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六期 　　　2002.07.29　　　　　　　　　　　　　　 　　　　（sd0207d）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谈谈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以及社会和社会经济单位的双重民主制　　　·吴　名· 　　　　　　　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徐水良· ２、专　　题　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教育的腐朽　　　　　　　　·王　民·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王　怡· 　　　　　　　高校扩召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　　　　　　　　·梁　京· ３、网文摘编　老师·学校与正义　　　　　　　　　　　　　　·读　焰· 　　　　　　　中国大山里的女孩子　　　　　　　　　　　　　·任不寐· 　　　　　　　琴乱弹（选摘）　　　　　　　　　　　　　　　·杜导斌· ４、书与书评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　　　　·董国强· 　　　　　　　读徐友渔文革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　　　　　·胡　平· ５、外论参考　中国的自由贸易不等于自由　　　　　　·加拿大国家邮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政改论坛° 　　　　　◆　谈谈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以及社会和社会经济单位的双重民主制　◆ 　　　　　　　　　　　　　　　　　　　　　　　　　　　　　·吴　名· 　　最近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西方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后 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繁荣昌盛。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在另外半个世界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以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这一场试验的结果是惨重的失败。它 把世界一半的人口带入了贫困和灾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开始探索新的出路。 许多人把眼光又放到私有制和西方的民主制上来。民主制是对的，但是，私有 制是不是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呢？几千年以来，人类总是不断 地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也探索和构造了一个个新的社会形态。历史绝对 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欧洲的文艺复兴并没有把世界重新带回古罗马和古希腊的 文明，而是把人类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民主。现代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也 不应该简单地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地，它应该接受自身的经验教训，吸 取资本主义文明的长处，摸索出一条更加合理，更加优越的路子来，建立以集 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实现社会和社会经济单位的双重民主制就是 中国目前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繁荣的原因之一。它强调了社会经济本身的主导作用。 以市场的需要来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在目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下，市 场经济最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现实。西方市场经济允许人们最大限度 地追求利润，保护自由竞争。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两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以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但可以继承这些优点，而且可以在保持社会繁 荣的前提下，大幅度地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比例，更加众多的社会成员将变为 富有。集体所有制为实现经济单位内的民主提供了基础，人们将可能不但享有 社会民主，而且享有社会经济单位内的民主。绝大多数人将能工作在更加愉快， 更加合理的环境中。这一点将远远地优越于西方民主，也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 　　社会民主制是西方社会繁荣的第二个基石。仅仅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不 一定能带来社会的繁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只有最终 实现社会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达到长期稳定的繁荣和昌盛。 　　真正的社会民主，而不是口头上的，形式上的社会民主，具有以下特点。 即只有选民才最终决定法律如何制定，社会如何管理。这是唯一的途径让整个 选民的共同利益得到真正的保证。实现社会经济单位内的民主，实际上是将社 会民主缩影到各个经济单位内，让全体职工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老板的利 益，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保证。 ○　社会经济单位内的民主制的设想 　　权利分散，选民作主，可以说是民主制的精华。社会经济单位内每一个职 工具有相等的选举权。以年为计算单位，在一定的周期内全单位职工选举产生 职工委员会以及单位行政领导，比如厂长，公司总裁等。单位行政领导提出各 部门负责人的候选人名单，经职工委员会批准后组成单位行政领导班子。该班 子统管单位经济活动的方向和方式，人员的组织和安排，资金的运转和利润的 分配比例（用于扩大再生产与职工工资和分红的比例），以保证单位经济活动 的有效进行以及单位在社会经济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单位行政领导班子将定期 或不定期地向职工委员会汇报工作方案，工作进展以及重大事项的决定。但不 须经过职工委员会的批准。职工委员会可以对行政领导班子提出质疑，后者必 须给以回答。职工委员会还可以针对问题进行调查。行政领导班子不得阻碍。 如果职工委员会证实某些事项违反整个职工的利益，或违反整个社会的利益， 可向行政领导班子提出修改或取消的建议。如不能得到一致见解，则可提交全 单位职工表决。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结果可以否定领导班子的决定。职 工委员会可以提出罢免单位行政领导班子的动议，经过全单位职工表决并得到 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后生效。职工委员会负责制定单位的管理规则，奖罚条 例，处理各部门，各职工之间的纠纷。职工委员会决定各级行政负责人及各个 岗位职工的工资水平。职工委员会和行政领导班子共同决定单位人员的雇佣或 谴散。职工委员会成员的工资则在选举时由全单位职工决定。职工委员会成员 可以是全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不可是行政班子成员。 　　社会经济单位民主制必须以强有力的法律来保证。投票过程中任何营私舞 弊的行为，以及其他破坏单位民主的行为，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　关于集体所有制的一些设想 　　本文所描述的集体所有制与中国曾经存在过的集体所有制有以下区别。 　　第一，它不再是国有经济的附属物，而是社会的主体经济结构。在经过一 段过渡时期以后，国家所有制企业将不再存在。 　　第二，除了交税以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经济活动不再受政府的直接管辖。 计划经济将不再存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运行将完全受市场经济的控制。 　　第三，中国农村曾广泛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但由于产品种类，管理方式， 销售渠道等等完全由政府控制，加上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分配的平均主义等， 严重地打击了生产的积极性，造成吃大锅饭的弊病。本文所描述的集体所有制 企业将对企业的资产和资金具有完全的拥有权，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行政管理 具有完全的控制权。集体致富的欲望和企业的民主管理将有效地解决吃大锅饭 的问题。 　　集体所有制企业成员的基本经济权益可由两种不同的途径决定。或者由各 个企业的职工自行决定。或者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兼有。 企业职工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工资，二是按股分红。工资由工作性 质以及工作质量数量决定，反应了多贡献多收入的原则。股分则体现了每个职 工对企业的实际拥有权。股分应分为基本股和投资股两类。单位职工基本股份 的总数是单位集体所有的基础。基本股是相对固定的，按法律规定分配的，不 可交易的。投资股则和现代股票市场上的股分相似。单位职工和外单位投资者 都可以买卖投资股。由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将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有关集体所有 制的经济政策就关系到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的切身利益。能不能恰当地处理好这 些问题将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出于这一原因，也许应该将有关基本原 则写到宪法里去。 ○　目前在中国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实现社会和社会 　　经济单位双重民主制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改 革的特点，可以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说就是 解决一个问题，总结一下经验，寻找一个方向。这样做有合理的方面，也有不 足的地方。比方说，国家政策的多变，甚至有时自相矛盾，重大社会问题久久 无法解决，等等。一步一步地积累经验是人类认识世界必须经过的阶段，但是， 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人们的认识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飞跃。中国正处在 重要的历史过渡时期，什么是关键所在呢？首先是找到过渡的目标，即过渡到 一个怎样的社会制度去。 　　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失败了。我们不能回到那儿去。以私有制为基 础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弊病，早就受到马克思的批判，并非是理想的目标。再说， 中国人走西方的路，其结果很可能是画虎成犬。原因很多。比如，第一，中国 缺少民主的传统，如果过渡到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独裁统治或分治的局面， 那将是一个祸害。第二，中国缺少法治传统，权大于法。如果不能建立民主和 法制，如何保证自由竞争和达到社会稳定及繁荣昌盛？应该看到私有制和独裁 及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推行私有制就好比雪上加霜。中国还是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果全面推行私有制而不实现民主和法治，一般工农大众 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证。他们的收入将远远低于西方同阶层的人们，社会矛盾 将非常尖锐。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调动广大 民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才能摆脱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被动局 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先进国家。在中国推广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实现社会经济单位民主制，同时进行社会政治改革，逐步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和 法治，就是这样一条出奇制胜和现实可行的道路。中国应该选择集体致富，民 主致富的方向。 　　中国政府曾经在国有企业中试验过承包制和股份制。这些只是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的临时措施。中国的社会改革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它需要一个 新的社会制度方案。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和社会经济单位 的双重民主制就是一种新的，健全的，稳定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具有非常良好的社会基础去实现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 农村，人们对生产队还记忆犹新。在城市，国有制同属于公有制经济，不难改 变为集体所有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完成整个社会的转变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如果能够逐步将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交给先后建立起来的集体 所有制单位，把财权交还给民众，就能有效地去掉政府腐败的基础，为建立一 个健康的社会秩序铺平道路。 　　在目前的条件下，在中国先实现社会经济单位内的民主制要容易一些。如 果能迈出这一步，那么第二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民主制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应 该说，第一步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双重民主制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 是新社会制度最根本的基础。对于大多数特权阶层的成员来说，这样一种新的 社会制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与完全的私有制对比，或者与走贪污腐败的道 路对比，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为实现新的社会制度而建立一个广泛 的政治同盟是完全可能的。 ○　私有制企业的地位 　　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绝不应该排斥私有制企业的存在。它们同 属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完全可以并存。而且社会也不应该打击个人发财致富的 积极性。但是，在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中，私有制企业将会有许多变 化。如果同样的人才在集体所有制单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工资加分红），优 秀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及劳工将会流向集体所有制单位。这将促使私有老板增加 雇员的工资。一般来说，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在单位内将享有更高的地位， 这也将促使私有老板改善与雇员的关系。而且老板在一些自然的条件下，可能 愿意将企业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以换取在职工委员会当中的恰当的席位，以及 相当数量的基本股份。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创立除了由原来的公有制单位转变而来，除了一部分人 共同开办新的企业以外，由私有制单位转化而来将是一个重要途径。社会应该 鼓励个人奋斗创业，在他们想要进入集体所有制的行列时，则应该保护他们的 利益。 ○　国家的功能 　　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是新的社会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宪法和法律是新 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和依据。法律的正常执行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障。法律还 是调节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没有法律则不能 实现。政府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将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 政府需要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研究，经济动向的预测预报，必要时还需通过税 收政策，银行利率等对社会经济加以调节。政府在政治上负责平衡各阶层的利 益，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军事上负责保卫国防。另外还有全民教育，科学 研究，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医疗预防，失业保险和其它社会福利等等。政 府的公职人员，还有教师，科学家，医生，军人，警察等都应该得到合理的优 厚的酬金。这是保证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保持政府的高效率以及防止腐败的重 要手段之一。 　　社会制度稳定性的一个标准是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武力干预的程度。我们 预期在本文所描述的新的社会制度下，军队和警察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将远远低 于西方国家。 ○　反证 　　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再罗列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进 一步证明寻求新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训有： 　　　１　根据少数人的策划，甚至个别领袖的意志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远 　远不能反映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现实。其结果是严重地束缚，干扰， 　甚至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类劳动成果的巨大浪费。 　　　２　缺少竞争，缺少生命力，几十年一贯制，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能 　力处于发展缓慢，甚至严重的停滞状态。 　　　３　吃大锅饭，抑制人们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４　政经一体，政府官员拥有支配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权力，构成了贪 　污腐败的社会基础，危害甚大。 　　　５　政治领域的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太大，周期性地引起社会生产 　的大起大落。 　　　６　政治上的独裁和专制，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人们独立思考与创新 　的积极性。愚民政策和信息封锁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使社会看不到前进的 　方向。更甚者，对人性的摧残，则是对人类文明的否定。此类消极因素也 　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训有： 　　　１　社会是民主的，但社会经济单位内是独裁的。所有独裁专制的弊 　病在各个公司内到处可见。 　　　２　在公司内，由于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极端 　不平等。人性遭到压抑，人权遭到侵犯。 　　　３　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资本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一 　种强大的势力，极大地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的运行，以及法律的制定与执 　行，等等。 　　　４　私有的超级财团和公司无限制地追求利润，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甚至枯竭，以及环境的破坏，构成对整个人类健康和生存的威胁。 　　５　巨大的贫富差异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及种种的社会问题。 　　６　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危害整个社会，尤其是劳动群众。 　　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否定，回顾历史教训有利于找到新的真理。以集体所 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考虑了当代两大社会形态优缺点的基础上 形成的。其想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即人类经历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又试验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如果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自然就得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结论。什么样的公有制可 以形成市场经济呢？集体所有制。人类有没有可能再进行一次试验呢？完全可 能。如果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遥远，那么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 近在咫尺。这不是一个空想，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当这样一个双重民主的社 会制度成功的时候，世界经济的重心将转移到东方，人类关系的典范将出现在 亚洲，现代文明将进入一个暂新的阶段。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处 于经济上的压力，观念上的引导，西方社会将可能发生一次和平的革命。新的 法律将引导私有的公司改变其利润分配的规则，雇员将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 整个旧的社会秩序将得以更新。沧桑变化，事在人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 类就能找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就象本文所粗粗描写的那样。 〖华夏论坛〗 　　　　　　　　　　◆　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 　　　　　　　　　　　　　　　　　　　　　　　　　　　　　·徐水良· 　　好几个朋友问我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看来有必要对当代中国的理性激进 主义作出适当的解释和必要的界定。这里谈谈我的看法，供参考。 　　中国的问题，即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问题，拖得太久了，拖了一百多年。 专制制度的空前腐朽，激起了老百姓的空前愤怒。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 工人农民中，早已经是一片怨恨和急切盼望变化的气氛，怨声载道。即使在中 共官方的网站上，也常常出现呼唤陈胜、吴广、罗宾汉的声音。中国不能再采 取久拖不决，迟进缓进，慢慢变化的策略，不能再采用缓进主义，否则，老百 姓受不了，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只能采取激进主义的策略。所以，理性激 进主义作为激进主义，首先是与缓进主义相对立的。 　　但激进又不能盲目冒进、乱进，而只能采用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的激 进主义，即合理的理性激进主义。因为我们不是中国的当权者，所以我们的理 性激进主义，只是采取先进的理论和合理的策略，在力能所及的范围内，促使 中国走理性激进主义的路。 　　这里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以江西杀死十四个人的胡文海为例，他被大陆不 少老百姓视为英雄，以致有些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也想学他的样子。就他反贪 官这一点说来，他确实也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盲目杀人，包括 杀死无辜儿童的杀人犯。我们不能把他树为榜样。如果全国提倡他的做法，让 中国老百姓都学他，那么，我们的民族就会浸没在一片血泊中。而目前大陆的 农民中，不少人有类似的盲目的非理性情绪。不少人记着曾经迫害自己的基层 掌权的仇人，准备以後有机会就把这些仇人宰了。自己宰不了，就嘱咐子孙今 後一定要报仇。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农民。工人中也有少量人有这种情况。这 种非理性的盲目情绪，目前主要存在于工人和农民中，而亲共缓进主义则主要 存在于少部分知识分子中。海外知识分子接触的主要是这部分国内知识分子， 亲共缓进主义因而在海外被大大放大，加上其他因素，几乎成为海外侨界的主 流。这一点，与国内形成鲜明的对照。 　　亲共缓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似乎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但其实，两 者机会主义成分很浓，互相转化，没有严格的界限。海外鲍戈之流，被大家视 为亲共内奸，但他们又把胡文海命名为“人民英雄”，要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就是明显的例证。国内有的人，原来是非常怯弱的缓进主义，我出国前嘱咐国 内朋友说：要注意，这些人目前很软弱，但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一旦顺利的 时候，他们将比谁都激进，现在和今後都要防止他们的负面作用。结果，半年 以後，民主党组党形势似乎不错的时候，他们立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比谁都激进，对组党运动起了相当的破坏作用。 　　如果我们下一个定义，中国目前的理性激进主义策略，就是：根据目前中 国的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服从人类公认的道德，人道和理性准则，争取中华 民族尽快地、迅速地，而不是太过缓慢地完成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化，使转化过 程尽可能减少波折，既要尽可能争取中国人民和民主事业的最大利益，又要尽 可能减少我们民族的损失，这样一种理性策略。 　　服从人类公认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采取 共产党及前文提及的胡文海那样非理性，非人道的极端手段。在人民利益、民 主利益与民族损失之间，也要争取尽可能大的比例，不能只顾争取民主事业的 最大利益，而不顾这种利益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为了减少民族损失， 理性激进主义也有可能不是选择最大利益，而是选择次大利益。这些，都是理 性激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的区别。盲目激进主义是一种走极端的主义。他们 采用毛泽东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极端理论，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 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一反到底”等等。按照这种指导思 想，就有可能否定共产党也不得不支持的那些人类公认的准则，例如人类公认 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反对恐怖主义和刑事罪犯的准则，等等。我碰到不 少人，他们感到很奇怪，以反中共腐败自命的某些激进民运人士，怎么会和中 共腐败大案的要角站到一起？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 是按盲目激进主义的极端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现存的一切，特别是他们 不知不觉地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阶级的法”等等错误理论，否定 国家和法本质上的非阶级属性，否定非阶级性的大量东西，（包括没有阶级性 的理性爱国主义，）否定现存的一切法律，包括没有阶级性的合理法律，就很 容易使我们的民族陷入无政府主义恐怖之中。 ［注：关于本人，我自认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理性激进主 义者。唯物主义是我的宇宙观，人本主义是我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我的人本 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我的理性激进主义是根据中国实际，以上述理论 为指导得出的，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所采用的策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 【】　　　　　　　　　　　　　　【】　　　　　　　　　　　　　　【】 °专　　题° 　　　　　　　　◆　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教育的腐朽　◆ 　　　　　　　　　　　　　　　　　　　　　　　　　　　　　·王　民· 　　自人类有史以来便有了教育，教育是人类自身发展与繁衍的重要手段，人 类的一切知识和技能、智力和体力及人的思想都是通过教育来发展和完善的。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教育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 步。因此，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在其自身发展与繁衍的社会 进程中永恒的、不可推卸和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 　　教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社会的交替而变迁，教育也是阶 级服务的工具。当教育发展到今天，实行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其实质是教 育的腐朽。 　　一、教育产业化将是政府不作为和无作为的表现 　　教育作为人类发展与繁衍的手段，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这个社会，其次 才是受教育者的个体。教育是人类的社会责任，它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教育本 身不是一种经济，更不是商品，所以教育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政府是一个 社会和阶级的代表，发展教育事业是历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作为一种生产和商品，让其产生经济效益。教 育产业化就将是政府倒卖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实际行为，也将是政府不作为或无 作为的具体表现，为了经济效益，政府既然将自己的责任可以产业化，那么， 当人类的灵魂也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是否灵魂也能产业化呢？ 　　无独有偶，有报导说在北京有小姐举牌公开接客（《江南晚报》报导）， 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事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业，因为教育的 周期性长，教育的效益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而教育产业化是对教育的提前透 支。古今中外，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王朝，都是重视教育的，所不同的是 教育体制和制度不同，教育服务的阶级和对象不同，但都没有把教育作为一种 产业，特别是基础教育的产业化，实施教育产业化又从何谈有所作为呢？ 　　二、教育产业化是不诚信的教育 　　教育产业化让教育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了经济效益，教育的目的也产生了 异化，教育产业化追求的是“教育利润”，是完全彻底的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商 业行为，所以提出“教育产业化”论点的人一定是位不诚信的商人，至少不是 搞教育的人。 　　为了追求教育利润，办学的方向也产生了异化，政府部门人为地、片面地 拉开学校差距，不遗余力地通过人员师资倾斜、资金投入倾斜、政策性倾斜树 立所谓的学校品牌，培育教育市场，推动择校热的升温。引用某些人的话说： “有差异就有择校，有择校就有效益”，这种为追求经济效益和教育利润的教 育怎会是诚信的教育呢？ 　　广大家长知道教育的重要，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良好的教育以改变家庭的 命运，先不提老百姓现在是不是富得冒油，为了让自己的子女选择一所被包装 起来的好学校，他们不惜掏空自己的口袋底为捐资助学，同时也要掩饰内心的 苦痛，陪着笑脸写下“自愿”字据。而学校是认钱不认人，有钱看分数，当孩 子看到囊中羞涩的父母拿出的一叠人民币时，会给他一生中带来什么影响，因 为这是他入学上的人生第一课，这一课的内容是不是就是“诚信”呢？ 　　三、教育产业化是违背国家法律的教育 　　人从其生命的降生开始就是社会的财富，接受教育是人基本的人权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的是公民人人平等，我国的《教育法》第九条明确写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由于我国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公民经济收的不平衡，由于教育产业化，一些低收入家庭和 弱势群体的子女被挡在了公平教育的门外，这也就谈不上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 育机会。 　　《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中的第二款 规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人为地制造学校的差异，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呢？如果能保证质量还会有差异吗？ 若讲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只能是保证了部份人的质量，是片面的质量。 　　《教育法》第三十六条中还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 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请问一个有差距的教育会带给每一个学生有平等的教育 吗？一个没有平等的“产业”能给人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吗？国家在《宪法》第 十九条明确提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 平”，但也没有提出教育产业化，更没有规定教育是一种产业，相反，教育产 业化有悖国家宪法，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教育产业化是导至社会腐败的教育 　　教育产业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育资料归代表全体人民 的国家和政府所有，公民在教育中享有相互平等的权利。而教育产业化恰恰是 把原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教育设施作为某个部门、某个机构获取利益和工具， 把学生和家长当作获取效益的资源。 　　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 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而 把社会的这种上层建筑实施产业化，那么，作为社会上层建设的司法、公安、 军队是不是也可以产业化呢？事实已告诉我们，当经济利益渗透到了这些方面， 于是便产生了司法腐败、官僚腐败、军队腐败，同样教育产业化不仅使教育产 生腐败，而且更使这种教育腐败合法化。 　　当今，教育中的腐败其实已经显现，一些部门已经把学生当成了摇钱树， 向学生摊派教学资料、报刊和杂志，变相收取不合利的费用等，一些商人们更 是看好了其中的利润，可以说是垂涎三尺，蜂拥而至。只要有利可图，并会成 为一种经济，“考试经济”也许让一些黑心的学商、官商鼓起了腰包。由此看 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变质和腐败。 　　五、教育产业化是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教育 　　“发展是硬道理”此话没错，怎样发展，往何处发展，教育的发展何去何 从，无外乎“二个坚持”，既坚持教育的培养目标，坚持办学的方向和宗旨。 　　教育产业化只谈发展，不谈后果；只谈利润，不谈宗旨；只谈经济，不谈 方向。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人碰碰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说说就是 邓小平理论，他们好象把邓小平理论的大旗举得比谁都高。事实上，他们在歪 曲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当成了他们的遮羞布。断章取意不是邓小平理论， 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在怎样的环境下说的？说了些什么？ 　　不妨摘录几段。在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发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中所说的：“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 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 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一位伟人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担 忧着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感悟到教育对民族振兴之重要，于是便说：“抓科技 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 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 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不难看出，小平同志要求的是从基础教育抓起，要注意普及，又有提高， 教育的普及就是让公民有平等、公平地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就是在公平的基 础上进行挑选。人为制造差距，让一部分人陪太子读书能叫普及吗？牺牲一部 分人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提高是提高吗？教育的投入是政府行为，不是个人行 为，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８年９月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讲话中对教 育的投入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 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但是，政府为教育投入增加了多少呢？教育产业化牺牲的是教育，换来的 是所为的ＧＤＰ和消费指数，及扩大的内需。教育产业化真能扩大内需吗？ ２００２年《无锡导刊》第间期中有一文《教育领域不能随意引入市场机制》， 用数据说明了教育产业化反而减少内需１５０亿元。 　　六、教育产业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的教育 　　有人认为，老百姓很有钱但不肯花，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刺激百姓的教育 消费，从而扩大内需，其效果暂且不提，但老百姓真得有钱吗？在互联网上有 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工商银行要对百元以下的户收费，在其一亿多客户中，百 元以下的客户有２００８万，占总数的２０．１６％，试问：在亿多客户中千 元以下的有多少？万元以下的有多少？其中单位客户有多少？还有多少人根本 没有存款？这个数据说明了贫富的差距，还可以推断在部分的资金集中在少部 分人的手中。对于存款在万元以下的家庭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处在相对贫困的 位置，试想一下，看一个感冒上百元，三次门诊足可看完医疗卡上一年的医疗 金，如果有人住院，这一万元可能就是这个家庭的救命钱和保命钱，何况还有 人到死后身前的医疗费还没报呢；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一万元就是一个家 庭的应急钱。 　　可以说，我国还是个比较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口众多，大部分 的家庭难以承担高昂的教育支出，教育产业化将把他们拒之优质教育的门外， 他们也难以实现教育脱贫、教育兴家的愿望。因此，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富人的 教育，只能是“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印度电影《流 浪者》中的关键性台词）的教育结果。所以，教育产业化就是培养新贵族的教 育，是腐朽的教育。 　　教育产业化不仅是腐朽的教育，它还将会导致社会的全面倒退，若干年后， 这种贵族式的教育必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贫富差距更加扩大，经济矛盾 必将导致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并将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两个对立的新阶级。根据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原理推断，新的阶级矛盾必将导致社会的变革，到 那时，我们培养的下一代将是埋葬这种教育制度的新的主人，也将是我们这个 社会新的掘墓人。 　　综合上述，教育产业化是不得人心的教育，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 旨的教育，是断送国家和民族前程的教育，是迄今最腐朽的教育。为这些，作 为教育工作者我感到痛心，作为党员我感到伤心，作为一个公民我感到寒心。 　　　　　　　　◆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 　　　　　　　　　　　　　　　　　　　　　　　　　　　　　·王　怡· 　　今年高考作文题名曰“心灵的选择”，实则对考生而言是没得选择。考题 设计了一个登山者遇见暴风雪的生死关头，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救了一名冻 僵的陌生人，“最后两人搀扶着走出雪地”。考官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你们）应该怎么选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尽管考官处心积虑设计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并自作聪明的解释说“经过一 番努力，陌生人可以活动了，而登山者也因此暖和了自己的身心”，潜意识要 考生得出“救人就是救己”的结论。但很多人指出了这中间的逻辑荒唐和不合 常识。这件事在本质上就是舍己救人，在暴风雪中自身不保而去救助冻僵的垂 死者，十之八九是要同归于尽的。考官向为５００万毕业生竖了一个道德高标， 在考题的文字中明白无误的暗示了一种高风亮节的利他选择，而将个体利益的 价值向度完全排开，然后要考生在一场决定着自己未来前途的考试中对此表态。 　　放在平常也就罢了，放在高考场上，我只能将此题理解为赤裸裸的要挟。 你若不在文字上表示甘愿牺牲生命，就要在考场上牺牲寒窗十年等来的高等教 育机会。这已不仅是在鼓励和暗示孩子牺牲自我而已了，这实在是一场明晃晃 的道德绑架，一场以５００万学子的锦绣前程和一千万父母十数年含辛茹苦的 期待为质押物的道德绑架。在作文中表示舍己救人是不需要勇气的，在这种道 德绑架面前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敢于在弹性最大、分值最高的作文题中冒 “政治不正确”的风险而说真话，才是真正需要道德勇气的。 　　而这样的道德勇气，却在年复一年道貌岸然实质上卑劣无耻的作文考题中 被不断扼杀。究其动因，并不单单是一个“文以载道”的传统使然。据报道， 有人高考前在一家ＢＢＳ发贴，大胆认定今年的作文主题必然是见义勇为、舍 己救人。理由是去年以来“以德治国”论的高扬和公民基本道德建设纲领的颁 布，他推测今年的作文仍然会在这一方向，又不能原地踏步，必然会对去年的 “诚信”题目作进一步深化。拾金不昧已经不过瘾了，非得舍己救人不可。 　　事后记者调查，发贴者为一应届毕业生。 　　一个应届毕业生不过十八九岁而已，但于考试一道沉浸已久，对语文教育 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传教士体位”竟有如此入微的先见之明。近年来国内对于 应试教育的讨论很多，却少有触及到教育与极权主义背景的关系。教育为什么 要去迎合意识形态，这种迎合是否构成意识形态统治方式必然的组成部分？上 个世纪４０年代国民党在校园推行“党化教育”，遭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 产党支持下的左翼力量的反对。然而共和国的合法性既然完全建立在“一个主 义”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之上，教育必然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为政权源源不断 的输送在价值观上“政治正确”的臣民。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性既然不能通过 辩论和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得到验证，那就必须通过反复的“教育”来获得保障。 换言之即必须维持价值观教育上的“托拉斯”地位，积极培育极权主义意识形 态的土壤。因此这一党化教育的传统就被执政后的共产党变本加厉的延续下来。 尤其在８９年之后，邓小平痛定思痛认为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言下之意即是党 化教育的失败。 　　党化教育怎么才能不失败？如果说社会现实对于一元主义价值观的冲击是 当局无法控制的，那么当局有可能控制的就是教育。只有当党化教育的强度压 过了社会现实的鲜活度和思想启蒙的强度，才能维持住台面上的平衡。从这个 角度说，极权主义统治在今天最大的困境并不在腐败，而在教育上。江泽民近 年来以望八之高龄，拼命重申意识形态统治的伪神学基础，意图为如他一般腐 朽在即的统治合道性重塑金身，意图将多元利益与价值格局的现代社会大而化 之在“意识形态为体、多元利益为用”或“政治极权为体、市场经济为用”的 黄粱梦中。一方面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当代的“三纲五常”供奉起来，纲 常不变而洋务恒新，走的是百年前传下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将过气的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加以稀释，大而化之为三个代表和一般意义上的“德治”，心想以更 少的内涵来统摄更多的外延。 　　尽管科举制下“八股取士”的考题亦多三纲五常的道德内涵，却没有道德 绑架的意味。经义之外还要考策论。策论者即政论也。历代真知灼见的应试策 论并不少见。并且纲常中的道德操守也并非全是虚伪，尽管在抽象的理论上皇 帝体制是“政教合一”的，但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敢于将自己打扮为绝对的道 德权威。道德权威在中国古代，从来存在于士大夫和民间，而绝不落在皇家。 对儒家伦理的强调不仅具有维系君臣纲常的作用，同时也造就了对于在位者强 大的道德压力。所谓“德治”首先构成了对皇室的约束，而非对士大夫阶层的 约束。这是儒教与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传统士大夫直到专制 主义鼎盛的明清两朝，依然葆有敢说真话、敢逆龙鳞的传统。其背后的力量正 是在科举之中得到张扬的儒家纲常。 　　光绪元年，四川东乡一村因农民聚众抗粮，被诬为造反，全村男女老幼 ４００余人被屠杀。当年成都乡试中，来自东乡的十几个童生皆不顾考题和科 举前程，而在考卷上状告川督、为民请命。学政张之洞感念其气概而不作追究。 这种考生、座师两方面的道德勇气，在今日极权主义治下已不复得见。今年高 考前，湖南省祁东县一位应届毕业生在全县摸底统考中，回答政治考试有关法 轮－功试题时直抒己见，写道“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太残忍了”。此试卷在祁 东县引发轩然大波，该生被开除、取消高考资格，并因政府怀疑其家人参与法 轮功组织而被抄家。 　　事实上，今日的极权者亦行进在一场合法性危机的暴风雨中，不知自立立 人，却欲通过歌舞升平的谎言和意识形态神话如同义和团式的咒语桃符以求独 活。近年来，以加入ＷＴＯ为标志的洋务运动高峰时期，党化教育不仅没有得 到如同８０年代中后期一度的弱化，反而顺理成章的愈演愈烈。教育，已经成 为统治者维持意识形态统治基础的主战场，成为意识形态的登山者在风雨飘摇 之中的垂直极限。一方面是以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 要内容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校园教育，一方面则是以“三讲运动”和“三个代 表”为口号的、针对成年人的继续教育。尽管后者的影响力在成人世界中已经 接近于零，但这种以扼杀思想多元和个体自由品质为特征的党化教育对于尚不 具有足够免疫能力的未成年人世界，依然是一种少儿不宜的颠覆性邪恶力量。 这种力量尤其在中小学语文与政治两门课程中（以及历史课）深入骨髓，使一 代又一代未成年人沉浸在虚假的公共道德与政治觉悟的面纱下，蒙蔽在单一的 价值背景和对伪神学意识形态似是而非的遵从之中，对于真正健康诚信的道德 生活和遥远的观念世界日渐失去了判断力和起码的兴趣。 　　政治课从小学一直延续到研究生教育，是专业的党化课程。近年来大学里 的政治课不断加强，包括邓小平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纷纷开设专门课程。 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因为大一大二的课程中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原本较多， 加上名目繁多的政治课，有时候整个大一的课程表竟难得看见几门专业课程。 加上课程较多，为减少学生考试压力，一般大学每学期指定少数重要的几门课 为考试科目，其余的则随堂考查。而所有政治课程根据中共宣传部门的要求， 是必须列为考试科目的，这是明知学生不上心而用死记硬背的办法，计划让他 们慢性中毒而毒发身亡。笔者所教的法律专业课程就曾多次被政治课挤占，而 降为考查科目。 　　今年初，为减少考研的压力，教育部削减了考研的科目。竟然宁肯将专业 知识课删去，而保留了政治课。 　　作为专业的党化教育课程，政治课在学生的基本知识架构上相对比较独立， 意识形态处心积虑天天洗脑也就罢了。但意识形态侵入中小学语文尤其是作文 课的教育，我则将之看作极权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因为 语言是最基本的知识，语文教育构成了受教育者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 它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一个人，进而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文化意义上 的人和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人。但这一切的价值都在排序上给做一个意识形态下 控制下的政治人让开了路。它将一种病毒放入了每一个受教育者基本的操作系 统中，幼年植下的毒素，即便在成年之后你表示对这一体制的反对，最可悲的 莫过于你首先就是这一体制的杰出产品。你的语言方式、甚至你的抑扬顿挫都 已经难以完全去掉那些深入骨髓的伤害。 　　托克维尔曾经观察到美国语言的日常化与其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政 客要取悦于民众，就必然倾向于使用民众的语言。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才会单 独发展出一整套与民众和真实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话语系统来。香港学者吴 国光指出，在中文语境中，由于意识形态对于语文教育高屋建瓴的独裁作用， 出现了“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分裂”的“语言二元化”现象。不但是官员，我 们在电视里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一旦有机会在镜头前公开发言，他 就不自觉的采用了另一种“语言”，一种与他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及其逻辑毫不 相同的“假语言”来回答采访。 　　这种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假语言之滥觞，就来自中学语文尤其是其中意识 形态化的作文教育。来自于每年高考作文题参与了合谋的意识形态对于中文语 言的长期阉割。 　　一个成年人使用这种拿腔拿调的假语言，一则出自于语言习惯，一则也出 自于对生存语境的体会而采取的将个人愿望隐藏在公共愿望之下进行模拟表达 的一种自我保护。而一个天真的未成年人并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他若不 自觉的在公共场合使用这种“作文体”说话，就越发的令人可悲。因为他根本 就不知道什么是日常的和健康的、属于个人的真正的语言。我曾与一位藏族朋 友讨论宗教生活或文化对新一代西藏儿童的影响。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歌 星谈到她去西藏演出时，去看望她捐款助学的一位藏族女孩。这位女孩很开心， 但并不知道她是歌星，临走的时候，小女孩抱着她的头哭了，然后递给她一张 纸，上面弯弯曲曲写了一句话。到此时为止，这都是一个属于个人领域而非公 共领域的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同样包含着道德的含量。但小女孩纸条上的那句 话，却让这件私人间的事件被迫进入公共领域，让意识形态教育的力量得以破 门而入。这张纸条上写着：“感谢共产党，感谢全国人民。” 　　我丝毫不怀疑小女孩写这句话来表达感激之情的真诚，然而问题是一旦她 想要表达，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就开始浮出水面，除了这句她从小耳闻 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语言规格的话之外，她所受的教育里并没有为私人间情感的 表达留下足够的话语空间。她的语言能力及其逻辑，是一种将一切个体欲望都 化为公共欲望，将一切私人空间都拖入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正是这种语 言构成了政治专制的语言基础和操作平台。而推广和塑造这种虚假的语言，就 成为了几十年语文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甚至赤裸裸的目的。中国人在绝大多数公 开场合下，就像每一位考生在高考场上作文一样，必须借助于这样一套话语， 来寻求表达的可能，但这种表达，这种可怜的表达，我只能称之为“对表达的 一种模拟”，而不是表达本身。 　　那位西藏朋友还补充说，小女孩这句话话里有话，尤其是后面半句，除了 一般意义上党化教育的影响外，还有另一种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刻骨铭心的教育 成果，即对藏族进行的汉人拯救了藏人的大民族主义的灌输。她分析说，对藏 族人而言，不但是共产党救了全中国，而且是汉人救了藏人。在很多藏族人心 中，都会把一个汉人下意识的当作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化身。 　　我无法评判她的看法，但我的问题是，在意识形态的党化教育下，这个藏 族小女孩和其他地方的汉族小女孩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区别，那么宗教精神和文 化对他们的未来和西藏的未来还会具有价值和影响吗？ 　　　　　　　　◆　高校扩招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　◆ 　　　　　　　　　　　　　　　　　　　　　　　　　　　　　·梁　京· 　　三年前，大陆当局突然决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今年，第一批“扩招” 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向就业市场。当年本人曾对高校扩大招生发表评论，指出大 陆的高校扩招有卖文凭之嫌，从最近大陆对三年扩大招生的反思来看，果然不 幸而言中。 　　１９９９年以前，大陆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出于既得利益，一直不愿加 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高等学校每十名考生，录取不到两人。于是，在大 陆的灰色经济中，高校招生成为获利极为丰厚的买卖。一些高等院校的领导人 和招生负责人一年就可以拿到百万元的“好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大陆 高校每年大学录取的“影子地租”就有上亿元。因此，大陆的官办大学没有动 力改变这种高度短缺的状况。 　　但是，一份“奏折”改变了这个局面。这份奏折来自两位海外学成的经济 学者，他们向朱熔基建言，政府何不利用这种短缺局面，迅速扩大高校招生， 并提高学费。这样既可以扩大内需，减缓通货紧缩的压力，同时又可以缓解青 年就业的压力，收一石两鸟之奇效。被通缩压力所苦的朱熔基，立即采纳了这 个意见。于是，中国大陆当年的招生规模在当局的政治压力之下，当年几乎扩 大了５０％，随後两年又分别扩招了２５％和１７％，今年将继续扩招１０％。 大陆显然创造了正常年代高等教育扩张的世界纪录。问题是，大陆的高等学府 在事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增加的学生，他们能作什么呢？ 　　《南方周末》最近在“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的大标题下专题报道了大 陆高校对１９９９年以来急剧扩张的反思。编者写道：“曾经引起全社会欢呼 的高校扩招，在持续四年後已陷入尴尬境地：名牌高校出于质量及利益等多重 考虑普遍缺乏扩招动力，普通高校在政府要求下扩招也是颇有怨言，扩招的学 生对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亦有诸多不满……”。记者报道了武汉大学和复 旦大学两所名校今年不再继续扩大招生，武汉大学甚至缩减招生１０００人。 名校的这个态度，并不令人意外，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它们已经到了公开抗命的 地步。但是，一般大学则没有实力对大陆政府说“不”，只要校园能容下，就 必须继续扩招。一位教授感叹，往日宁静和安谧的校园成了“人口密度最大的 地方”。扩招入校的学生则产生了挤上公车後的心理：不希望再扩招－－校园 太闹了，已经不象大学。 　　不容否认，朱熔基为求政府短期的财政利益，急剧扩大招生规模，对大陆 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带来了普遍的伤害。但是，《南方周末》的评论却指出，扩 招虽不能避急功近利之嫌，但客观上毕竟加速了大陆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 伐，因此“扩招仍应继续”，只不过不应该让老百姓负担过于高昂的高教成本。 　　其实，大陆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很难称之为高教的大众化。大众化的高 等教育与精英式的高等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担负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学校，无 论从学科设置、学制以及教学方法都与传统的精英大学存在本质的差别。正如 一位大陆学者指出的，大陆当局“用精英教育阶段的体系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 从长远来看是会有问题的”。至于收费水平，在西方国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 一般都是有政府资助，学费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大陆却恰 恰相反，政府的办学成本比一些民办高校还要高，以至一些民办学校可以在同 一收费水平获得暴利。 　　即使《南方周末》评论的作者深知大学扩招的本意不在高教大众化，而在 谋取短期的财政利益。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能说穿这一点。但是， 呼吁政府把大学的学费降下来，对大陆高等教育会有任何帮助吗？且不说目前 赤字累累的政府不大可能增加对学生的补贴，即便是政府同意降低学费，但继 续无视大学严重的教学质量问题而扩大招生，这岂不就是让政府把文凭卖得更 多，更便宜一点吗？ 　　大学扩招暴露出大陆高等教育的危机日益严重。大陆高等教育危机最深刻 的根源在于大陆当权者坚持把高等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狭隘政治利益的工具。高 等学府连招多少学生这样基本的问题都完全没有自主权，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 办得好？ 【】　　　　　　　　　　　　　　【】　　　　　　　　　　　　　　【】 °网文摘编° 　　　　　　　　　　　◆　老师·学校与正义　◆ 　　　　　　　　　　　　　　　　　　　　　　　　　　　　　·读　焰· 　　韩愈曾论述老师有三大职能，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传道为首，授业为次。 道乃人生之道，即所谓做人的道理。中国的第一位职业老师是孔夫子，后人尊 他为万世师表。孔夫子学问的核心就是如何做人。以前老师们有口头禅，说身 教胜于言教，也是指做人而言。按照现代的话语，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所以老师这个职业才神圣。新中国教育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德在首位。这一 主张，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即使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也没有变过。 至少，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中没有变过，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或者教育部 的所有公开文件中也没有变过。从古至今，老师从来不应该仅仅是个教书匠。 所谓为人师表，学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品。因而，我们有理由要求老师 这一行业的道德水准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使学生们在一 个有道德的环境中度过漫长的学生生涯，并耳濡目染地受到道德的熏陶。 　　不同的时代当然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并没有大的差 异。孔夫子提倡仁义礼智信，我们也要求孩子们诚实勇敢善良礼貌，有正义感。 在我们的德育课本及辅导材料中编辑了很多故事，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坚持真理， 要求他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那么，我们有理 由要求我们的教师具有诚实勇敢善良礼貌的品行，并勇于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 在是非面前，在真理与利益面前，在正义与权势面前，如果我们的学生们能够 看到他们的老师们总是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他们毫无疑问地就受到了胜过言教 的身教。 　　但是，现实却让我们常常看到相反的场景。 　　《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５版刊登了记者刘帅的报道《徐朝 山告状》。报道说，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陈村镇教师徐朝山，因村镇政府长 期拖欠教师工资，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组织了６１名中小学教师状告当地政府。 徐朝山年６０岁，全国优秀教师，他本人和儿子、儿媳共被拖欠８０２９．４１ 元，６１名教师被拖欠总额１７６６４１．０４元。镇政府闻听此事，召开全 镇学校校长会议，要求校长们平息这场风波。平息的办法不是尽快还钱，也不 是解释拖欠的原因以求得谅解，而是要校长们“做工作”，不撤诉者解聘。给 徐朝山本人“做工作”的是校长阎道平、教导主任曹俊朋、政教主任王晓东、 学校会计汪海洁。其中阎道平曾听过徐朝山的课，另外几位都曾是徐朝山的学 生。 　　这件事情是非曲直无须多言。用民间通俗的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乃天经地义。用现代的语言说，徐朝山等教师付出了劳动，但没有及时得到应 有的报酬，其公民权利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其生存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镇 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徐朝山的行为从小的方面说，是 要求个人应得的利益；从大的方面说，一个公民利用合法的手段对抗权力部门 制造的不公正，是一种大的正义。但是，徐朝山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政教 主任，没有一个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相反，他们都积极地负责地为虎作伥。请 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份：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这个政教主任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清楚，顾名思义，也许是政治教育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是学校的首 脑，他们主掌着学校的教学方向。经常在台上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就是他们， 经常要求学生和教师具有奉献精神的也是他们！ 　　徐朝山说：“你们学过英雄，我也教你们学英雄，要坚持真理。你们现在 不听老师的话，不是好学生。”说得好！但是，他们不是好学生，却能成为好 校长，好领导！在好校长们的领导下，所有准备告状的教师都“违心地在被告 打印好的撤诉书上签名”了。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持真理，不怕 牺牲的道德准则都成了德育课上写在纸上的标准答案。在这样的学校身教之下， 我们能否指望我们的学生有发自内心的正义感？ 　　“一次徐朝山到镇里办事，主管教育的副镇长说：你马上退休了，你不考 虑自己，你得考虑考虑你儿子、儿媳的前途问题。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 你还是考虑不要告了。”完全是一副黑社会老大的口吻。一个政府官员，而且 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对一名教师这样赤裸裸地威胁，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 　　当人民和镇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镇政府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 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都自动地站到了他们上级的一边，主管教育的政府 首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公正的意识，徐朝山所寄希望的法院先是推委扯皮，在 无奈之中受理之后便予以驳回。这时，究竟有谁代表着正义，主张着正义？我 说的仅仅是主张而已。 　　就在同日的《南方周末》上，第７版有文章讲到了厦门的一所学校，因为 一座大厦的开发商没有落实赞助款，就把这座大厦里居住的孩子划到了该校的 招生片区之外。这个校长和当地教委为了金钱，已经不惜拿孩子来要挟！其道 德感，其正义感何在？这样的学校如何能教导学生做人？我毫不怀疑，很多学 校的领导，其道德水准之低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够容忍的界限。而我们的下 一代的教育就在他们的掌管之下！ 　　或许，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还有一位徐朝山老师！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 告下去。到了今天，还有多少位教员能够像徐朝山老师一样当得起为人师表这 几个字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何日还。我希望徐朝山老师能够有一 个好的下场。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才会看到，他们的老师所要求的公正能 够胜利，他们内心的利益天平才会向公正多一些倾斜。 〖华夏快递〗 　　　　　　　　　　◆　中国大山里的女孩子　◆ 　　　　　　　　　　　　　　　　　　　　　　　　　　　　　·任不寐· 　　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我陪同美国ＵＬ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的许先生，乘 长途汽车从南宁市去中国广西的Ｐ县。美国ＵＬ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在那里资 助近１００位农村贫困女学生上学，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去Ｐ县城关中学看望 两位被资助的初中女学生。同行的还有一位赵女士，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 也是英文翻译。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赶到了Ｐ县城关中学，学生们正在期末考试。校 园里的一切仍然是很熟悉的，孩子们在教室里正在进行决定他们命运的“战 争”，这被称为考试的“战争”之残酷，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然而，更残 酷的竞争在这“战争”的“准入”方面－－由于贫困，很多农村的孩子还无法 进入这个战场，无法上学或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业。而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 思想的影响，女童往往更可能因为贫困而被家长留在家里干家务和农活。 　　黄艳蜜和黄玉珠就是这样两位女孩，不过幸运的是，她们因得到基金会的 资助而得以重返校园。也许，这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总有一些批评家批评说， 贫困的孩子太多了，你们帮不过来，应该有更彻底的办法。这是一种似是而非 的批评。简单地说，这种帮助对于黄艳蜜和黄玉珠就非常重要，而对他们来说， 这种帮助就是一切。而每个人都可能是黄艳蜜和黄玉珠。 　　黄艳蜜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她的声音几乎要非常小心才能听到。我知道， 这不仅是贫困的压力，也是“管制教育”的成果。谈到家里的困难黄艳蜜眼里 充满了泪花。她的学费原来主要依靠母亲养的几只鸡鸭来做贡献（卖禽蛋）， 此外家里几乎常年没有任何现金收入。黄艳蜜１３岁了，现在读初二。她说她 的理想是想当一位作家，她的班主任很为她的学习成绩骄傲。她每天住在学校 的学生宿舍里，每间宿舍大约１０多平方米，紧紧地住着２０位室友，而在这 样的空间里，却连风扇这种简单的“制冷”设备都没有（广西夏天的温度每天 白天都在摄氏３０度以上）。教室的面积也大不了多少，而一个班却有６７个 学生。（校长介绍说，他们的学校的条件在“革命老区”百色地区还是上等的） 黄艳蜜说她非常喜欢学校，这里的环境和同学她都非常满意。她每天很少吃肉， 因为肉很贵。她一般是每餐花三毛钱吃些青菜。她的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母亲 因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而父亲已经６０多岁了。 　　黄玉珠的情况和她差不多见。不过黄玉珠活波一些。她曾中途辍学，因为 “姐姐要读书”，现在姐姐毕业了，她又回到校园。她说她各种农活都能干 （这些能力黄艳蜜也同样具备），我们看到她在家里挑水、喂猪、做饭、喂鸡 喂鸭，以及忙活地里的各种农活。我深为她的“劳动技术的熟练”所吃惊。她 才１３岁，而她成为“熟练农民”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黄玉珠的理想是“挣 钱”，“成为有文化的人”，她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帮家里改变贫困的面貌，让 父母过上好日子。我问她为什么家里穷，她说是因为父母没有文化。我又问她 为什么父母没有文化，她说是因为家里很穷（“听奶奶讲的”）。我不忍心再 追问她。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困惑，至少也没有完全想明白。 　　两个孩子都对资助人表示感激，当徐先生问她们有什么话要对资助人说的 时候，她们说：“谢谢阿姨，资助我读书，让我重返学校，做一个有文化的 人。”这声音很感动我，也使我感到羞愧。为我是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一个 中国人。 　　那么在这所中学里，有多少象黄艳蜜和黄玉珠这样贫困的学生呢？校长说， 全校大约有３％的学生交不起学费（每学年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如体检费、 校园治安费、管理费、杂费、住宿费、维修费，等等，大约每个孩子是５００ 元人民币左右），需要资助。学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战胜贫困的学生进入校园以后呢？她们还要面临更为残酷的考试竞争，而 考试压倒“教育”成为教育的最高理想，成为教育本身。这种“教育”对孩子 的成长也存在各种伤害。校长和老师跟我们介绍说，这里孩子每天的学习时间 大约１０个小时左右，毕业班的学习时间更长，周末也要上课。而这种学习的 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初中毕业考试的结果是，大约７００名毕业生只有 ２００人能升入高中，其他的孩子绝大部分永远留在了大山里。近年来，中国 的教育改革的成果之一是降低了考试竞争的年龄，升高中的竞争比升大学还要 激烈。换句话说，继青春被消灭之后，童年已经被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而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外国慈善组织的资助所能解决的。他们似乎通过资 助还部分强化了中国这种教育模式－－他们更愿意资助那些“学习好”的学生， 而所谓“好学生”，在我看来，往往存在着某种严重的人格障碍。我看了一些 “好学生”的作文，我感到“好学生”往往是为了迎合教师或主流话语的学生， 他们已经习惯了讲套话和假话，但因此却能得高分。为了上学，被资助，这使 孩子也有某种自卑感。而为了考试，必须压抑自己的某些天性和创造力，这方 面的伤害一些海外慈善机构也缺乏意识。 　　上学难，考试更难，这是中国孩子的双重苦难。前者是经济贫困的产物， 后者是经济贫困和教育贫困（心灵贫困）的共同产物。然而经济贫困和教育贫 困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中午我们和这两个孩子一起赶回她们的村子，村里距离县城有几十公里的 路程。这里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我相信，这个村庄自从有居民以来，可能没 有什么大的变化－－他们的房屋、生产工具、农作物，等等，一直保持着传统 的方式。“现代化”和中国的农村唯一的联系不是它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技术革 新和观念革命，而是各种"政策"和“通知”。控制无所不在，但建设却一无所 有。控制之彻底和建设之空白，这对比令人深思。到了这里，我也进一步理解 了这两个孩子为什么对学校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们“参观”了她们的住所， 我看着她们的“床”和那四处漏风的“卧室”感到一阵阵心痛…… 　　黄艳蜜和黄玉珠的家长都很腼腆，他们长着古铜色的脸。“活着”，这种 理想通过他们的表情坚毅地表现出来。一些长着同样的脸弯着同样的背的农民 匆匆忙忙在街上，仿佛专注寻找草原的恐龙低头走过，除了食物，他们对一切 都失去了兴趣。村里的小学也在期末考试。很多光脚的孩子好奇地围着我们。 其中有一位已经接受了资助的小女孩，她正等待着一幅助听器，她的耳朵几乎 失聪了，而几千块钱的助听器的费用对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这 些孩子很快被上课的钟声从我们身边赶回教室去，他们在那里正襟危坐，老师 们把上级教育部门出具的考试卷摆在他们面前，仿佛一道不容置疑的圣旨。我 看了看那语文试卷的试题，几乎又一次被那些“伪问题”或者故意刁难的“拷 问”所激怒。“中国”在“成长”。 　　在这个村里结识了一位女教师，她是教孩子语文的。她听说我搞了一套 “新语文”课本就热切地和我谈论起她对语文教材的看法。她希望给农村孩子 编辑一套专门的语文教材，因为现在的语文教材不仅离孩子们的生活很远，离 农村的孩子们的生活更远。她给我打开一篇课文，这篇课文的课后练习要求学 生“参观工厂和名胜古迹然后写篇读后感”。“我们这里没有工厂也没有名胜 古迹，去城里我们又没钱。”她抱怨说。我感到很震惊，她是对的。问题是， 我们的教育家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们没有把农村的孩子当成教育的对象？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不明白“公园”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的生 活里根本就没有“公园”。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因为大部分小学生在农村。正 因为如此，这才是一个问题。显然，这是一位时间花在教育上比花在政治学习 上多得多的好老师，我祈求她的这点热情能长期被“容忍”。 　　告别这个村子已经是下午３点多了。我知道，象这样的农村、这样的孩子， 在中国还有很多，还有比这里更贫困的地区。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帮助。 　　ＵＬ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在中国广西从事失学女童的资助工作已经５年多 了。原来他们是自己干，后来中国政府的民政部门介入了，因为这是“政策” 的要求。“合作”的代价是民政部门收取５％的管理费。“不过”，许先生说， “这也带来了一些便利，他们可以帮助做一些联系工作”。当然，事情还有另 外一面，这个组织曾委托地方某行政部门资助学生，但最后得到资助费用的学 生却仅仅接近该得的学生数目的５０％。许先生把这种情况称为“踩牛屎”。 所以他说他们宁愿自己来直接资助学生。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北 京也经常听到这些国外慈善组织进入中国的种种遭际。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 意和同情。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我也盼望中国的政策更开放，我们的 心灵充满更多的爱。最后的建议是给海外的朋友的：他们对中国信任感的建立 非常重要，因此希望他们多些耐心，并把工作做得更仔细些－－他们应该和被 资助的孩子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并应该从简单的经济资助扩大到心理资助等 方面。 　　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一位已经报名申请资助的女孩子跟着我们走了一段 路，她叫卢小菊。她那乞求的神情使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无法忘怀。她家里有 ７个孩子（父母离婚了，母亲带四个女孩子又嫁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离婚男 人），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要读书，可是家里无法负担。汽车快接近南宁了，城 市的高楼大厦扑面而来－－这座城市为那位女孩节省点学费，也许不会很难吧？ 或者少从村里少要点粮食，也许问题也可以得到某些缓解？不过城市也没有因 此“小康”，很多孩子的父母纷纷下岗，他们同样用祈求的眼睛看着世界－－ 我突然想起凯文·卡特，因拍摄“饥饿的女孩”（反映苏丹饥荒）而获得１９ ９４年普利策摄影奖的美国新闻记者。我理解他为什么为什么自杀了－－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快乐的程度。” 　　“我在拍照，但我心里在喊：‘上帝啊！’” 　　　　　　　　　　　　　◆　琴乱弹　◆ 　　　　　　　　　　　　　　　　　　　　　　　　　　　　　·杜导斌· 一、有些数字不比不知道 　　有些数字不比不知道，一比让人胆颤心惊。 ◆　７９～８４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１５．１％。 ◆　８５～８８年：增长幅度降为５．１％。 ◆　８９～９１年：只剩下１．７％。 ◆　９２～９６年：因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收入增长有所提高。 ◆　９７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市场价格下降了３０％以上，以务农 　　为主的家庭近几年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全国粮食总产每年１万亿斤，价格 　　由１．０３５５元／斤下降到０．７０７５元／斤，全国农民净减少收入 　　３，２８０亿元，加上其它减收，从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０年，全国农民减 　　收１６，０００亿元以上。 ◆　９７年以后：国家提出扩大内需，但占全国人口７０％的农民购买的商品 　　只占内需总量的３９％，因为占总人口７０％的农民只占全国城乡居民存 　　款额的１９％。 　　不仅如此。 ◆　９３年：全国农业各种税为１２５．７４亿元。 ◆　９８年：增加到３９８．８亿元；平均每年增加５４．６亿元。 　　（资料引自：《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００）》） 二、有些数字不推敲不知道 　　有些数字不推敲不知道，一旦认真推敲推敲，就知很荒谬。 　　根据今年的全国人代会公告，２０００年，国家投资主体继续在发生变化。 在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比例下降。其它渠道，投资比例继续呈上升趋势。不 过，国家投资依然占５０％以上。投资方向，东部６万亿余，中部２万亿余， 西部１万亿余；中西部呈上升势头，东部比例有所下降。但东部依然占６０％ 强。 　　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想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建国以来的５０年中，东部一直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大量国有财富 流向东部。 　　（二）所谓国家资本，就是１４亿人民的集体贡献，是从人民头上积肥起 来的。 　　深圳特区一夜崛起，若不是举国家财力作后盾，很难设想。且不说大量国 有资金的注入直接为深圳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动力，仅就各种优惠政策──让利、 减免税负等政策性层面──而言，就无不是国家在作出牺牲。因为特区各种义 务的减免，无不是以分摊在其它地区作代价的。 　　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政体下，很难设想象深圳、浦东等“三千宠爱集于一身” 的作法能在议会里得到通过。 　　全国人大会议一次又一次地“一致通过”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吗？ 【】　　　　　　　　　　　　　　【】　　　　　　　　　　　　　　【】 °书与书评° 　　　　　　　　◆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　◆ 　　　　　　　　　——徐有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 　　　　　　　　　　　　　　　　　　　　　　　　　　　　　·董国强·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革”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路 线斗争”的理论模式。在这个理论模式之下，研究者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 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深处的 一种潜在的、变态了的“英雄史观”。现在看来，这种基于传统史学研究理念 的对“文革”的观察和叙述，远远不足以反映“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 实全貌，尤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民众在运动初期积极投身于其中 的事实。 　　徐有渔先生的新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 独辟蹊径，采用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借助“社会冲突理论”模式，为我 们揭示了关于“文革”的另一幅更为广泛的社会图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笔 者长期以来郁积于胸的一些疑问，也在读完该书以后迎刃而解。 　　这里有必要说明，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文革”，并不 自徐有渔先生始。早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学者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等就 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因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但在笔者看来，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采样样本地域的局限（主要是广州地区） 和样本容量的局限等问题。这样，在有限的范围以内，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成立 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当他们试图用这种区域研究的结论去诠释整个红卫 兵运动的时候，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了。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写作于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间，１９９９年 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与陈佩华、骆思典和李鸿永等人相比较，徐有渔 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过程中，徐有渔先生有意识、有 计划地采访了１００多位当年的红卫兵。采访对象的选择考虑到了（一）地域 的广泛性、（二）年龄层次的代表性和（三）组织派别的代表性。这就使得他 的研究采样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其次，徐有渔先生早年曾经亲身经历红卫兵造反运动。他是四川红卫兵组 织的核心人物。因此，他对于红卫兵内部的社会成员结构、组织原则和运作程 序了如指掌，同时对于红卫兵在造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验。 　　第三，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文革”运动的亲历者，徐有渔先生对于 “文革”期间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出台的背景情况更加 了解。这也是外国人或年轻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以上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本书成功的基础。 　　当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的成功，最重要的，还应归功于作者对 “社会冲突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 　　笔者认为：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 是无情揭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社会的 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的许多事实，在这类研究作品中表露无遗。这极大地有助 于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社会动因。相形之下， “路线斗争”理论模式对于群众运动成因的那种简单化约的解释（如狂热的个 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显得尤其苍白和片面。 　　其次，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深入地研究红卫兵运动，必然涉及到 “文革”期间的若干“异端”思潮。这是目前国内“文革”史研究主流话语中 又一个被小心回避的话题。现在看来，所谓“异端”思潮，实际上反映着当时 中国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阶层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和预期。从相关的研 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所谓“异端”思潮的镇压，特别是对所谓“极左” 思潮（如“四·三派”和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一部份社会公众对最高领导层发动“文革”动机的善意的理解。他们要求将 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镇压，反映出“文革” 发动者和普通民众在“革命”动机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同时表明了 “文革”发动者的政治保守倾向。由此看来，近来一些“新左派”同人试图将 “文革”群众运动归结于“文革”发动者的主观善意和先见之明，而忽略了底 层群众运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文革”发动者和各群众组织之间始终存 在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而美化“文革”发动者，混淆“两个文革”的 不同属性，显然是有违历史的真实的。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文革”研究的一个系统化的 理论结晶，包含许多精彩的论述和极富启发性的观点，笔者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总之，笔者认为，该书是目前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研究和叙述中国 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值得我们大力推广和借鉴。 　　如果我们把该书和作者的《自由的言说》、凌耿的《天仇》和其他一些 “文革”群众运动亲历者的有关著述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对上述的说明有更 深刻的理解。 　　　　　　　◆　读徐友渔文革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　◆ 　　　　　　　　　　　　　　　　　　　　　　　　　　　　　·胡　平·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但出自国人之手的对文革的研究著作仍 不多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大陆学者徐友渔写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 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 　　徐友渔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是著名的西方语言哲学专家，同时也 是文革研究专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是他用了四年时间（从１９９２年 到１９９６年）完成的。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采访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一百 多位前红卫兵，阅读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研究了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和 国内外研究文革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切磋，并发表了论文若干篇作为本书的前期 准备，再加上作者本人当年就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思考者，并且具有 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厚素养，所以，《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不论是在 对有关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通体把握上，还是在对文革运动的切身感受上， 以及在对复杂事件的综合与分析能力上，都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出版，全 书共３１４页。内容分为六章：一、导论：目的、方法、主要结论，二、文革 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视，三、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四、造反的原因， 五、幻灭和觉醒，六、后果。 　　作者通过对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揭示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 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和文革前后变 迁的趋势等等。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 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 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 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文革导致了与其发动者 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 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 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 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材料充实，叙述完整，分析深入，议论精当。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者提出的观点不仅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见解，也和民间的 或西方学者的流行观点不一样，显示出作者独到的真知灼见。 　　不妨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群众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政治派别， 有些当了保守派，有些当了造反派，而那些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其他原因在文 革前受到政治歧视的群众多半属于造反派一方。对于这个事实，一般人的解释 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是造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是造原有体制的反，所以那些 在过去受压抑的群众自然就会选择造反派。徐友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 出身不好一类群众之所以加入造反行列，与其说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不如 说是由于运动的进程，他们被选择的结果。作者写到：“运动开始时，人们出 于惯性相信和拥护党组织，保守的人居多，造反的人很少，出身非红五类的学 生大都持保守立场。他们之所以没有当保守派，是因为血统论泛滥，人家不要 他们革命，他们想当当不上！由于受到红五类的压制，他们产生了怨气，当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有资格参加或自组革命队 伍时，保守派已经式微，他们自然就参加了造反派。”认真回顾文革的过程， 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接受作者的观点。 　　文化革命和尔后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针 对有些人把文革认作民主运动，把文革中的“四大”理解为真正的自由以及把 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理论认作是争自由争民主的思想武器一类观点，徐友渔提 出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与反驳。但他同时又指出，文革与民主运动存在着一种间 接的、复杂的、曲折的联系。准确的说，民运是文革的副产品。作者还从多种 角度，对文革究竟在哪些意义上促进了民主运动提供了若干富于启发性的说明。 　　和徐友渔的其他著述一样，《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语言清晰，逻辑严谨， 作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因文害义，而是从容地展开平实中肯的论述。这种风 格也是我深为赞赏的。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 是高三学生。１９６７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 《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徐友渔。 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爆发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 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就在这时，我们又结识 了在成都九中的高三同学张隆溪，他是九中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是在运动初 期就积极批判血统论的，这时他正在邀集志同道合的各方人士大力呼吁两派联 合。文革结束后，我们三人都下乡插队。文革结束后，我们都考进北京当上研 究生。我和徐友渔的专业方向都是西方哲学，而且都是对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 义传统最感兴趣，这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见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徐友渔和张隆 溪都在学术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今，徐友渔完成了这样一部出色的文革研 究专著，我身为老友，也与有荣焉。 〖华夏文革专刊〗 【】　　　　　　　　　　　　　　【】　　　　　　　　　　　　　　【】 °外论参考° 　　　　　　　　　◆　中国的自由贸易不等于自由　◆ 　　　　　　　　　　　　　　　　　　　　　　　　　·加拿大国家邮报· 　　去年，加拿大国家邮报发表罗斯(Alexander Rose)的长篇专论认为，在中 国，即使民间辛勤出头的企业家，也未必会成为西方社会所谓的中产阶级，他 们只想运用“政商勾结”方法保持既得利益，不会想到深化民主与法治机制，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他举例说，天津大邱庄在禹作敏领导下经济突飞猛进，一度财大气粗到敢 于和北京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步，但最后仍在中共给他戴的几顶“贪污、腐败、 贿赂、谋取暴利”帽子下垮掉，说明更大的贪污集团－－中共－－毕竟有办法 “吃死”当年的十大农村企业家之一和政协委员。 　　罗斯说，邓小平经改大政方针的基本假设就是：解放人民的经济生产力， 同时冻结民主化以及引进西方人权概念的力量。许多西方论者或政治领导人， 包括克林顿和小布什，都认为中共终究无此能耐，经济自由化最后还是会带来 政治民主化。 　　罗斯说，没错，失业人潮、农民抗议地方贪官、法轮功和基督教渐兴等， 都可能冲击中共政权，但能够冲击到政治民主的地步吗？他认为：“很简单， 不能。” 　　民间企业人士中，几乎没人“真正”想靠独立奋斗获得成功。他分析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陆上公私部门的界限很难划清，其理由则是欠缺私有财产权 的规范，许多企业家只好靠“和政府合作”来经营，公务员在这种不正常的环 境里，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罗斯指出，好比共产党这个大贪污集团，加入“好处捞不尽”的政商勾结 俱乐部，确实较容易取得信用贷款、获得公家标的底标资讯、轻易获得营业执 照及公共建设或采购合同等，江泽民宣布接受企业家为党员，只不过是将“既 成事实”形式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