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月前，我發表了“新政治"一文，清楚地說明全球化對台灣的影響與衝擊，當時我便預言在全球化新秩序下，台灣必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及新來被賦予的機會，並且我在這篇文章裡具體主張，第一、台灣應該開創一個將經濟擺第一的兩岸關係，穩定與增進兩岸關係；第二、台灣必須重視普世尊敬的新價值，包括環保、教育、文化與社會福利，我將這些稱之為新政治。

經過了八個月，新政治成為其他候選人抄襲的口號，口號或許說比我還漂亮，但是他們卻抓不到其中的精神，因為他們並沒有深刻的認識，新政治指的就是你必須把舊的價值放下，把舊的權力給你帶來的誘惑捨棄，勇於開創新的歷史局面。

我們這些談"新"的候選人至今為止仍然一方面談"新"，一方面還回去超弄舊的政治價值與舊的政治議題，有的時候用凸顯主權吸引傳統選票，有的時候用新的政治議題來吸引新中間選票，選舉語言或許可以幫助他們取得勝利，可是我看不到他們在這樣的政治認識及決心下，會有能力帶領兩千年後的台灣，超越舊政治的侷限，邁向全球化的新秩序與新世界。

這些舊政治的思考或許可以帶給候選人政治利益，可是我必須說全球化的腳步並不會等待台灣，我們即使在全球化的腳步中將擁有新的機會，但是政治人物認識不足，國家領導者準備不夠，台灣很可能在下一個國際競爭中失去他立足世界的機會。

最近其他幾位候選人分別提出他們的兩岸政策，可是如果你仔細分析起來，他們對台灣的未來，缺乏深刻的思考與決心；宋楚瑜先生提出的兩岸政策有他一定的創意，譬如說他所謂無條件談判，有條件協議，建立兩岸論壇開啟政治對話，開放三通、用經貿來領導兩岸關係等等都是相當有創意的，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我主要的主張，但是在提出終極的解決方案裡，他所謂"互不侵犯條約"，主張兩岸仿效歐盟的形式，真的可行嗎？

陳水扁提出兩岸建立"信心建立措施"，信心要怎麼建立呢？軍事要如何交流？互信機制要如何成立呢？如果兩岸沒有就最衝突的核心焦點去面對，政治人物用逃避的方法，所有的這些語言不過都是宣傳，都是口號。

像連戰副總統，他也提出遠程飛彈，陳水扁先生提出中程飛彈，一個要打北京上海，一個要打西藏，認為說用攻擊性、報復性的武器可以嚇阻中國大陸現在對台海的飛彈部屬，這是一個被國際新秩序容許的概念嗎？

美國的智庫最近提出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裡明白的建議不要將TMD的技術轉移給台灣，交換中國大陸撤走他在沿海部署的飛彈，或許美國智庫的建議，台灣總統候選人並不需要採納，可是像駐美代表陳錫蕃他回來台灣的談話，他談到說美國反對建立遠程飛彈，他談到美國要求總統大選後立刻恢復兩岸和平機制，包括說美國最近已恢復與中國大陸的軍事交流，整個國際社會對兩岸危機的重視遠遠超過台灣國內，也比我們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認識來的更加足夠。

以巴和談經歷了八年，從新中東計畫、談判破裂、以色列的領導者被暗殺、到復談，經過多少次漫長的談判；一直到最近以色列總理巴拉克才說這個新世紀必須結束中東的戰爭；我可以預言兩岸問題的解決不可能比中東問題來得更簡單，只怕會更加的困難。

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台灣內部民眾的成見，我們還要面對中國十二億人口的成見，面對中國整個民族主義與全球化過程的衝突，面對中國各項改革的困難；它的複雜程度只會比新中東來的更多，而不會更少，而政治人物在其中所要擁有的決心、意志力甚至犧牲與奉獻，只會比我當年從事黨外運動，必須更深、更強。

這些使用漂亮選舉口號，希望能在選舉裡因為某些概念取得選票的人，從他們對兩岸問題的認識與解決衝突的決心，我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可以處理現有的兩岸關係。政治人物不應該再以討好選民的不負責任態度，提出一些不可能執行，甚至會造成兩岸關係更加緊繃，乃至引發戰爭危機的政策。

未來台灣將出現一位弱勢總統，沒有一位當選者的得票率會過半，雖然現有憲法賦予他制定國家政策方針的能力，可是在他是個弱勢總統的情形下，他提出的政策方針必須透過行政院執行，而行政院又有立法院的牽制，可是台灣的政黨政治在立法院裡並沒有很好的運作機制，我可以在此預言一黨獨大的時代已經結束，台灣經過總統大選後必然走向新的階段，這階段會出現政黨重組，也可能產生新的政黨。

如果下一任總統對兩岸問題沒有深刻的見解，缺乏長遠而傑出的訓練，他將無法處理台灣未來這兩個重要的問題：對外是兩岸關係的解決，而對內，則是在現有憲政體制下，弱勢總統如何處理政治菁英間、各不同黨派的協調與衝突。

很多人都說我講的話太深了，我必須承認，我不是一個風趣幽默的政治人物，可是我以為我所說的話是一個想要當總統、國家領袖、歷史人物起碼的準備。

我要提醒各位，我們不是在選一個一分鐘新聞裡的總統，也不是在選一個活在媒體裡的虛擬偶像，而是一個準備面對全球化挑戰與兩岸危機，還有複雜的政黨政治與憲政關係的國家領袖。

全球化帶給世界各國的挑戰，連一個推動GATT、WTO最有經驗的美國總統柯林頓都還沒準備好，在去年的WTO西雅圖部長會議上，柯林頓背受美國輿論批評，認為他立場上的搖擺不定是西雅圖會議失敗最重要的原因；美國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學界，都驚訝於全球化的速度及其對美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台灣的領導人怎麼還能對這股力量視而不見呢？

我們未來的選戰將被極艱辛，可是我堅持走這條路；因為我不相信兩千年的台灣不需要一個以政策議題領導選戰的總統候選人，不需要面對全球化新秩序所帶來的挑戰與機會，我不相信台灣人民不需要一場高貴的選戰！

問：為什麼許信良先生勇敢提出別人不敢提的「前瞻性的經營中國市場」？

答：我一向主張以積極、接觸的心態來面對中國大陸的存在，並尋找兩岸處於摩擦最小狀態的「互利」思維邏輯為主軸，來策定我們的大陸政策。「經營中國市場」的策略就是與中國維持友好，充分利用其人力、人才與消費市場，積極發展我們的優勢，如此台灣人民才有機會成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其他人的大陸政策與執政黨「戒急用忍」政策都是以怕被中共吞掉的「恐懼」思維邏輯為主軸。雖然面對加入WTO，他們不得不採取較開放的政策，但前提仍是以消極的、迴避的心態來面對中國的存在，不敢面對現實，這都是舊式、過時的思考方式。

跨過連署門檻之後，我們即將進入另一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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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總統，需要1500萬元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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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發起「15000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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