仅在大城市进行，根本不敢覆盖农村，甚至连小城市都不敢覆盖。因 此，可以有把握的说，如果作一个真正严格的民意调查，反对此次公务员加薪 的将会占压倒多数。 　　正因为知道反对这次公务员加薪的人很多，大陆官方这一次干脆不出面进 行正式的说明和解释，而是策动官办的媒体，借所谓“百姓”之口来替政府辩 护。无奈为此次公务员加薪辩护的意见十分空洞而无力，而批评的意见则有理 有据。赞同此次公务员加薪的人，主要强调两条，一是公务员的工资与其在社 会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另外一条就是加薪有利与带动内需。批评者指出，这 次加薪并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加薪的方式仍然是不分优劣，人人有 份。这种加薪不可能改善对公务员的激励，因此无益于提高公务员的社会地 位。至于提高内需，则更是荒唐。因为谁也无法证明，给公务员加薪而不是给 更加困难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增加收入，对刺激内需更有效。 　　此次公务员加薪，并非一个临时的决定，而是三年以前就计划的。当时大 陆当局的设想是在三年内使公务员的工资翻一番，不仅可以刺激内需，而且有 助养廉。但是作出这个决定，有一些没有公开说明的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假设就是，大陆过去的经验表明，大幅度提高政府雇员的薪水，容易刺激通货 膨胀预期，因此朱熔基希望给公务员工资翻一番的政策，能够给当时遭受通货 紧缩的大陆经济一个有力的刺激。相关的另外一个假设，就是大陆的通货紧缩 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现象。但是，三年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的各种政策并没 有能够把大陆的经济拉出通货紧缩的陷阱。在公务员的收入明显提高的同时， 大陆的经济在继续恶化，收入分配也在继续恶化。南方周末最近透露，有研究 表明，大陆的城市失业率已经超过了７％的警戒线。东北的一些工潮也证明， 国企下冈职工的不满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程度。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下降问 题也未见好转。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本应该重新检讨 给公务员连续加薪的决定，因为很显然，整个社会的气氛，在政治上并不利继 续给公务员加薪。大陆的领导人再愚蠢，也不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 经过仔细的政治权衡之后，大陆当局厚颜地决定，继续给公务员加薪。 　　大陆当局的这个决定完全与当初刺激经济，有利养廉的想法无关，而是从 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政治不确定 性因此而大大提高。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取消原来给公务员加薪的决定，只会 增加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江泽民、朱熔基这些领导人有可能会在新的一轮权 力斗争中失分，而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占了便宜。 　　但是，这个决定的自私性质实在是太明显了。因为包括当权者自己都公开 地、反复地说目前大陆农民的收入问题非常严重。一方面农民收入下降，而另 一方面他们的税赋的负担却不断增加。其中，最大的负担竟来自“九年义务教 育”。收入最低的阶层，却要付出最高比例税支持教育，这是天下最大的不 公。整个义务教育的负担，不过几百亿人民币，但是，江泽民和朱熔基政府， 宁给公务员加薪一千多亿，也不肯承诺减轻农民的义务教育负担。 　　历史上，有些事看起来并不大，但是对加速一个政权的崩溃却起了重要的 作用，因为它彻底粉碎了民众对这个政权的道德信心。这次厚颜的加薪决策， 就使人想到了这一点。 　　　　　　　　　◆　我与体育：写于世界足球大赛　◆ 　　　　　　　　　　　　　　　　　　　　　　　　　　　　　·樊百华· 　　说这个话题就是累死了，我相信与农民、下岗工人也没有关系——他们， 有８、９个亿吧，不会想到这也算话题——体育，对于中国竟是一个不无奢侈 意味的话题！希望我说的不至于讨劳苦大众骂。我的天，到了２００８年中国 举办奥运会那一天，胼手胝足的劳苦大众会怎么欢呼奥运呢？不用作秀，就是 农民运动会与农民也没有什么关系，４４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足球梦圆， 黑压压的底层人群不会有动于衷；也不用作秀，我所以来说这样的话题，说明 我还是不免“小知阶级”的闲情逸趣。 　　我有个习惯，碰到身材还好的大学生，认识的不认识的，喜欢问一句“体 育怎样？”听到“不咋的”回答，就很惋惜而郑重地劝他（她）：勤快点，先 练练耐力项目，身体棒，快乐多呵。其实，身体棒未必快乐多。人精老人统治 的社会是天生的老年化社会，健康的标准本来就高不起来，活着便是健康而已。 　　没有应试教育的小时候，我等“野孩子”每天有无数项体育活动。用一种 薄砖头做成的乒乓球板，就是在严冬，也会让我们拼得头冒青烟，什么正胶、 反胶，没听说过。夏天，我们简直就是生活在水里，如今喝着都有甜味的清水 哪里去找？足球，现在的广大农村也难见到，就算蛮好的中学，水泥乒乓球台、 烂泥吧篮球场有，至于足球场，就是那“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够格的，谁敢 说有十块以上？先是条件，后是习惯，我这样的“农民知识分子”（秦晖先生 说“中国只有农民”——区别只在你是干什么的农民）至今没碰过足球，没什 么可遗憾的：我与米卢弟子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不踢足球的农民”与“踢足 球的农民”之别而已。 　　刚上大学正碰上中国女排的黄金时代，团支部活动少不了“学习女排的拚 搏精神，振兴中华”之类的馊话，与在农村、部队过组织生活没什么两样，半 夜三更，同学们将搞卫生的拖把、扫把浇上煤油，敲着脸盆，鱼贯到大街“游 行示威”，为女排欢呼雀跃，我冷言冷语：“不就是几个女孩子打赢几场球 嘛！”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进步人士们说我“爱国热情不高”，胡扯归胡 扯，幸亏“文化大革命”大体算是过去了，我不会像１９５７年那会被当成 “右派”从大学赶回农村甚至劳改农场去，更不会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挨批 斗了，不就是“政治表现不积极”么？岂止是不积极，是很落后，作为对“爱 国热情不高”的回应，干脆提出提前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己不知轻重， 以为反正进出自由，不碍别人什么事，却是无知加轻率，因为南京大学哲学系 副系主任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受到全国关注，是著名 的南京大学哲学系了，学生要提前退团，固然可以说是当事人“共产主义信念 不坚定”、“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甚至可以泼两盆污水：“不要因为在组织 里个人没有得到什么就失望、就灰心丧气……”（党总支副书记如是说）但这 毕竟会影响哲学系的什么形象和它的团组织工作的声誉啊！班级团支部经过讨 论起初居然一片“理解”声，后来压力来了都反过来劝我，我也很会说话：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共青团员，并不必然影响到青年人按团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更不会影响到一个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像足球 一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是圆溜溜的，正说反说常常都无滞碍，我好歹也 受到两个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了嘛！没想到，这句话作为正式退团的理由 放出后，党总支正书记、系主任、知名教授都出面开导、劝导我来了——“你 还年轻，不懂得这样做对今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是过来人，知道慎重 的好处，不能感情用事……”；“这可是要记入档案的……”我的退团理由可 以说是逻辑严整，事后想到或许正因为理由无懈可击，才更值得人们重视—— 倘若学生们起而效法怎么了得？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任何连锁反应，中国的农民 大学生即使别的什么都暧昧，对切身利益怎会糊涂？倒是仍可以看到意识形态、 理论依据的不可小视。应当承认，几乎所有来做我“思想工作”的领导、教师， 都是出于好意、善意，并没有半点害我之心，可我就是受不了团组织生活中为 女排狂热的无聊。那天上午，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刘东学长（李泽厚先生的高 足，我看李泽厚学问做得没有刘东好）与另一学长来到我的宿舍，提出“在全 南大公开进行讨论，希望你能配合”，我至今都没有机会向刘东先生询问当时 他们的初衷，因为农民般的朴实与胆小，怕事情闹大，表示“你们可以讨论但 我不想参加”——我的回答应当说是对哲学系乃至南京大学负责的，要是公开 讨论起来，我相信，我至少可以弄个平局，只要是权利对等的讨论。那其实是 个出名的机会，可惜至今不通此道，平静思之，既然学识匮乏，就算是出了名 又算个啥呢？今天中国足球队是出线了，但功夫还是不会真有飞跃，说不定下 次还是出不了线，那么，现在为出线狂喜又有多大道理？我的退团最终给我带 来的是考研出线而不被录取，是毕业分配分得最差，直到今天过着别别扭扭的 日子，都可以说与之有关，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我就懂得点马克思主义， 就这么点本事，就这样的别扭日子也差不离吧。 　　或许有往日的渊源，我对中国官方的体育热情一直冷眼相看，阿德勒那样 的个体心理学家应当能同意我的自我分析。２０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在任何 范围提及这段因体育而来的往事，现在又因体育提起，希望人们都变得心平气 和多了。 　　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有什么功夫过什么日子，小便宜有，大便 宜即便能占到也绝对占不久，中国足球队这次出线其实是占到了种种小便宜， 加上比农民教练绝对高明许多的米卢精心调教的结果。从整个国家社会说话， 体育只是小头、小功夫，政治才是大头、大功夫，一个个官僚鼠眉鼠眼、鼠头 鼠尾的，这样的国家，体育不值得人们滥情。这不是说足球不值得关心，我也 会看几场比赛的，只是像当年对女排的态度一样，我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热情。 大大小小的官方传媒铺天盖地地狂轰滥炸中国队出线，我却一想到足球腐败就 看到其中的滑稽可笑，不是说什么东方足球与西方足球的文化区别嘛？太多了， 例如官方对足球的伪激情就不同于西方吧。 【】　　　　　　　　　　　　　　【】　　　　　　　　　　　　　　【】 °人　　物° 　　　　　　　　　　　　　百般委曲难求全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上） 　　　　　　　　　　　　　　　　　　　　　　　　　　　　　·周启博· 　　〖原刊编者注：文革中曾参与“梁效”写作班子工作的周一良先生去年逝 世，北京刊物《群言》向家属征求回忆稿件，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如期交稿而未 获刊登。〗 （一）尴尬群体中的一个 　　父亲周一良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当属高龄。遗憾 的是他未能把想说的话全部形诸文字。 　　父亲对子女随和，不象母亲有时不严自威。但他少与子女谈心。以我观察， 他有两批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学哈佛的“学友”，青年学子在异国共 度寒窗，铸就友谊。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聂（元梓）”而同被关押殴打，和 因“梁效”而同被禁闭整肃的“难友”。学人罹难共度铁窗，遂成莫逆。我自 己成年后很少与父亲深谈，直到年逾不惑，发现自己青少年时是在谎言包围中 渡过，才有意识地找父亲交流，并探索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 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侪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 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时，在中年以后被社会环境压倒， 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 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 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 疑“神”即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 被同一个党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 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形诸文字，使后 人能以史为鉴。 　　丧事完毕，我即为生计奔走南京等地，闲暇时萦绕脑际的常是父亲未说完 的话，还有他后半生的经历。在津浦线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远的记忆，写 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亲思想变化的点点滴滴。 　　一九四六年，父母结束了八年美国留学生活，携带一岁多的我先乘火车后 转运兵船回国。像他们的同辈学子一样，父母亲“学成回国”的民族意识和 “服务派出单位”的道义责任感很强，与三十年后我这一代留学生的精神状态 实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即将见到被抗日战争阻隔多年的长辈亲友，父母十分 振奋，忘却了寒窗苦读和育儿做工的疲劳。我当时刚刚学步，白天父母不得不 牵着我四处走，晚上我又经常哭闹，惊扰四邻。惹得同行美国旅客不断打来电 话抗议。母多次道歉后终于耐不住说“你也曾经是一岁孩子来着！”四邻遂不 再抱怨。父亲曾在我当时相片的背面写道“这孩子十分累人”。留学生们在太 平洋上颠簸数周后安抵国门。父亲依约回派出单位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七年 转往清华，在那里渡过了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前的三年。 　　那时大学是国共军事厮杀之外的另一战场，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父亲对 国民党失望，对中共因不了解而抱有希望，所以参加了一些中共发起的反蒋活 动，也在家中为中共组织的学生护校巡逻队提供过饮食。父亲有请来客签名的 习惯，他的签名簿上有从学界闻人胡适到日后位居要津的艾知生、朱熔基的各 色人等。中共地下党以师生伙食问题发动反蒋反美签名和游行，声势浩大。我 问过父亲当时校内师生营养是否坏到十多年以后中共治下饿殍千万的程度，他 如实说当然没有。我也向当时在校学生求证过，答案是当时学生食堂粗粮青菜 管够，所以学生是吃饱之后上街游行反饥饿的，国民党并未因此开枪。对于轰 动一时的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父亲采取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的客 观态度，没有听信中共的炒作。我见到他日记中记下的国民党警察认为有伤风 化要将该女生和美军驱离东单广场的经过，以及他和同事对此事的谈论。 　　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不明智的选择，成就了领袖毛泽东的皇帝梦。父亲这一 代知识分子中，当时对中共有清醒认识，并有条件离开大陆的是少数。多数人 怀着期盼和兴奋或者不安与无奈的心情留了下来，浑然不知领袖怀着早年报考 北大落榜的嫉恨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在以后几十年如何收拾他们。当时的杰出 政论家储安平，曾提醒国人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多和少，在共产党统治下是 有和无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留了下来，何况父亲这种不喑政治的学人。 　　一九五零年，父亲随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去四川眉县参加土改。这些知识 分子参与了无偿剥夺合法拥有田产者，有的甚至目睹了枪决自食其力者，死刑 的罪名就是是合法拥有田产。领袖以杀人立威，也提示了知识分子未来的命运。 有产即有罪的“原罪”观念，不久就发展到有知识也有罪，并在以后几十年禁 锢父亲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在“斗地主”时没有想到农村拥有财产者的今天就 是城市拥有知识者的明天。 　　数月之后，有各种具体名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果然开始。父亲的前 辈同辈学人中，不乏有独立人格和深厚学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年来 对执政的国民党监督批评，克尽言责，被时仍在野的领袖引为战友与同路人， 以助其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大业。曾几何时，领袖登基，这同一批学人天真地以 为新政府会象国民党一样容忍他们指摘自己的缺失。岂知领袖以思想改造大棒 劈头打下，学人面临在国民党时代未见的高压，他们后半生到死都作不完的检 讨就此开始。知识分子有知识，必是剥削工农得以上学而来，所以有知识就有 罪，如再对领袖和当局不敬，则罪上加罪。中央、各省市和学校报刊连篇累牍 登载全国、各省市和学校知名学者的文章发言，内容除自我批判外全无他物。 据父亲当时的学生介绍，清华当局将知识分子按左中右排队，父亲年轻，被认 为历史清白。同时父亲所在清华历史系有比父亲资深的聂崇歧教授、父亲在哈 佛的齐思和学长等，他们在内战后期曾为保存国家元气和减少人民苦难而呼吁 和平，为当时打内战正打得顺手的领袖所不喜，或曾在玩笑时对领袖不恭，而 被重点拘禁批斗。有他们首当其冲，父亲被划为团结使用对象。 　　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记录了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先生白天开会被迫 辱人自辱，晚上悲愤委屈痛不欲生的经历。父亲的回忆中对这一时期只以一句 带过。我再三问他，他说已不复记忆。这是因为他已带上“原罪”的紧箍咒， 认为领袖这样处置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加之自己当时过关也相对轻松，所以未 留深刻印象。 　　当局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趁热打铁，开始了贻害科学教育几十年的院系调 整。国民党时代行之有效的院校系科设置，被强制解散，按照苏联模式重新组 合。父亲此时被分到北大历史系任教研室主任。 　　在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受害远大于理工学科，许多人文专业如心理学，社 会学从此被降级或取消。原长北大历史系的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一九四九年受 胡适委托和哲学家汤用彤共同在新政权下照看北大，此时郑被遣送天津，以便 给中共党内历史学家翦伯赞让出历史系主任位子。我家在北大的邻居周先庚教 授，三十年代在斯丹福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父亲说他聪明过人，但终其一 生，他未能施展才学。在西南联大研究劳工问题卓有建树并留学美国的社会学 家史国衡教授，被分发到清华图书馆，从此告别社会学。 　　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为当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了关于北京大 学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父亲一类人时说他们“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 接收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 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 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 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报告的调子 是，比父亲年长的知识分子大约只能当作批判对象，父亲这个年龄组尚可利用。 父亲获得当局这一好评，原因之一是一九五五年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是 父亲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尊敬的师长，两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过相当深 入的学术交往。现在既然领袖要批判胡适，父亲当然应命上阵。虽然过去和胡 先生相熟，但那时胡已不在大陆，无需面对，父亲心理上尚能承受，但他没有 想到事隔半个世纪自己对此会十分悔恨。而且不久之后，领袖就要他面对面批 判每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 　　父亲在一九五六年被当局接受入党，并由教研室主任提升为历史系副主任。 父亲的这段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中国知识分子就再次大难临头。一九五七年， 领袖发动整风反右，先诱人发言，再以言定罪。全国几十万人被戴帽子，妻离 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四处上演。父亲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此时已调去 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吕以自己著 作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捧场几句交差。但丁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 后写下多条意见，致吕不悦。反右风起时丁正出国开会，吕将丁缺席定成莫须 有三人反党集团之一。丁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 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 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 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 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 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 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 料接着发言的陈庆华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 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 “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 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 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 过的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没有机会说任何话，当然无从记 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丧夫失怙只是丁伯母和子女噩运的开始。随后他们被逐出学校，迁离长春， 剥夺受教育权利，似将永难翻身。但丁伯母坚韧不拔，独力养活全家。丁伯伯 的弟弟在各种大小会议发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长，换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 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丁伯伯的子女也 都自学不辍。当领袖晏驾，压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终于松动时，丁家子女 全都考取学校，成为专业人才。两个儿子留学后在美任教，一人并受聘回北大 讲学，得以凭吊丁伯伯自沉地点，并与父亲畅谈。父亲去世后，他在信中对我 说，我们两人的父亲这一代学人，无论怎样改造自己，均不能被领袖和当局接 受，诚为“百般委曲，无以求全”。 　　反右的利刃，也伤及父亲的亲属。我的两位姑父，一是诗人兼翻译家，因 参加杜聿明滇缅抗日远征军的经历被整；一是建筑设计师，以言论获罪，牵连 我的姑母和表弟妹们。我母亲行事说话都是非份明，不隐瞒自己观点，因此开 罪本单位领导。反右以后，母亲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提到 写信动员父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弟弟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 窝”。单位领导认为母亲“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罗织罪名进行批判， 并准备了右派和漏网右派之类帽子。母亲满腹委屈回家，父亲不予安慰，反而 严守官方立场，母亲不堪内外受敌，与父亲关起门来争吵。我听到母亲说“我 也一头扎未名湖算了”，感到紧张，想问个究竟。但父母对子女守口如瓶。后 来案子被“甄别”平反，母亲告诉了我，父亲仍只字不提。我闻此事甚为不平， 对高中班级团干部评论说，有党如此，这个团我不入也罢，或者入三青团也行。 团干部大骇，我因此到高中毕业也不曾入团。母亲是中文专修班对外汉语教学 骨干，党内领导郭良夫奉上意组织编写中国第一本对外汉语教科书，以向世界 吹嘘领袖，推销主义，输出革命。母亲承担了主要工作量，顶着政治罪名的压 力，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完成了这本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拓荒之作。到一九 六零年教科书出版，母亲姓名不见于书页，人也被逐出她热爱和擅长的对外汉 语教学岗位。二十年后，郭某人自传中倒把该书列为自己著作。当局如果需要 学人的知识和脑力，就挤尽榨干，然后常常鸟尽弓藏，母亲即为一例。 　　父亲本人历经反右的血雨腥风而得全身而退，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 自己妻子横遭批判，当然意识到不为领袖所喜的下场之惨。如果自己因一句话、 一行字肇祸，家中子女和残废的岳母生活将立成问题。因此他在原有的谨言慎 行之外，又修改了写日记的方式。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每每写下自己和友人对 时政的看法，反右以后的日记则只是何时何地开什么会的豆腐账，再无表达思 想的文字。正如我一个叔叔当时告诫我所说的：“文字的东西最要不得”，因 为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权而盛行文字狱的时代。 　　知识分子们尽管被领袖剥夺了说实话的权利，甚至不违心说话的权利，毕 竟有些学人不甘心交出仅存的记下自己思想的自由。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友 谭其骧都有记载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记传世。他们的后人和学生得以据之写出生 动翔实的传记。父亲的老友吴于廑，白天受批判，晚上写日记还有兴致吟诗填 词，调侃时事。多年以后，我在吴伯伯长子处见到这些珍本，很佩服他的胆气 与才华。我们的父辈学人写下他们的日记时，我们尚在稚龄，无法读懂。现在 我们心智成熟，有兴趣探索长辈几十年来心路历程。如能与父亲促膝共读日记， 回忆讨论，该是何等乐事。即使长辈已故，我们有日记捧读，能穿透历史的烟 尘，品味上一代学人经历的苦辣酸咸，也是极有意义的。可惜父亲没给我们留 下这扇心灵的窗户。 　　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学校师生的人际 关系正常，人们远不象反右以后那样互相戒备。父亲同事中一青年女教师因恋 爱不顺利而宣布独身，父亲为此找她谈话开导。父亲对学生高标准要求，不轻 易表扬。学生问父亲解放前后学生质量如何，父亲也实话实说“解放后质量当 然不如解放前”。反右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迫使父亲大力提升“党性”，压 抑人性。历史系当局按照领袖旨意对知识分子批判整肃，需要既紧跟领袖又有 学术水平的所谓“又红又专”者来打头阵，因为“红”、“专”二者缺一，火 力便嫌不足。父亲符合此二条件，成为“组织”的过河卒子。他声色俱厉地主 持会议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编写 “北京史”的同事，说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袁良义老师“政治上从无 要求”。历史系学生张胜建曾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父亲 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父亲不予帮助，而且对张以“大道理”说教。 　　给领袖当枪使换得“组织”的青睐，代价是疏远了群众。历史系教授杨人 缏是一九四零年代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反右中有惊无险， 侥幸未带帽子。杨是我家近邻，我记忆中五十年代他常来与父亲闲谈，烟抽得 凶，喜好京剧。一九八零年代我读到杨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义言论而肃然 起敬时，杨已去世多年，我因而无从当面致敬。杨夫人张蓉初也是历史系教授， 二人无子女，杨去世后有人提议张请父亲帮忙向上反映困难，以将子侄辈调来 照料生活。张说父亲“管的是大事，这种小事是不管的。”可见隔阂之深。直 到为“梁效”事栽了跟头，父亲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追随“领袖”的过程，才悟 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里用各种场合向自己批判过的同事 学生承认错误，表示歉意，获得了他们的谅解。我家和商鸿逵教授的一家现在 也有着良好的关系。 　　父亲的这个失误，使我联想到我的岳母。她与父亲同龄，是一文盲农妇， 早年历尽贫苦，也受过农村有产者的气。但她认定自己的不幸是命运，改善自 己命运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能靠给一时掌权者当枪使去伤害和剥夺曾比 自己幸运的人。岳父母的贫农成份，使他们成为领袖在农村历次整人运动的当 然依靠对象。每次当局派到村里的工作组都动员岳父在斗争会上给他们当枪使， 向被整肃者发难，思想朴实的岳父也每次都被他们说动。但岳母坚守原则，以 分家相威胁，不准岳父按当权者定的调子发言伤人，并坐镇会场监督。工作组 发现每有岳母到会，岳父发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劝阻岳母到会。岳母历经土 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关口，从来没有对历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农、 四不清干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类人的尊重。 中国农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实行我的岳母信奉的不给人当枪使的原则，领袖 当年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就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一九四九年以后也会少了 许多戾气和血腥。领袖能在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群中随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击 对象一经领袖选定，立即被墙倒众人推。领袖一句话或一个暗示，就能左右全 国舆论，其原因除了领袖的威权之外，封建文化传统和知识人素质不高也起了 重要作用。国人目前仍然倾向于把一九四九年以后所有灾难归因为领袖，而不 愿探讨每个人自己当时能否表现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灭之后五十 年，德国新一代历史学人开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个普通德国人为 希特勒反人类罪行推波助澜的责任，历史专著记录了许多普通德国人在二战时 期每天作完本职工作以后自愿到集中营充当看守，以便参与虐杀犹太人和战俘， 从而向整个日尔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质问。希望几十年内中国新一代历史学人 也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非如此难以提高民族素质和防止下一次灾难。 　　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 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 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 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毕业。我原对人文有兴趣，但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父 亲对我的选择不予干涉或评论。几十年后，他说我“还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 就该进监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祸起。父亲响应领袖号令，积极参加，招来五顶帽子： 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 锋。母亲被连累关进劳改大院，我从大学分配到黑龙江边远林区。在林区我遇 到与我同龄的工人，说话有北京口音。原来是北京林学院教师的孩子，因父亲 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区。他对我能在北京上大学表示羡慕，我则感谢父母不是 右派，领袖才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父亲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间被关押劳改批斗，无数次书面和口头交代本人 “罪行”，所以他对这些事的细节已烂熟于胸。他以工整字体把本人交代抄成 一厚本，以随时温习。因此不论“革命群众”或“看守人员”问到什么事的时 间地点有关人等，他都能脱口报出，与以前的交代毫无出入。我当时在大学， 有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督导检查家庭影响，经常需要流利报出父母罪行，因此也 翻阅这个本子，所以对父亲履历的主要部份耳熟能详。父亲从被关押的劳改大 院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本子继续和他书桌上常用书放在一起，因为他 不知什么时候可能重遭提审批斗关押，所以随时准备“二进宫”。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父亲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 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每次被批斗、体罚，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 血后，他总是用同一句话安慰家人：“我的党性能保我过关。”他在历史系领 导班子里共事多年的党内同僚吴维能，参加他所反对的聂元梓派，率红卫兵来 抄家。二人各自认为自己是站在领袖一边对抗革命的敌人，所以要在“敌人” 面前站稳立场，在这一“考验”的时刻表现对领袖的忠诚。抄家洗劫之后，吴 以法官审犯人的口吻问父亲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有什么想法，父亲也不含糊，摆 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势众的架式说，你们抄家违反毛主席的“十六条”， 完全是非法的。吴率众携大批缴获的“罪证”悻悻离去，对父亲的迫害随即升 级。短短几年之后，领袖又决定抛开聂派，把学校大权交给工人宣传队和御林 军八三四一部队。这次轮到吴维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杀。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 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 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 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 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一九七四年，领袖攻讦异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 打入最底层的人文知识分子忽然有用了。此时造神运动已达顶峰，神谕下达， 如巨手把父亲从五顶帽子底下捡出，掸去尘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间阶下囚 变成座上客。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 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社会有识者此时多已看透写作班子是高层权力斗 争工具，由领袖的四名打手操纵。父亲思想为“原罪”紧箍咒箍定，又加信 “神”，要他有“贰心”也难。我这时在工厂作工，利用在中小学积累的文史 常识，积极参加领袖倡导的“工人理论组活动”，以取悦领导，回到家则大讲 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 我说：“你怎么老是和大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 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 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母亲对 我说：“爸爸过去对你抱最大希望，现在你是他最大的担心，不要在家再提这 些事。”我成年以后受父亲斥责，这是最严厉的一次。 　　如何对待子女对领袖和当局的疑问，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 他们身为应该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又深知万一子女把疑 问传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祸，所以不准子女提这类问题就成了许多父母为保护 全家的唯一选择。作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而成人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当时不得 已的责骂不存怨怼，只感激他们保护子女的苦心。 　　父亲为御用写作班子服务，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见报，甚至有党代表、主 席团头衔，风光一时。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级干部，历经党内斗 争，父亲向来尊重他的经验和见识。姑父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 劝他急流勇退。父亲囿于既成思路。加之对“功名”不够淡泊，未从其谏，继 续当领袖的工具。其实作工具也可有消极应付和积极进取之分，父亲本有条件 以年龄或健康为理由适当减低涉入程度，但他选择了积极当好驯服工具以赎 “原罪”，提供文史顾问服务，兼写以古喻今的“时文”。多年后领袖的光环 褪尽，父亲才认识到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思想体系，较“毛泽东思想”价值更 高，接受了老师对自己“曲学阿世”的批评，并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表示了悔过。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发泄对领袖的不满。时周恩来真实面目 尚未大白于天下，示威者以周为旗帜挑战领袖。父亲去了现场，但并没充份体 会人民对领袖的愤怒。 　　同年秋，领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亲捧成党代表、主席团的党，又把父 亲打成反党反领袖的坏人。父亲几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败名裂的事，最后 落到自己头上。物极必反，父亲终于因此开始反思。当初信得越虔诚，发觉受 骗以后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闭整肃而后又闲置的几年中，父亲得以重拾久 违的历史课题，也算因祸得福。 　　一些学术界旧雨新知，不计较他还有帽子未摘而和他来往，令他看到“真 情”存在于普通人而不在领袖和当局当中。吴于廑伯伯来京开会，住西直们国 务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经招待所门口，吴正同一批与会者出门，我没把握吴伯 伯是否方便和我说话，就没有停留。吴伯伯从远处看到我后就急忙追过来，问 我父亲情况，并让我转达问候。我回家报告父亲，可以看出父亲内心的高兴。 　　父亲在反右时因为批判右派学生夏应元不够凶狠而被“组织”认为立场不 坚定，延迟党籍转正一年。夏为减少连累父亲，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二十年中 回避与父亲来往。这时夏登门造访受审查中的父亲，对父亲说：“您过去是我 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您现在又回到群众中来 了”，使父亲深为感动。 　　父亲一生热衷买书存书，文革被批斗审查时被迫中断，这时又恢复了这一 嗜好。躲进书斋，坐拥书城，手摸书页对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从这以后直 到去世，他买的书和别人赠书总把面积有限的住所堆得下不去脚，我和妹妹抱 怨他，他引史学前辈谢国桢先生的话说：“就是明天要死，今天看见好书也要 买”。母亲安抚我说：“他只有这一个嗜好，就随他吧。” 　　一九八四年，“原罪”紧箍咒开始松动，父亲为文表扬他的企业家父亲所 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总督的曾祖父。关于国共两党，父亲也有新的认识， 在一次同人聚餐时父亲对学生夏应元说，杨人缏先生他们解放前说“民主在国 民党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道 理的。对于被组织派进“梁效”又被组织当反革命整肃，仍是他头号伤心事。 美国历史教授田浩来北大见父亲，谈话中向他请教《柳宗元和封建论》中的一 个学术问题，父亲忽然哽咽，连说为那些文章给我们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对这 离题之谈甚为惊讶，数年后见我仍以此相询。我告田该文是“梁效”期间所写， 而“梁效”案是父亲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没有在那个年代在中国长期居 住过的人不易理解。 　　一九八九年，父亲来美开会，母亲同行，会后访问在美亲友，再到纽约我 家“就养”。国内民主运动兴起，父亲与亲友通电话，共祈不要流血。但当局 终于开枪，父亲痛心疾首，忍不住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北京屠夫”说“你早点 死吧！”。我建议父亲与我同去参加领事馆前抗议集会，被母亲制止。以后几 天，我陪父亲访问他在哈佛同学桑恒康教授。桑毕业后在美工作，从联合国退 休。桑在谈话中大贬方励之，父亲未置可否。等离开桑家，我立即对父亲说桑 没有亲历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方。父亲颔首不语。其后父母又见 过老友任之恭夫妇，任说：“过去国民党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我向予驳斥，现 在杀人这一条我是没得说了。”父亲点头。几天后，任在华盛顿地区集会上讲 话谴责屠杀。北京消息显示专政利刃再次指向知识分子：“平暴”清查，党员 登记，人人过关。我建议父母暂不回去，甚至考虑在我处住更长时间。为避免 违心说话，父母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在我处等待一段。这大约是校内传闻父母已 决定永远不回去的起因。领袖的组织是不能自由离开的，你进去了再想出来， 要付代价。我以为六四之后的党员重新登记是个机会，只要父亲在我处住到登 记结束之后再回去，“技术”上错过了填表，就可以以最小代价脱身，变成无 党派人士。我低估了此事的难度，也低估了当局的威力。父母生存的物质资源 全由当局所垄断，他还不敢象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那样破釜沉舟，声明退党。 　　父亲住在我家时动笔回忆他的前半生，此文后来发展成《毕竟是书生》。 我读后认为他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 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到一九九三年自传《毕竟是书生》在“史学理论研 究”杂志发表，他仍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同一年，社科院汤重南先生为文介绍 父亲学术造诣，父亲在给我信中说他对于评传的原则是“别人看了不摇头，自 己看了不脸红”，因此不同意汤文中“学贯中西”的溢美。与父亲自己写的回 忆一样，汤文也回避了中国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含辛酸的经历。可见， 当时国内出版界和人文科学界对这一题目有兴趣者不多，因为多数人思想仍象 父亲一样受原有枷锁的禁锢。 　　文化界对于父亲自传有褒有贬，我也直率提出过不同意见。父亲认为自己 应该怎么认识就怎么说。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和脑腔隙梗塞已影响右手，给孩子 写家信多靠母亲。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他特别给我亲笔写了一段：“我的 自传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 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我以为我们（指父亲和我）之间最大分歧，在对 民主革命看法。老头子（指领袖）自认为作了两件事：民主革命与文革。我以 为后者应全盘否定，而前者应全盘肯定。年轻人未经过国民党在大陆末期的统 治，因而对民主革命的必要认识不足。以两个周家为例，我们家经过民主革命， 当然许多方面大不如前，但因非地富，尚不致沉沦覆没，另一个拨道洼周家 （我太太娘家姓周，贫农，所在村名拨道洼〕试对比一下解放之前和之后，岂 非天壤之别！而这样的周家，要比桂林路周家（我祖父家曾长期在天津桂林路 居住）其数目不知道多多少倍！这不是民主革命带来的好处吗？共产主义的最 后目标，我仍坚信，人剥削人的制度终将消亡。但列、斯所走之路不足取，毛 的路也证明走不通。今后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地，或经过都变成中产阶级而 达到（邓小平看来即走此路），或尚有其他办法，恕我已不及等待了！” 　　此后我和父亲就所谓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了较集中的讨论。领袖及追随他 的知识分子利用知识贫乏的农民，并借助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状况以内战 取天下，代价是数千万人命和极大物质破坏。受益的是上台的领袖，伤元气的 是国家，倒霉的是全国各阶层人口的多数。我的岳父母家受益是因为儿女当了 中共干部和经中共优惠政策上了大学，从而从农民上升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中 国几亿农民人口中如此改善自身地位的是少数。我太太所有贫农叔叔舅舅家都 未能循此路致富，生活大不如我太太一家，因为领袖不可能把几亿农民全都提 拔为官员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和平社会经济改革，做到了大多数 农民不必改变自己农民身份而仍然致富，才真正是社会进步。被称为地主富农 的中国大陆农村有产者，是中国农村文化科技之所在，领袖为煽动贫农给自己 当炮灰打天下而对地富经济剥夺，肉体消灭，造成农业生产力倒退。４０年代 末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内战是重要原因。领袖将倒蒋夺权置于人民福祉之上， “投鼠不忌器”，才有许多惨剧发生。例如为攻长春故意不准市民出城逃生， 迫使市民与国民党守军争食，以致饿死大量市民。新政权以武力取代旧政权， 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一定代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就多次有经济文化落后的游 牧民族打败汉族入主中原。八十年代赵紫阳幕僚组织农村调查，询问最年长农 民所经历的哪个年代农民日子最好过，各省老农不约而同答了军阀时代。如果 被询问的老农更高寿些，满清入选也未可知。假若国民党不武力推翻满清，中 共不武力推翻国民党，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至少不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坏。国人二 十世纪的首要教训应是不轻易以内战形式的暴力进行社会改革。发达国家如英 国有工党的费边主义派，发展中国家有印度的甘地，都以非暴力推进了社会进 步，增进了多数人口的福祉。所以我对“民主革命”是否定的。父亲虽然对我 的意见不都同意，但仍耐心倾听。 　　一九九六年以后，舆论控制稍有放松。国内人文科学界开始有一些中青年 研究工作者关注“末班车乘客”，即国民党教育系统和中央研究院体制下培养 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界对这一内容的兴趣也有提高。同时，国内 历史较长的重点大学竞相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人文系科，窒息多年的中国人文科 学，好像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思痛录》和父亲的《毕竟 是书生》同被收入“百年人生丛书”，父亲看了以后立即寄我一本。父亲自 “梁效”以后乏人问津，这时开始结交不少新朋友，切磋内容除人文学术外， 多是人文科学和学人的遭遇。官方对于父亲，似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这也是 当局对待权力斗争失败一方的惯例。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我以为 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为政治服务的官办学术活动上当花瓶，不如在 家和民间同道切实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更有意义。这几年他出了两本短篇集， 若干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 之思想”又迈近了一步。季羡林先生执教逾半世纪，但他数十年作育英才最亮 丽的一笔应数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因为此事冒官方之不违， 《季羡林传》洋洋数百页，无一字提到此事。父亲在给季先生新书作序时，明 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西安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几十年，直到 当事人张学良近年来开口纠正。这一段现代史，和父亲专攻的古代史无关，但 父亲为文批评不尊重史实时，明知为当局所不喜，仍以此为例。对于被领袖撰 文斥责奚落的司徒雷登，父亲也提出了更公允的评价。 〖未完待续。“华夏文革增刊”〗 【】　　　　　　　　　　　　　　【】　　　　　　　　　　　　　　【】 °书与书评° 　　　　　◆　不要问我是否会崩溃，而要知道危机在哪里　◆ 　　　　　　　　　　——读《中国即将崩溃》 　　　　　　　　　　　　　　　　　　　　　　　　　　　　　·凌　锋· 　　《中国即将崩溃》作者章家敦是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跨国律师行的合伙 人，在上海工作了十几年，从事并购、投资等业务，接触许多中外知名的政商 名人，写下了这本重要的著作。 　　如果看书名，这本书不但政治味道很浓，而且一定很枯燥。但是这本书其 实很好读，虽然有好些经济数据，然而穿插了许多感性的情节和文字故事，文 笔也很流畅，而资料的丰富和评论的透彻也非一般可言，因而很有吸引力。他 不是为写这本书才去搜集资料，平时已经是非常的留意和积累。如果按照中共 的观点，可能就是刺探情报的“间谍”。因此当这本书去年夏天快要出版时， 他和他的太太就在五月离开上海，以免落入公安手里，虽然他引用的资料都是 公开发表过的信息，他本人所经历的事，以及他的朋友所提供的事实。本书在 去年出版后作者到香港和台北发表过讲话，也是今年３月他到台北时，在台湾 出版了中译本。 　　章家敦１９５１年美国出生。在他成长过程中，父亲就一直对他预言毛泽 东政权将会覆亡。但是２０００年９月，他这位出生于江苏，就读于上海交通 大学，抗战期间流亡到昆明，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到了美国的父亲，站在上海的 世界第三高楼上眺望上海的夜景后，没有再重复上述的预言，头一回赞美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作者在书中说：“因为这次短程访问让他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 中国。”联系到这几年来在台湾、香港、海外所出现的“上海热”，以致作者 同父亲都出现了分歧，这本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争议当然更多。 　　但是也请注意作者用了“短程访问”这一句。短程访问只能看到表面现象； 章家敦在香港和上海的工作和所接触的事务，才能看到许多内在的现实情况， 特别是透过中共最擅长的美仑美奂包装，得出“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 　　在本书第十二章“毁灭之路——中国如何沦亡”中，章家敦指出了可能导 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导火线：一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引发民变，二是贪污腐败激 起民愤，三是股市崩盘拖累银行。这三者也都会导致外资撤走加剧矛盾。 　　至于崩溃的根本原因，本书前面的十一章就描述了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种 种社会矛盾，以及中共如何千方百计用压制而不是改革的手段，使这些矛盾得 不到解决而最终可能爆发。这些矛盾包括人民信仰的失落，宗教、特别是法轮 功影响力的增大，国有企业的无可救药，下岗失业工人的怨气，生活水平没有 得到改善的农民，经济开始走下坡赤字预算难救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的坏帐 危机，贪污腐败的无处不在，互联网信息的扩大流通等等，而由于中共对加入 ＷＴＯ缺乏真正的准备，因此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一旦矛盾爆发，中共虽然可 以压制任何一个造反行为，但是如果同时出现，它就难以招架了。 　　但是中国是否一定即将崩溃呢？对这个结论我很难表示认同或不认同，因 为这只是预测，最后还要实践检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因此可能崩溃，也可 能不崩溃。而本书的价值不在中共是否崩溃的结论，而是那丰富而又确实的信 息，提供我们对中国大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对中国的批评，给中国指出了 改进的方向。 　　我们在海外看中国大陆，因为距离关系，不能看得太详细；长期生活在大 陆，又可能因为信息的封锁，导致“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 此要具有外界的价值观念，又是相当时间住在里面，才能对大陆有比较清醒而 又正确的认识。但是要把它说出来，又需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不少人明明 看到问题，但是因为利益关系不愿意说，甚至于说完全相反的话误导公众。这 种利益关系在工商界或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客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就是学术界， 因为中共拒绝批评者入境而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也导致一些学者不敢 说真话。因此，章家敦情愿放弃优厚待遇的工作而说出真话，令人崇敬。 　　就我本人来说，从他的书里吸收了很多东西，对研究中国很有帮助，对有 兴趣到大陆投资的工商界人士，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涉及了很多层面，特 别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层面，以及同中国的官僚打交道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 信息产业是近几年来发展的新兴行业，是我最不了解的行业，同中国的全球化， 同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同中国的未来有很大关系，因此也是我最关注的部份。 　　根据加入ＷＴＯ的规定，中国的信息产业也必须对外资开放，对以封锁信 息来维持自己统治的中共来说，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负面影响。所以 我们看到１９９９年朱熔基访问美国时，一再向美国方面表示会开放信息产业； 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中国却唱另外一个调子，一再唱 这个不可，那个不行。章家敦对他的评语是：“吴基传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以１９５０年代的思考来主管２１世纪的产业，他是中国在网络企业领域发展 最大的绊脚石。”吴基传是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不清楚，但是巨大的垄断 利益促使他反对开放应该是最大原因，甚至于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外 资入股视若不见，但一旦外资完成注资手续之后，他才宣布禁令，使外资如同 上了贼船，不能全身而退，成为中国同外资关系史上可耻的一章。 　　也因为如此，外资收购互联网的行动出现许多挫折。作者本人参与的，因 而详为描述的外资收购广东163.net的事件就因为政府插手而告吹，到最后完 成时，网络泡沫已经浮现，不能以最好的价格售出了。 　　自从中国决定入世，北京就多次颁布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办法，一大堆的禁 令使人眼花缭乱，而且注定不可能执行，否则信息产业不可能有生计。章家敦 叙述了中共控制网络的许多手法，其中号称中国“电信大王”又身兼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的江泽民儿子江绵恒的观念更使人叹为观止，因为他是江泽民眼中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他就宣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全国 性的网络，独立于互联网之外。”也就是要“自给自足”，关起门做他的中国 “电信大王”，避免受到外来影响而损害到他们的特权统治。还亏他是留美博 士。 　　有关中国的银行危机本书也有详细分析，包括四大商业银行永远是百分之 二十几的坏帐，当局的各种挽救手法都无济于事，按照外国的标准已经破产。 作者尖锐地指出：“银行业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天之骄子——国企。 北京当局强迫四大银行‘借’钱给国企，从而以银行贷款取代政府的直接补助。 因此银行成为北京当局运用的管道，将成本近乎零的资金源源不断的送进国企， 帮助它们苟延残喘。有人说这种做法是‘渐进主义’，其实只是拖延了重大问 题的解决时程。” 　　作者更感叹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沦落到现在失去信用文化。因为国企 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国企借了银行钱根本就不想还。借贷人对还 债的普遍概念是：“晚还比早还好，不还更比晚还好。”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现况和处理手法时，作者有许多警句值得一录，例如， “造成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不满情绪，其实并非源自宗教、种族或地域，而是 源自于经济。”“中国核心问题在经济，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国企。”“它们 浪费珍贵资源，扭曲政策方向，危害金融体系，造成工人苦难。”“治疗中共 的疾病和诊断一样容易。然而病人却不接受治疗，彷佛它唯一需要的是意识形 态。”“今天，这个政权已经不懂得如何说话了，只会咆哮，而且它咆哮时还 振振有词。”“中共在长期的一党专政后，已经丧失了许多政治技巧，现在除 了靠坚不妥协与武力外，它已不知道如何取得胜利。” 　　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也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伟大的国家若是历史悠 久的话，莫不受到其历史所激励鼓舞，中国却受其历史所困扰。”中国的儿女 “表现出来的是近两百年来被殖民侵略的屈辱，而非五千年的伟大成就。” “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封闭了他们的心，阻碍了开放与包容所带来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昨日毒害了今日，也抢走了明日。” 　　奇怪的是，对这样尖锐批评中国的这本书，中共方面至今还没有做出“反 华”的公开指责。特别是作者到了台北后还同中共最憎恶的前总统李登辉举行 对谈。也许因为资料太真实，批评太中肯，分析太透彻，令中共无言以对。为 避免越描越黑起见，不如沉默是金。但是我还注意到，中共似乎很重视章家敦 的批评，至少现在的有些做法有意无意的是顺着章家敦的意见在做。以下是几 个例子： 　　章家敦把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作为它崩溃的第一导火线。作者特别指出，中 共已经两次临阵退缩，一次是１９９６年，一次是２０００年，如果还有第三 次，不知道被中共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老百姓能否放过中共。所以今年 中共虽然在两岸关系上还做了不少小动作，但是不敢再用玩火的手法来煽动民 族主义狂热以免失控而自焚。而且北京也开始改变对民进党的态度，甚至承认 民进党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对所谓“渐进式台独”睁眼闭眼。全国政协副 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在今年３月还特别声明“渐进式台独”这个名词不 是官方起的。 　　章家敦所指责的信息产业部最近已经被削权，去年年底在信息产业部之上 成立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朱熔基自任组长，两名副部长被调职，两名副局长 即将退休，部长吴基传据说在等待退休。 　　章家敦还尖锐批评赤字预算，认为解决不了通缩的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 已经失败；而且连续几年增加赤字，已经使国家负担沉重的债务。今年三月全 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朱熔基还不满香港媒体称他为“赤字总理”，对“积极 的财政政策”提出辩解，但是四月中，财政部长项怀诚则表示要淡化这个“积 极”的政策。 　　多年来，中共还有一个理论，那就是企业越大越有竞争力。所以国企改革 中搞“抓大放小”；为应付加入ＷＴＯ，也兴起企业合并的风气。这种看法除 了浅薄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着眼垄断利益。但是最近也改变了一些这方面 的做法，最先被开刀的是信息产业部，属下的中国电信一年有１５００亿美元 的盈利，５月中旬被分为南北两大块，北方叫“中国网通”，由江泽民家族控 制；南方是新的“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也要重组，但是电力 部门是李鹏家族的势力范围，所以改革久久推不开，本来说今年５月拿出方案， 我们拭目以待。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特权利益等方面的问题，使中国的问题堆积如山，靠 这些小改革或表面上的改革解决不了问题。就如航空公司也重组，但是因为争 权夺利的关系，各个集团之间不知道谁输谁赢，搞得人心惶惶，中国最近发生 的两次空难据说与此有关。一些在中国的台商最近就声言不敢搭飞机。 　　中共十六大权力接班后能否使改革大刀阔斧进行？那时进行是否还来得及？ 这些都不是能够预估出来的。只是希望上天眷顾，中国人不要再受太多的磨难。 　　最后顺便一提的是，章家敦现在就住在新泽西州，据了解他并不懂中国话， 但是他的太太谭永欣是香港人。他对中国的观察，资料的搜集，对有关人的采 访，本书的出版，他的太太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世界周刊”〗 【】　　　　　　　　　　　　　　【】　　　　　　　　　　　　　　【】 °外论参考° 　　　　　　　　　　　　　开放中国政治自由 　　〖原刊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六月十五日出刊的报导中，因为刊登 批评中国不民主及呼吁中国开放政治自由的文章，遭到中国当局查缉，本报为 还原事实真相，特将被查缉的〈开放中国政治自由〉一文译出，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看来绝不是改革派，果真如此，中国将会以自己的方式 进行改变！ 　　虽然正确的日期尚未宣布，不过，但就在未来几个月内，中国共产党将会 从它五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开始，着手推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 最大规模的领导班子改组。为了中国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应随之兴革。鉴 于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权力交付时机，正值中国的未来发展进入关键时刻之际， 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现在已进入最艰困的阶段。 　　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学会如何致富的方法。去年十二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有助中国搞清楚往后的经济目标，不过，中国仍未拟出必要的政治改革计 划，以因应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诸多恼人问题。经济改革正迫使中国共产党放 松对人民日常生活的箝制，不过，就在中共收手的同时，中共仍不愿其他力量 来填补它收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任何新出现的机构或组织，不论其为慈善机 构或是消费组织，中国都会怀疑它们不懂得自我节制。 　　看似没有明天的中国共产党 　　因为见识过共产主义在苏联与其附庸国的垮台模式，中国共产党人不想用 那种会让自己被扳倒的方式来释出手中权力，他们认为这会造成混乱。但是拒 绝作权力调整，同样也会带来各种风险。因为限制由人民组成，而且没有政党 或官员参与的新机构或组织的成长，中国只是在剥夺自己的社会安定资源。虽 然，与二十年前比较，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进展，但是中国现在的领导班 子，仍为这类自由的扩展设下诸多严格的限制。 　　表面上，即将来到的权力改组会是一个机会，中共十六大会出现江泽民主 席的半退休状态，而与天安门事件有密切关联的李鹏副主席－－中共的第二号 人物，也会退休。在这些领导班子的箝制下，公开讨论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禁 忌，他们的退出可能会被认为是给予他们的接班人机会，将中国带向多元化的 政治。在台湾这一边，一度与中国共产党非常类似的国民党，最终还是接受了 让出政权的可能性。正在等候接班的中国领导班子，会依样画葫芦吗？看来机 会不大。目前，中共的本能及新领导班子流露出的偏见，以及即将去职的旧领 导班子的自身利益，全指向另一个方向。 　　就拿处理法轮功的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本能上就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竞争 过敏，不管这种竞争有多大，情况都是一样。中共对法轮功这个半佛教式的组 织，发动最无情的整肃。法轮功在一九九九年未经许可下的情况下，发动争取 中国官方承认的抗议活动后，即被宣告为非法组织。江泽民还曾动用巨大资源 镇压法轮功，除了对数百万法轮功会员造成重大伤害，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 员被送往劳改营，打击法轮功的运动，也对整体人民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自从法轮功遭到打压后，中国官员更不愿接受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立案。 　　正在等候接班的中国领导班子，虽然比当下的旧领导班子年轻个十多岁， 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未流露出应有的创造力与勇气。最有可能接任国家 主席职位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已在中共政治圈十多年了，就像中国政界大多 数人一样，他的政策偏好难以预测，但是，如果说中共并不准备脱离既有路线， 来培植出中国的“戈巴契夫”，那准是不会错的。 　　有可能只是胡锦涛在登上大位前故意让他的计划蛰伏，不过，即使他是一 位不动声色的改革派，有意在登上大位后才揭开他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江泽 民与其同辈的领导班子们，仍将在幕后发挥掣肘力，他们可不愿半退休的生活 被政治自由化打乱，因为这迟早会引发外界质疑他们在天安门事件扮演的角色。 　　中国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不过，最让人怀疑中国新领导班子有意进行根本政治改革的理由是，新领 导班子似乎尚未相信确有政治改革的需要。很多中国人及很多原应更了解中国 的外国人，都被中国最近获致的成功所蒙蔽。天安门事件后迄今的十三年间， 是中国动荡史上最承平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也以突破瓶颈的速度成长，再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踏上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顺境。这与前苏联改革初期 所面临的动荡不安相比，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路上，还算是安定的典范，中国 为何要在成功的状况下自寻麻烦呢？ 　　因为没有新的政治场景出现，中国的成功将会停滞不进。拥有相对安定的 十三年，并不保证会再有另一个十三年，特别是，现在这种安定只是表象，并 非实际的安定。今天的中国，各地怨声载道，从失业劳工到赋税过重的农人， 无不思透过政治管道追求他们的需要。重振经济的重大改革，需要新机制的出 现，以利国家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进行协调。中国新领导班子可能会因过度谨 慎而犯错----至少在新权力完全巩固前，而这又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耽误 的时间越久，中国的变动就越有可能以人民自发的方式出现，这也将是一种急 速且超乎中国共产党所能控制的方式！（白亚萱 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