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惠良：讓教育回歸教育，才是最好的政策

獨立副總統參選人朱惠良對於10日連戰先生提出三年內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雖然有教育部長在一旁為其背書，朱惠良很懷疑　「這又是張空頭支票。」

朱惠良表示，十二年國教的呼籲已有一段時間，但因各項配套措施無法提出而遲遲未能實施：首先十二年國教面臨的問題便是經費不足，所謂國教，就是義務教育，就是說政府應提供所有教育資源，連先生所提「一萬元補助」與「拉平公私立差距」根本算不上國民教育，但若要十二年國教完全免學費則需再增加200億以上的經費，問題是錢從那來？

其次延長國教前更需各種配套措施：在學制設計與走向、課程規畫與銜接、師資培訓與擴充、資源分配與效能提昇等層面都必須同時考量。

另一方面，在九年一貫即將實施但尚未知成效時，十二年國教如何與九年一貫銜接與解決兩者扞格衝突將會是教育的重大考驗，加上高中學區制目前仍窒礙難行，明星學校、高中高職與公私立學校資源不均的問題也未能解決，而台灣的技職教育目前亦面臨到巨大的挫敗，在技職教育走向未定前，貿然要在三年內實施十二年國教，是否要將我們的高職專科學校通通逼上斷頭臺？連先生提出的教育政策不但缺乏落實的可能性，倘若連先生真要強渡關山，對百年大業恐怕會是更大的殘斲。

幼兒教育卷的支票確實相當誘人，但朱惠良以上屆總統大選所提出的老人年金政策為例，「台灣目前究竟有多少個老人還領得到老人年金？」朱惠良認為，連先生若真有心為幼兒教育盡力的話，何妨直接宣稱在總統任期內每年均發放一萬元的幼教卷，亦何妨將經費用在「廣設公立幼稚園」與「建立良好幼稚師資與教育環境」等永續的支出。

朱惠良表示，模糊的教育卷政策不但不容易實現，對改善幼兒教育更是毫無幫助，對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也毫無益處。

朱惠良以兩個例子來說明執政黨缺乏增加教育的誠意：

1.從國大惡意刪除教科文預算下限後，執政黨信誓旦旦的宣稱經費只會多不會少，一年不到，經費整整短少了四百億。

2.他在任期內所提出的「教育經費國庫負擔法」與「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為的是爭取恢復教育經費保障與改善經費使用制度，然卻遭主計處與財政單位的強力反對，同時教育部日前所提之教育經費下限GDP7%的方案迄今仍無法在行政院通過。

朱惠良最後呼籲，九年國教自民國57年實施後，對國民教育確實有相當的提昇，相較33年前，如今我們所面臨的更是一個全新而無法掌握的時代，台灣若要在國際社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更需一波全面性的人力投資運動，而此運動的的根基便是教育。然而教育絕非立竿見影的投機事業，但其影響卻是無比的長久深遠，因此教育政策的制訂絕不能只是為了一時的選票，雖然許多學生目前還不具投票權，但在21世紀，他們將會是決定台灣在世界位置的中堅，因此讓我們把教育回歸教育，或許這才是最好的政策。

十年來，一條路——所有人的兩岸政策，都朝向「許信良」

【許信良】最新一期的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ly便報導指出：陳水扁台獨入憲的主張，會讓他一旦當選、不需要經過公投的舉行，他的政策主張就可能引發台海危機。這篇文章正呼應了我前陣子一再強調公投入憲的危險。

關於連戰與陳水扁的軍事國防計畫中，有關研發遠程與中程飛彈的主張，一月八號的一則新聞也讓我們了解，這樣的主張是多麼缺乏正確判斷國際情勢與基本軍事常識的能力！這則新聞提到美國企業的情報衛星拍攝到北韓飛彈基地全貌，衛星照片清楚的顯示這個基地是北韓開發飛彈的重要據點。

試想，台灣如果如連戰或陳水扁所言一般，研發遠程中程飛彈，可能不被美國甚至中國大陸的情報衛星發現而有所反應？他們不會用各種方式禁止台灣繼續研發攻擊性飛彈嗎？

不過，在這些候選人最近提出的兩岸政策裡，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修正，甚至是很有創意的思考：例如宋楚瑜先生所謂「無條件談判，有條件協議」，「建立兩岸論壇開啟政治對話」，開放三通、用經貿來領導兩岸關係等等，都相當有創意。

至少宋楚瑜先生很清楚海基、海協兩會的對話，在短期間很難恢復，所以他主張要建立兩岸創意論壇；主張三通、並認為限制通郵及通訊不可行，基本上也是對兩岸問題有起碼認識的表現。而這些，正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我主要的主張。

不過宋楚瑜所謂"互不侵犯條約"，主張兩岸仿效歐盟的形式，並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宋先生對兩岸短期內如何恢復交流對話，提出了具體看法，可是對兩岸問題終極解決之道卻缺乏深刻的思考，沒有長遠的規劃，他似乎更適合做主管兩岸事務的事務官，而不是一個主導兩岸政策未來走向，並能謀得終極解決之道的政治領導人。

十年來，一條路——國際新秩序

【許信良】我在研討會中首先回顧兩岸關係的發展，指出「思考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必須從敵對之僵持和平的現實出發，來考慮兩岸建立更積極之安定的關係結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p4）」。

同時，我從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再結構的角度出發，指出「大區域主義」的區域性經濟正逐漸成形，並形成以美日中為主軸的環太平洋區域權力結構，在這個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下，台灣幾乎沒有條件可以免於國際政經權力再結構的衝擊與影響，思考太平洋區域之安定秩序時，不應輕忽中國的影響，中國是否能加入國際市場經濟相互依賴體系將是太平洋區域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不穩定的兩岸關係又為美日所不樂見，因此兩岸有必要建立一安定之關係結構，使兩岸都以摩擦最小的姿態處於應有的位置(P6)。

當時的區域經濟近年來更進一步發展成 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證明我從國際政經結構的角度說明兩岸建立安定之關係結構的必要性是正確而合於國際情勢的發展。

我當時並提出兩岸建立安定關係結構的可能性與途徑：指出「除非兩岸的政權都應認識到，只有以坦率而現實的態度承認一個事實---海峽兩岸幾近一世紀的分隔，及因之而來之新的國民意識的成立，是歷史形成的結果，無法運用舊的思考習慣，試圖用簡單的方式強行解決---建立兩岸間和平的、平等的、互惠的、安定的關係結構，才有可能。」（p10）並具體主張「從兩岸實質的經貿等往來，找到建立安定之關係結構的基礎。」（P11）。

當時我便提出擱置主權談判的主張，從國際相互依賴關係加深的趨勢，說明像「主權」這類過去視為絕對的，現在已經不再絕對的了；因此在思考海峽兩岸關係時，應以新的思考習慣，暫時將「主權」這一類短期間無法解決的問題擱置，針對日益增加且很難停止或回頭的實質往來（特別是經貿往來）所產生的具體問題，透過對話、協商、談判等等可以解決問題的方式，加以解決。 （p11）

我在一九九四年新興民族一書中進一步將這些觀點發展成「國際新秩序」、具體主張政經分離、開放三通、西進中國市場。這幾年來，無論是國際政治情勢的發展、美國重要智庫的談話、美國對中國加入WTO的重視，乃至不久前駐美代表陳錫番談到美國要求台灣總統大選後立刻恢復兩岸和平機制，都印證了我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而這個判斷是我早在十年前便已清楚指出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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