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TUNNEL              第一百九十五期    2002.07.21                   (sd0207c)  ÷÷÷÷÷÷÷÷÷÷÷÷ 本 期 目 录 ÷÷÷÷÷÷÷÷÷÷÷÷ 1、政改论坛 要制度建设不要个人崇拜           ·郑永年·        纵容腐败并不能降低制度转变的成本      ·胡少江·        缺的不仅是水--评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  ·梁 京·        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在哪里?(下)      ·赵达功· 2、网文摘编 整顿网吧:腐败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与力量之源 ·吴 辉·        假信--狱中诗               ·廖亦武· 3、外论参考 中共法庭对工人权益说不         ·华盛顿邮报· 4、书与书评 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      ·李慎之·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E-mail地址寄往:     get_tunnel@dr.com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unsub(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to_tunnel@dr.com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说明】因系统故障,本周订阅与停订要求尚未处理,特请相关读者鉴谅。 【】              【】              【】 °政改论坛°          ◆ 要制度建设不要个人崇拜 ◆                              ·郑永年·   2002年6月22日,在马来西亚演出了一出典型的个人崇拜肥皂剧。 统治马来西亚已达21年之久的首相马哈蒂尔在“巫统”(执政联盟)的党代 表大会上突然宣布要辞去党内所有职务。这一宣布吓坏了在场所有的代表。在 场的其他领导人连忙劝说首相不要辞职,代表们急得泪流满面。两千多代表高 呼“马哈蒂尔万岁!”“马哈蒂尔,请你不要走”。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台后劝 说,马哈蒂尔终于收回辞令,答应继续担任党内职务一段时间。   次日,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位记者评论道,“马哈蒂尔辞职所引出的 惊慌表明很多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之上”。这个评论非 常正确。马来西亚在马哈蒂尔统治期间,各个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尤其 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马来西亚经济经历了艰难的考验,开始逐渐复 苏。人们把这种成就归功于马哈蒂尔,马哈蒂尔本人也乐于接受人们对他的这 种推崇。逐渐地,人们把马哈蒂尔等同于执政党,等同于国家。没有马哈蒂尔, 党怎么办?国家又怎么半?自然,人们唯一的希望是马哈蒂尔能够“万岁”, 能够永远领导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也在演出这样一出肥皂剧,只不过是没有演得那么紧 凑罢了。近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已经表示他有意思权力交班,把权 力棒交给第三代领导人,以实现领导人的年轻化和权力交班的制度化。但是最 近有消息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领导人纷纷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江泽民总书记 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理由当然有很多很多。江泽民主政下, 中国保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已经为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转型提供了方向,现在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正在开 始中国的政治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怎么能不干了呢?如果要不干,也 要等“三个代表”落实下去以后再说。离开了总书记,“三个代表”怎么办? 党怎么办?实际上,随着党代表大会的临近,党的高层已经发动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学习“三个代表”理论的热潮。甚至有人开始公开说“总书记是本世纪最 伟大的领袖之一”了。   总书记主政的功劳自然不可否认,但为什么要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 个领袖身上呢?诸如此类的肥皂剧既表明个别领导人的伟大,但更表明制度的 悲哀。把党和国家寄托在一个领袖身上,表明人们对制度毫无信心。在先进发 达国家,人们崇拜的是制度,而非领袖个人。有一则笑话说,在美国,不仅小 布什能够治理国家,连他的小狗也能治理国家。这表明人们对制度的充分信任, 不管谁当总统,制度还是照样运转。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一样了。人们崇拜的是个人,而非制度。这是有 很多原因决定的。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不存在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政治制 度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政治制度,但 不具有现代性。没有制度,领袖个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在制度已经确立的国 家,所有的政治人物可以根据既定的制度规则行事,但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现代制度没有完全确定,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   其次,制度要靠人确立。这一事实又决定了领袖个人的重要性。很显然, 中国共产党下的政治制度完全是由毛泽东等少数几个领导人创造出来的。既然 制度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他们就可以站在制度之上。不是他们服从制度,而是 制度随他们的意志而变。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好转,但基本的制度 构架没有变化。领导人还是可以站在制度之上。   第三,制度靠人来改革和维持。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制度创新时代。旧的 制度不行了,需要加以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推动,并且 新产生的制度因素也要靠人来维持。这又为领导人个人提供了巨大的个人权力 运作空间。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难把领袖个人和制度分离开来,而 领袖也往往利用这种情况做一些对自己的权力有利而不利于制度建设的事情。   江泽民领导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权力交班问题上的制度化方面已经作了很大 的努力。领导人的年轻化、退休年龄的规定等等方面都在往制度化方向发展。 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和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但现在,这些以往的努力 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肥皂剧。人们的确可以找到不容许总 书记卸职的理由,正像马来西亚人不让马哈蒂尔下台一样。但是,人们在这样 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总书记是否卸职和个人的成就没有关系,而和中国权 力交班能否制度化紧密相关。或者说,总书记是否卸职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 内在一部分,而这种制度建设正是总书记本人参与在内的。现在的情况是,包 括总书记在内的领导人既可以把权力交班正式制度化,也可以前功尽弃,破坏 已有的制度化建设。顺利的制度建设要求领导人把重点从个人转移到制度,把 对个人的崇拜转为对制度的崇拜。       ◆ 纵容腐败并不能降低制度转变的成本 ◆                              ·胡少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崇尚所谓无道德的经济学。据他 们说,在中国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腐败是不可 避免的。其理由在于,容许腐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者对变革的抗拒,从而能够 大大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在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眼中,经济学只是用来进行成 本和收益分析的,是不用讲道德的。这样以来,不仅腐败在中国社会是合理的, 经济学家为当权者的腐败进行辩护也成为一种时髦了。   众所周知,经济制度的变革从来不可能得到社会所有成员的一致赞同,这 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很不相同。在对现存社会不满的人们要 求变革现有秩序以追求自身地位的改变的时候,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理所当 然地会反对变革,因为他们担心现存的社会秩序会被打乱,他们的既得利益会 失去。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处在有利的位置,因此,社会其它阶层在说服他 们、或者强迫他们接受变革时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正因为如此,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赎买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变革者们减少变 革成本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出于利己的本能,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们总 是会尽一切可能去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想要既得利益者们自愿的接受 变革,唯一的可能是让他们在变革中和变革后得到的利益高于变革前的利益。 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即便他们的绝对利益有了一些的提 高,任何可能相对社会地位下降可能也会使得他们反对变革。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能否真正的产生变革不是取决于对现存既得利益集团 的让步有多大,而是取决于社会中要求变革的力量有多强。因此作为知识分子 一部分得经济学家,如果真的拥护变革,应该揭示现有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合理 之处,展示改革对更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让那些改革的 力量认识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从而增强改革力量的凝聚力,起到推动社会变 革的作用。即使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的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也应该充分说 明既得利益集团要求这种让步的对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从而增加改革力量在 与既得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力量。那种一味鼓吹以纵容腐败来向既得利益集团让 步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优势地位继续向社会进行不正当 的掠夺,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变革,而且也是极不道德的。   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纵容腐败不仅没有降低改革的成本,反而加 大了改革的社会、经济代价。腐败者们知道他们的所得来路不正当,而且也永 远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于是或是对非法所得肆意挥霍,或是大规模地向海外转 移资金。中国官方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每年用于挥霍的资源高达数千亿 人民币,每年流向海外的资金也高达尽四百亿美元。腐败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 中国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七十年代末期,旧有经济制度极端荒缪,同时中国当时发展水平也十分 低下,这些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在与腐败的赛跑中还能略占上风。如今,深层次的矛盾逐渐露出台面,发 展的动力在不断减退,而腐败却方兴未艾。由此而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代价。            ◆ 中国缺的不仅是水 ◆          --评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                              ·梁 京·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中国大陆的南水北调工程按计划将于今年开 工。根据大陆《经济观察》报最近的一个专题报道,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世 纪工程”开工的具体日期,大陆当局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宣布。这个事实耐人寻 味。一种可能,是大陆当局的内部对如何进行这个工程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一些力量正在努力对原来的方案作最后一分钟的重大修改。   无论工程何时开工,南水北调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从《经济观 察报》的长篇专题报道来看,大陆的精英阶层,面对这样一个人类历史的“壮 举”,已经失去了多年以前的豪迈之情以及对工程完成后的浪漫憧憬。他们非 常清楚,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南水北调将是一场民族命运的大赌博,而谁也无 法预料,中国人在这场大赌中会有多少胜算。   近年来,中国大陆舆论的一大进步就是对人类活动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越 来越关切。这是对严峻的现实作出的反应。大陆的权贵和精英分子,虽然可以 住“金屋”,乘“宝马”,视民间疾苦而不见,但是他们躲避不了沙尘暴的袭 扰,也越来越难寻一块清净的去处。三峡工程还没有建完,其巨大的环境后果 已经昭然在目。整个三峡水库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水池。谁能知道,南 水北调对南北中国的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现在大陆的情况,就好比一户人家房子起火,旁边唯一的水源是一个小小 的鱼池。尽管大家都知道,用鱼池的水救火必会伤到池中之鱼,但为了救火已 经无法顾及这许多。目前替南水北调辩护的主要就是这种“不得已”的论调。 《经济观察报》专题报道的主题是,南水北调:与时间的战争。其核心的观点 是“南水北调工程是以打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解决北方水危机”。虽 然许多专家都承认,南水北调“治标不治本”,但是,辩护者的说法是,“它 为政府给整个生态系统‘疗伤’提供了时间”。   事情果真会如此吗?只有天知道。毫无疑问,大陆政府需要时间。正如 《经济观察报》文章所说的“北方的干旱和西部的荒漠化越来越严重,其蔓延 的速度已远远超出了目前的治理速度,水危机无疑使其蔓延速度加快”。但问 题是,谁能够保证大陆当局有了时间就一定会有效地治理北方的生态环境呢?   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目前治理环境的速度如此之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北方水危机日益严重?如果不能够回答并实际解决这两个问题,耗资巨大的南 水北调最终还是竹蓝打水一场空。几十年后,面对更大的环境灾难,人们会以 同样的“不得已”的论调,主张再搞一个更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作一次更大的 赌博。   北方的问题真的是缺水造成的吗?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北方是水 资源浪费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陆农业深受水资源浪费之害,但是政府往往归 咎于干旱。政府大陆气象专家张家诚直言到,不能把旱灾归咎于缺水,大陆的 旱灾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缺的并不是水。为了支持自己 的观点,张家诚先生指出,以色列的水资源比大陆更短缺,但是以色列的农业 非常发达,农产品大量出口。   既然“缺的不是水”,中国缺什么呢?在张家诚先生看来,中国缺的是 “科学”。张先生的说法深受共产党哲学的影响,因为共产党把一切人类的理 性都归之为科学。其实科学并不能代表人类理性的全部。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 的冲突体现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虽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但即使在科学活动 中,也和在宗教活动一样,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   中国所缺少的,是一种集体的理性精神。中国缺乏集体理性精神,最集中 地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而解决这个问题,仅强调科学是没有用的。 即使中国大陆对水利和环境科学再追加几倍、几十倍的投入,也不能补救公共 决策非理性带来的灾难。我想,张先生所说的中国缺科学,实际上指的正是大 陆的公共决策非常缺乏理性。   美国的一位学者最近指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为环境灾难而 引发大量人口向海外移民的危机的国家。如果中国人不能把理性精神引入象南 水北调这样重大的公共决策,这位学者很可能不幸而言中。        ◆ 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在哪里?(下) ◆                              ·赵达功· 〖续上期〗   对工人的威胁更主要的还来自于失业的威胁。中国并不象现在的西方国家, 失业率是考核政府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西方的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思想保证了 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北欧国家,从社会平等和收入均衡来看,简直就 是社会主义。控制一定的失业率,控制财富向极少数人或集团集中,是社会稳 定的必要因素。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中国的失业大军数量有多少?共产党要 么回避,要么在数字上玩游戏。   客观的说,在具体的非国有企业中,工人劳动条件和收入最好的要属外资 企业,而外资企业中最好的要属欧美企业。一些国际劳工组织一直监督在中国 的西方企业工人状况,一旦发现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工资待遇、劳动条件、劳动 保险等方面存在问题,即刻进行干预。我所调查了解的西方外资企业,一般都 能遵守中国制定的劳工法律。顺便提一下,最差的外资企业是港台和南韩、亚 洲国家企业。最残酷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是中国资本家,尤其是那些无人过问 的小企业,工人处境最恶劣。   共产党官员和资本家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工人阶级在积累贫困。正如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 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 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  五、共产党极左派的幻想   社会就象时间箭头,它总是指向前方,而无法倒退,除非科幻故事中时光 机器真的存在。实际上过去的时光并非都是美好,在政治上幻想专制统治下的 包青天带来社会公正是愚蠢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幻想回到毛泽东时代,那是 在渴望独裁专制,是饮鸩止渴。相信毛泽东时代的共同贫穷,也并不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意愿。不管是否发出呐喊,工人阶级寻求的是社会公正而非贫穷。   在社会加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对抗加剧的情况下,共产党内的极左派开 始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试图走回头路,企图影响社会的发展。当然这是螳臂 当车,不自量力。共产党极左派不仅在党内遭到全面否定,在社会上也没有任 何群众基础。崛起的中产阶级和已经失去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工人阶级,都是 极左派复辟幻想的障碍。   以邓力群为首的共产党内极左派,曾经发动对江泽民体制的进攻。当江泽 民兜售“三个代表”思想和允许资本家入党时,极左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林 炎志《共产党如何领导资产阶级》的秘密报告在左派杂志《真理的追求》发表, 报告的观点很明确,反对资本家入党。报告引用邓小平1985年的话说,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 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并指责江泽民 搞的是“鸵鸟政策”,穿的是“皇帝新衣”,强调“改革开放是有底线的”, 资本家“能否入党的问题,不是理论和政策上的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在理 论上看清这个问题并不难,在政策上我们党也有明文规定。”“发展私营企业 主入党有重要的‘离间’作用,离间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目前来看,最紧迫 的,是要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给予工人阶级以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实惠, 使他们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党依靠的对象。”   媒体界曾流传邓力群等人的“万言书”或叫“公开信”,对江泽民“7. 1”讲话进行猛烈抨击,文中列出一些官方数字来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 指责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私营企业家早已与共产党官员勾结在一起 损害工人、农民利益”。   不难看出,共产党极左派试图表白他们才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试图恢复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这的确对工人阶级特别是老牌的大型国有企业工 人具有吸引力,被迫退休、买断工龄及生活贫困的工人阶层是极左派最能够点 燃的火种。流传的邓力群等左派领袖签名的“万言书”,说明毛泽东残余势力 从来不想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共产党极左派在党内没有什么势力,但还是 让江泽民小心翼翼。因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工潮不断发生,会让极左派找出 更多借口攻击改革开放,尽管历史不能逆转。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警惕共产党极左派的图谋,不能与虎谋皮。对于极左派, 在策略上可以利用,但工人阶级应该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格局和现状,选择一种 全新的斗争方法和手段,必须在争取权益斗争的同时,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更 高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不同形式斗争所追 求的共同目标。   ◆  六、民主运动与工人阶级利益   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被坦克无情地镇压下去,从此民主自由 的呐喊已经销声匿迹,那些当年的学运和民运领袖要么锒铛入狱,身陷囹圄, 要么被迫流亡异国他乡,要么颓废丧志,一蹶不振,要么加入资本家或中产阶 级行列,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只有少数民运精英份子依然我行我素,孜 孜不倦地进行抗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海外民运所进行的斗争, 对国内民主运动影响甚微。许多海外的民主斗士已经认识到,海外争取民主的 斗争与国内发生的抗争浪潮是被“分割”的,应该破除这一分割状况,“…… 干脆大张旗鼓地公开与国内的同道联络,联络越公开(没有阴谋颠覆)、联络 的次数越多范围越广(法不责众)、规模越大(形成力量)、内容越具体(为 民请愿而非破坏国家安全),中共就越难再用‘与海外敌对势力串通’等罪名 治罪。若想收到更好的效果,海外民运人士就要以闯关、偷渡等行动进行配 合。”(杨建利:《破分割内外民运之计》,《议报》第38期)   著名海外民运人士、21世纪基金会主席、《议报》社长杨建利博士,于 今年4月使用他人证件偷偷潜回国内,目的是考察东北兴起的工潮,实际参与 国内的民主斗争。4月26日不幸在昆明机场被捕,实现了他“献身的精神” 大无畏民主斗争精神。在许多人看来,民运与工运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因为 89民运,工人阶级并未积极响应;而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工潮,学生、知识 份子以及其他阶层都没有声援和参与。事实上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是一回事, 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工人运动是民主运动不可 分割的主要部份,民主运动没有以工人运动作为表现形式,就失去了其意义。 中外民运和工运的历史都可以证明,民运必将伴随着工农运动而兴起。前苏联 和东欧的民主变革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波兰的团结工会更证明了工人运动是更 强大的民主运动。失去土地和生活所迫的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加入了工人 阶级队伍,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壮大了工人阶级力量。 因此,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根本上说还要依靠工人阶级,只要唤醒了沉睡的中国 工人阶级,摧毁专制制度,赢得民主自由,就指日可待。   亚洲一些独裁专制国家和地区走向民主国家经历了一个过程,象南韩的李 承晚独裁专制,南越的吴庭艳独裁专制,台湾的蒋介石独裁专制以及菲律宾、 印尼等专制政权,最终都要靠人民的民主斗争,来改变国家的性质。只有共产 党专制国家是最顽固的,这是因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进 行独裁专制统治,并且令国际民主势力难以插手。   民运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抨击,民运渴望的民主宪政,对自由人权理念的 追求,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能产生有目的、有意义的斗争实践, 而正确的理论不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结合,就不能正确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抽 象的理论必须还原为斗争实践。工人运动就是实践,是民主自由理论思想的具 体落实。民主运动不能脱离工人运动,再确切说,民主运动要从维护工人阶级 权益入手。虽然说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允许罢工,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 条件,反对无理解雇工人等是非常具体的权益,但民主斗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些 问题吗?维护数亿工人的权益,就等于是实现民主自由的目标,当然也只有在 民主制度下才能真正维护工人权益。   所以我认为,民主运动要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维护工人阶级权益入手,将 民主自由思想传播到整个社会。仅仅空喊口号或躲进书房捶胸顿足,是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   ◆  七、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   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   1、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改变依附于土地的属性,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 壮大。   2、因此,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形成新的要素:    A、年轻化。由于涌入城市的农民都是青年,加上退休工人或被解雇)  年龄提前,使得工人阶级队伍以中青年组成为主;    B、也由于农村受教育条件的限制,转化为城市工人身分的农民文化程  度很低,一般都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还有大量的文盲,使得整个工人阶  级队伍平均文化素质低下。   3、比起城市传统工人,农民有更多的封建传统习惯,有更大的奴役性。 当农民涌入城市时,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形成的传统习惯和奴役性也会同时 带入,尤其是小农经济固有的自私自利思想,并不会因为身分的改变立刻改变。 况且,他们还没有彻底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还有着紧密的联系。   4、被毛泽东政治愚弄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却失去了政治地位,失去了 精神支柱,失去了铁饭碗;与此同时,并没有新的主义或思想填补空白。精神 上的空虚和失落感,使他们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秩序。   5、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农民兄弟的加入,为资本家的压榨 和残酷剥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多数工人只顾眼前个人经济利益,没有政治 诉求。   6、由于长期共产党专制制度形成的城乡对立,农民一直是低于中国的城 市工人社会地位的二等公民。当农民兄弟进入城市时,对农民的歧视不仅来源 于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也来源于工人阶级。对饭碗的争夺还形成了工人阶级 内部矛盾,农民身分的新工人队伍对城市也持有怀疑和敌视思想。因此,工人 阶级队伍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   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政治环境上,共产党继续打着无 产阶级政党的旗号,实行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暴力专制制度,利用掌握的国家机 器,对政治异己份子和工人维护权益的抗争进行恐怖镇压。工人阶级由于没有 自己的组织,无法真正保护自己的权益。共产党和政府总是站在资本家一方, 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不允许工人使用罢工、集会等抗议举动来呼吁维护工人 利益,对工人的投诉、上访也予以压制;经济环境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总是 有利于资本家资本的再生产和国家财政积累,把公务员列为专制统治是一部份, 不断增加工资收入,而对工人阶级的失业、贫困置之度外。资本家为获取高额 利润,强迫工人长时间、高强度体力劳动,尽可能榨干工人的血汗;而工人得 到的是微薄的工资,得到的是疾病和死亡;社会环境上,自从1989年北京 民运失败以来,民主自由的呼声已经消失,代之以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远离 政治,远离正义,社会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工人阶级没有得到知识 份子和社会其他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尤其共产党制造的中产阶级,许多还成为 资本家和共产党的帮凶。   鉴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和环境,找出一条相适应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 也是困难的。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政治变革努力寻找渐进的路径,新社会 主义观点、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模仿前苏联新思维观点等,这些思想、理论和 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那就是公正的社会制度是要建立在民主宪政的基 础上。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要求,我认为还是要根据中国的现实,寻 求当前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途径。 1、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   能够适应中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到的是马克 思主义给人类世界带来的灾难,历史上的共产党政权都是独裁专制政权,前苏 联和东欧、现存的共产主义中国、北韩、越南、古巴等国家,都是以马克思主 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此来标榜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是不是因此就要全盘否定马 克思主义呢?我是坚决反对的。    A、西方民主社会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派别就有很  多,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派别只不过仅存于少数国家和地区,  而大部份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主张民主、非暴力革命。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曾  经有过暴力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就象我们不  能因为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暴力和恐怖,就否定伊斯兰教。可以说,  西方国家有现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是不可  分割的。“在西方,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胡星斗《新社会主义探讨》)  西方国家的左派政党大都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工党,没有这些左派政党的  制约,社会公正就不会存在。    B、中国工人阶级所能够拿起的理论武器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由、  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当然好,只是太奢侈。中国工人阶级囊中羞涩,  似乎还没有准备购买和消费陌生物。而中国工人阶级熟悉的理论思想依然  是共产党原来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宣传马克思主义,  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害怕马克思主义。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中国工人  阶级依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对付共产党专制统治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如  果现在有人向工人宣读《共产党宣言》,讲解《资本论》,高唱《国际歌》,  一定会引起共产党当局恐慌。    C、所以我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但是这  种武装必须摒弃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思想,必须将西方马克思  主义观点引入。其实不管怎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也决不会走  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个简单的道理人人都心里明白。 2、通过合法斗争维护权益   尽管事实上共产党已经抛弃了工人阶级,但是在面子上还没有撕破。因此, 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共产党的“面子”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进行合法斗争。    A、通过共产党工会维护权益。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都有工会组织,虽  然工会组织只是共产党组织的附庸,但是工人仍然可以反应权益上的问题。  2001年通过的修改后的《工会法》文字上进一步加强了工会的法律地  位,但是只要工会依附于共产党,工会就不是独立的工会,不是独立工会  性质,所谓民主选举和维护工人权益就是流于形式。尽管如此,工人依然  可以利用工会法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工会组织也能利用工会法多少做一些  表面文章。    B、在外资和私人企业中要求成立工会组织。损害工人权益最严重的  主要发生在私人企业和部份外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没有工会组织,就  是连共产党组织也没有。共产党也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成立工会组织。我  曾经参加过深圳总工会几次会议,奇怪的是共产党要求企业成立工会的目  的并不是维护工人权益,而是为了收取上缴会费。顺应这种现象,工人可  以通过匿名信件、电邮、电话等方式向当地总工会反映情况,要求成立工  会组织。    C、工人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光明正大地反映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D、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工人的权益。深圳打工律师周立太确实在维  护工人权益方面做了行之有效的工作,可惜这样的工人律师太少,而且还  给当地政府找借口驱除深圳。不过,通过律师解决问题依然是可以选择的  办法。除此之外,工人更多的是通过劳动管理部门,依照《劳动法》来维  护自身权益。    E、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维护权益。在中国,新闻媒体的作用很大,  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害怕记者。只要损害工人权益的事件一曝  光,企业主就要倒霉,而同时工人的权益就得到临时保护。象私人矿山许多  残害工人的事件都是由媒体暴光后引起注意的,有时就是企业主与政府勾结  干违法勾当,只要有记者敢暴光,事情也往往可以解决。 3、通过非法斗争维护权益   当合法斗争不能起到作用时,非法斗争自然就会产生。如罢工是非法的, 是中国法律不允许的,在工人被逼上梁山时,罢工这种非法斗争方式依然可以 维护工人权益。年初以来发生在东北的工潮就是典型的非法斗争方式。本来宪 法赋予的游行、集会等权利,工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抗议斗争,但是大家 都知道违反宪法的首先是中国政府,政府可以违法,但工人不能违法。如果你 申请游行、集会,他不批准,你就没辙。你更不敢上报组织者姓名,那样组织 者立刻就会进监狱。所以只能被迫进行非法斗争。斗争的发起人可能会受到迫 害,但是共产党也是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工人的权益会得到一些维护。大 规模的工人非法斗争往往还会引起共产党高层的重视,他们会指责地方政府, 甚至会罢他们的官。地方政府由于“政绩”、“稳定”、“繁荣”的压力,常 常不得不对工人的非法斗争让步。深圳的许多外资企业发生的“工潮”都被政 府用钱为资本家摆平,所以没有发生持久的大规模的工潮。由此可见,非法斗 争是必须的、可靠的和行之有效的必须的斗争方式。 4、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维护工人权益   在中国,通过国际劳工组织来维护中国工人阶级权益是谁都乐意做的事情, 但是是有界限的,只有外资企业尤其是西方企业的工人可以沾光,而中国自己 的企业工人没有此项享受。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沃尔玛(Wal-Mart)、麦当劳 (MacDonald)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就受到中国各界和西方劳工组织的监督,稍 有差错就会受到惩罚。当地政府也无法与这类企业勾结来损害工人权益,这些 企业当然一般也不会向政府行贿。经常有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中国人来实际了解 这些大企业有没有违法和损害工人和消费者利益,说句实在话,这些企业对待 工人比中国自己的企业要好上多少倍。相信这些外资企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 一定会逐渐影响中国的企业,并且带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使中国 工人逐渐认识和接受这些观念,从而逐渐改变中国企业对工人权益的剥夺状况。 现在需要的是国际劳工组织能够“干涉”中国工人和中国企业的“内政”,全 世界的工人应该是一个整体,各个国家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应该是相互支持相 互声援的。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我还看不出有更好的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道路, 尽管我的所说很多都是权益之计,都是被动的,甚至还有幻想的成分,但是我 相信现在可行的也只有这些。 2002年6月13日 〖全文完〗 【】              【】              【】 °网文摘编°      ◆ 整顿网吧:腐败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与力量之源 ◆                              ·吴 辉·   最近北京一家网吧发生大火,烧死20多人,引发政府当局对网吧的整顿。 一时间,北京、深圳、广州等各地的网吧业主,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检查和整 顿,无不人心惶惶而疲于应付。连我们地处偏远的娄底市,也迅速掀起了一场 整顿网吧的运动。这一场运动波及的范围之广、行动之速,确实让人惊讶。谁 还能说共产党的机构办事效率低下?这打击网吧的运动,不是蛮迅速的嘛!   这不禁令人感到好奇: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能够如此地化腐朽为神奇, 使得共产党的机构变得如此高效?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这个化腐 朽为神奇的力量居然来自“腐败”!   与我校相邻的娄底师专的校门口,有着整个一条街的网吧,除了极少数与 文化局领导有关系的,没有谁能逃脱被整顿的命运。至于怎么个整顿法呢?当 然,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钞票也!   几个大盖帽走到网吧里一看,里里外外查遍了,没有什么问题。这时为头 的大盖帽使了一个眼色,先搬走两台主机再说!一问什么原因,大盖帽说, “因为你的电脑里装了游戏,所以罚款1,000元”!既然不让装游戏,有 的网吧老板就干脆把游戏都全除掉,看他们能怎么办!结果大盖帽一看,说: “你装了电影,是《流星花园》,所以也要罚你1,000!”“我电影也没 装,游戏也没装,你怎么办呢?”说,“你有黄色网页,所以也要罚1,000 元。”如此一来,有的网吧就干脆把电脑里的历史记录都删除掉。这样,他们 总没办法了吧?可大盖帽说,“你的历史记录没有保留足够的天数,还是要罚 你,没商量!”   这就是“打击网吧”之所以行动迅速的原因。我就怕他中央不开口、不给 政策。只要你有丝毫的缝隙可钻,你就逃避不了罚款!   当然,如果不是罚款来钱的活计,那共产党的机构行动起来可就没那么利 索了。譬如说整顿煤矿安全。我们这儿的特大事故一直没有断过,听说昨天在 涟源又有一个班的矿工被埋在了井下,可这安全的整顿又怎么个抓法呢?业内 人士公开表态:真正整顿是不可能的,那将让所有的企业都倒光,如果再把煤 矿关闭,那政府的公仆们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当然,做做样子还是有必要的。 首先倒霉的,当然是那些送钱送得少的矿主,然后挨个挨个地榨你们的油水; 榨到了油水,你就可以继续挖你的窑,安不安全是另一回事;榨不到你的油水, 那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不安全的”!   由此可见,共产党机构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就是“腐败”,就是 向老百姓榨取钱财。只要有了腐败机会,事情马上就会有人去干。当然,这样 的“干”法,不是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而是制造腐败机会,让干部们中饱私囊。 那些缺少腐败机会的政策,是注定没有人去执行的。譬如象减轻农民负担、费 改税,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可就难了。朱熔基不识时务要去推行这样的政策。 因为,他不明白共产党执政的力量源泉在于“腐败”。如果离开了“腐败”, 共产党的政权一天也维持不了!不是流行一句那样的顺口溜吗?“当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腐败都搞不了了,谁还愿意给共产党卖命?!   江总书记总是埋怨各级宣传部门宣扬“三个代表”不力。这事因为他搞错 了一个关系:他把“三个代表”的本身,当成了“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这 是一种错误,是无视现实的空想。听说有人连“三个代表”的经费也敢贪污呢! 所以,我们不妨向江主席建议,加大对贯彻“三个代表”的经费的拨给额度: 给各级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官员们以更多的贪钱的机会,可以肯定,“三 个代表”就可以成为一些官员们的“力量之源”。只要有钱可贪,“三个代表” 天天讲、时时讲、刻刻讲都没有问题。   只是,当一个政党的执政动力必须依靠腐败来推动的时候,人民还能有什 么指望呢?            ◆ 假信--狱中诗 ◆                              ·廖亦武·    没有笔的时候我想笔    想在家写信的苦闷日子    笔在桌上横七竖八    犹如被滥砍滥伐的非洲    童年养成的胡乱涂抹的习惯    逐渐蔓延成一个人的饭碗    一个人的厄运    他抛下妻儿坐牢去了    这是另一种流浪方式    腿从眼珠里伸出来    接着是行踪不定的风    犹如在铁栅间挤进挤出的鞋匠    我灵魂的鞋    早该补一补    它已经跑了太多的地方    并且在长江下游的某个小镇    给肉体寄信    明天是发信的日子吗?    上帝或警察会安排的    他们还会安排    判决、眼泪    致命一棒    或千篇一律的劳改故事    哨兵升起了    跟着才是月亮    周围点缀着星光    这是一封    多大多浪漫的家书呵    然而我却不能剪下来寄给谁   (1992,3,1) 〖本栏转自《民主论坛》〗 【】              【】              【】 °外论参考°          ◆ 中共法庭对工人权益说不 ◆                            ·华盛顿邮报·   深圳一家法庭三名身穿黑袍的法官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黄色国徽下宣读 法庭命令。他们是中国政府权力的化身,却显得相当紧张。女法官赖秋山(音) 刚刚宣布退庭,一百八十九名被解雇的建筑工人就站起来呼喊,有些人愤怒地 挥舞拳头。   华盛顿邮报二十八日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不准工人组织独立工 会,不准工人举行抗议活动,告诉工人可以依靠法制保护权益。但工人经过一 系列的法律程序之后,发现法庭同样受到官员和关系的影响,不顾事实,做出 不利于工人的裁决。   这些工人说,他们相信共产党对于法制改革的承诺,为了争回被国有建筑 公司盗窃的工资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希望在法庭上得到公平。但现在,他们发 现法庭也被人操纵。他们从去年三月开始的法律斗争到这个月失败了。   这些多数来自四川的工人和其它工人一起过去十年来将深圳从一个偏僻小 镇建设成现代化大都市。但深圳建业建筑公司却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他们的 工资比当地人少很多。他们当中有七人去年被解雇,当他们要公司扣除的退休 金时,却没有得到。那些工人提出:公司没有那笔钱,为什么过去十年来每月 都从工资中扣除百分之八?公司的回答更令他们吃惊:他们不是建业建筑公司 的工人,他们是四川一家公司外借的工人,建业扣除那笔钱是支付四川公司的 “管理费”。   那些工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四川那家公司的名字,没有任何人可以提 供那家公司存在的任何证据。而他们每年都同建业签订合同,证明他们是公司 雇员并得到准住证。   当地官员和律师说,这些工人是中国公司避免为外地工人购买保险、支付 工资税和退休金等违法行为的典型受害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级官员说, “这很典型。他们行贿乡镇官员,那些工人好象是被当地雇用。许多工人根本 不明白,或者没有投诉,因为公司经常很容易换掉他们。”   那些工人随后在建筑工地私下讨论对策,后来推出四名代表同公司管理层 谈判。他们首先去找公司官方工会,但遭到拒绝。然后,他们去找公司人事经 理,但后者说公司不欠他们一分钱。当工人继续找领导谈判的时候,公司官员 发出警告:如果你们放弃,公司让你们保住工作。如果你们想告状就告去吧, 建业是个国有公司,你们赢不了。   有个公司官员还说,并不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但工人们不信。他 们阅读共产党关于法制建设的宣传文章,他们看法庭公正裁决的电视剧,他们 还听到朋友讲状告一家私人建筑公司并赢得官司的事例。   这些工人相信法律是在他们这边,即使法庭是被政府控制,那家公司老板 是为政府工作,他们相信法庭也不至于蔑视法律。   那些工人乘四十分钟的汽车去深圳最大的书店,寻找法律书籍,尽量阅读 中国劳工法规,他们有时早上去,直到晚上九点书店关门才回家。由于买不起 书,他们尽量背书或者复印重要章节。   三十五岁的木工刘泉源(音)说,“我们越读越兴奋。我们也感到震惊。 几乎所有权益都受到侵犯。”例如,公司经常要工人周末和假日加班,从来没 有支付加班费。   去年四月,那些工人到深圳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 仲裁员说,那些仲裁员几乎都得到当地公司的好处。许多仲裁员都开豪华汽车。   四个月后,仲裁委员会做出不利工人的裁决。那些工人雇用一名律师开始 告状。去年十二月,一名法官命令建业建筑公司退回过去八个月百分之八的工 资扣留,支付过去六个月的加班费,并说他们是建业的工人,应当根据工龄得 到相当于每年一个月的离职费。这些工人每人可以得到二千美元。   那些工人说,公司应当退回过去十年的全部扣留工资,律师打消了他们上 诉的要求。但是,公司从来没有支付那笔钱,却提出上诉。   随后,建业公司停止支付工资,对那些放弃告状的工人说可以重签合同。 多数工人都只好退出诉讼,因为那家公司命令所有下属及其夥伴都不许雇用这 批工人。公司同时猛加房租并威胁要驱逐他们。   这一百八十九名工人虽然表示不害怕,但四名工人代表担心警察会逮捕他 们,因为中国警察通常在镇压劳工运动时都是逮捕工人领袖。   今年五月,工人和公司进入最后一次法律战。有些工人在法庭上发呆,有 些语句不连贯,有些人不会说普通话,还要同事把四川话翻译成普通话。尽管 如此,工人们提出的根据非常充足:许多人出示了被建业雇用十多年的合同复 印件,有些人指出他们并非来自四川因此是从四川某公司借用的说法不成立, 他们还在很多地方引用具体法规条文。   女法官赖秋山第一次休庭没有做出任何裁决,在工人的喊叫声中溜出法庭。 六月五日,赖秋山要做出裁决时,工人们喊叫起来,一名秘书说案子要持续三 个月。但法庭外面卡车和汽车已经排成长队,警察已经封锁了附近的道路。一 个星期后,法庭预定宣布决定。工人进入法庭时,一百多名警察已经在那里等 待。每个工人都要排队登记,经过金属探测器和两排警察,缓慢进入法庭。法 庭内也有几十名警察,包括两名警察在录像。   赖秋山和另外两名法官进入法庭后,首先宣读声明,警告工人不要打扰法 庭程序。随后,他们给律师一份文件就离开法庭。警察喊每个工人的名字,然 后递给他一份裁决。   当工人们费力地读懂那些法律预言时,他们才认识到女法官赖秋山几乎否 决了他们所有的要求--裁决说,公司可以自愿支付每名工人六百美元,但这 是“自愿”,不是法庭命令。被警察包围的工人就这样颤颤竞竞离开法庭。一 名工人代表说,“法律是好法律,但法制不起作用。如果要我们从头来,我们 宁愿抗议。” 【】              【】              【】 °书与书评°             ◆ 革命压倒民主 ◆            ——《历史的先声》序                              ·李慎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是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 的时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然而它毕竟太真实。收在这里面 的上百篇文章,还有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学习过, 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与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 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曾经据以领导过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 这些文章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虽然我是 新手,轮不上我写这书里面收的文章,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辨认这里的哪篇文章 是谁写的。但是我还分明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 已经过世了: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 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 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 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 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   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 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   但是谁又骗了我呢?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 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 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 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的时候在 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 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 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 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   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 是极右分子。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 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经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 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 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却发现事 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 “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 前进一步”(《先声》第3页);“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 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先声》第6页)。类似的言论充塞 在这本书中。   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1937-1945)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 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在1937年5月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 “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 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又说:“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 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 264页)   凭这些,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相应不理, 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 了。抗战开始前夕,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而且自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共产党就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 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 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不过这 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 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 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举行了中 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 年大愿——民主宪政时,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是就是因为国 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使会议的结果归于 流产。会议在庆祝成功半年之后终归破裂。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 纪末的戊戌(1898)维新。第二次是辛亥(1911)革命,推翻了清朝, 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却并不能阻止更精密 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 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 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 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第五次是1937年的抗战开始以后,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而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 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的时候,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以 后,百年国耻已经洗尽,租界已经收回,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领事裁判权已 经撤销,中国已经以五大强国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 手中握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人们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 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 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完全消灭国 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 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十一年以后,还有一次为响应伟 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 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 惨下场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了这 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了民主 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 本上说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说不明白民主的前 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所有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就根本没有 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盈中国,实际上不过是一句时髦 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 生”也就是把“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 民主。虽然他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是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也 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8卷4号)上发表文 章《民主党与共产党》,反对起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 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 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 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 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 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 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 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 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 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 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67页, 三联书店1984年版)无产阶级民主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其价 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陈独秀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从此以后中国所有 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 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 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 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 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 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 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 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㈠议会由选举产生;㈡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 杀人;㈢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㈣思想言论出版自由;㈤罢工本身非犯罪 行为。”此外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 是领袖独裁。”   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经经过扩大宣传 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地扎下根了。当时的陈独秀已是“刑余之 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内。他的话已经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 道,以他当时“托派”的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 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 起来了。   看一看《先声》就可以发现,许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还经常提到 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其中说“苏联--真正人民的国 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先声》第157页)最严密 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经从肉体上消 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而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 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   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 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 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 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是我们当时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 把报上登的他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也把他写进自 己的社论。(《先声》第67到69页)总之,读者要是仔细研究本书,就可 以发现,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不妨打开本书 第十五页到第二十三页,看看当时名望很高的张申府写的《民主原则》,就可 以发现,这位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罗素的朋友、著 名的民主人士对于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与前面所引陈独秀言论的 干脆明了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他还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 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   可笑的是,当时作为左派学生的我们,水平可能更低,信心反而更足。尤 其是苏联在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 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   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由革命初期规定的,工人阶级五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 表,非无产阶级二十五万人选一名代表开始,此时已发展出一套称为民主集中 制的制度。我虽然年纪还小,倒也似乎曾经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 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 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更加“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 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 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才认识到康生所 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 话。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 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端 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在 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就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 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 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 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也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 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 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 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 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的话。在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 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 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根据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 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 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样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上面陈独 秀所悟到的民主的定义,也就是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 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 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 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 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 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 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 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 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 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 “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 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 儿了。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 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 “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 师长一辈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 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以 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 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 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 原因。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了一个“反面教员”的概念。 不过这个概念事实上并没有使他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因为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不过在抗战开始以 后的整个四十年代,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面教员”却实实在在地帮了他的 大忙。无数的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了共 产党这边来。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 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 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 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 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抗日,比民主更高的价值, 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在六十年前跟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 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鲁迅的 洞察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对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 其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说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 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说,这个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 都是跟鲁迅走的,走着,走着,就是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 情,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   上面,“我”变成了“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 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 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 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 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 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的民心,取得若干的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 人的功劳是主要的。稍后于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 《哲学讲话》(后来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了)。再深一点,就是 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可以称得是权威的巨著。除此 而外,还有可以包括社会科学几乎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分量都差不多。奇 怪的是,内容也差不多,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单一点说, 就是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我的印象是,对我们那一代或者 几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是这样由启蒙而起信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 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到过一本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我曾 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有没来得及看,就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 本人占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这是1938年王亚 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最高深的著作, 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 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 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 内极难见到(我倒在成都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中文版)。它的普遍流传成 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情了。   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于1938年 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 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 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 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本一般性的启蒙 读物与理论著作。在这方面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 范例,虽然分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对当时的左派来说实际上有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 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 是完全一致的。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包括在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可以说实际上,并无独立的民主这个价值。我们叫 抗日叫得这么起劲,叫民主叫得这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在重庆发表的,在延安发表 的不过十来篇。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 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它已经是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 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现在是人们渐渐了解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怎么样发展到荒谬 绝伦的,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 务”的惨剧的事实了。老实说,我当时在成都也看到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 但是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 了,但是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 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 人把这种做法提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的。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 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   这正好证明了中国左派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 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的价值。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 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 毛主席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又跟着改口,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 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 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 算得了什么?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 才能解释。   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 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内容: “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 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它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 8月苏联同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 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 黄炎培、王造时……这样的人也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是奇怪的是,这样一 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 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怎么反应 的,只知道在重庆是由周恩来出面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谈,大概总是 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 益,而且最后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的,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 时冲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为什么这样一件大事, 轻易地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的 意识形态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 就不会有大的风波。   现在可以看到1941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 见》了,其中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 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 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 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 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 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 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 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1-1942》第75-77页)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 定会拥护的。苏联还能有错?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对比尤其明显的是,1946年年初,由于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并且杀 害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生进行抗议游行。说实在的, 其规模之“大”可能在中国是空前的。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 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一到重庆,就读到了 《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   当时苏军在东北抢掠奸淫的恶行,虽然我们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国人 知道的是很多的,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动,也就并没有引起 多大的风波。相对比之下,仅仅一个月前昆明的“一二·一”与一年以后,北 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而举行的示 威游行。其势头之猛烈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 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 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 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 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 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 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 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下来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 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 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了。   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传播特别迅速,特别有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 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 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第691页)我们当时看到这话,都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 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 教育。中学毕业以前也自己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 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第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 第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第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 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 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还有我耳闻目睹的洋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 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轻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   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 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 儿)。到延安以后,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是某某人真是狂妄自大,竟自以为 “老子天下第六”。为什么是“天下第六”呢?原来,那里最狂妄的人也不敢 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对领袖的崇拜 的程度。   我以为自己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 还可以算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 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还有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 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 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 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因为领导成都的学生 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西南联大同时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 学生,年令大概略大于我。此人后来以殷海光的名字,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 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 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一个“反动 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了,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 们出国三十多年,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拥护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 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 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 国一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是俄国十月革命 两年之后发生的。俄国当时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 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不见有进一步的事实 表现,但是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经牢牢植入中 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 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只能从历史书的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 救亡与革命双重价值的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 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 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到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 国发生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以后,证明 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到四年完成。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 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的无可置疑的 领袖。   这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思潮,而且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还是最 高的价值。不但是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基本 上同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 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而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的特 权与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还要为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而要 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以后)才发表。除此 以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 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员。   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 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 产党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 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都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 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没有“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 底”,反而陆续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 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 道路。   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 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 “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 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 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 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虽然如此,我以为我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心 杂念没有,而是指自己对自己的理想的态度。还记得1946年11月上旬, 国民党军已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 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之时,报馆领导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 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 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 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 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 胜利者,一个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   最近有一位老同志问我:既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过“走俄 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又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 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 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 义世界第一部分”,又说,中国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 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第655-704页)实际上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在1949年 胜利,新民主主义已经实现了。以后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了。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认为应该实现新民主主义呢?新民主主义难道不是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一样必须由无产阶级,因此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么?这个问题提 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 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 半个世纪中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 “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 括组党)的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 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达到纯而又纯的 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 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 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 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 释一切。   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可能觉得最费解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 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 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 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 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先声》第101页到120页及以下)这些以 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 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 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 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 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 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 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 作出过承诺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 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 的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 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 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 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 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 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 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 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2001年4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