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二百零一期 　　　2002.09.11　　　　　　　　　　　　　　 　　　　（sd0209a） 　÷÷÷÷÷÷÷÷÷÷÷÷　本　期　目　录　÷÷÷÷÷÷÷÷÷÷÷÷ １、独立思考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王　怡· 　　　　　　　批判批判者　　　　　　　　　　　　　　　　　·虚　舟· 　　　　　　　遥望神州说法Ｌ　　　　　　　　　　　　　　　·颜不染· ２、时　　评　政评三题　　　　　　　　　　　　　　　　　　·胡　平· 　　　　　　　社会危机远超出胡鞍钢和王绍光的估计　　　　　·程晓农· 　　　　　　　流沙上的摩天大厦　　　　　　　　　　　　　　·王力雄· ３、书与书评　文革记忆与中华民族的再生 　　　　　　　　　——评许子东新著“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　·陈　彦· ４、港论参考　中共筹备大会　专制本质未变　　　　　　　　·《信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独立思考° 　　　　　　　　　◆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 　　　　　　　　　　　　　　　　　　　　　　　　　　　　　·王　怡·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全国重点示范中 学”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 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 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全国重点示范中学”过 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 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 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 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 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 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国重”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 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 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 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 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 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 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 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１８ ９５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３０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１９ ４６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８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 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 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 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 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 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３６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 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 师专之前身。１９５０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 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 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 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在这穷乡僻壤间，也滋养了我父亲那样仰望文 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１３０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 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 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 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 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６０年代的一个冬天， 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 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 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１９５０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 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 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 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２０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 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 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 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 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这个声音是一种象征， 一个从“自由的多与少”进入“自由的有与无”的动物庄园的象征。在这个声 音下，一个县分就仅仅只是一个县分，一个学生或教师仅仅只是一个奴隶或奴 隶的看守。而一个在这样的世间和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挣扎的人，甚至已经不配 被称之为人。 　　这个声音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一句要求之后， 你必须及时回答的不完整的另一句：“时刻准备着——” 　　这句话的最可怕之处就在它的不完整。它掐头去尾。因为这一头一尾都不 需要你考虑，这个格式是教育者预备的关于灵魂的格式合同。你只需要填中间 的空白，就像一条鱼在案板上被斩去头尾，献上丰腴的肉身。我在说过这句话 之后积极向上，最高爬上过两根杠（中队长）的位置。 　　我以后接受军训时，曾经对比过这句话和“同志们辛苦了”之后必须回答 的另一句——“为人民服务”。我的结论是前者更具有强制性和对自由精神的 杀伤力。后一例的搭配，如果换一种角度看，会觉得完全是周星驰的无厘头风 格。它多少透露出一点回答者的急智和独立的角色。而“时刻准备着”一句连 跑龙套都说不上。如果说回答“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捧哏，那么回答“时刻准 备着”就仅仅只是一个和声。 　　如果我能在当时得知，自由与尊严的沦陷在一个革命者的学校里会来得这 样早泄和尿频，我一定会在彼时的场合回答“梭爷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 为操你妈）。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洞察力，且过于腼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颜 无耻。 　　我在台中７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 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 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 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 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 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 教师的家伙，在９０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 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９０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 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 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 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 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 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 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 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 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一种向下的力量 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那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堕落中的三台，并随之一起堕落。自从一位老红军 佩戴着满胸的勋章远赴天安门广场为农民请愿之后，警察开始在每一辆离开三 台的长途车辆上检查并截堵上访者。也许上访者有一个名单，也许更多的上访 者脸上有相同的哀伤和愤怒，所以有利于被识别出来。当年收编了整个民间社 会而建立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口号下，今天早已 荡然无存。仅剩下电信部门高速增长，可以继续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用一个 月收入２００元的临时工职位在数百竞争者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而在 作为省城工薪阶层的我看来，我已完全无法想象和盘算在月收入２００元的生 活里该怎样呼吸。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 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陷益州（成都）转而围困 梓州（三台）的时候，我的先人选择了长达数月、异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 远的时代，当刘禅递交降书，姜维率大军退守三台，却终于选择了君叫臣降、 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三台在１９ ４９年政权的更年期里开始沦陷，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 面。以致于在一个沉沦的故乡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 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回乡的途中我开始检讨曾经写下的文字：在 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 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 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 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 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 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 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 农村只剩下“３８６１９９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 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卖，成为这个城市的关键词。中共党委卖掉县委会，中共政府卖掉机关大 院，卖唯一的公园，卖唯一的足球场。女人们则开始出卖身体。一位成都的朋 友曾当面向我夸奖三台的色情产业和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常去色情场所包厢的 蔡姓县长被老百姓戏称为“蔡厢长”，大搞政绩工程的朱姓县长则被唤做“猪 拱嘴”。传奇打工妹李小芳从南方回来，以几千万巨资买下几十亩县委大院， 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和无数年轻女子的梦想。 　　民谣开始泛起，人们怀念一位民国时代的军阀田颂尧。田是二十九军的军 长，长期驻在三台，司令部就在台中原行政大院内。这位田军长对体育和教育 事业兴趣最大，兴建了三台迄今为止的两座足球场之一，在牛头山下的公园。 另一座则是东大当年为三台中学修的。公园和另一些公共设施的基本规模都在 这位军阀手中奠定。近来的民谣指名道姓的宣扬，“田颂尧建公园，为了百姓 好休闲，邱卖光（邱姓县长的外号）卖公园，为了情妇好赚钱”。 　　数年前，有人在三台电影院放置炸药，和着来自美国灾难片《未来水世界》 当中的惊声尖叫，当场炸死数十人。几卡车的尸首让家乡的人们对这个时代失 去了最后的温情。人们在悲剧过后开始略微兴奋的相传一个说法，说这场电影 本来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包场，后来临时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学在向我传递这个 讯息之后，反复强调说，“这个人本来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 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 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 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 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造假丑闻中依然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你不能不佩服 未成年人的好恶。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们面前说谎，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说 谎一样容易被看穿。这所中学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对这座在腐败和 不义当中挣扎的县城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 不久搬家买了一台滚筒的洗衣机，我在发动起来的洗衣机前端详，发呆。才猛 然领悟自己在十几年的青春期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我在一个粗暴的沦陷者 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所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子弟洗干了，晾干 了，挂在这座县城内外，风一来就飘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种具有自由传统的力 量变成了顺从者的领袖。 　　我的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子侄。千百年来那么轻易就可以被统治、可 以被代表、可以被恐吓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冻结亲人们从南方汇 回的钱，拆迁他们的祖屋，并宣称债券从此一文不值。这个冷酷的政府买掉 ５０年前化私为公强抢而来的、５０年来剥夺劳动者起码收入而积累下来的一 切以全民名义占有的资产，并在财政危机中以横征暴敛的方式开始第二轮的强 夺。并在这一切行径时穿上三个代表的晚礼服。而我的乡民们做了什么，他们 仅仅是在整个９０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余座寺庙，以表达对台中这座政教合 一的修道院的藐视，他们仅仅在１９８９年后献出了三五个入狱者，在通往省 城的公路上聚集起了几次数百人的骚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访， 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让这个社会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历经了反复的 充血。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　批判批判者　◆ 　　　　　　　　　　　　　　　　　　　　　　　　　　　　　·虚　舟· 　　“陆肆”的悲壮是过来人都清楚的，“陆肆”对世界的震动也是过来人都 知道的。然而，十三年后，在中国大陆，悲壮已成遥远的过去，不仅官方媒体 上蓄意扼杀，无一字提及，而且在民间思及念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几 乎被淡忘了。大有鲁迅先生所说，“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驰， 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之势。 　　不过，说国人是庸人是不公正的。想当年，为了反腐败，为了争民主自由， 全国的大学和大学生都激愤起来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激愤起来支援学 生，工人也有站出来支援学生的。除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几十万学生外，全国各 大中城市也都在沸腾。世界巨变的前夜，中国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国人是平 凡的，但并不庸。 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帝国专制势力过于庞大严酷，也是不确切的。面 对法轮功大义凛然的婆婆妈妈，凶残的国家机器竟然无能为力，证明武装到牙 齿的国家暴力也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 说没有领袖人物也是不真实的。不要说广场上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了，连 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中，也有同情学生，反对戒严的，高级干部中站在学生一边 的也大有人在，搞政治的，搞军事的，搞经济的，搞文化的，行行都有领头人。 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陆肆”运动不仅当年失败了，而且今天又被大 陆人民淡忘了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 当了几千年奴隶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土里刨食，在权里刨食。只要能刨到食， 苟活下去，就满足了，对精神上的更高级的需求，如自由民主等，则没有追求。 所以，“陆肆”中农民基本对运动没有反应，工人的反应也很微弱，农村工厂 基本未动。而城里的学生、干部除了喊抽象的民主自由的口号之外，并没有调 动工人农民思想的理论和政治纲领。所以，中国的社会基础和“陆肆”运动脱 节，国家机器当时敢于向学生开刀，运动至今让大陆人淡忘，根本的原因就在 这里。唤起民众或教育民众这个历史的沟坎不是人为的，国人只有用自己的努 力来填平它，而不能绕过它。当年，共产党照搬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便跑进 农村，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偷换成“打土豪，分田地”，哄得农民 跟着出生入死夺得天下，其实是个失败的教训。因为从农村山头走进城市的队 伍，既没有搞资本主义，也没有搞社会主义，而是彻头彻尾搞起封建专制主义， 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比袁世凯恢复帝制还要彻底。中国人虽在帝国主义面前 站起来了，却又在封建主义面前跪了下去。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 　　就中国的现状论，即或“６４”当时能提出掀起工人农民革命激情的纲领， 把工人农民调动起来，取得胜利，由于国人积习未改，奴性犹在，成功也是失 败。因而，八九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被驱散，暴露的是新时代中 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如果从而促进先进人物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自由民主的理 念，更深入更广泛的揭露中国的问题，更深入、更广泛的教育民众，倒无异于 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新生之路，失败正是成功。然而当时的人，急于要共产党下 台，后来的人又忙于向共产党复仇，取而代之。这现实吗？中国有东欧那样训 练有素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吗？没有。中国不要说工农群众对自由民主没有 多少理解，知识精英也知之甚少－－从他们把目光集中到权力上，以为有了权 力就可解决一切的认识上，可以看出来。欧洲人以思考思辨为生命，我思故我 在，我在故我思，精神追求至上，对自由民主思之已熟，行之有素。中国人是 以食为天，我食故我在，我在故我食，除追求形而下的生存物质需求之外，对 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总付阙如，当了几千年奴隶，惯于听人吆喝，下跪磕头，对 自由民主昔日未遇，今天难思，因而并不了解。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 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激励欧洲人，却激励不 了中国人。法国大革命，人民可以高举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帜冲向封建堡垒。 中国革命，人民打的旗帜是农民的乞食袋；“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 粮”。“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即便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陆肆”运动胜 利，广场诸公上台，也不会出现东欧巨变后那样的根本改变，自由民主也不会 当家。八成会是四九年革命的再版，领导集团争权夺利，把自由民主当作武器 或工具，大打出手，最后由一个铁腕人物收场，再走专制独裁的老路。至于国 人的命运，并无人考虑。海外民运的表演不正是这样吗？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 士曾慨叹，“昔日唯恐其不生者，今日唯恐其不死”。这样的悲剧，国人经历 的还少吗？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看透了这一切，感到灰心，感到无望，拒绝轻 信，拒绝受骗，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这是一。 　　二是中国社会虽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向前挪动了，中国人的思想却还没有 相应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不仅作为社会基础的工农群众思想未动，而且知识 精英的思想也未动。看看宣扬忠孝节义的古装戏、古装影视充满舞台和荧屏， 看看官本位制笼罩的社会现实，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们还能对从吃奶起就 受到这种教育的国人提什么别的要求？鲁迅回答斯诺问阿Ｑ无罪被处死时说，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便成了奴隶的奴隶”。鲁迅回答斯 诺问国民党二次革命后阿Ｑ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时，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 着国家”。革命者成功了，革命失败了。因为奴隶治国，把国人都治成了奴隶； 庆幸打倒了主子的奴隶，转眼又成了奴隶的奴隶。先不论政治上如何，精神上、 思想上恢复了旧貌。现在还不是这样吗？我们在折服先生入木三分的深刻见地 的同时，不也为中国人精神的萎缩，思想的堕落而悲愤吗？从上上个世纪资本 主义成熟以后，除了资产阶级的批判在不断推动资本社会发展外，世界上还有 两种批判在向资本主义挑战。一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 专政的学说，一种是托尔斯泰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虽 然有理，但不敌资产阶级的批判活力，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甚微，但在落 后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却大行其道，成了民族主义得心应手的武器，直 至弄出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由于对抗资本 主义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常常变成专制独裁的御用工 具，终于被发展的世界所抛弃。托尔斯泰的不以恶抗恶，寄希望于人民的理性， 在邪恶当道之时，太显软弱，开始并不被看好。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自由 民主的发展，尤其是打败敌视人类的最大邪恶德国纳粹之后，不抵抗运动变得 现实起来，化成和平演变的道路。前有印度的圣雄甘地，用不抵抗运动赶走英 国人，赢得印度独立；中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用勿以恶抗恶的方式掀开了美 国民权的新篇章；后有南非的曼德拉用和平的手段结束了白人统治，实现了南 非民族大联合。另外还有韩国的金大中，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印尼的梅加瓦 蒂，台湾的陈水扁，缅甸的昂山素季等坚持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转移。证 明不抵抗运动是行之有效的。 　　二十世纪，在摸索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 革命是合理的，也是成功的；当历史发展，向国人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国 与时俱进，迈向民主的新阶段时，国人高举不抵抗旗帜进行斗争，才是合理的， 才有希望。然而，不愿在斗争中接受考验，教育国人，集畜力量，只想有朝一 日，取而代之的人物，怀揣的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雄心，重温的还是 马克思主义夺权旧梦。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跟民主运动，并不相干。我们需 要的是像晏阳初、陶行知那样踏踏实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人，像蔡元培、陈寅 恪那样深入了解自由民主精髓的人，像苏格拉底、耶稣基督那样为教育人民不 避死亡，主动献身的人，像金大中、瓦文萨、哈维尔、昂山素季那样对抗专制 制度的表率人物。中国缺少这样的人物，正是中国思想没有变化的证据，也是 中国不能进步的重要原因。每当看到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反右斗争，文化革命，歧视农民；每当看到 现实中的中小学生会考、统考、高考，大学生作弊，教授抄袭，假文凭泛滥， 官本位升温，不由得就感觉到像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世界人民反对纳粹的 暴行，犹太人抵抗纳粹的暴行，短短几年，奥斯威辛解放，纳粹垮台，德国和 以色列也都迈进到新时代。而中国人麻木不仁，安于苦难，以苦为乐，以难为 荣，中国的奥斯威辛就没有收场的时候，中国人的苦难也就没有结束的时候， 中国也就很难像德国和以色列那样获得新生，遑论复兴崛起，再现大汉天威， 盛唐雄风。再重复一遍，只有在思想上唤醒国人，在精神上振奋国人，不是以 食为天，而是以思为天，思想成了国人的生命，精神成了国人的追求，中国的 奥斯威辛才会铲除，中国人的苦难才会过去。中华复兴，汉唐重现，才会有可 能。所以，谈“陆肆”，不在更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问题，不 批判自己的狭隘和落后，不作更具体的思想和教育工作，不打碎中国人身上的 精神枷锁，只管跺足叹息失去的机会，幻想有朝一日机会重来，中国问题迎刃 而解，只能使中国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总之，无论出于历史责任，还是出于理性自觉，我们都应考虑的是，为什 么当时人人寄予很大期望，按理－－历史规律－－也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六 四”运动，当时就夭折了，后来也没有多大影响呢？只有我们认识到“陆肆” 不是主要由专制暴力镇压，而主要是由于运动本身的不足自戕，国人的认识才 能走出愤怒彷徨的怪圈，而迈向保证中国稳步向前，不断提高的自由民主之路。 缺乏理性解放的国人只相信身体力行，爱摸着石头过河，喜欢就事论事，强调 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为了过程而忘记历史，为了时代而忘记永恒， 因而难以认识到，夭折的运动，其实是在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中山 先生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封建王朝，我们是在实质上结束封建主义， 真正开始建设新时代。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工作，欧洲是用了二三百年时间， 磨练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完成的。中国虽然耽误了更多的 时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没有磨练出精英，没有铸造出思想，没有武装起 人民，所以，中国人还一直拖着有形无形的辫子，在欧美后面爬行。好在我们 有前车之鉴可照，有欧美经验可学，有台湾试验可证，有志士仁人努力，完成 历史任务，已指日可待。中山先生讲：“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完成， 至少需一百年也。”从辛亥年算起，还有十年，从先生辞世之年算起，还有二 十三年。在一二十年间实现自由民主大业，于世界而言确实落后，对中国而言， 还算不晚。“陆肆”能够成为国人思想认识的转折点，成为国人争民主自由的 新起点，就是“陆肆”的意义之所在，贡献之所在。 　　思想和实践应该分开。沉思的人认识世界，行动的人改造世界，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既不是西方的“哲人王”，又不是中国的“内圣外王”。用行动代 替思考或用思考代替行动都是不妥的。马克思的批评固然有理，“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孔多塞的警告也很严肃， “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最好的办法是， 让思想家和政治家各行其是，互相启发，谁都不要垄断一切。在会场上，亚当· 斯密向皮尔首相致礼，皮尔却说，“先生，请坐下吧。我们都是你的学生”； 以色列开国，犹太人打算让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爱因斯坦却拒绝不干。这 是怎样的社会啊！成熟的国人也必定会为自己创造这样一个成熟的社会。 　　　　　　　　　　　◆　遥望神州说法Ｌ　◆ 　　　　　　　　　　　　　　　　　　　　　　　　　　　　　·颜不染· 〖作者按：拙文最初于今年八月二十二日贴在“新观察论坛”，一位来自国内， 笔名为“老歌”的网友对我说：“颜不染，我有充分理由求你别谈轮子，尤其 是文章题目中不能有法——轮两个字出现，要写，就写轮子吧。原因是，新观 察上无论谁的帖子我打开都没有问题，唯独是你的这篇看法——轮，我一打开 文章出来不到一秒钟就来个找不到服务器的提示，而且之后再连接新文化，非 得半小时之后了。求你改口叫轮子吧。” 请注意老歌网友在他帖子里的关键词中间加了两个破折号，这是为了防止国内 封网用的。我为此专门过滤了很多敏感词汇，凡能用拼音代替的，即用拼音代 替，或有意使用非“ＦＬ”术语，如“同道”而非“Ｇｏｎｇ１　Ｙｏｕ３”， 但据国内网友说，饶是如此，仍然不能正常阅读。后来，有朋友专门帮我将拙 文转成图形文件，方突破国内封网。 现在，我将此文投给我所喜爱的《华夏文摘》，为了让读者了解我是如何避免 关键词的，特意保留所有拼音及非“ＦＬ”术语，以便读者诸君自己判断国内 封网已经到了何等草木皆兵的地步。 曾有朋友笑曰：可能拙文中的“圆满”，“慧根”等词均犯忌。倘果然如此， 真不知道有多少词汇已经被当代阿Ｑ划入“光”、“亮”一类的忌讳中去了。 一叹。〗 　　　　　　★　　　　　★　　　　　★　　　　　★　　　　　★ 　　在二○○一年初，拙文“东土归来说法Ｌ”曾在“华夏文摘”上登出（第 ５１０期，二○○一年一月五日出版），今天再写一篇“遥望神州说法Ｌ”， 文中主人翁仍然是我有三十年之谊的旧友之妻，算是对前文的补充。 　　旧友妻曾于九九年秋因私下与“同道”聚会被告发而遭拘留十五天，此事 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后又因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于九九年底被判劳教一年。 因其在狱中态度顽固，劳教期满后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而延期服刑，后于去年下 半年释放。 　　今年春节期间我给旧友打电话时，才得知旧友妻已经出狱，当时真是喜出 望外；而旧友妻也早就从旧友处得知我对法Ｌ的基本态度，认定我有“慧根”， 故十分愿意跟我聊天，结果居然聊了两个多小时。 　　那通电话打完后，就想写点东西，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动笔，便搁了下 来。上月初，发Ｌ袭击通讯卫星事件之后，我曾多次打电话给旧友，因暑假之 故，未能找到人，直到几天前才联系上，又聊了一个多小时，以下所叙由两次 电话交谈而来。 　　我们的对话自然是从她如何出狱开始。旧友妻道，其实入狱半年后，狱方 即明确告之所有被捕“同道”，只要写出书面交代，即可立即出狱，书面交代 的内容必须包括下列三条：法Ｌ是邪教组织；一定跟李划清界线；保证出狱后 不练法Ｇ。结果据旧友妻说，没有一个“同道”愿意因此提早出狱。 　　然而，狱中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最初劳动极其辛苦，主要是装配玩具及做 绣花鞋供出口，定量额极高，每天至少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半，有时要 工作到零点，即使如此，上厕所还得跑步来回，不然就可能完不成定额。所幸 所有“同道”都会互相帮助，不然动作慢者永远不可能完成定额。 　　除艰苦的劳动外，狱舍亦极小，天花板极高，窗口也极小且开得很高，在 室内完全分不清昼夜，夏天晚上也很难入睡，因为蚊子实在太多，虽然有蚊香， 但因房间太小，通风条件太差，点燃蚊香后过于熏人，还是不能入睡。 　　狱友中除“法Ｌ同道”外，其余以妓女为多，因年轻貌美，往往能得狱卒 包庇，甚至纵容，结果所有“法Ｌ同道”无不遭到妓女欺侮甚至殴打，家里送 来的生活用品也多被妓女拿去。劳动时，趁手的工具全由妓女使用，如有时装 配电动玩具，需要接电线，按规定若干人共用一个剥线钳，但实际上剥线钳由 妓女专用，“法Ｌ同道”则只能用牙咬。狱卒对此视而不见。妓女中容貌特别 出众者还能受到优待，如在劳动场所受邀公然与狱卒打牌取乐。 　　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被要求唱歌，唱的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好，共产 党好”，如果声音低了，轻则被斥，重则被殴。 　　被殴的原因当然不仅限于此，曾有一二十出头的女孩，也是“同道”，在 集合时忽然发现还有东西忘在狱舍，经报告并获准同意后返回狱舍去取，结果 在走廊上被另一狱卒发现，以为她擅自返回，不由分说即拖入房间殴打，次日 再见她时，两腮红肿无法进食，后来才知道她被狱卒用皮鞋底抽耳光达几十个。 据旧友妻，狱卒打人时经常咆哮的一句话是：打死你就当打死一条狗。然而， 旧友妻本人只被狱卒打过一次，“不过是以肘击背，不算太厉害”，她如是说。 　　旧友妻说按教义，打不还手，所以所有“同道”都只有忍耐，但在这种每 天被逼唱歌的场合下心理负担极重。这样的情形过了一年半，大家都开始动摇， 几乎所有的人的白发均大量增多，渐渐地有人开始按狱方指示写交代，前述三 条必须全部包括。有两位狱友曾因练Ｇ治愈多年顽疾，她们因此在交代书上拒 绝写下第三条：出狱后不练Ｇ。结果她们便不得出狱。 　　旧友妻在斗争很久以后，终于屈服，按狱方要求在交代中写下三条，即于 去年下半年释放回家，并被恢复公职。但是她入狱前是高级讲师，现在则不准 上讲台，被安排在“行政工人”岗，月薪低了三分之一弱。 　　旧友妻说，在狱中原以为出狱后能轻松一些，未料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亵 渎了师傅，从此后再无可能上层楼了，以至于想到了死，但的确是生死两难， 因为按教义是不能自杀的。本来，她自以为颇是上了些层楼的，经文中所提现 象她大部分都感受了，甚至亲眼看见了，如“外层空间”，莲花宝座上的“菩 萨”，甚至莲花上的仙露珠，紫色Ｌ等等，她全部见过。这说明她的修练颇见 成效，但现在完了，出狱前说了谎，要想“圆满”大概是不可能了。说到此， 旧友妻禁不住语带哽咽。 　　这种绝望的心情不是旧友妻一人才有，几乎所有写了交代材料的人都有同 感以至于还真有不少人重回监狱，公开声称以前的交代，尤其是那被迫写下的 三条全部作废，结果立即被捕，并被判劳改，而以前仅是劳教。 　　我问她现在还练吗？还有“转Ｌ”这本书吗？她说，当然练，当然有，怎 么可能没有这本“经文”呢？不仅有书，法Ｇ制作的“自焚真相”的光碟在国 内也广为流传，她也有一套。旧友妻还说可惜上不了ＦＬ—ＭＨ网，要是有人 能给她发电子邮件及时让她看到师傅新经文就好了。说实话，我得感激她没有 直接要求我帮忙，不然我还真不知说什么才好。现在旧友妻既不明说，我也装 傻，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居然会怕做“好人”。 　　在我们的对话里，自然会谈到法Ｇ干扰卫星信号的事件。旧友妻的评论是 这首先是突破新闻封锁的必要手段，是争取新闻自由的正义行动。但是，此举 实际上也伤害了法Ｇ。该事件发生后不久，旧友妻就回了远在某山区的娘家， 该地电视节目即被干扰，结果当地电视连续数日停播所有节目，连新闻联播都 取消了，当局声称是频道被干扰。结果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无不痛骂法Ｇ胡来。 　　旧友妻出狱后的待遇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据她说，出狱后必须定期去 当地派出所汇报思想及行踪，同时要随时随地让本单位领导了解行踪。当局对 各单位的考核里还有一条所谓的“一票否决”制，即：无论你政绩如何，只要 你单位里有法Ｇ闹事，你就下台。旧友妻特别强调就跟以前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一样，而且更加严厉。 　　出狱的前半年，管得十分紧，春节也不许回娘家，后来就松了。单位领导 也十分通人情，每次当地派出所来单位调查，领导总说，她很听话，很好，不 闹事，而事实上她在五一期间曾“擅自”回娘家，领导后来知道也没追查，派 出所则根本不知。而在春节期间，年三十晚上还被叫至派出所呆到半夜，以防 “闹事”。 　　在谈到其他被释放者又回到监狱公开声明以前的交代材料作废时，旧友妻 明确告我她没有这样的勇气，她只是在定期去派出所汇报时表达过要收回以前 的材料，并明确说了至今尚在练，只是不敢说家中还有“转Ｌ”。但派出所并 没有将其如何，只是说你也要理解政府，你要在家打坐也行，但就是不要在外 面说因此受益，更不要说李大师如何如何了得。 　　旧友妻最后总结到：根据过去两年多的经历，真正认识到在今天的环境下， 不说谎很难，坚持信念很难，做一个正直的人很难。 　　通过和旧友妻的交谈及我了解的其他一点情况来看，我感觉民间对法Ｇ远 不像官方媒体上那样杀气腾腾，基层单位对“Ｌ同道”似乎也算友善，我的一 位朋友在国内某重要喉舌单位工作，其一位五十多岁的同事也是“Ｌ同道”， 单位的头无论如何做他的工作，他都要坚持出去静坐抗议，威胁也罢，利诱也 罢，此人均死不改悔。所幸此人子女也在同一单位工作，最后领导也没办法了， 放出话来：如果你胆敢去静坐，你的儿子女儿将和你一起被开除。至此，威胁 才算生效。当然，这位“同道”是不用上班了（万一让他在喉舌上弄出经文来 麻烦就大了），每天坐在家中，却拿两千多元的月薪，在旁人看来，他真是 “得其所哉”。由此可见，民间乃至基层官方对法Ｇ还是十分宽容的，只要你 不公开给基层官方找麻烦，如公开声明坚持练，基层官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了。 　　我必须承认，法“Ｌ同道”对我的亲口描述令我深感惊讶，我简直不敢相 信世上真有这种精神崇拜，不知道这算不算精神控制术。我想，任何人都绝对 不可小觑法Ｇ的活动能力及信徒的信念，在《ＨＸＷＺ》发了我的“东土归来 说ＦＬ”后，曾有在美国的法Ｌ“同道”、博士候选人给我来信，在回信中， 我曾明确问他你果然认为李大师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说实话，我还担心问得 唐突，孰料他回信说李大师的话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我读罢真是不知说什么 好。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法Ｇ的草根性，更使得其生命力特别顽强，完全可以说 他们是经典意义上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不知道最高当局是否了 解这个情况，我认为目前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官方毫无胜算，官方目前所为 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播种仇恨。 【】　　　　　　　　　　　　　　【】　　　　　　　　　　　　　　【】 °时　　评° 　　　　　　　　　　　　　◆　政评三题　◆ 　　　　　　　　　　　　　　　　　　　　　　　　　　　　　·胡　平· 　　　　　　　　　◇　中共正在变成社会民主党吗？　◇ 　　网上流传着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标题是“关于召开党的十六大几个 重大问题的声明”，署名是“山西省委农办干部、中共党员周秀宝”。公开信 点名批评江泽民是“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的总书记”，指责江泽民提出“三个 代表”理论是要改变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把中共彻底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社 会民主党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 　　关于中共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说法，近些年来颇为流行。周秀宝公开信对这 种变化是持批评和否定立场的；另外有许多人－－不论是中共党内的还是民间 的－－则对这种变化表示鼓励和欢迎。他们认为，既然中共已经申明现阶段只 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且已经在实际上放弃了共产的目标，尤其是江泽民提 出“三个代表”理论和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淡化了中共的阶级性而转为全民 性，这就表明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在朝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是积极 的、有益的，是值得鼓励、值得推动的。上述两派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他们 一致认定中共正在变成社会民主党。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承认中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变得接近社 会民主党。当今世界，政党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说，没有哪个政党能比中共 和社会民主党更不相象的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 　　先说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坚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坚持分权 制衡，坚持开放选举。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民主：不但在实践中反，而且在 理论上也反；不但过去反，而且现在反，甚至赌咒发誓在将来也要反。 　　再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其内涵先后发生过许多变 化。最初，社会民主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后来改成高税收 高福利，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又从福利国家的理念后退，变得和自由主义没 有太大差别，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左派的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 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中共 呢？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传统左派的特点丢得一 干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 调公共福利。难道不是吗？ 　　且以税收问题为例。社会民主党一向主张用累进税的办法调剂贫富，促进 社会公正。事实上，在今天，就连新自由主义也采用累进税制，越富有的人， 越要从收入中拿出更高比例的钱交税。譬如说，年收入一万元的人要拿出收入 的１０％即一千元交税，而年收入一百万的人则需拿出收入的２５％即二十五 万元交税。在西方，有一派“自由至上主义”（(Liberterianism)，他们不赞 成累进税制，认为那是“劫富济贫”，对富人不公平。他们主张单一税，即不 论贫富都从收入中拿出相同比例的钱交税。譬如什一税，都从收入中拿出１０ ％的钱交税，年收入一万元的要交一千元的税，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交出十万 元的税，等等。 　　如今的中国呢？有关资料显示，在今日中国，越是富有的人交的税依照比 例越少，越是穷人交的税依照比例越多。那倒不是中国实行明文规定的累退税， 那是因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府有意给富人提供偷税漏税的机会。怪不得 国家计委经济所的陈东琪要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有“劫贫济富”之嫌。这不正 和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完全相反吗？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 也不是自由至上主义。它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强盗主义。 　　不错，前苏东各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后，脱胎换骨，大多变成了社会民主 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那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有近亲关系， 更重要的是因为前共产党在转型中所处的角色地位。中共既然用坦克机枪镇压 下民主运动，然后又在专制的铁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这就使中共变成了集政 治上的专制暴虐与经济上的腐败贪婪于一身的怪物。当然，我们应该推动中国 共产党自身的和平演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模糊对中共现实状况的清醒认 识。 　　　　　　　　◇　驳康晓光的“政绩合法性”　◇ 　　大家都还记得，在“陆肆”事件后，人们普遍认定中共统治已经彻底丧失 合法性。这就是说，原先共产党统治的种种理论依据，诸如“共产党代表了人 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社会是最大的民主”，如今已经彻底破产。 　　当然，共产党统治从来就没有合法性，“陆肆”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显著的 标志，“人民的政府”公然下令“人民的军队”屠杀和平请愿的人民。这不能 不使得一切为中共统治合法性辩护的说词彻底破产。 　　对于一个靠赤裸裸的暴力维持的政权，人们在暂时无力反抗时不得不忍受，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忍受不是接受。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所 谓知识精英却挖空心思地为中共辩护，为一个明显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找出 “合法性”。在这些编造出的“合法性”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所谓“政绩合 法性”。 　　康晓光在《未来３－５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一文里写道，知识精 英之所以在“陆肆”后“转向”认同中共专制，一条很重要的理由是：“持续 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 　　据说这种观点流传甚广，有必要多讲几句。 　　在这里，康晓光提出了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曰“政绩合法性”。新 权威主义（也叫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讲过“实效合法性”，两者的意 思相同。如萧功秦说，这种“实效合法性”是韦伯讲的三种合法性中没有的。 　　所谓“政绩合法性”（即实效合法性）是不是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呢？ 不是。这并不是因为“政绩合法性”概念不算“新”，而是因为“政绩合法性” 根本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 　　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Lucian W. Pye）说得好：“没有 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 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 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理一定的手续， 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 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霸占和婚姻还 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 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 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所言，“不 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 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等等。 　　为什么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 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 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们 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换 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 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众说纷纭，因此，用政 绩确立合法性势必引发冲突和对抗。 　　譬如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毛自认那是他平生最大政绩），有人说“好得 很”，有人说“坏得很”，那么，究竟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如果你认为应 该通过自由辩论，然后投票表决予以确定（严格地说，是追认，因为此一程序 已然滞后）；这便意味着引入某种自由民主的制度。然而，提出政绩合法性的 人又都是反对在现阶段引入自由民主制度的，那么按照他们的意思，到底该如 何确定一个政府的政绩好坏，从而确定这个政府的合法非法呢？没有客观的公 认的确定标准必然导致不择手段，靠实力解决争议，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此， 主张政绩合法性，一方面可以支持对现政权的政绩持肯定评价的人对异议者镇 压与屠杀；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支持对现政权的政绩持否定评价的人政变或革 命。此理甚明，还需要再论证吗？ 　　　　　　　◇　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怎样维持的？　◇ 　　我喜欢看康晓光的文章，因为他把事情说得太明白了：共产党的稳定统治 究竟是怎样维持的。 　　胡鞍钢和王绍光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政治 不稳定。中国有这些问题，是许多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也是广大人民的直觉。 只是洋人才觉得新奇和惊讶。但是，问题导致不稳定这样的观点却不符合人们 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感受。中国知识界早就看到这些严重问题，但并没有发生所 谓的政治不稳定。如果经济危机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文化大革命初期人 们不满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可能性远大于文革后期。文革初期，彻底造反，全面 内战，停工停产。文革后期，至少还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能文革后期国民经 济要破产因而可能引发动荡而文革初期形势反而稳定呢？如果经济危机必然会 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６０年代初期应当是最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政 治不稳定恐怕还不是最荒唐的对共产党统治稳定性的解读。还有许多人甚至认 为，共产党稳定统治是因为并且表明共产党还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否则，天 下早该大乱了。 　　康晓光则不以上述观点为然。康晓光通过仔细解析共产党中国维持稳定的 机制得出结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 也无须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稳定统治的机关诀窍在于政治统治、控制和镇压 机制。从康晓光的描述分析中，我们看到一幅赤裸裸的以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稳 定机制。 　　第一，共产党及其官僚系统谁也不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他们是为自己 的利益而统治和行事，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权力就是 目标和目的。什么人民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什么社会正义和私人道德，都是 服务于追逐和维护权力的工具。都是在维持权力需要时才考虑的因素。什么人 民不成熟因而需要他们去代表和维护其根本长远利益，都是骗人的把戏。 　　第二，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的社会不满，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上垮台。这 里，他提出了政治稳定取决于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的力量对比。在社会力量 分布和人民不满的问题严重程度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这一对比， 这就是反抗资源和镇压手段。共产党可以在大多数人对许多问题严重不满时维 持稳定统治，因为他们垄断所有政治行动资源，以严厉镇压控制所有集体行动 可能，消灭不同的思想，使反抗零星分散。即使多数人都不满，但只要罗齐鼓 不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兼用胡萝卜收买和大棒镇压双重手段加以控制。当不 满的人意识到反抗没有希望时，社会不满就越发不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这就 是为什么经济社会危机不必然甚至不容易导致共产党统治的不稳定。这也就是 这个政府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民意而继续维护统治。 　　第三，腐败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现象。这不仅因为共产党是为自己的权势 而统治，而且是因为共产党为维持统治需要一个精英三角同盟，即康晓光所说 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所结成的同盟。在这里，统治者为换取商业 精英的政治支持，不仅开放正常的商业机会，而且允许他们通过腐败方式发财。 为维持这样的赚钱机会，商业精英倾向于支持执政者以威权体制维护所谓的正 常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商业精英在后门以权钱交易满足自己的需求。 　　什么是康晓光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共产党统治机制的解析中可 以得出的结论？ 　　第一，共产党制造了人民对它的需要。由于共产党垄断政治行动资源、控 制集体行动手段和严厉镇压反抗，使得只有社会不满在极强时才爆发，另一方 面反抗由于没有组织和思想准备及经验积累，极度愤怒和强烈的反抗有破坏性 和失去秩序的可能，这就使热爱和需要秩序的人感到共产党不可缺少。其实， 就是共产党的错误造成了不满，本来可以调整政策和人事、更换政府和改革制 度解决问题，但共产党非要镇压不满，使不满一旦渲泻成为很危险的危机；共 产党迫使人民不仅接受一个罪恶的政府，而且将这个罪恶政府当作唯一的选择 加以接受，当作必然与必要加以接受。 　　第二，这样的统治的一个后果是使得人们觉得政治改革很难。道理上谁都 认为，政治体制不改不行；否则，中国的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但现实中让人们 直觉地觉得，不改还好，改了反而会崩溃。因为现实中积累的问题太多、怨恨 太大了，另一方面，政治镇压和控制使得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力量存在。这 样的状况决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１９４９年就搞民主，不会有今天的困境。 即使１９７９年甚至１９８９年，中国人还可以享受民主而不出现动乱危机。 是１９８９年的镇压以及随后的康晓光所描述的政治控制机制造成了今天的困 境。这大概是共产党给中国造成的最大问题，使人民看不到共产党之外的希望； 无论共产党多坏，人们只能在绝望中忍受。 　　第三，所谓精英三角联盟并不确切。因为在精英之间关系中，共产党并不 仅仅为利用商业和知识精英而给他们甜头，共产党也欺侮和压迫商业精英和知 识精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侵害他们的正当利益。这里不存在真正平等的 和自愿的同盟关系。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完全知道这点，他们内心并不爱共产 党，并不爱这个制度，他们也并非不痛苦；他们仅仅是不得以忍受或接受罢了。 真到变换体制成为可能或不可阻挡时，他们会马上转向新的制度。 　　第四，康晓光认为，这样的统治即使不义，也可能继续下去。只要以更残 酷和精致的方式将所有不满和反抗控制住。问题会拖过去，经过一段时间，被 拖没了。这里的代价是不公正。就是要维护这种不公正，要残酷地维护它，直 至人们认为他们是公正的为止。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要 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弱势群体要付出物质和公平的代价，强势者也要付出道 义代价。这一代中国精英的道义责任感之薄弱，在冷酷地计算这种可能和容忍 接受这种现实中暴露无遗。 　　然而，第五，这样的统治也许拖不过去。康晓光并不认为，这个制度可以 长期维持。如果镇压和暴政可以维持永远，那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所谓秦千世或 秦万世的朝代了；秦始皇就是这样想的才教自己秦始皇。不过，历史证明，暴 政总是会被推翻的；人们反抗会有锣齐鼓齐的一天，那时统治者疲于奔命，应 接不暇。然而，这样严厉的镇压和统治，使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代价会很昂贵。 而且，可以这样说，今天以这种方式维持稳定越成功，结束这种不义的统治的 代价就可能越大，后果越不可测。 　　最后，康晓光不是新左派。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关心社会正义，主张靠政 府政策解决问题，呼吁政府有节制地压榨。康晓光则只关心政治稳定。无论怎 样压榨，只要政治统治机制得当，就不会有稳定性问题。那么，康晓光作为忧 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以什么为这种统治辩解呢？他没有明说，但似乎是民主。他 认为，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会象掌握市场一样成功地解决民主问题。然而，历 史上更可能的是，经济没发展，执政者说，民主不可能，条件不成熟；先建威 权，发展经济，再建民主。但是，等经济真发展了，执政者又会说，我们不需 要民主；我们过的挺好；讲民主还有许多问题和危险。康晓光最后以民主政治 的前期条件为这样不义的政治稳定和统治机制的辩解站不住脚。 　　　　　　◆　社会危机远超出胡鞍钢和王绍光的估计　◆ 　　　　　　　　　　　　　　　　　　　　　　　　　　　　　·程晓农· 　　虽然胡鞍钢和康晓光都是清华大学国情分析中心的，但两篇报告不同。胡 鞍钢一直有很强的智囊情结，可是并不顺利。他们报告的共同点是，中国有潜 在的危机，会导致不稳定。两份报告不同点在于如何估计政府的应变反应上。 胡鞍钢王绍光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地解决问题，虽然现在是采取一种不负责的 姿态。康晓光则不认为政府会真正去解决问题；他更相信，政府的理性选择就 是精致地控制不满和严厉地镇压反抗。 　　经济社会问题会导致社会不满，但社会不满如何威胁政治稳定则取决于其 他因素。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镇压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如此做是否可以成 为长远之计，还是取决于那些导致社会不满的经济社会问题能否解决。换言之， 导致潜在危机的那些问题的演变方向是否可以逆转；如果可以逆转，朝着好转 的方向演变，那么这种着眼镇压的控制就是与时间赛跑，看能不能在问题全面 爆发前控制住局面；但如果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不会逆转，则不满迟早会失控，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问题越发严重，控制越发困难，失控和政治不稳定越发 可能；也就是说，政治肯定不会稳定。 　　我想从几个方面分析说明，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什么是难以逆转的， 这些问题在最近三年内全都浮上了台面，这并非偶然。 　　首先，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破 产了，农民如果只种地，除去投入成本和农业税以及地方的收费摊派，结果是 负收入。现在农民是靠外出打工才能应付农村基层干部的摊派。加入ＷＴＯ后， 问题会更严重。农业困境２０年内不会好转。第二产业也存在严重问题。改革 开放后发展很快的制造业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三来一补。原来庞大而行业齐全的 传统制造业在衰落解体，这一点在内地各中小城市看得很清楚。产业结构进步 的正常趋势本来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但中国的发展却相 反，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所以我不久前提出，中国正在经 历着“去工业化”的阶段，虽然中国引进了大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外 资企业，但是整个工业结构中原有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大批破产解体， 这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一种退化。现在国内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强调 要发展第三产业来带动经济。实际上，没有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能够不走工业化 阶段而实现现代化的，在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之前，第三产业不可能成为经济 成长的主要支柱。何况，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政府依赖型的。一 是靠政府开支增加，如公费吃喝，公费购车，公费手机，公费游玩等。另外就 是靠“官员消费，别人买单”而维持的黄色产业。中国无论多穷的县，餐馆酒 楼和黄色产业都相当兴旺，在哪里吃喝消费的主要是政府官员，这就说明中国 目前第三产业主要支柱的根基在哪里。总之，第一、二产业退化，第三产业畸 形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恐怕不难作出判断。 　　其次，从经济制度看，现实并不是象人们所企盼的那样，随着国营经济比 重的下降，私营经济和正常的市场机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实际进程是 权贵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 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能替代原来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新体制，目前的国有企 业不是破产倒闭，就是被少数管理层控制而员工则极端不满，还有少数尚能盈 利的国有企业则主要靠原料垄断或市场垄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一筹莫展，最 后象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股减持等话题都已经被中宣部列入不许讨论的议题清 单。私有经济发展也并不正常，现在很多的私有准私有企业往往是主业经营不 良，却在“包装上市”上作文章，即所谓的“做局”“圈钱”，最近一两年来 上市公司中的一连串丑闻，从中科，银广厦，一直到前两天曝光的华晨，都是 这类例子。而且很多私营企业本身的发展也与权贵经济紧密相连。 　　再次，从发展策略看，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有效的全局性发展 策略，对内地农村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主要的政策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 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吸引外资，而对其他地 区则弃之不顾。所以国内有的学者称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是“样板戏战略”。目 前，由于第二产业长期不景气，加上银行坏帐过高而收紧银根，出现了全国性 的投资困境，就是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没有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自然也谈不上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了。近一两年来，媒体和大都市房地产开发成了商界最后的投 资机会。所以，尽管投资办报办刊是“烧钱”的高风险行当，还是有人跃跃欲 试。另一个投资热点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区拆老房，盖新房，这是典型的官商 勾结，连黑社会都被动员进来强迫拆房和搬迁。 　　第四，金融瓶颈越来越明显。９０年代中期，王绍光讨论国家财政能力下 降时，我曾指出，分析比较国家经济能力的变化不仅要看财政能力，而且还应 当包括国家对金融的支配能力，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 了，但因居民储蓄的迅速上升而使政府支配金融的能力明显加强，结果，国家 的经济能力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强了。问题是，在权贵经济下，国家支配金融 资源的能力被各级官员用来营私舞弊，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的热 潮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由此种下了银行大量坏帐和潜在金融危机的根子。政 府的乱投资、浪费和腐败，已经消耗完了财政可能利用的资金，也消耗掉了老 百姓存在银行的大部分存款，现在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在维持着经济的基本平衡。 由于国家财力被官员们掏空了，连必须的社会保障金（养老金等）都没有资金 来源，过去几年中每年社会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窿”都以几百亿的速度连续 递增。于是财政部就想用国企股减持的办法到股市上“圈钱”，就是用国有企 业那些不值钱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钱来填补社会保障金的漏洞，因为股民是今天 中国最后一个口袋里还有一点钱的群体。但股民识破了这招，大量抛售股票， 导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这招已经破产。最近政府为了安抚股民心，正式宣 布放弃“国企股减持”。但是，社会保障金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于是增加 税收就成了替代选择，最近开始查富人的税，就是个开头。这很可能导致资金 外逃。于是，国内媒体又开始宣传要防止资本外逃。目前的资金外逃数量大体 上与外资投入持平，一旦资金外逃超过外资投入，金融瓶颈对稳定发展的制约 就会凸现出来。 　　最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是公认的现象。现在，已经没人否认社 会的两极分化了。除了普遍都知道的下岗工人等新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之外， 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就是几年前大学扩大招生后在校大学生人数 翻番了，但就业机会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这批扩招后入学的大学生开始毕业 了，这意味着今后大学生的就业率会大幅度下降，也意味着很多中下收入家庭 倾全部储蓄供养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帮助家庭经济复原，还意味着目前大学 教授靠提高学费创收的办法维持的生活水平将无法长期为继。大学毕业生受过 高等教育，就业预期相对比较高，如果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实际上表明中国社 会正常的社会升迁管道被部分堵塞，这是社会不稳定的长期性病灶。 　　其实，这些问题对国内了解情况的官员和学者来说并不新鲜，上面谈的这 些都取自国内发表的材料，只不过国内很少有人把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而已。 胡鞍钢和王绍光以及康晓光的报告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问题，承认 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的看法应当引起广泛的重视。 　　但是，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与判断眼下稳定还是不稳定不同，后者是另一 个题目。过去，当中国和苏联处于极权主义体制时，港台和西方的一些记者和 学者喜欢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思想，据此来解释、预测社会主义 极权体制国家的政治动向；斯大林，毛泽东死后，又把分析高层权力斗争的动 向看作判断这类国家政治气候的主要参考；在苏联的后期，有一些西方学者发 现权力斗争分析模式不见得能判断政治走向，就开始尝试着用多元利益集团模 式来分析，认为党内派系之间的矛盾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有关。 　　其实，今天中国高层虽然有权力斗争，但彼此也有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 要看政治精英集团是否代表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只是关心自身 的利益，那末即便更换了领袖人物，这个精英集团的基本政策选择也很难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替的必然特点是最高领袖的个人 强势地位逐代递减，因此领导人很难离开政治精英集团的支持而任意改变政策， 更不敢违背政治精英集团的群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我不那么关心短期内是 谁上谁下，而是关注长期性问题，制约长期变化的因素是谁在台上都回避不了 的。 　　　　　　　　　　　◆　流沙上的摩天大厦　◆ 　　　　　　　　　　　　　　　　　　　　　　　　　　　　　·王力雄· 　　近年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外人士，也包括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大 都认为中国状况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但是国内的多数人，看法却相反，不 少人认为中国状况很糟，未来可能越来越糟。 　　为什么国内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会如此不同呢？国外的人除了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数字印象深刻，凡是来过中国的，几乎都对财富增长和建设变化的程度 惊叹不已。那是他们亲眼所见，没人能够否认。然而，也许应该把眼光再伸展 得远一点，看一看中国的财富是在按照什么样的方向聚敛和流动的：那是一种 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下层汲取到上层、从“面”上向“点”和“线”集中的方 向。这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趋势，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所催生的结果， 同时专制政权对其官僚体系进行评价和激励的“政绩”要求，也在鞭策各级官 吏不遗余力地制造着“看得见”的繁荣。 　　国外朋友到中国来，看到的是哪一部份中国呢？毫无疑问，看到的是城市， 而且是大城市或都市；接触的是上层，如果不懂中文，甚至只能和会英语的中 国人对话；即使他们有机会“下去”走动，也离不开观光点和交通干线。那么 充斥他们视野的，诸如高工资、高消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桥梁日新月 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我们说了，正是在城市、上层、“点”和“线”上， 不仅是当今中国的财富聚敛之地，是各级财政的投入之地，也是层层官员大显 “政绩”之地。即使我这样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并且经常下去走动的人，如果有 三五个月呆在北京，就会明显感到失去对真实中国的确切把握。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中国虽有那么多饥饿、战乱与死亡，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不也照样被视为 远东的巴黎吗？ 　　不错，城市、上层、“点”和“线”也都是中国，然而那仅仅是中国的一 小部份。更大的中国是在农村、在底层、在我们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 土上。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有可能在那些地方深入下去，你就会了解中国的 总体状况到底怎样，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识之士总是忧心忡忡。而被社会发展 越甩越远，被不断地吸光血液，同时集中了大部份社会矛盾的农村、底层和中 国的广大地区，本应是我们国家得以立身的基础，可是，如果在那里分布的反 而是贫穷、衰败和愤怒，从国外看到的中国哪怕再辉煌，也不过是建在流沙上 的摩天大厦，随时可能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　　　　　　　　　　　　　　【】　　　　　　　　　　　　　　【】 °书与书评° 　　　　　　　　　◆　文革记忆与中华民族的再生　◆ 　　　　　　　——评许子东新著“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 　　　　　　　　　　　　　　　　　　　　　　　　　　　　　·陈　彦· 　　读罢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许子东先生的新书“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 述文革”，由台湾麦田２００１年七月推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重感郁抑心头， 几次提笔想撰文推荐竟然无法成文。 　　麦田出这个版本之前，大陆三联出版社四月份已出另一版本，题为“为了 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５０篇文革小说”。大陆版比台湾版少了两个十分重 要的章节：有关近年海外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评论。作者选择了大陆自１９７ ７年以来发表的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进行归纳、 分类并从中梳理抽取出这些文革作品共通的叙述模式。通过这几种叙述模式， 作者告诉我们中国大陆近年来对文革反思的文学作品大致遵循着某几种诠释思 路，而这些诠释思路又透露出某种既定的价值取舍。正是这种诠释思路和价值 取舍使得笔者心头沉重而难以下笔。 　　本书是许子东的博士论文，也是许子东近十年的研究结晶。这五十篇小说 的选择是经过反复考量，并经过极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进行取舍的。大陆近二十 年来的重要小说家如王蒙、阿城、王安忆、张贤亮、韩少功、史铁生、莫言、 余华、张承志、梁晓声等等全都在册。许子东在本书前言中表示，文革主题是 当今中国作家无法回避的题目，这自然是十分中肯的评论。笔者则以为，除了 由于文革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无处不在的阴影，中国作家必须承受这一沉重 的历史事实之外，描述文革、记录文革从而反思文革恐怕也是中国作家民族责 任、主动承担精神的表现。许子东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 是以写文革题材而成名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承担精神，一方面也表明中 国社会对此的极大需求。然而，问题是面临如此重大的民族灾难，中国作家如 何描述，怎样反思？这种描述和反思同这个民族灾难是否相称？在多大程度上 文革文学能够抚慰民族的创伤、救治民族的心灵并重建面向新世纪的民族集体 记忆呢？ ◎　没有觉醒拒绝忏悔 　　许子东此书之所以难能可贵，正在于它以细密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文 学界文革反思的总体信息。与其说此书是研究文革小说、文革叙事，不如说是 通过研究文革文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在此许子东的研究 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具有了重大的社会学意义。此书大陆版的题目比较拗口，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看上去意义似乎不太明确，不如台湾版“当代小说 与集体记忆”明白晓畅，但笔者倒以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更能点题。 　　通过对五十部小说的“抽样”分析，许子东从中归纳出中国当代文革小说 叙事的四种模式：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 子和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红卫 兵与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这四种模式是迄今为止数 量众多的小说体“文革书写”中四条最基本的诠释思路与叙述线索。与这四种 模式对应的诠释结论分别是“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坏事最终变成好事”， “很多坏人合作而成的荒谬坏事”和“充满错误但又不肯忏悔”。通过大量的 举证，作者揭示出在众多的文革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设计上或者使人感到文 革本身荒谬不可理喻，或者认为文革无须忏悔因为全民皆错，或者通过反省辩 证法式地总结出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 　　遵循前两种阐释途径，文革或者是灾难，或者是坏事，但都可能“因祸得 福”，“坏事变好事”。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论，我们可以提问：文革到底给 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难道中国人曾经历的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世界 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大灾难仅是光明到来之前所必须经受的黑暗吗？按照後两种 阐释模式，或者文革是某种无法解释的荒诞，因而也无所谓教训和反省；或者 承认文革参与者的错误但不觉得应该反省。这种反省似乎有勇气面对道德的责 难，但宗旨却在于逃避。这不是真正的认错，因为没有真正觉醒。以这种思维 线索，文革既无肇事者，也无责任承担者，来无踪去无痕，可以一忘了之。 　　这两种逻辑，正是许子东的研究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所谓为了忘 却的集体记忆。即是说，大陆到目前为止的大量文革小说，虽然将文革作为小 说主题，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 大家忘掉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这一结论是严重的。因为这种“‘文革叙述’ 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现代汉语书 写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许子东所分析的这些“文革 叙述”不仅影响面广，而且相当多的是中国八十年代的获奖作品，也就是说，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拥戴，而且受到官方的认 可，至少是不违背官方主流话语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理由说，通过这些作 品所反映出的中国目前社会关于文革的认识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广大“群众”基 础的“集体潜意识”，也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理性思考”。而从功 能上看，有限的反省和有限的承担责任正是官方的“反思”尺寸。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在改革开放、思想启蒙二 十年後的今天，官方与民间对文革的诠释如此一致，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是官方对文革的评判符合了历史的真实，因而获得中国的作家－－中国人的灵 魂的工程师的真心拥护，还是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文革诠释模式”获得了官方 的认可？诚然，许子东所分析的文革小说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但恰恰是八 十年代是中国人思想最为活跃，官方意识形态控制最为宽松的年代。假如上述 这几种文革叙述模式真实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我们也有理由提问是何 种原因造成中国人的文革反思停留于这种否定—肯定的阶段？ 　　许子东在本书中所论的“忘却”，自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将文革这段历史 从中国人心中消除掉，而这也是在当今网络时代条件下办不到的。这里的忘却， 一是对国人心灵创伤的功能性疗救，以走出文革阴影；一是对文革历史的重新 书写，重新建造一种民族的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 ◎　没有同文革灾难相称的反思 　　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当代文学在描述、反省文革、揭露文革黑 暗甚至冲破官方文艺禁锢方面所作的努力，仅就许子东此书所揭示的一些现象 就可说明这一点。如文革结束後，小说主人公往往找不到敌人，在一些小说中， 作家甚至不设反派人物；在细节描写中，人们的嫉妒、私念常常被利用。这些 都似乎在暗暗说明作家们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文革与人类天性的某种联系以及文 革“群情汹涌”现象与制度之间的神秘沟通。然而，总体观之，当今的中国文 学并没有能够拿出同文革这个灾难相称的回答。 　　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文化大革命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自己曾表示他一生只作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蒋介石，一是发动了文革。 对于当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文革的终结是改革的开始，正是由于文革的劫难， 才奠定了邓小平拨乱反正修正路线的合法性，才有了八十年代亿万人投入经济 建设的巨大热情。不在一定范围内否定文革，就不足以论证改革开放的英明正 确。然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又可能毁掉中共立足的根基，因为文革从根本上 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极权体制所产生的恶果。 　　文革反思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一方面反思得以在官方体制保护之下展开。 另一方面，中共又必须对文革的研究与讨论严加控制，对同官方口径稍有出入 的言论进行钳制和封杀，力求将文革评说纳入官方的轨道。一方面官方的政治 需要使得在民间和官方的文革论说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合空间，另一方面， 严苛的话语环境又使得民间难以突破官方界限。 　　这种局面，既是历史给中华民族提供的寻回记忆的机会，同时又是对文化 精英们的巨大考验。文革文学不负历史需求，肩负起重塑集体记忆的使命。昆 德拉说“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无疑，这一使命是艰巨 的，也不是文学界所能单独完成的。但正是由于这一任务的艰巨和必须，文学 界反思的不足才尤其值得重视和警惕，因为文学反思的不足也折射出中国整个 思想界、知识界反思的不足。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一样，文学一面要面对本身 的记忆失衡，一面要面对官方的话语封杀。目前中国文革小说所反映出的文革 反思的严重不足，正是源于这种双重困境的逼迫。许子东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出 两个版本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源于大陆对文革研究的封杀。 　　改革开放以後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已不再 可以统一思想。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评论界、文学界研究文革、回忆文革、 议论文革，也使中国的文革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官方言论禁限。但由于官 方的封锁，一方面，对文革较有深度的分析往往无法传达给社会大众；另一方 面，由于缺乏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非官方的文革评说也难以深入。这种状况， 造成目前中国一方面有着数量可观的文革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限于某种 模式而无法超脱和提升。实际上，由于文革自身的复杂性及文革言说敏感的政 治背景，如果没有政治大环境的改观，中国有关文革的评论、反思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间里恐怕难以避免扭曲和贫乏。然而，按照许子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 信息，文学的反思似乎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不谈海外的文革研究成果，近年 来大陆出现的大量的文革记实文学，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 杂忆”，九十年代出现的大量思想随笔，围绕顾准、陈寅恪的有关思想与文化 讨论，等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坏事变好事”的思考水平。从制度 上怎样避免文革不再重演、中国文化传统与斗争哲学、民族性格与专制、暴虐 的关系等等问题已经提出。 　　文革文学无疑需要对已有文革反思成果有充分了解，才能够真实反映大陆 社会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从而修复和匡正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由于文学作品 潜默化影响深广的特点，文学的功能是理论界、知识界的反思所不能替代的。 从东欧与俄国对极权反思的情况看，不真正解除思想禁锢，不在能够影响广大 民众的大众传媒层面讨论极权的根源，反思就无法达至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民 族记忆就无法修复。有人以为，对过去的历史应该大度，应该不计前嫌，应该 向前看，应该不算历史的旧帐。这种态度或者是为官方甚至自己开脱罪责，或 者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要知道，不知古就 不能知今，没有记忆就谈不上饶恕，大度不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不对罪恶 的历史进行清算，就无可能避免灾难的重演。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文革反思的贫乏与扭曲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 的是贫乏和扭曲而不自知，甚至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堕入犬儒和帮闲，所谓“做 了奴隶而不自知”。这种犬儒和帮闲恰恰是中国社会走出文革阴影的根本原因 之一。在目前中国大陆，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季羡林先生 在其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表示，“对广大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 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这真是一大反常现象，文革还没有结束，年 青一代已经失去了记忆。青年评论家摩罗曾指出，中国现在正在落实一个庞大 的计划，把一场关系到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 浩荡荡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而且这个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这种民 族的遗忘显然既包括文革也包括陆肆。实际上，目前国内新左与自由派的论战 中的一些新左人物言论的根源之一就是失去记忆，忘记了历史，彷徨于无知， 发生了身份错乱。这无疑是目前官方高压与愚民政策所结出的恶果。正是从这 个畸型的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许子东的研究所指出中国文学反思的严重不足 是一项重大贡献。 ◎　驱逐极权思维重塑民族记忆 　　集体记忆之于民族就如同记忆之于个人。不难想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 难以在社会上生活的。他不仅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无法辩识亲友，更无法面对 茫然的未来。一个民族也是同样，没有对过去的把握，就无法面对将来。正常 情况下，民族记忆通过传统的延续、文化的积淀得以一代一代保持、积累、更 新。从文明比较的角度，一个文化比另一个文化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 族文化的集体记忆的能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正 是得益于其奇妙的表意文字、浩瀚的文化典籍、近于宗教自觉的诗礼传家传统。 然而，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在剧烈的变动甚 至断裂中求其延续。这种形势要求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记忆与反省能力。然而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民族记忆却受到空前的摧毁和扭曲。古代的中国传统， 近代的中国屈辱全都在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的革命 歌声中荡涤和改写。最 为根本的是这种荡涤和改写是在一种封闭、专断、一统的环境中达至的。 　　严格意义上讲，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集体记忆并非集体记忆，毋宁说 这是强加的记忆，是统治者的记忆，是一党极权的记忆。有了这种记忆，就不 会有全民共享的记忆，就不会有符合历史真实和凝聚全民共识的记忆，就不会 有有利于民族趋利避害指引蓝图的记忆。文革本身其实正是在全民丧失记忆的 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文革的反思既要驱逐曾 统治和正在统治中 国的极权记忆，又要寻找和刷新能够接通过去和未来的民族集体记忆。 　　正是从文革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空前劫难和至今仍在持续影响中国人精神 的恶劣後果来说，目前中国的文革反思远远不能够满足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出发 点的需要。从中华民族的精神拯救，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中国是否能够避免 文革在将来重演来说，对文革的深入反思是万万不可或缺的。极而言之，如果 不能从民族性格、制度根源上彻底清算文革的精神遗害，杜绝文革重演的可能， 中华民族将无法在新世纪获得再生。 【】　　　　　　　　　　　　　　【】　　　　　　　　　　　　　　【】 °港论参考° 　　　　　　　　◆　中共筹备大会　专政本质不变　◆ 　　　　　　　　　　　　　　　　　　　　　　　　　　　　·《信报》· 　　在中共宣布其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十一月召开之后，相关的议论又多了起 来。不过，谈论的焦点和前比并无不同。一是人事，即江泽民退休还是不退休， 全退还是半退，胡锦涛是否接班，再加上构成权力寡头的政治局常委会由哪些 人组成；二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论会不会成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 　　对港人而言，虽然有回归五年来包括中央政府行事的熏染，愈来愈想表现 的“左派”或亲“中”人士的训斥。更有两次小圈子“选举”特首的演示，令 愈来愈多港人“领教”了一党专政下的言论和行为模式，然而，在自由和法治 环境下成长且有不少人曾有真实民主经验的港人，还是不能适应不仅完全没有 参与权甚至缺乏知情权的前现代政治运作方式。 　　毫无疑问，揣测人事和指导思想更替是既无参与权又无知情权中臣民唯一 可以玩的虚拟政治游戏。但是，明眼人却不能不感到理应作为主人的选民实际 上处于奴仆地位的痛楚，更令人悲戚的是，当权者不以继续由少数人在黑箱中 擅作决定为耻，反而以海内外沸沸扬扬的推测议论为荣。 　　对于中国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 大变化，摆脱了毛式半农奴制统治的中国人正把中国建成为像是具有无尽生产 力的世界工，正在建立现代的经济制度，中国人在恢复本身传统的同时，又拥 抱现代世界，迅速追赶着世界新朝流。中国甚至有了自己的胡士托摇滚音乐节： 丽江玉龙雪山音乐节。在经济社会迈向现代同时，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与之相 适应的现代政治制度：容许传媒自由、保障公民的各种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实行多党选举制度，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用台湾的经验，简单化的说法是解 除报禁和党禁。作为摆脱一党专政的第一步，实施中共十三大的党政分离原则， 进而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普通政党，争取民众的支持，取得执政地位，而不是高 踞于民众之上，成为人民的主人，高高在上，自称“伟大、光荣、正确”。要 人民顶礼膜拜，歌功颂德，向其献礼。 　　中共一党专政统治在两个方面继续着上千年来的前现代中央集权统治模式： 一方面是违反现代民主社会中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主从颠倒，统治者是主人， 被治者是奴仆；另一方面是人治而始终不愿意建立起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使治权保持在统治集团一小撮人手中。前现代人治社会只能导致家长式统治和 老人统治，导致僵化，无法与时俱进。 　　说中共腐化．无法与时俱进是概而言之的说法，中共提出“三个代表”论 说明原有的僵化的马列教条已经过时，旧的阶级斗争论已经不敷应用；说明中 共体认到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远比马克思主义教条复杂；表明中共有意吸纳新 的社会阶级，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和白领中产阶级人物到党内。最新的报道甚至 谈到安排一小批著名企业家做中共中央委员。问题是．吸纳企业家和中产阶级 是否能改变中共的性质。至于企业家当中央委员方面，我们目前并不知道到底 是何种企业家，是本来就有中共党员身份其后获委出任企业负责人那种企业家， 还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将成为中央委员。即使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当上中央委 员，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不过像以前的工人农民代表如吴桂贤和陈永贵一样只 具象征作用。因为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体中，权力如非集中在领袖手中，即 是集中在寡头（共产语言叫集体领导）手中。 　　有关中共十六大举行的宣布方式，中共宣传机器的宣传模式以至宣传用语， 与中共历届代表大会的做法并无本质不同，这种现象说明中共的列宁主义精英 党的性质和思维模武没有变化。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前秘书鲍彤在本报发表的长 文中指出，中国目前宜行的一套制度是秦始皇的制度。是的，就中共政权的专 制集权和少数人在黑箱内、在阴谋诡计下决定接班人的做法而言，和中国千百 年来历史上的制度和做法并无根本的不同。 二OO二年八月三十日社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