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二百零二期 　　　2002.09.23　　　　　　　　　　　　　　 　　　　（sd0209b） 　÷÷÷÷÷÷÷÷÷÷÷÷　本　期　目　录　÷÷÷÷÷÷÷÷÷÷÷÷ １、时　　评　新一代中国人的渴望 　　　　　　　　－－由“南京大毒杀”所想起的　　　　　　　·老　幺· 　　　　　　　人命关天还是党权第一 　　　　　　　　－－向南京的无辜死难者致哀　　　　　　　　·刘晓波· 　　　　　　　南京不再孤独　　　　　　　　　　　　　　　　·任不寐· 　　　　　　　恐怖主义与价值共识－－９１１悲剧一周年随笔　·王　怡· 　　　　　　　每一个生命都是生命－－有感于９１１周年念名单·曹长青· ２、人　　物　长江上的三峡大坝 　　　　　　　　－－在澳大利亚国际河流年会上的演讲　　　　·戴　晴· ３、历史反思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上）　·笑　蜀· ４、外论参考　中国的“农民英雄”　　　　　　　　　·国际先驱论坛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时　　评° 　　　　　　　　　◆　新一代中国人的渴望　◆ 　　　　　　　　－－由“南京大毒杀”所想起的 　　　　　　　　　　　　　　　　　　　　　　　　　　　　　·老　幺· 　　９１１的忌日刚过，周末自由的阳光中又传来了祖国的消息。南京发生食 物中毒案，至少４１人死亡。 　　我一则是痛惜，谁又能想到，睡意朦胧的汤山市民一如既往地捧起了豆浆、 油条，却是捧起了一颗追魂夺命丸？新闻上或说２００人中毒，或说６００人 中毒，而死者以中学生居多。对隔岸观火的网民而言，４１人也罢，２００人 也罢，６００人也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对于身受其害的个体而言，不异 青天霹雳、祸从天降。白发人送黑发人，给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的悲伤，又怎是 中南海的震惊所能弥补的？ 　　纽约市民纪念９１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念诵死难者的名字。对于国家而 言，９１１死难人数不过美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但对于每一位死难者及其亲 属而言，这却是１００％的痛苦。同样的纪念还在华府的越战纪念碑，上面印 刻了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姓名。就是被怀疑弱智的布什总统，也懂得与死难者家 属一一握手，赢取民心。 　　所以我二则是遗憾。都说中国人命贱，原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追悼会 是为英雄、伟人所专设的，而平民的死是悄无声息的。旅顺有个万人坑，南京 被屠３０万，二战伤亡２千万，死的是哪些人？本是没有中国的“靖国神社” 来纪念的。 　　４１人中毒身亡，不到人口的３０００万分之一，当然没必要上焦点访谈； 中国这么大，形势又一片大好，犯不着为一个小镇作２４小时跟踪报道；十六 大要召开了，稳定压倒一切，当然应由新华社统一发稿；互联网麻烦大大的， 海外是鞭长莫及的，新浪、搜狐的网管还是可以加班的。 　　反观美国的媒体，不是罢工就是抗议，不是凶杀就是事故，要不就是恐怖 袭击的谣言，总之负面消息是很多的，虽然实际生活总是更加的平静。中国也 许正好相反，新闻联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记录片，地方媒体则是中央媒 体的传声筒，而海外论坛也是充斥着无聊的辩论和恶毒的攻击。 　　所以我三则是希望。一来希望我们尊重生命，或许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 案件，但４１条生命是弥足珍贵的；二来希望我们反省自己，就象美国人应该 从９１１中学习到如何尊重阿拉伯人民，“南京大毒杀”也应该使我们检讨社 会的矛盾；三来希望我们追求自由，或许官方的媒体是完全受控的，但 Ｔｒｕｔｈ应该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渴望。 　　　　　　　　　◆　人命关天还是党权第一　◆ 　　　　　　　　　——向南京的无辜死难者致哀 　　　　　　　　　　　　　　　　　　　　　　　　　　　　　·刘晓波·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１４日发生严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三 天，海外媒体纷纷跟踪报道，对事件的性质和受害人数众说纷纭；国内网民也 踊跃发表言论，或揭露事实真相，或向死难者致哀，或谴责大陆主流媒体…… 而只有中共当权者沉稳得冷酷，只有官方媒体一致得狰狞。境外媒体已经报道 说：中毒者上千，死者近百。而大陆的媒体上，中毒者２００多人，死者数字 不详。 　　古人云：人命关天。此乃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特别是，对于必须对重 大事故负责的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命案，没有任何理由 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对于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 命案，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同步的追踪报道，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 隐瞒真相。 　　而在中国，凡是出现类似的重大事故，中共最高当局首先想到的，绝非 “人命关天”，而是“党权第一”。所以，当局在伤亡惨重的命案发生后，无 论做出怎样的指示，也无论其头面人物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所有的一切皆是 为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最常用的手法是：如果事件发生后没有曝光， 就要在第一时间封锁消息，或者让其消失于无声无息，或者要等高层研究好对 策后再统一公布；如果已经爆光，马上采取如下措施： 　　１、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 条国内新闻。 　　２、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 　　３、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信息。 　　４、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隐瞒真相。 　　５、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 　　６、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如１６日各媒体都突 出报道中共高官曾培炎谈话：目前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 　　７、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布调查结果， 务必从重从速地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 　　８、对有关官员的处分以及处分的力度，全视其与高层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制度下，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第 二次扼杀——跟随肉体毁灭的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 　　芳林村小学的烟花大爆炸，石家庄居民楼大爆炸，数不清的煤矿大事故， 频繁的空难海难火灾……太多的死于人为事故的无辜亡灵，本应该获得自己国 家下半旗致哀的尊重，但在制度性的对生命的轻蔑中，亡灵们得不到起码的尊 重；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亡灵们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发霉 腐烂。冷酷，剥夺了应有的敬畏和怜悯；谎言，掩盖着生命被无辜剥夺的真相。 几千年瞒与骗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究竟还要把生命当儿戏耍弄多久！我们 中国人作为人，究竟还要忍受乃至纵容这种不把人当人的制度多久！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于北京家中 　　　　　　　　　　　　◆　南京不再孤独　◆ 　　　　　　　　　　　　　　　　　　　　　　　　　　　　　·任不寐· 　　又一个不幸的一天！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日清晨，中国南京市发生严重食 物中毒事件，多人死亡。目前死亡人数尚无定论，因为还有更多受害者在抢救 中。截止晚间１０时许，网路上有报道说中毒４００余人，死亡几十人（一说 ４１人，一说近百人）。新华社网上的一则消息称：惨案发生在南京市江宁区 汤山镇，作厂中学和东湖丽岛工地部分学生和民工因食用了油条、烧饼和麻团 等食物后，发现中毒，并陆续有人死亡。事故原因在调查中。 　　不论事故原因是什麽，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感慨生命的脆弱。９１１周年的 哀乐还萦绕在世界的上空，南京再一次把世界的良知笼罩在悲伤之中。这是一 个不幸的城市，南京大屠杀使它从未在自己的悲伤中站立起来过（１９４９年 以后仍然如此），而在当下中国熟视无睹的事故灾难中世界也常常能听见这座 城市的哭声…… 　　不过“中国”听不见。它对生命的悲剧见多不怪了。更重要的是，它因为 自己的政治逻辑而“不相信眼泪”。就在这天的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个 “新闻联播”再次背朝南京的阴雨和泪眼“歌啭玉堂春”──它对南京中毒事 件完全置之不理。 　　让我们看看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日──这时候南京刚刚发生几百人中毒， 死亡仍在继续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重要新闻”吧： 　　新闻头条：三个代表在基层 　　第二条：再就业会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下岗职工感激总书记的关怀 　　第三条：1─8月中央税收情况，形势一片大好 　　第四条：李鹏委员长访菲并发表公报 　　第五条：创造良好氛围，迎１６大将有特别报道《走向辉煌》 　　第六条：全国特奥会闭幕 　　第七条大连服装节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幕 　　第八条：几条国际新闻 　　除了新华社下午的一则消息外，中国官方媒体对南京中毒事件（除了南京 地方电视台外）完全不置一词。一些大的官方网路媒体仅仅转载了新华网的这 则消息，惊人地表现出了重大事故灾难报道“统一口径”的“政治觉悟”。而 一些ＢＢＳ，开始删除一些相关消息（后来因为删不胜删而作罢）。截止晚上 ２０点０８分在“网易”（它是中国最大的网站之一）“滚动新闻”栏目里找 不到南京中毒事件的相关新闻。“负面新闻”有这样几条： 　　［国际］９１１调查中被捕，约旦一学生状告美国政府 　　［国际］印度发生６级地震部分房屋倒塌已发现２人死亡 (2002-09-14 20:05:00) 　　［国际］误炸加拿大士兵，美飞行员遭刑事起诉(2002-09-14 18:55:33) 　　中国媒体对国际上的天灾人祸特别重视，这是“政治需要”养成的多年积 习。特别不可思议的是，“网易”该时段关于江苏省和南京方面的新闻非常集 中，却没有一则是关于南京中毒事件的： 　　［国内］江苏整顿公安执法作风违纪民警一律严惩(2002-09-14 18:35:03) 　　［国内］镇江一高校教改有新招(2002-09-14 18:33:08) 　　［国内］南理工大学科技园开创“一园多区”新模式 (2002-09-14 17:59:33) 　　［国内］南京市建邺区选干部不拘一格(2002-09-14 17:59:05) 　　［国内］南京城建“大蛋糕”吸引中外建材商(2002-09-14 17:54:54) 　　［社会］南京某高校宿舍伸贼手被抓谎称见网友(2002-09-14 17:54:15) 　　［社会］南京某的哥闷手机心慌露了馅被抓(2002-09-14 17:52:06) 　　［国内］南京至新加坡国庆有航班(2002-09-14 17:45:33) 　　［国内］江苏省人大贯彻《省宗教事务条例》工作研讨会在宁召开 (2002-09-14 17:35:17) 　　［国内］江苏省用电量增长一成多苏南地区拉动力最强 (2002-09-14 17:33:31) 　　［国内］江苏１５３３名大学生将获国家奖学金(2002-09-14 17:32:18) 　　我相信，稍有一点文明常识的的人都能确信，南京中毒事件比上述任何一 条“新闻“都是新闻，都“重要”的多。具备基本道德诚实的人也会承认，在 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这样一个事件都必然成为媒体重点关注的物件－－中国， 你为什么例外？ 　　历史地看，灾难的强度和频率“陶冶”了我们的心灵，使它麻木而冷酷。 但这显然不是最现实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我们不会忘记，就是这同一个人民政 府控制下的媒体，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间的大范围死亡事件中、甚至 在今天若干令人发指的灾难事故中无情地沈默着，甚至在受害者的眼泪中歌舞 升平。是这种政治文化，由于它权力崇拜的本质而结构性地轻视个体生命的价 值和尊严。权力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生命在这种政治逻辑中轻如鸿毛。 媒体是权力的喉舌，它不可能为个体悲剧伤痛。不仅如此，它还要防止对苦难 的注意而影响对权力的注意，以至影响到全能政治的“合法性”，因此还要强 化媒体的管制──在这种管制之中，即使媒体试图对类似南京中毒事件进行报 道，在技术上也无法作到及时──“新闻联播”早就审查排练好了，“即时新 闻”是无法播出的。当然，“新闻联播”也往往有“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但这仅仅是和领导人“饮食起居”有关。 　　这一切，多年来我们几乎也习惯了。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毕竟，今天已 经不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了。除了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球进程加快，我 想其中一个技术方面的进步就是网路的出现，它使完全封锁资讯几乎不可能了。 人们对很多资讯的了解，包括今天对南京中毒事件的了解主要就是通过网路。 就在今天，新闻联播刚一结束，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翘首以待的网 友就一片愤怒，一些有代表性的声音包括： 　　人命关天！这样的大事情要是在国外肯定是头条新闻，秧视却避而不谈！ 　　哭吧，哭吧，为蚂蚁般的生命哭泣！ 　　我深爱的祖国啊你让我从那里开始－－爱啊？？？？ 　　强烈要求下半旗致哀！ 　　中宣部早就明令群死群伤不得报道的！ 　　一个香港女记者（指刘海若）受了伤大肆报道，咱中国老百姓死了这末多 人连吭都不吭？？？中国老百姓不是人吗？…… 　　当然，仅仅有网路自由是不够的。但我们得知道我们生活在中国，自由和 人道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事业。９１１灾难一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网民的某 种进步。就是这个官方论坛，一年前以对９１１惨案的幸灾乐祸而“闻名”世 界。但今年９１１一周年的时候，幸灾乐祸的贴子明显减少了。而今天，这里 对南京死难者的关心令人感动。有很多网民贴出了同样的贴子：“９１１灾难 发生的当天，美国总统和当地媒体马上作出反应，为什么我们这里对人的生命 如此麻木不仁？”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些问题：“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死亡三 个人，中国政府如此隆重纪念，为什么对几百人的生命却漠不关心？──他们 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人的生命吗？” 　　我相信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好处。正是资讯开放使愚昧落后的社会开始进入 理性社会。而正是封闭资讯才造就了愚民和“愤青”。网路目前成为中国相对 资讯开放的地带，是上帝对中国的“应许之地”。它包含着中国社会走向世界 和文明的新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对网路的仇恨才在中国成为一种“政治 仇恨”，特别是今年以来，“闭网锁国”把中国进一步推向“戒严状态”。新 一轮权力更替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了权力对网路的“征服”，这场不义之战已 经进入疯狂状态。但是，９－１４南京中毒事件通过网路以悲剧的形式说明这 场“征服”对生命尊严的蔑视，说明了“中国新闻”的荒诞和不人道。网路自 由因此在道义上，在最低伦理标准上，说明了权力征服网路这一可悲事业的终 结。 　　南京正下着雨，网路在陪伴它一起哭泣。这哭声被扼制了几十年，被伪装 了几十年。这哭声因为管制仍然断断续续。但世界听见了。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一些外国记者在枪林弹雨中向世界为南京控诉。今天，网路培养了千千万万个 这样的“记者”。“自由”在恢复中国对生命的尊重。 　　我为南京祈祷。 　　南京不再孤独。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日夜 　　　　　　　　　　　◆　恐怖主义与价值共识　◆ 　　　　　　　　　　　——９１１悲剧一周年随笔 　　　　　　　　　　　　　　　　　　　　　　　　　　　　　·王　怡· 　　曾经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在安然事件后说，９．１１什么也 没有改变，但安然改变了一切。因为安然之后，必有更多的丑闻被揭露，人们 “将对他们信任甚至崇拜的资本主义体系产生怀疑”。９月４日纽约市政府公 布了一项关于９１１事件的经济损失报告。经估算到２００４年底，恐怖袭击 造成的损失将达到８３０亿—９５０亿美元。仅仅拘泥于这个数字看，９１１ 改变的东西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而言，就实在并不算多。 　　然而９１１事件之后短短一年，一面以美国为主导的反对恐怖主义战争持 续高扬，得到了国际社会程度空前几乎一致的支持，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政 治极为罕见的一幕。美英并积极谋求将伊拉克树为下一个拟打击目标。另一面， 美国以强硬的姿态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和导弹协议，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带头推进 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进口钢铁的关税和出口农产品的补贴。事实上这些都发生 在９１１的背景或者废墟之上。换言之，一年前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事件，无 论作为一个事实还是足以作为一个象征，都已经深深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 经济格局。 　　如果将９１１恐怖事件看作以西方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市场体制和单极化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化之中，所遭遇的来自某种非主流文明和价值秩序的 不值得原谅的野蛮打击。这种打击一方面和安然事件引发的华尔街系列丑闻一 样，体现出某种现代价值共识的内在危机。建立在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之上 的某种现代价值秩序和文明模式，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与其全球化进程相匹配 的刚健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由于这一价值共识在西方国家自身所出现的某种 “合法性危机”和西方之外多元价值论的盛行，９１１恐怖事件这一残酷悲剧， 事实上证明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速度的确超过了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支撑 的能力。因为全球化是需要“意义”来支撑的，而如哈贝马斯所说，意义是一 种稀缺资源，在９１１之后，就变得更加稀有。 　　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自身遭遇到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评。在经济持续 增长的９０年代，博格斯就指出美国政治已经迅速衰落，大公司权力的扩张和 经济全球化的强势影响日益造成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利己动机通常被 视为市场体制的活力。那是因为这种源自社会个体的利己动机会被整个市场秩 序及其游戏规则安全的容纳。在传统的意义上我们相信这种容纳。但大公司的 资本力量一旦溢出传统民主国家的市场空间，并高速膨胀成为甚至在经济指标 上超过政治国家的实体。建立在传统市场之上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共识及其制 度能力是否还能驾驭和均衡这种本质上野性的力量，就成了问题。市场已经开 始缺乏一种关于整体价值的力量去制衡大公司的自利行为，就像国际社会缺乏 一种力量将人类整体生态价值施加到美国的行为方式中去一样。今天的国际秩 序是一种华勒斯坦所讲的“双歧状态”。市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种种反 市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模式共存于世。全球化的速度一旦超过了价 值共识的速度，带来的就只会是混乱和无序。如弗里德曼所说，你无法部分的 改变交通秩序，因为那势必带来灾难。如果车辆都迫不及待冲上了路口，而红 绿灯尚未统一，只会源源不断的制造车祸和仇恨。 　　而在私人领域则恰恰相反，不断膨胀的行政力量带来另一种超比例的增长 速度。现代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普遍背离个人主义的传统价值而寻求国家行政对 市场的介入。哈贝马斯曾经指出，这种行政力量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私人 领域的政治化”，使得本来通过公共领域的政治结构而获得保护的公民的私人 性受到了威胁。这就使建立在传统自由市场之上的价值共识受到破坏，“从而 带来了一种合法性的普遍压力”。换言之，政府的每一次对市场和文化领域的 干预，都构成了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的一次伤害。同时与非市 场化和非民主化的价值秩序的冲突，也加剧了这种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比如９ １１恐怖事件后，受害国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命都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了，个人 安全不再是治安问题，而首先成为意识形态问题。 　　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因其在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和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而陷 入危机。从而使这一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经济扩张过程无力说服其他非主流价值 体系归顺，并证明自身朝气蓬勃的合法性。９１１恐怖事件和安然等系列公司 丑闻，其实都是这一全球化价值危机在美国对内对外的体现。 　　但是恐怖主义的错误手段，另一方面却又为整合全球价值危机和政治经济 秩序制造出了新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美国之所以一年来在反恐战争和贸易保护 的单边主义姿态上表现强硬，并获得较有效的支持和谅解，这和９１１恐怖事 件以非人道方式撕开了更大的口子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价值冲 突能否在一个单极化的局面下赢得一个较稳定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 于美国对这个世界在道义上的担当。现实力量和恐怖主义把美国推到了这个位 置。９１１恐怖事件制造和积累了美国在道义上对运用其现实力量的支撑能力。 然而如何善待这种力量，如何在美国传统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学会 放弃和妥协，并借助人类整体利益的表达对传统价值共识的合法性困境进行修 复，以获得国际社会更持久的支持和合作。这需要摆脱傲慢与偏见之后更多的 克制和更多的智慧。回首世贸悲剧，对照一年来美国政府的作为，太多地方还 相去甚远。布什利用这一空前的合道性资源做了很多事，但他的眼光放得太近， 看出了这是一个做８年总统的机会，却没能像林肯当年废奴一样看出这是一个 做百年事业的机会。过于霸气，对合道性是一种削弱，过于保守则是一种浪费。 〖议报〗 　　　◆　每一个生命都是生命──有感于９１１周年念名单　◆ 　　　　　　　　　　　　　　　　　　　　　　　　　　　　　·曹长青· 　　９月，向来是纽约的“黄金时分”，酷暑刚过，严寒未到，难得秋高气爽， 天气宜人。但９１１周年那天，纽约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窗外的树林在呼 啸的风声中翻涌，伴随树枝被横扫折断的节奏，让人担心空调机也要连窗一起 被刮走。中国有“六月雪窦娥冤”之说，强调老天对冤情也有反应；大概纽约 的天空也在为那三千多无辜的生命而悲愤。 　　自凌晨五点各大电视台就开始报道有关９１１周年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 到半夜时分。其中最令人感动、感慨的是宣读遇难者的名单。这项安排有点令 人吃惊，那是近三千人的名单，即使连续不断地念，平均每个名字用两、三秒 钟，也要上万秒，几个小时。且不说站在风沙中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群能否坚持 下去，对分秒必争、抢新闻镜头的电视台来说，能几个小时地转播这种可能令 观众感到单调的“念名单”画面吗？ 　　但名单开始念了，首先由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宣读，然后是以遇难者的家 属为主接着念，从８点５２分开始，一直念到１１点２０分结束，足足念了２ 小时２８分钟！ 　　在这个念名单的过程中我曾浏览了一下各个电视台，发现竟有３０多家都 现场直播了这个念名单仪式，有些中间穿插了华盛顿的悼念仪式和新闻评论， 但ＣＢＳ电视台，在这两个多小时里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念名单的画面，而且还 （独家）登出了每个遇难者的照片和年龄。随着每个被念出的名字，电视画面 上向我们微笑的，不是代号、字母或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他们曾经像我你他一样存在过、生活过、享受过爱和亲情、体验过生命的美好 ……但他们就那么无辜地在一个清朗、美丽的早晨，被从我们这个“地球村” 夺走，永远地离开了人类的群体。 　　据９月８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数字，９１１遇难者总共有３０２５人， 其中９２％在２０岁到５４岁之间，人生最美好、最具创造力的年华！遇难者 中亚洲人占６％，有１８０多人。宣读的名单中也不断有中国人的名字：Gu, Liming；Guan Yanzhu；Wong, Yinping；Zeng, Ze；Zheng, Yuguang…… 　　《纽约时报》从去年９１１后就拿出大量版面刊登这些遇难者的个人故事 （共登了２２００多个），而且还在９１１周年这天，拿出近７个整版，刊登 了能够找到的２７００多遇难者的照片，以及所有三千多遇难者的名字，像悼 念仪式上宣读名单一样，来提醒人们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宝贵的生命。 　　不知道有多少人从头到尾看了这个念名单的过程，后来从《洛杉矶时报》 上读到美国笔会主席Aimee Liu写的一篇题为“你将扬起国旗，你将喜欢它” 的文章，知道这位有华人血统的女作家也是从头看到尾。我想一定有很多观众 都是这样，在聆听这个“名单”的过程中再体验一次生命损失的惨痛，再提醒 一次对生命的珍视。 　　听着这些遇难者的名字，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史蒂芬·史皮伯格导演的 那部反映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帮助犹太人躲过毒气 室、“雇”他们出来到工厂做工的打印名单的情节：在沉重的打字机敲击中， 墨迹四溅出的哪里仅仅是名单，而是流动着鲜血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在影片 结束时，银幕上播出长达近五分钟的演员及帮助拍摄的人员名单，它似乎再次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名单”，不要忘记那些具体的生命。观众席上没有任何人 如往常电影结束时那样匆忙离开，而是鸦雀无声地盯着银幕上缓缓流动的名单， 直到最后一个名字从银幕上消失，观众爆发出热烈、感谢的掌声。它不仅传递 了人们被这部影片所感动的共鸣，更表达了作为人类，和那些遇难者、获救者 同“类”相连的情怀。 　　听着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想起了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那些阵亡 官兵纪念碑。美国人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个一个地 查出来、刻在了一座座大理石碑上，体现着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重视。 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４０岁左右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 个名字。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 对于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永远是她生 命中的一部份。 　　听着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 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是用来象征国家的巍峨、民族的伟大。 　　９１１悼念活动再次展示，西方民主社会的文明和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 等独裁极权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对生命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眼里，“死一百万是 个数字”。１００万条人命！他说得多轻松。而毛泽东在谈到和美国打原子大 战时说得更轻松：中国八亿人，死几个亿，也没什么了不起。北越国防部长武 元甲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就奠边府战役越南阵亡五万人（法国阵亡一万二） 一事说，“地球上每两分钟就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打一仗死了五万人算不得 什么。” 　　当然，共产党是不可能看重生命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命的摧残者。从 苏联的古拉格，到中共的劳改营，到今天关押异议者宗教信徒的监狱，一路都 是如此。据法国学者编写的那部《共产主义黑皮书》，２０世纪被共产主义夺 去了８５００万到一亿条人命；其中仅中国这一个国家就有６５００万人非正 常死亡！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很少有纪念碑，而在鲜有的纪念碑上也罕见具体 的丧生者名字，无论是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英雄纪念碑，沈阳的９１８事变 纪念馆，还是新近落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无论多少中国人死亡，他们都像 斯大林所说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如果说久远的抗日战争无法统计，但五十 年代的“抗美援朝”、七十年代末的对越南战争，也都没有具体的统计，更谈 不上什么刻印名字，为了他们那么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官兵们都是“轻 于鸿毛”的。 　　９１１事件后，有不少人为恐怖份子辩护，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反 抗美国霸权的目的，采取这种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同时强调美国在对 外军事行动中也造成了平民死亡。但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强调，战争造成平民的 意外伤亡，和故意（刻意！）杀害平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无论有多么正义的 理由，这种刻意杀害平民的手段都是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人类不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随人群 而各有不同，很难有共同的标准。比如，很多台湾人把台湾独立视为崇高的目 的，而很多大陆人，则视台独为灾难；同样，很多西藏人、维族人把西藏、新 疆独立视为奋斗的目标，但很多中国人则视领土统一高于一切。那么到底谁的 目标更正义、更崇高？ 　　但手段却可以定出清晰的准则。例如，谁都不可以用故意杀害平民的方式 来实现政治企图，来达到任何目的，这就是很清楚的标准。无论人们各自的目 的有多么大的不同，都可以有同样的行为准则。拒绝不择手段，就可以制约手 段的滥用，因为有衡量是非的基本标准。 　　９１１周年纪念，再次提醒人们，容忍“不择手段”对无辜生命的屠杀， 就是容忍邪恶对人类几千年文明的谋杀，就是对“人”这个概念的谋杀。古往 今来，凡是强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最后一定被证明，那个目的不可能 是真正崇高的，因为高尚的目的不需要、也无法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达到。从纳 粹，到共产主义，到恐怖主义都一次再次地证明着这一点。 【】　　　　　　　　　　　　　　【】　　　　　　　　　　　　　　【】 °人　　物° 　　　　　　　　　◆　长江上的三峡大坝　◆ 　　　　　　－－在澳大利亚国际河流年会上的演讲 　　　　　　　　　　　　　　　　　　　　　　　　　　　　　·戴　晴· 【原编者按：今年九月初，戴晴应邀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２００ ２年国际河流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河流的未来，水的未来”，涉及“大 坝的影响”“气候变化与河流”“灌溉与节水”“河流管理与社区参与”“河 流岸线设计”“河流与生物多样性”等各种各样的议题及丰富多采的活动。参 加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其中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代表尤为引人注目。 九月五日，当戴晴作完题为“长江上的三峡大坝”的激情演讲后，与会者报以 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以致戴晴不得不向听众多次鞠躬以表谢意。】 （一）三峡工程 　　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的三峡大坝，已经在它１７年的工期中走过 了１０个年头，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收尾。到明年６月蓄水发电时，我们反对 者从一开始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将无可避免地暴露。 　　１９９２年，当三峡工程在执政党的操作下，由人大获得通过的时候，当 局宣布了它“无可替代”的优越性：最大的防洪效益；最大的水电站；最显著 的航运效益和造福于当地居民。同时宣称：我们（中国政府）有足够的钱和技 术建造这世界上最大的工程。 　　十年过去，明年６月是工程最关键的日子：二期工程完成，开始蓄水发电。 十年前所许诺的诸般优势，在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面前，究竟如何评价？ 　　１）防洪 　　按照推进者所给出２２１．５亿立米的防洪库容，即水库蓄水位从１４５ 米至１７５米的容积。以１９９８年长江一般洪水量计算，７天的水量约５０ ０亿立米；６─８月三个月长江上游宜昌来水约３０００亿立方米，中游诸大 支流来水３６００亿立米（即今年的洞庭、鄱阳类型的洪灾），这是２２１． ５亿立方米的三峡防洪库容控制得了的吗？ 　　更何况，在三峡当局内部文件里，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成员张光斗指出， 如果将防洪限定水位定在１４５米，防洪库容其实到不了２２１．５亿立米。 他建议将该水位降到１３５米，并向公众隐瞒。 　　在这样的混乱中，对三峡工程一直持冷淡态度的朱总理已经另做决定，在 １９９８年后拨款２５亿人民币以传统方式（疏通泄洪区、加固堤坝等）实施 长江防洪；长办的官员和新到任的湖北省委书记也明白宣称不相信三峡工程能 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下游洪水。 　　２）发电 　　也是在同一份文件里，张光斗说了这样的话：“二滩的电现在卖不出去， 电价太贵了，打死人也不会用。”那么，按照投资与还贷计算，与二滩电同一 价位的三峡电（二滩大约￥９０００／千瓦；三峡按照总投资￥１８００亿计 算，为￥９８９０／千瓦），具有市场竞争力么？值得占用常规防洪资金、牺 牲航运、动迁百万人以达成么？还不要说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远不止￥１８００ 亿──这在后边还要说到。 　　３）航运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６月，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将经历１６ ０天碍航，６７天断航，仅重庆市航运业在此期间即会有十多亿元损失。有关 专家根据当年葛洲坝船闸运行的经验判断：长江此后至少要一年半才能恢复正 常营运──这还没有将双线五级船闸的事故率包括进去；没有将许诺中的升船 机不能投入运行给旅客带来的时间损失（旅客将与货物一样花３－４小时过 闸）、防洪水位定在１３５米后的航运损失、泥沙淤积可能带来的碍航等等计 入。 　　４）移民 　　三峡工程究竟动迁多少人？１９９２年人大审查时，推进者所报数字为７ ２．５５万，主管官员一再告诫下属绝对不能提超过１００万。这一数字后来 由官方自己更改１１３万，现在有时候用１２０万。 　　这里边，没有将河道型水库因０．７／１００００的水力坡度而造成的库 尾的水位比大坝的水位高出４６．２米的移民计算在内，未将十多年来库区普 遍超生的人口、间接动迁的人口、官员为捞钱而捏造的“假移民”计入。 　　由于长江１９９８年洪水所暴露出的环境脆弱，移民基本方略已经从原先 的“上移后靠就地安置”变为“尽量外迁”（到沿海１１个省市）。当局宣称 到明年６月，将完成二期工程５５万移民的安置。原来设定的移民的安置费为 ￥１１０亿，后增加为４００亿，现在追加到￥７００亿还不够。据估计，到 ２００３年，将花去￥１０００亿。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向外省安置，自１９９ ０年代以来，移民的投诉、请愿、示威没有停止过，当局已经数次动用警察。 （二）未曾预料的问题 　　推进者当初未曾预料的问题和险情已经出现： 　　１）坝体和船闸都有裂缝，并有扩大的趋势； 　　２）蓄水后，两类污染可能会使作为百万人饮用水的三峡水库成为巨大污 水塘：水库沿线和上游没有得到处理的工业与生活污水垃圾；以及１３５米以 下原先的工厂、矿山、医院、住宅、坟墓……包括发射性杂质和传染病毒。在 工程最初的投资分配里，并没有该项污染治理与库底清理，直到２０００年４ 月，工程环境监督的主管人才到重庆做调查，开口向政府要求￥３０００亿 （注意，工程总投资才￥１８００亿）进行污染治理。政府目前也仅拨款１亿 人民币应急。 　　３） 地质灾难 　　长达６６０公里的三峡库区是崩塌、滑坡和地裂的多发区。１９８７年， 当政协科技组前往调查时，一方上百立米的山体就在他们船头前边滚下，许多 人遂坚决反对在这样地质区建坝。从那以后，地质灾难不断发生，最近的一次 是今年三月，大约２０００立方米岩浆威胁着巫山新镇中心区，威胁到一万新 移民的安全。 　　地质专家发现，已经在新城房屋、桥梁、道路上花去上千万元的奉节和巴 东，实际建筑在不稳定地层上。已经完成一半的搬迁工作全部作废，须重新选 点，重新安置。 　　位于奉节和巴东之间的巫山新县城，大约有一半建筑在老滑坡之上。三峡 地质灾难防止部门的工程师许开祥说，在那样的地质条件下施工，会诱发滑坡。 　　这不过是已经发现的事故中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事故是不对公众公开的。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否认，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实际建造在滑坡地裂的地 质活动区。长江水资源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去年就在这一地区确定了具 有滑坡和泥石流危险的地段１３２９处。 　　４） 总投资 　　１９９２年获得通过时，工程推进者说只须￥５７０亿，１９９３年长到 ９６０亿，１９９５年之后改为１２００亿，现在的口径是１８００亿。但据 参与者透露，在内部给出的真实数据是￥６０００亿（接近我们１９８９年替 他们做的计算￥５９００亿）。事实上，十年来，如果把中央政府已经追加和 将来不得不追加的环境、地质、文物、移民经费，以及事故赔偿、失误返工、 特别是当前的主管人员的贪污和将来的移民闹事也算进去，三峡工程会成为世 界上最昂贵的水电工程，成为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三）谁要这个工程？为什么？ 　　既然如此，究竟谁要这个工程，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工程还得以推进？ 　　这是当代独裁者（毛泽东、邓小平）的“功业工程”：他们按照个人意愿 调用全国资源，完成自己的历史丰碑。 　　这是一批在共产官僚体系里由此获得提升却可以完全不负责的人的工程： 前总理李鹏，他是该工程最积极有力的推动者，从局长一路升到总理；前水电 部长钱正英（７９岁），她退休后转到全国政协任职，名义主管文教卫生，至 今仍是水电系统最具权势的人；具有中国最高科学与工程头衔（双院士）的张 光斗（９０岁），他是共产党中国的特产，以专家身份为当局所有政策作解说 与担保。 　　无论三峡工程出什么问题，无论长江遭受什么样的毁坏，无论被迁移的百 姓过着怎样不堪的生活，对以上人物，活着的和已经死了的，都不会伤及一根 毫毛。 　　在中国推进这样一个灾难工程的，还有一批不具有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 水电工程师，一批迷恋权势的贪官，中国和外国得以从中获得利润的公司，想 以此换取政治利益的外国政客和银行家，还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三峡工程是中国当前蛮横的政治制度和权势市场经济制度的集中体现，将 给环境和平民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发生变化，三峡工程在 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损毁的长江不是第一条，也不是最后一 条；受到损害的百姓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君不见，那些专横、贪婪 的政客商人，为三峡工程推进的模式所鼓励，正把手伸向黑龙江、鸭绿江、嫩 江、怒江、岷江、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 　　在已经成为“水坝大国”的中国，我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没有 机会表达上述意见，更没有力量对政府进行批评、监督、制约。 　　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和你们大家对三峡工程、对长江、中国环境的关注。我 不知道谁可以救三峡，只有在绝望中不懈地努力，人类才得以自救。 【】　　　　　　　　　　　　　　【】　　　　　　　　　　　　　　【】 °历史反思° 　　　　◆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上）　◆ 　　　　　　　　　　　　　　　　　　　　　　　　　　　　　·笑　蜀· 　　　　　　　　　　　　　　　　一 　　《武训传》批判和陶行知批判圆满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即论证建国初 “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论证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应象冯友兰那样怀着浓厚的“罪”意识，向新政权忏悔；进而论证对当年国统 区自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思想清算的必要性、紧迫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由此惊涛拍岸。 　　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发起人则是马寅初。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马寅初接长北京大学。当时他曾回顾重返北大的观 感和组织北大教职员学习政治的经验：他首先肯定“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 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然后话锋一转，说：“北京大学不是没 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 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 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 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人 民日报》）。正好在此期间，全国１８个专业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在对与会 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负责人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因为我们过去的 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 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 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识分 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寅初听了这 个报告，很受鼓舞，决定响应周恩来，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 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 演。９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 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１２位教授， 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 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 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 师。”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态度。我们知道，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亲 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政治批判，是《武训传》批判，而《武训传》本来一直 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周恩来与《武训传》的关系，但还 是要拿《武训传》开刀，以至周恩来不能不自我检讨，为《武训传》承担责任。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分歧，《武训传》批判初现端倪。对于一 向注重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周恩来来说，要解决他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政策 上的分歧，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毛泽东看齐。周恩来因此需要一个契机，以 显示他已经从《武训传》批判中吸取教训，对思想文化问题高度重视，决不会 “承认或者容忍”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错误倾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他 来说便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同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的负面效应，《武 训传》批判也有展示，这可能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于是以他惯有的风格，在 潮流无法抗拒时，顺流而上，赶到潮头去引导潮流，修正潮流的方向。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周恩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既然如此，周恩来就有理由 认为，如果自己不对这次运动施加必要的影响，不掌握这次运动的主动权，这 次运动极可能象《武训传》批判那样走入极端。可能是出于这两个因素，周恩 来对这次运动表现出巨大的热情。９月３日，周恩来听取马寅初介绍北大发起 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 报告事交换意见。在接到马寅初的正式邀请函之后，周恩来立即将邀请函转给 毛泽东，毛泽东对北大此举十分赞赏，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 个同志去讲演。”有毛泽东首肯，周恩来便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 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 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 育部的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 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９ 月２４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 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 亲自部署了运动的具体步骤。周恩来强调指出：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勿求速成。会议议定：一、学校清 理中层工作，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 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二、这次学 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 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９月２９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师做了题为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在公布的报告内容，主要是以自己思 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 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 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引用最广 的是如下几段： 　　“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 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 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 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 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２０９页） 　　周恩来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五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 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最让与会者感动的是周恩来以身作则，以大国总 理之尊，而公开解剖自己。一位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 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 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马寅初则说：周恩来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 觉得疲倦”；“以这种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前一段时期的领导同志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 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１９４９年，我 们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 他接着讲到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 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 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周恩来传》第１１９０－１１９１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 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认真对待。但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 《武训传》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于《武训传》批判，不会沿用《武训传》 批判那样严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层用意则是提醒各级领导 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士可杀不可辱”，中国 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即便知识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 也应该对知识分子待之以礼。而在客观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确实作用很大。 知识界的人心从此基本安定，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惶恐情绪。运动的实际发展虽 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样，相对于此前的《武训传》批判和此后的政治运动而言， 走样还不算太离谱，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 　　９月２９日周恩来报告之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 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则设立“京津高 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也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总学 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伦兼 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 先、茅以升等，几乎囊括了中国教育界尤其是京津地区教育界的全部头面人物， 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声威之壮，亦可见决策层对思想改造运动之重视。 　　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公开表态。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 称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强调指出：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 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的这段话，等于是向所有知识分子发布动员令。运动随即超出高校 领域，向整个知识界扩展。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 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１１月２４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文艺 界整风的学习方法。文艺界头面人物几乎全部与会，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胡乔 木、周扬做了动员报告。全国文联还决定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 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等二十人为委员。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 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 　　毛泽东密切关注文艺界整风。１１月２６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 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 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 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 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 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文艺界整风随即由北京扩展 到全国。 　　学术界不甘落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 的动员大会，郭沫若院长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号召：“要以对祖国的热爱， 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有用人力物力的热爱， 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也积极行动起来。 　　１１月２日，民建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开展会员思想改造。 　　１１月１３日至２７日，民盟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民盟副 主席沈钧儒作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号召盟员学习政协会议文 件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推进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大运动作为民盟 的中心工作。 　　民革负责人谭平山、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都表态要“首先投身于这一思 想改造学习的大潮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只要是知识分子，无一能 够置身事外。 　　　　　　　　　　　　　　　　二 　　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 　　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中共胜利刚成定局时就已经开始了。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学家朱光潜的文章，标题 就叫做《自我检讨》。这在学术界中大概是最早的一篇。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 和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又相继推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 年》、《解放以来》。哲学家冯友兰则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和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 《〈新理学〉的自我检讨》。文艺界最早自我检讨的则是剧作家曹禺。１９５ ０年１０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曹禺 的这篇检讨文章最为公众瞩目。《雷雨》、《日出》誉满天下，而这两部巨著 的作者现在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把自己“煮一遍”，在当时不能不是一桩罕见的 大新闻。 　　曹禺怎样“煮”自己呢？ 　　曹禺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Ｘ光线中照一照”，暴露出自己 “创作思想的脓疮”。他反躬自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 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答案是：“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 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 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 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但没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 用”，反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他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 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 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危害之甚 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蔓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 　　《雷雨》一无是处，《日出》又如何呢？曹禺的评语依旧极其低调：“我 粗枝大叶地指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出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 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 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 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 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 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它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 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 　　最后，曹禺解剖了滋生“创作思想的脓疮”的“阶级”根源：“我是一个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 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 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 工人象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 是“卖过一次狗屁膏药”。他严厉地谴责自己，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 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 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 　　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 我”，曹禺的检讨可归结为这样的“三段式”。象这样的“三段式”检讨，在 开国初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中还不多见。开国初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大多是自 发的，真诚的，很少表演过火的痕迹。比如朱光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的检讨就 是不卑不亢，对个人历史的反省，对新中国的赞美，不增恶，不溢美；甚至在 自我批判的同时，还称赞自己“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 观”。象这样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仅对知识分子，对所有人群， 应该说都是必要的。 　　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却不是朱光 潜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中国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又尤其是国统区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体忏悔、集体 认罪、集体赎罪。 　　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 　　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 　　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 　　欧阳山：《我的检讨》。 　　其他报刊纷纷仿效。梁漱溟的《两年来我有了那些改变？》，陈垣的《自 我检讨》，茅以升的《我的检讨》见诸《光明日报》。李广田的《必须坚决改 造我们的文艺教学》，黄药眠的《关于文艺教学的初步检讨》则见诸《文艺 报》；上海报刊上的检讨文章同样连篇累牍，《解放日报》有欧阳予倩的《学 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 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 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 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大公报》有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 想》，唐tao?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 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连僻处西南一隅的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了吴 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 　　所有自我检讨千篇一律，都是曹禺的“三段式”：挖掘“旧我”－－全盘 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 　　朱光潜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 章。”“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 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 榜“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 　　陈垣说：过去二十三年中，他一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 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 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 　　丰子恺说：“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 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 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茅以升说：“我在反动统治下三十年的‘服务’里，既不知阶级立场，又 不能分清敌我，那时所作所为，不知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 　　诸如此类自贬、自损、自辱的言辞，俯拾即是。所有这些自我检讨无不表 明：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 过是助桀为虐、为虎作伥。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自我批判”，可说是平生未有。 　　这样的“自我批判”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按照规定程序，先进行政治理 论学习，“通过学习文件、材料，提高思想觉悟，搞清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 和具体方针政策。”然后“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有周恩来率先垂范，层层 仿效，各单位“尖锐的自我批评”均由领导带头，杨绛笔下的“洗澡”，就从 “文学研究社”负责人傅今和范凡的自我检讨开始。序曲完了，进入主题，丁 宝桂、余楠之类的书呆子登台亮相。这中间还有个小过门：安排丁宝桂们出去 取经，听“模范运动员”的典型报告。“典型报告”的特色可从丁宝桂们的感 受中看出来： 　　“丁宝桂私下对老伴儿感叹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越丑越美，越丑 越香。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检讨的呢。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检 讨起来才有话可说，说起来也有声有色，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 　　“余楠听了几个典型报告，十分震动，那么反动的思想，他们竟敢承认， 当然是不得不承认了。他余楠可以把自己暴露到什么程度呢？他该怎么招供 呢？” 　　具体感受各有千秋，但总的心态是一致的“胆战心惊”。丁宝桂们平生第 一次领教群众运动的威力。众目睽睽难逃脱，谁还敢偷尖耍滑，藏藏掖掖呢？ 裤子脱得愈干脆、尾巴割得愈痛快，也就是说，愈是上纲上线地把自己骂得一 塌糊涂，愈能说明自己改造决心大，改造成绩大，愈易过关。于是，丁宝桂们 完全打消了侥幸心理，竞相对号入座，“彻底牺牲”。 　　一般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上。重量级知识分子的 “自我批判”，其生产过程又略有不同。如果把思想改造比作“洗澡”，则澡 盆有大小之分。一般知识分子用小盆，即在小范围检讨；重量级知识分子多用 大盆，即在大范围检讨。最大的澡盆是向全国人民检讨，能享受此种殊荣的， 都是知名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学术泰斗。北京市的重点单位是北大和清华， 北大的重点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英语系教授朱光潜，一个是法学院院长周炳琳； 北大校方成功地组织了对他们的批判，曾得到毛泽东赞扬。清华的重点人物是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只有一条腿的潘光旦，建国前即以民主斗士享誉国中， 辩才无碍，令国民党当局深感头痛。而现在，被推上千人大会“洗大澡”的潘 光旦却一筹莫展，除了认罪，别无选择。１９５２年２月初《光明日报》分两 次刊登他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不久， 清华大学被肢解为理工大学，做过十年清华教务长、极力倡导通才教育的潘光 旦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配做民族研究，他所钟情的社会学尤其是优生学 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不能不忍痛放弃，在政治上更是从此沉默。尽管 如此，仍被打成大右派，最后在万念俱灰中去世。 　　重量级知识分子不仅享用非同凡响的澡盆，受到的帮助和启发也非同凡响， 都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单位党政首脑字斟句酌地“引导”出来的。所以，那些 检讨所代表的决非什么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组织意见。不可否认，检讨者大 多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真诚悔过自新；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他们的检讨起了决 定性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很难想象在正常环境下，中国最优秀的知识 分子会自我贬责到集体自辱的地步。 　　几年以后的开门整风中，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对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的氛围有 过生动描述：“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 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 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 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１９ ５７年５月１９日《文汇报》）。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则回忆 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 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 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六十春秋风和 雨》第１８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虽然要经受这样的折腾， 出几身冷汗，但最终可以过关。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洗澡》中的丁宝 桂在大家拍手通过了他的检讨之后，“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 乎下泪。他好象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 一路回家好象是浮着飘着的。”这在当时很常见。 　　但也有最终过不了关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就没有能够过关。 　　张东荪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敌伪时期坐过日寇的监狱，坚贞 不屈，大义凛然。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负责人，为和平民主不懈奋斗。“北京 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梁漱溟语）。因此在建国初被任命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张“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 主张”。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张东荪颇不以为然。他认为 “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在当时，是 否拥护一边倒是考验政治忠诚的一个主要指标。张东荪公然对一边倒持保留立 场，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市高校情 况的一个批示就点了张东荪的名，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 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 些。”张东荪已经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了。梁漱溟曾当 面向毛泽东为张求情，遭拒绝。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 了。彭真要捉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 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被指为“一 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汉奸”，而在燕京大学和校长陆志韦一起 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后销声匿迹。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 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 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 　　　　　　　　　　　　　　　　三 　　接下来的话题当然是：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剑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解释的：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 思想改造运动引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 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 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 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 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说是基本准确的。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 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 政治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 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 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 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 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战争年代，固然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 在文化界、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对垒。但即便在那时，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也并非没有他的特殊安排。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百年潮》杂志披露，早在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 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 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 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而毛泽东所说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当然 主要指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 斯大林认可。斯大林复电称：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 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 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 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从而扩大它在 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但即使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 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即与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毛泽东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稍后，毛泽东在同苏方联络 员的一次会谈中，仍把“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列为他密访 苏联时与斯大林商谈的首要问题。由于斯大林反对，取消民主党派的主张最终 未能实现；但毛泽东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即已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 主张，即“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 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 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主张，却还没有等到“打倒蒋介石”，便立即付诸 实施。具体执行的则是革命文豪郭沫若。１９４８年初，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一 篇名作：《斥反动文艺》，抨击“反动文艺”的三个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 潜、肖乾。郭沫若用五花八门的颜色，给这三个“反动文艺”作家画像。沈从 文是“桃红色”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 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 而活动着。”肖乾是“黑色”作家，他说这黑色使他想到鸦片，认定这是标准 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 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 月亮都只有外国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 他说，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他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朱光 潜则被郭沫若称作“蓝色”作家。郭沫若并将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 想》一文所表达的意思曲意延伸，责问： 　　　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地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 　“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 　又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 　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 　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倒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邵荃麟等左翼作家也在这时拍马上阵，把沈从文、朱光潜、肖乾连在一起 批判： 　　　当奴才们愈感觉到自己的没落的恐惧，他们便愈想找寻一些面幕来掩 　遮自己的残怯，和更进一步的欺骗人民。……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气” 　（这里是指沈从文，沈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引者注），肖乾在 　唱他的“人权与人道”，现在朱光潜又在喊他的什么“清醒，和爱与沉 　毅”。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 　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撕毁这一切纸糊的面幕，让他们一切凶残， 　怯懦，阴险，狠毒的面孔显露出来。 　　如今谈到这些批判，往往归结于个人恩怨。不排除个人恩怨所起的作用， 但个人恩怨肯定不是导致这些批判的决定性因素。参与过这些批判的美学家蔡 仪晚年坦陈，他当时写作批判朱光潜的长文，“是当时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的 学习小组所要求写的，并在学习会上讨论过的。”蔡仪１９２６年加入共青团， １９４５年加入共产党，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委员会”做宣传工作。 他这里所讲的“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上海 文化界的地下党组织。换句话说，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朱光潜等“反动文艺” 作家的批判，主要还是职务行为；这些批判是毛泽东从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 阶级”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真实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自由资产阶级” 及其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 　　可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便在建国前，在需要共同奋 斗时，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不过被看作同路人，时机一到便要分道扬镳。但时机总是不到，以至于建国初 的政府组织形式，必须是多党联合政府。用名记者李普的话来说，开国大典上 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 的知名代表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派的实力人物，可 谓尽在其中。”政府各部门首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占了一定比重。四个 副总理中，有两个不是共产党员；“总计当时非共产党人的民主人士在中央政 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占部长以上成员总数三分之一强，还有许多副部 长。”这无疑有利观瞻，如李普所云，“当时到处听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 党了不起，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盛况确实空前，但究其实，多党联合政府不过是过 渡性质。民主党派非但没能如愿取消，反而扩大了活动空间，这在执政党内部 必不可免地要遭遇阻力。毛泽东为此向党内同志解释：房子大了，总得有点摆 设，放几个花瓶。这番解释，多少流露出几分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 虽然名重一时，实际上处境尴尬。 　　民主党派的尴尬处境，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词唱和早有预告。１ ９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柳亚子诗呈毛泽东：“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 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因心有不平而打算飘然归隐之意，不问 可知。这首诗，现在有人多方解释，说柳亚子仅仅就事论事，并无非分之想， 并非“自恃功高”“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做，向人民要待遇”。这样解释固然正 确，但柳亚子的本意未必为另一方理解，另一方未必不曾推断柳亚子确有“非 分之想”。事实上，１９５７年之后，“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释义甚 嚣尘上，却从来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否定。在另一方看来，问题不单在柳亚子个 人，柳亚子此举，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思潮，那便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胜局 已定、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即将揭幕之时，“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一个 月后毛泽东写就《七律·答柳亚子》，进行了委婉的劝慰：“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个委婉的劝 慰。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隐忧，是知识分子思 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直接起因。这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务虚”，更是 为了务实，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当时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终极解释。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时，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完全不 构成现实危险。纯就理论层面来看，批判确乎无的放失。这时抓住所谓“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大做文章，当然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需要、理论上的兴趣， 而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文”“武”之争。 　　这场“文”“武”之争，自有来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着 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 上的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 “文”“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上， 在道义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被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打败的。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彻底剥 掉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 的重要因素。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不是一党一派之 功，而是共产党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 点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 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 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 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 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 　　“并肩打天下”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事实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另 一回事。多党联合政府本来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其过渡性 质却没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看来，多党联合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天下是大家打 的，当然应该大家坐天下。“并肩打天下”之说因此与多党联合政府的过渡性 质相矛盾。本来就担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这 种情况下“并肩打天下”的流行，等于雪上加霜，加深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 士、对原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疑忌。电影《武训传》在此时问世，刚好 起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 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所谓“文武之争”已经非常敏感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为之 侧目，最令最高决策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 几段对话：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 　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 　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 　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 　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 　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武训迟疑地说：“周大爷， 　我还是打算讨饭积钱修义学……。” 　　　武训与周大最后一次见面时，武训又说：“单凭杀就行吗？……那么 　多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周大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他皱着眉恨恨地 　说：“可惜咱们就是少一个好的头领给咱们好好地带路。洪秀全在南京登 　了宝座就忘记了咱们穷人！……” 　　难怪毛泽东看了《武训传》要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义的，要批 判。”一场“文武之争”，就这样摆到了桌面上。 〖世纪中国。未完待续〗 【】　　　　　　　　　　　　　　【】　　　　　　　　　　　　　　【】 °外论参考° 　　　　　　　　　　◆　中国的“农民英雄”　◆ 　　　　　　　　　　　　　　　　　　　　　　　　　·国际先驱论坛报· 　　国际先驱论坛报９月１９日发表华盛顿邮报记者走访中国大陆五省农村后 写出的报道，以湖北一个村庄为例，赞扬“农民英雄”正在为争取自由选举和 减税而斗争。 　　报道说，湖北省东潭村（译音）４５岁的姚立发（译音）和６８岁的严庆 锦（译音）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使中国领导层深为不安的革 命。在过去两年中，姚和严两人帮助这个１５００人的村子赶走了由乡镇政府 指定的村长，举行了新的村委会选举，促使警方调查前任村长的腐败贪污，并 且领导了一场至今仍在继续的抗税运动。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生活在 农村，严和姚属于中国农村反抗的先锋战士。他们似乎是极不相称的一对：姚 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出名的脾气火爆，谈吐粗鲁，而严则是一位退休教师，曾 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迫害。这两位都是被称作新“农民英雄”的一类中国人， 他们所代表的挑战，在于要求农村地方政府守法，允许农民选举村干部，并抵 制贪得无厌的强征税费。农村的反抗提供了理解今日中国权力的重要启示。尽 管允许中国最贫困的人口选举村干部已有十五年，致力于引进民主机制的前途 仍属未知－－阻力来自当局不愿将权力让给人民，尽管这些人民正是共产党当 初赖以获得革命成功的基础。这些冲突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深刻不满，以及 活跃分子开始进行联络，以挑战正在衰退的党的权威。 　　报道注意到中共领导将于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第１６届代表大会， 届时将会产生新一代的领导班子，这将是自１９８９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 动以来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不过，在中国五省区旅行的一个月显示出，中国老 百姓中最为普通的那些人当中蕴育着日益增长的强烈要求，支持党进行比现在 正在考虑的更为广泛系统的政治改革。 　　对农民和他们的英雄来说，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姚和严经常受到惩处的威 胁。敢于反对地方领导的村民通常会遭到殴打或者监禁，有时还会被谋杀，最 经常的就是被当地政府孤立。 　　报道说，为了接受采访，河南的村干部李云志（译音）钻进一辆车，漏夜 驶往北京，成为北京流动农民人口中难以辨认的一员后，才觉得可以安全地说 话。如果是在他的家乡，地方当局就会阻止他说出真相。五月份时，他被选为 南社村（译音）的人大代表，但是县政府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他是一年之内 第二位被该县政府取消选举结果的，因为他们村的干部带头抗议税费负担和日 益恶化的官员腐败。在他之前，孔步堡（译音）去年被选为村长以后，县政府 不但把他罢免，而且判了他监禁一年的徒刑，因为他“妨害公务”，起因是去 年十一月的一次抗税斗争，当时官方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力到南社村镇压。 　　中国于八十年代末允许村民选举村长，主管该项选举的民政部说，在中国 的八十万个村庄，６０－７０％的村民选举是成功的，“自由公正”。 　　但是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八月份的一份关于湖北省潜江市（译音）属 下３５４个村的报告中，姚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不到５％的选举是民主的。他 发现，自１９９９年的选举以来，当局已经非法裁撤了１８７名选举产生的村 长，换上了上面指派的干部。一位４９岁的退伍军人村干部贺贤贵（译音）， 数次被撤职，但又数次重新在选举中获胜。 　　不过，政府要控制，已经是很困难了。自从实施村级选举，农村抗议活动 迅速扩大。中原地区被一系列抗议震动，其中有些还是流血冲突。对冲突的起 源说法不一。中国的老一代将其归罪于民主，说是农民过于落后，无法承担与 选举俱来的责任。而倾向西方的改革者们则认为责任在于乡镇政府，不断从农 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税收。 　　九十年代早期，乡镇政府平均工作人员数字为３０人。据中国研究者的数 字，现在的平均数已超过１００人。如今的中国农村，地方行政开支的７０％ 是在人事工资上。对农民来说，官员数目的暴胀意味着税费的增长。农民收入 发生了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还会继续 恶化。乡镇企业在９０年代初期曾是乡村增长的动力，现在却在全国范围内面 临崩溃。地方工业曾为乡镇财政和农民收入做出巨大贡献。此外，农产品价格 预期将进一步跌落，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包括了向国外竞争者开放市 场。 　　农民更沉重的负担还来自于中央政府致力于－－通过一项１９９４年的税 制改革计划－－在全国税收中提取更大分成。乡镇和县级政府因此而面对比以 往要少的教育和健康经费。 　　世界银行四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方财政系统“功能紊 乱”。 　　乡镇及村级行政已迫使农民交纳额外杂费，并向银行借贷。中国的研究者 说，４４，０００个乡镇欠债达２４０亿元，平均每家欠债５千万元。全国 ８０万个村庄的欠债总额估计高达此数的二倍。 　　税费是东潭（译音）斗争的中心。矛盾的一方是东潭村，另一方是该村所 属的竹根潭（译音）镇。２０００年春季，镇政府展开了一场征税运动，派出 官员带领工作队，带着本地痞子，每人给４块钱现金，一包香烟，还有牙刷和 毛巾，下乡去强迫农民交税。 　　总共有１９名村民被打并被关进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学习班”。 　　受害者之一的曾祥军（译音）不是由于没交税才被关押，地方官员承认， 关他是因为他老找麻烦。最近的一次，他曾公开村干部向在校学生索费的情况， 而那本应是义务教育。 　　被放出来以后，曾（祥军）就去找退休教师严。 　　严和姚在２０００年的十月给潜江市政府写过一份报告，历数“学习班” 里的侵权状况。市委书记张卫东（译音）建议相关领导应当受到批评，但不要 提起诉讼。姚和严仍不放松。他们又发现了村里前次选举的问题；１９９９年 ９月２８日的选举中，有个人自己投了１００次票，而且候选人是先由党领导 指定的，这都违反了中央政府的规定。 　　第二年，村里和镇里一直顶着干了一整年。到２００１年１月，镇领导同 意了举行一次新选举，可是不久又改了主意，并且单方面指定了一个新的村委 会。村民们签署了一份申诉书，交给姚带往北京，向全国人大投诉。 　　姚和严坚持在村里动员群众，举办关于法律、民权、税费的讲座和讨论。 便衣警察记录了他们的演说，以寻找反党的证据。“那真是面对面的斗争，” 严回忆说，“真是斗昏了天。他们有汽车，有行动电话，而我们有法律。” 　　压力最后带来了结果。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东潭村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 举。选上的是曾祥军，那位因为批评学校乱收费而遭到关押的农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