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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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總統昨天鬆動戒急用忍政策，我表示歡迎。我向來主張中國大陸市場是台灣的機會，不是障礙，過去台灣錯誤用「以商圍政」的觀念看待中國大陸市場，今天報載有六成企業家看好兩岸經貿，我很高興正確的觀念已被逐步建立，雖然飛彈危機猶存，但李登輝總統願意逐步放棄戒急用忍政策，並且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精神下，重新處理兩岸經貿關係，我認為這是大陸政策的一大進步。

對於這幾天有總統候選人談大陸政策誰抄襲誰、誰跟進誰，我想，真正大格局的政治人物，想做國家領導人的人，應該在這一刻感到歡欣，而不是口水叫罵。因為這表示台灣對中國大陸市場政策在大方向上逐漸已形成共識，檯面上參選的總統候選人已放棄了部分舊的觀念，對下階段台灣的大陸政策的擬定、提出有重大突破的意義。

雖然早在一九九四年我已提出西進政策，也因這個主張使得我和兒子備受誤解，今天我仍以歡欣和感謝的心情，看待其他總統候選人對大陸政策的調整。儘管在大家的調整步伐裡，無形中壓縮了我的政策空間，可是我仍然相信，只有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政黨利益之上的人，才有資格作為一個領袖。

不過我隱憂，在大陸政策辯論外的另一個現象。昨日，陳水扁和宋楚瑜之間的口水戰，看起來是討論大陸政策，事實上隱含的是，明打統獨問題，暗打省籍問題。當我們在討論WTO架構下，中國大陸市場是我們的機會的時候，傳統統獨、省籍的思考，都顯得太落伍了。

我希望與我同台競爭的總統候選人，如果想要搶選票，就應該好好辯論中國政策的具體內容，而不是在統獨和省籍問題裡打轉。譬如，什麼叫做在WTO架構下的精神？是不是仍然像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昭所說的，仍然要在入會以後使用GATT﹙關貿總協定﹚廿一條國家防衛條款？在開放中資來台方面，是逐步開放，還是完全限制？對直航問題，大多數贊成貨運直航，在空運上應用什麼具體方法。候選人應朝這些具體方案做更多政策辯論。我必須強調，大陸政策不是宣傳，不是選戰策略，是國家解決問題的方案；更不應該變成統獨大戰甚至是省籍衝突的符咒。

台灣需要「新政治」，需要對於「政治」這個領域的觀念、作法，進行一場徹底的大改革。改革的背景第一是即將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新局勢，逼我們必須立刻積極準備、調整、回應。四年前，我在《新興民族》的〈結論〉章，就以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的書名「為二十一世紀作準備」來期許台灣，期許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政治人物。四年過去了，明年二十世紀就要結束了，我們到底作了多少準備？

　　改革的第二個背景是台灣本身所發生的劇烈變化。十年前，絕對沒有任何人能預期到台灣的經濟、社會會快速轉型成今天這個樣子。然而遺憾地是，十年前當我滿懷壯志高呼「三年執政」時，也的確不曾預見到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會延續這麼久。

　　經濟、社會上的變，與政治領域裡的不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正是我之所以認為必須因應新經濟、新社會，來推動「新政治」最主要的理由。

　　首先讓我用孫文的「三民主義」來解釋。孫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主張政治的任務，必須一併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是針對當時中國歷史情境所提出來的必要藥方，後來也就成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主軸。可是被蔣介石帶來台灣後的國民黨，其實在這三個領域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成就。民族主義變成了教條、口語，強迫台灣人接受不切實際的大中國意識，忽略了對本土的認同與關懷。民權主義更是在高壓統治下無法發展，只留下一些應付美國壓力的表層作法，骨子裡卻大量運用情治系統來遂行威權統治、打壓民主運動。在民生主義方面，迷信以國家資本主義作經濟主力，結果製造了各種不合理的特權壟斷。台灣發展的真正活水源頭，其實是來自政府不屑管、政府管不到的本土中小企業。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在台灣大家耗費最大力氣的，就是試圖為解決廣義的「民族」及「民權」兩大問題。廣義的「民族」問題，其實就是國家認同問題。虛幻的大中國意識崩潰之後，原來被壓抑在底層的歷史記憶就冒湧上來。這些不再能被包納入僵化「中國意識」裡的記憶，基本上依照族群的界線而有著高度的差異，於是認同問題又衍生成為緊張的族群衝突。這一路顛顛躓躓、幾度險象環生。從「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調整，到李登輝總統炸彈般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論，再經歷了九四年陳水扁與趙少康箭拔弩張的市長選舉對決，民進黨和新黨喝咖啡的「大和解」，九六年總統大選時中共的飛彈挑釁，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新台灣人」主張。我們不敢說國家認同問題到此完全解決了，不過大家應該都可以感受到這個問題的「正常化」。每個開放、正常的社會都一定有其認同上的多種主張，「正常化」就是大家仍然有著對統獨的不一樣想法，然而這些想法已經可以和平共存，不再激起你死我活的仇恨敵對，而且在底層，不管什麼想法的人都取得了「尊重現狀」、「保護現狀」的基本共識。

　　再看看「民權」方面的狀況吧。廣義的民權主義，其實就是一套民主機制的建立。政治權力必須透過表達眾人意志的投票行為來決定應該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擺脫任意性，接受監督。落實來看，就是要把四十年威權統治所塑造出來的一個個權力黑箱子都打開來，代之以透明化的程序，來杜絕不合理的特權、貪污，進而解決特權、貪污必然會帶來的無效率毛病。

　　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十幾年中，在建立一套「還權於民」的公平投票制度上，李登輝總統用心甚深，貢獻亦大。他的作法、民主化的過程，有很多我們無法完全同意的部份，不過政制改革的總成果，我們也不可能昧著良心予以抹殺。至於在迫使特權「脫勾」（de-link），新鑄中立的政府一事上，則是民進黨這十多年來最重要的「使命」（mission），也是民進黨最值得驕傲的成就。

　　九四年陳水扁代表民進黨贏得台北市長選舉，給了台灣民眾一個機會，看看「綠色執政」的特色。九七年縣市長選舉的大勝，則是民進黨舊使命完成的明白宣告。為什麼從南到北，那麼多人選擇民進黨、不要國民黨？因為他們相信，民進黨籍的主政者比較清廉、比較無私，能夠更有效地支配縣市政府行政機器，善用地方有限的資源。

　　陳水扁一直到連任失敗，施政滿意度始終居高不下，《遠見》雜誌的縣市長表現排行榜，民進黨成績亮麗，在在都證明了在這方面，民進黨已經取得了人民的信任，也讓人民確切感受到了民進黨可以帶來的改革績效。

　　可是民進黨完成了舊使命，許多同志卻忽略了應該提出新願景的迫切需要。舊使命是修理過去被國民黨長期強佔的國家行政機器，讓大家知道行政機器不是國民黨的。是大家的，並且在獲得人民授權之後，把殘破不堪、壅塞遲滯的機器進行大整頓、大改造。這些都做了之後，下一個問題一定會浮出來的是：如果把機器修好了，那我們到底要拿這組新機器去生產什麼？

　　這就是「新願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必須告訴大家，「民主化」之後，我們要用這套新的民主機制去達成什麼樣的目標，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未來？民進黨的同志常常犯的兩個錯誤，第一是不能承認舊使命已經達成了，還一直以對抗已經不存在的國民黨舊威權為任務，以致不明白認真去思索「新願景」的重要性。第二常見的錯誤是以為「民主化」之後，那什麼都給人民決定就好了，人民要什麼就給什麼，政治人物幹嘛還要提出什麼未來遠景呢？

　　後面這個錯誤誤解了「民主」，把「民主」弄成了「民粹」。民主機制建立後，難道就不需要專業的政治家，只要行政幹才就好了嗎？再完美的民主機制，都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來參與決策，人民擁有的最主要政治權，其實是選舉權，人民選擇的是他認為可以信任的專業政治家或其政治團隊，再用選票把自己的　權力讓渡出去。而他決定信任誰，最重要的依據當然是政治家所提出的一套未來遠景，以及如果取得權力要用權力去達成什麼目標的承諾。

　　有一位學者在分析陳水扁敗給馬英九的理由時，說了一句話：「陳水扁不是輸在他的現在，而是輸在他的未來。」這話是有深意的。陳水扁市長做得不好嗎？那些不投票給他的人反對他繼續當市長嗎？如果真是這樣，那要如何解釋民調裡超高的肯定呢？不是的，這麼多人其實對陳水扁的市長工作並沒有負面反感，他們擔心他們疑慮的，是陳水扁挾市長任內的超人氣，未來要更上一層樓，他們可以信任當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可是卻害怕以後可能要取得更高、全國性權力的陳水扁。

　　這樣的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痛切反省嗎？全台灣有多少人，其實恨不得能把中央政府也交給比較清廉、比較有效率、比較沒有包袱的民進黨去進行一次徹底整頓，然而在這個層次上，政治責任就不只有行政改革。肅清貪污以及提高效能便民服務而已，更重要還有大方向大政策的掌握。前者民進黨已經展現了成績，然而後者民進黨卻一直沒有認真努力。

　　所以才必須提「新政治」來。「新政治」最明白的一條原則就是：未來的政治必須調整成以解決民生問題為首要職責。在「還政於民」的民主改革新架構底下，未來的「新政治」必須致力於「還財於民」，進而，「為民謀財」。而「新政治」最實際的作法就是：在各個領域都必須把過去「政治對抗」的思考，轉變成為「經濟合作」。

　　這裡所謂的「經濟發展」，也包括了建立一套公平、公開，沒有特權阻擾，讓最有效能的企業，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低成本取得充份資金的金融體系。政府一方面必須監督、抑制任何試圖破壞資金市場公平性的欺瞞、壟斷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必須客觀地提供正確資料、數據，讓資本明瞭企業狀況，也讓企業明白資本的基本動向。這些都不是處於競爭狀態，以營利為目的任何私人機構所能負責執行的，就必須由政府來做。

　　這裡所謂的「經濟發展」，還包括了透過公共手段讓社會財富儘可能地平均分配。一個分配不平均的經濟系統，少數人握有太多的財富，整體效果會造成消費規模的縮減。一個每月賺三萬元的小職員，他必須把所得的全部都投入消費市場，才能維持基本生活，可是每月有三百萬進帳的大富豪，再怎麼窮奢極侈，也許只能花費掉所得的三分之一。分配愈是平均，消費市場不只在量上愈有保障，而且在質上可以避免產生若干「誇富型」消費部門的畸型膨脹，減低「泡沫式繁榮」的危機。

　　這裡所謂的「經濟發展」，更包括了不在一般企業立即利益考量之內的長期永續經營規劃。私人企業只管自己小型的投入產生循環再生，政府部門卻必須以歷史的、時間縱深式的長遠眼光，建立一套總體資源動態平衡模式，確保資源的消耗與新生不致於脫節，不能為了這一代的享受而剝奪了下一代的利益。一個有效的總體資動態平衝模式，需要動員多少各種不同人文、社會、自然學科的知識，對台灣的過去與現狀進行詳密而務實的調查，這當然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做到，也是政府義無反顧的責任。而永續經營的核心力量，當然就是教育投資與環境保育了！

　　在「新政治」的架構下，台灣的對外關係，也勢必將展現新貌。毋庸諱言，台灣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就是對美及對中國的關係。過去因對中國關係的緊張，早已經使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性來往大幅減少，幸賴有經濟實力，才能轉化成貿易關係，使台灣不致於被孤立。

　　「新政治」的思考主張，我們在對中國的關係，也應該儘快以「經濟合作」來取代過去的「政治對抗」。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完全不加以防範，可是同時卻也必須認清楚，想以台灣自身的力量來保障安全，絕對是不切實際的。

　　台灣安全真正的支柱，第一是建立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防衛系統上。不論是柯林頓總統在上海宣示的「三不」原則，或美國國務院對台灣與中國「不獨立、不動武」的雙重節制要求，其實際效果都是已經把台海問題納入了一個國際化的架構裡了。這樣的作法，表面上看起來尊重中國把台灣視為內政問題的立場，然而實質上卻是由美國介入而把台海局勢國際化了。去年第二次「辜汪會談」之後，中共再怎麼不願意，畢竟還是在會議後派人到美國進行溝通會談，讓美國理解「辜汪」之間的共識與歧見，正就是這種「國際化」效應的明證。

　　台灣安全第二項保障，就在於兩岸之間密切的經濟關係。「舊政治」以政治為主，經濟為附庸，老是認為這種情勢要帶來被中共控制的危險，可是「新政治」轉成經濟為主、政治為輔的話，就應該看得出來，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建立的經濟合作關係，不但可以大幅降低誤會衝突，而且甚至是雙方真正可以溝通談判的重要契機。

　　新的世代興起，以經濟為主軸的「新政治」思考，是個世界性的風潮。柯林頓的政治關係並不好，在國會屢遭控有多數的共和黨制肘杯葛，甚至還因緋聞案被參院審判，可是經濟上亮麗表現，讓他坐穩白宮寶座，他的經濟方案，共和黨往往就不敢輕易反對。橋本龍太郎在日本信用危機初起時，作了錯誤決策，既增稅又刪減政府開支，當然難逃倒台的命運。新內閣成立，曾經貴為首相的宮澤喜一竟然願意重出江湖，出掌大藏省，論者還稱他聰明、有擔當，看出來這個時候的大藏大臣比當年的首相地位更重要、責任更大。朱鎔基能在保守的中共政府裡帶動開放新風氣，主要是因為他成功地以「宏觀調控」指揮完成了避免經濟過熱的「軟著陸」。

　　換句話說，中國政府的新世代，也不再是滿腦子意識型態的老共黨官僚了。這次「人大」決定在「馬列史毛」後面加上「鄧思想」，作為憲法上的立國精神原則，大家都看得出來，是為了替下一波更積極的經濟作為鋪路，徹底消弭左派再度反撲的可能性。而且亞洲金融風暴掃過，日本、韓國的大財團樹大招風搖搖欲墜，也動搖了中國原本想以走大集團制的策略，重新認識了中小企業的優點。

　　這些發展都在替兩岸之間新階段的經濟合作奠定基礎。「新政治」思考下的政府，不能「以政害經」，完全無視於潮流的變化。所以我主張在兩岸目前政治談判不可能有任何進展的情況下，首先必須以確保現狀為前提，主動把兩岸間的協商、交流，導向經濟合作方面。海基會不必老是停留在同樣的問題上，繼續和海協會僵持糾纏，而應該儘速大舉網羅熟悉兩岸財經現況的國內外專家為顧問，以企業化的精神大膽提出具有創意的雙方合作方案，做好詳密的評估、規劃，然後再以行銷的積極手腕說服中方同意接受。以經濟作先鋒，我們可以採取主動，徹底將目前的政治談判對抗或管道，轉型成為經濟協商合作式的論壇。

　　台灣需要「新政治」來因應新時代。誰能在「新政治」的方向思考得最周密、規劃得最務實，才是最適合領導台灣向前走的人。在「舊政治」裡可以嫻熟地翻雲覆雨，只能在「舊政治」裡尋求掌聲的人，都不能算是負責任、有擔當的政治家。

演講活動

新世紀領袖許信良與新世紀青年將展開

「關於台灣未來」的理性對話

許信良與石滋宜博士對談

「跨世紀的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